薄熙来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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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JJ推荐这个长篇报道，作者姜维平，原载于文学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4/08/1714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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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印象

我1982年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官方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而大连辖区金县（后改为金州）则是我经常去 访问的地方。那时，作为一个党报副刊的记者与编辑，很容易被业余作者与众多的投稿者称为“老师”。因为假如某个工厂的工人能在报上发表稿件，出了点名，就 有可能被有关部门由工人转成干部，何况还有稿酬。所以，副刊版面成为很多业余作者羡慕与竞争的名利场。我印象深的金县业余作家不多，有孙惠芬等人。他们的 创作很刻苦，投稿很积极，所以，也热烈欢迎我去金县与其见面。当然，文艺部的主任张某言也希望我去那里，一是组稿，给一些业余作者开会，讲课，再把修改后 的作品带回来发表；二是访问那些地方官员，撰写人物专访，发在报纸的农村版上。

大约在1984年底，即薄熙来从北京空降大连后不久，我在金 县县委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薄熙来。那天，我与县委书记陈某良谈过话，时间不过20分钟，记忆中是一位姓袁的办公室主任说，薄副书记听说《大连日报》来了记者，很高兴！他学过新闻，也愿意与我相识，想马上过来，与我交流。我对高干子弟向来厌恶，此前有人在报社风传，薄一波的儿子与张廷发的儿子张某，均同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派到金县镀金，我对这些人有点好奇，但并不看好。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记者，我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正在踌躇迟疑间，薄熙来已大 步穿过走廊，踏进陈书记的办公间。第一印象是身材颀长，笑容可掬，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但眸子中深藏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他笑得很甜，不断地说都是同行。原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副主任之前，曾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是《人民日报》副总编翟向东。薄熙来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当一 位记者，很愿意与我认识交流，但不知为什么，与陈某良一样，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后来金县包括陈某良在内的地方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奉老子之命，来基层镀金的，他给大家的总的印象很不好。农民喜欢真诚，他太虚伪，农民喜欢实实在在地做人办事，他则热衷于表面文章，巧言善变，心胸狭小，哗众取宠。总之，他与农 民想的问题距离甚远。但陈某良说，没关系，别理他，最多不过三年，他就会回北京去了。这样的公子哥，怎么能呆住？

为什么他要来大连？

看来，金县人原本就没有看透他，之所以他从北京到大连挂职锻练，薄一波是深谋远虑的。作为中共的元老，薄一波不仅有过自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金时代，也亲身体味了被政敌差一点整死的屈辱生涯。所以，他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权力，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儿子身居党内高位，是更重要的事情，像中共官员大都认同的那样，革命应有红色接班人。他认为，儿子薄熙来是天生当官的料，比两个兄长要合适，在确定了另两个儿子奔钱而去的同时，他亲自策划了薄熙来奔 “权”而去的前程与方案，道理不讲自明。当薄一波被政敌踩在脚下，关在大牢里的时候，薄的第二任太太胡明自杀身亡，薄熙来流落北京街头，饥寒交迫，忍受欺 辱，不得不堕落成了小流氓与小偷，后因盗窃罪被判刑7年。如果不是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粉碎了“四人帮”，不是胡耀邦果断地平反了薄一波为首的“山西 61人叛徒案”，他最多出狱后能当一辈子工人，解决温饱亦是人生理想。而恢复高考后，薄熙来不仅走后门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深造，又在次年变换学科，成了中科院的新闻研究生，而且，毕业后踏进中南海，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上了国家副处级干部，又丢掉了当记者，当文人的浅薄梦想，立志下基层锻练，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颗新星。

薄熙来从京城下放，概括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原因，80年代初，电视剧《新星》中主角李向南对他的巨大影响，他肩负父辈的使命，从县级干部做起，一步一步爬上了北京中南海的权力金字塔。二是家庭原因，既然薄家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生活均由权力决定与选择，因此，东山再起后， 薄熙来无情地抛弃了结发之妻李某并不奇怪，此前李雪峰是他的岳父，当他追随林彪受到牵连倒台后，薄熙来认为谷开来的父亲，在部队身居高位的谷景生，更合适 并有助于他的仕途。所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与谷开来明来暗往，这一细节已经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证实。后来，谷开来为了掩饰第三者插足的嫌疑，编造谎言说，她第一次认识薄熙来，是在她随北京艺术家傅仇去金县考察邂逅他时，被深入生活的他感动了，这显然是瞒天过海。实际上，他们是异地重逢。这也恰好证明，当时问题相当麻烦，薄熙来与前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所以，李某对其抛妻离子，冷酷无情，不依不挠，到处告状，于是他只好跑到大连去避 风，这样可能更明智一些。

于是，原大连市委书记崔某汉便浮现在薄一波的脑际，他们是山西老乡。俗话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崔某汉，崔书记一口答应接受薄熙来，依当时级别，给个县委副书记干干，“名正言顺”。用薄一波的话讲：“儿子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你看着办吧！”崔某汉一个令，薄熙来就成了大连金县的“李向南”。

起步很不容易

刚开始，由于金县机关干部对薄熙来的政治前程并不看好，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追随他的人并不多，而阻挡他仕途的人却不少。我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陈某良，一个是唐某舜，还有班某日。陈与班是平级，前者是金县县委书记，后者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委书记，他们都紧跟分管区县工作的副市长唐某舜，对薄熙来加以排斥，搞得他很狼狈，一度还想打退堂鼓回到北京。我对唐副市长比较了解，不仅工作上与其多有接触，而且，与其弟弟唐某政亦熟。唐某政在大连印柒厂工会担任主席，主抓足球队，而恰恰厂队又十分活跃，我负责体育报导，又是球迷，故与唐某政很谈得来。据说，唐副市长对薄熙来有意见，是因为他认为他作风不正，两面三刀，“讲漂亮话，办埋汰 事”。他讲哥们义气，不讲党性原则，一身公子哥派头，又沾上“狱油子”恶习。而唐某舜的性格是诚实守信，心地坦荡，会团结人，工作肯吃苦，从不拉帮结伙， 任人为亲。唐副市长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评价薄熙来说，这是个本质很坏的人，世界观是在大牢里形成的，又饱尝世间的人情冷暖，对人冷酷而现实，又狂热地追逐权力，为了向上爬，不惜任何代价，所以，他没救了。唐某舜预测说，如果有一天他当了大官，不论是在大连，还是在外地，或北京，都是社会的巨大灾难， 薄熙来会把一大批好人投入监狱，因为他需要权力复仇，需要监狱整死反对派。然而，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均认为唐副市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心胸狭窄。 薄熙来的确天性太张扬，但他长得洒脱，又有文凭，又有靠山，想在金县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唐某舜大概是出于嫉妒心吧。

不过，由于唐副市长的 位置与影响力，金县以至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都杯葛薄熙来，只有少数几个哥们儿认他，比如孙某田、孙某菊、刘某茹、王某志、白某祥、李某和等，这些人 后来都被其提拔重用。唐某舜大权在握时，这些人除了是农民，就是村妇，再不就是郁郁不得志的小官员，对唐副市长怀有忐忑不安的恐惧感，对薄熙来充满迷离渺茫的希望。我记得1984年大连开发区创办伊始，崔某汉有意让薄熙来当头儿，他知道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开发区的份量有多重，但薄熙来被任命为 副书记之后，却只上了十天班，不得不光挂个虚名，空摆一张办公桌，退守金县继续做他的“七品芝麻官”。

唐某舜毫不掩饰地对机关干部说，谁也别理他，叫他从大连滚出去！于是，薄熙来的办公桌连清洁工也不去擦，机关干部大都不与他搭腔，他进了办公室，开会也没人叫，一度很沮丧。但薄熙来不怕，他在桌上摆本《三国演义》，没事就读，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乱熟，成竹在胸，把整过他的人刻在心上，他与三五个小哥们侃大山时说，妈了个“逼”的，现在是忍无可忍，还是要忍，等我上去了，我叫他们都死。他把“逼”字用京腔拉长，咬一口三十里堡农村公社书记孙某田送的苹果，仿佛咬坏的是唐副市长的心头肉。薄熙来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另一个时常与其会面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委书记班某日说，薄三，就你这个德性，要不是北京高干子弟，在大连你连个生产队长都当不上！ 十年后，你爹死了，你更上不去！薄熙来很是恼怒，但又不敢发做，只当是玩笑看待。当然，担任过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与大连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的班某日，后来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差一点坐牢，这是后话。所以，中国的官场，没有规律，风云突变，谁也看不透谁，作为一个外来户，薄熙来的仕途从金县起步，实属不易。

先去拜见金县黑老大

薄熙来刚到金县不久，先搞民情调查，他拿个135相机，穿一身蓝色趟绒衣服，四处走动，这里看看，那里听听，见人就点头哈腰，不耻下问，很快知道了这个小地方，与过去的呆过的监狱一般黑暗。不论书记陈某良怎么表演，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人，连公安局也惹不起，比如邹某与范某。邹某从监狱放出后不久，身上还背着命案，但又带着凶器在金纺一带横逛，他不仅打家劫舍，巧取豪夺，还在开发区办了 “一步天”大酒店，纠集了一批“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四处收取保护费，声势越来越大。薄熙来在狱中结识过类似的人物，所以，深知其用处之实。他亲自去拜访他，并很快成为铁哥们儿。另一个包工头子范某，成立了土建队，揽点建筑活儿干，正在软硬兼施，迫使官员分利给他，但由于经济不景气，盖大楼的工程不多，他惨淡经营，日子难过。薄熙来亦登门求见，立即臭味相投，成为拜把兄弟，后来，薄熙来把他扶持成大连最大的建筑企业老板之一。

在薄熙 来的眼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大监狱，他从秦城监狱走出时，正近而立之年，他比照自身经历，深感权力的魔法，是非的不定，共产党相信暴力与谎言的作用，胜过一切，而监狱正是暴力的一个组成部份，在高墙电网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能说了算。薄在后来的1988年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时，对一个姓王的处长叙述说，在监狱中，他年小体弱，饱受狱警与牢头狱霸的欺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他被一个黑老大把膝盖打坏了，没有药治，一度骨头都露出来了，烂肉发出腥臭味......。但另一个与薄熙来有矛盾的处级干部对我说，他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与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全然不同，既然人家整他那么残 忍，他为何掌权之后反过来，用同样不人道的办法迫害别人呢？在我看来，这不奇怪，薄熙来是主张以暴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党的后代，他在监狱里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世界上设有对与错，只有强与弱，胜与败，强权者是“狱老大”，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要想在金县站稳脚跟，必须与当地吃得开的黑老大结成联盟，这是他的明智选择，亦是国人的悲哀！这正是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末大连以邹显为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摄影爱好者

熟知薄熙来的大学同学很多，关齐云是其中的一个，他1993年以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假公济私，伪造自杀现场，携公款逃往云南昆明躲藏长达13年之久，此前他因在大连筹办香港《文汇报》记者站与我有过短期接触。他介绍说，薄熙来在社科院读新闻研究生时与其同窗，薄个头高大，身强力壮，爱好运动，喜欢打篮球，与他兴趣相似，所以，双方交谈机会不少，薄熙来还喜欢摄影，但技术并不高。这一点84年以后我在大连日报多有耳闻。他刚到金县后不久， 就背上一架老式135相机，去大连金石滩拍照（当时叫满家滩人民公社），冲出照片后寄回家，请薄一波拿给邓小平看，告诉他儿子在大连发现了历史悠久的葛斯 特地形，金石滩应当建成国家级风景旅游区。薄家父子的用意是，搞个领导承认的开发项目，易于国家投资与银行贷款，又可以显示他的政绩。当然，大连一旦有了一个理想的疗养胜地，就会吸引更多的北京高干来休假，这就进而为儿子薄熙来搭建了一个政治上感情投资，经济上行贿受贿的广泛交往的大平台。

所以，为扩大影响，薄熙来还希望他拍的照片，能在《大连日报》副刊发表，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大连搞艺术摄影的人才太多，优秀之作层出不穷，而《大连日报》才对开四版，副刊每周才出一期。具体负责版面的编辑，我的同事韩某文，他又十分古板认真，对一县之长的摄影之作，并不看好。他认为，这些东西通通是低劣的习作，不够公开发表的水平，只有丢进垃圾筒。于是，薄熙来又托人找到老编辑杨某某，杨亦摇头。他说，一点层次感也没有，也没有诗意，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人的玩儿意，从此，薄熙来对《大连日报》恨之入骨。这点酷似毛泽东“五四”运动前在北大图书馆当跑堂的经历，故薄熙来在1999年对《大连日报》广告部下令调查并大开监狱之门，便不足为奇。熟悉他的报社记者说，那是旧恨新仇，一起爆发！

但他的摄影自有出路与用途，薄熙来由此作为原始材料，呈送国家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吸引了北京一大批专家、教授到大连金县的金石滩参观，并构思了风景区的美好未来，初定了建设规划，争取了国家投资，并开始大兴土木。虽然薄熙来的动机不纯，他的党羽藉机发财致富，自己亦捞到不少好处，但凭心而论，薄熙来用腐败作代价，把金石滩搞出了名，地价升了值，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总之，薄熙来的摄影作品技巧不高，但在中共权力场，自有独特的作用。

扩建金州宾馆

80年代初，金州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快，这不是薄熙来的功劳，是赵紫阳与胡耀邦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金县靠海，离大连又近，滩涂养殖很发达，海产品又有消耗的大市场，所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提高很大，这便为薄熙来搞“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创造了经济基础。

薄熙来对金县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说， 现在，最大的事情，是想办法把邓小平吸引来，住一两天也好呀！只要他老人家来了，吃好喝好玩好，再搞点海参带上，老爷子一高兴，没准给一大笔钱哩！金县的官员中附和他的人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扩建金州宾馆，为接待邓小平做准备，除了大兴土木，还要四处选美。薄熙来把前者叫“硬件”，后者叫“软件”，二者都要互相配合，尽善尽美。薄熙来当政金州4年，不论是财政拨款，还是乡镇企业化缘，反正向金州宾馆投入资金数目惊人，不仅扩大了面积，而且，提 高了装修档次，增加漂亮的女服务员，使它的接待能力大大提高。薄熙来大兴土木，又给他的铁哥们儿搞到了大笔生意，自己亦从中获利，这是一箭双雕，良性循 环。知情者说，谷开来以办律师事务所发家，赚钱是从金县开始的。假如1984年的薄熙来，能像2007年12月1日，在重庆上任时那样大胆宣称，他的亲友 绝不涉足本地生意场，该有多么令人欣慰啊！但可惜本人不能忘记，谷开来的律师执业，一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升迁，从金县到大连，从大连到沈阳，与权力寻租紧 密相连，不断发展壮大。她到底发了多少不义之财，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印象中，那时金州宾馆几乎成了他家的后院，不仅他本人与太太儿子经常出没其中，而且，南来北往的亲朋好友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全部公款报销，已是惯例、常态。

尽管薄熙来每次回北京都要往邓小平家里跑，都必送上长海县海参与皱纹盘鲍，也送上金县富士苹果，并大吹金石滩的蓝天白云与高尔夫球场，但不知为何，邓小平始终未能成行，这令薄熙来有点失望。

不过没关系，薄熙来又创办了金州向应广场，揭幕时把王震忽悠来了，也不容易。因为每来一个北京高干，都给大连以至辽宁省各级官员肩上拍了一把掌：薄熙来在这，要多多关照。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省委省政府一二把手，虽心里不服，但有理也不得不让薄一波之子三分啊。

慢慢地，在金州宾馆某个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或者叫“沙龙”。吃喝之际，死党云集，谈论官场政治，臧否社会人物，也少不了高人策划，一时间成为比市委省委消息还要灵通的地方，也是达官贵人，丽人老板光顾的“沙龙”。大连人戏称“第二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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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党营私 培植自己的势力

尽管当地官员，有许多人瞧不起薄熙来，连一些乡镇企业的老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大连五湖轧钢厂厂长段某财就议论道，小薄不过是小嫩茬子，三年呆不上，就得灰熘熘地离开大连，因为没几个人支持他。但薄不退却，他爹告诉他，战争年代，革命江山是靠流血牺牲得来的，实在不易，现在和平环境要想接班，必须从基层做起，有了政绩，就能堵住别人的嘴，他在京城才好讲话。而薄熙来历经5年监禁，也耳闻目睹了狱中黑暗，狱老大之所以吃得开，除了上面有狱警的支持，就是自己心黑、脸皮厚、拳头大，还得有一批追随他的死党。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扩大的监狱，各个省市就是带编号的监区，他是金县这个地盘上的老大，上面有老子摆平，已没问题，自己熟读《三国演义》，诡计多端，也没大碍，关键是培植一大批能死心踏地替自已卖命的人。于是，薄熙来在不止一次地与小兄弟讲述以上道理后，在金县各个乡镇大力寻找发现所谓人才。他选中的第一批人有孙某菊、孙某田、王某志、李某和、刘某茹、白某祥、车克民等。而对凡是与唐某舜、陈某良等干部靠得近的人，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立誓十年后报仇。为了控制这些小兄弟，薄熙来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先故意搞出一些麻烦，让这些人身陷困境，再危难相助，抓住他们的弱点，逼他们感恩卖命。这一着棋与狱老大一样。

有一段时间，薄熙来下令大查当地非法集资案，一方面打击了不顺从他的“养猪大王”刘家奎，另一方面牵扯了副县长孙某菊的妹妹。因为农村多年来非法高息揽存情况严重，刘与孙二人都是具有代表性性的人物。薄熙来令公安拘押了刘与孙，吓得孙某菊不得不求情于他，而他又装出义不容辞的神情，亲自替孙的姊妹解围，把她从监狱放回家。这样一来，比他大几岁的副县长孙某菊，从此便成了对其感恩戴德的老大姐，无微不至地帮助薄熙来处理日常杂务，俨然是他的“大管家”。

车克民也是一个被其摘走灵魂的势利小人。他原为旅顺海军基地志愿兵，退役后回到金县农村务农，老婆有点关系，托人求情进了县 政府大院工作，因没有文化，只能当厨师与司机。但由于对薄熙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又开车接送他的家人，又给薄家烧水做饭，跑前跑后，从而博得了主子欢 心，一个令，由工转干，成了司机班班长，混个科级干部。后来，薄熙来又把他送到省市党校进修，提拔成处级局级干部，以至当上了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不过，车克民紧跟薄的家人，像仆人一样全力以赴，卖身投靠，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很少回家，太太一怒之下与其离婚，这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另一个死党的发现，更是有趣。金县三十里堡公社农民传言说，薄熙来有一次下乡路过村边，看到一个赶马车的中年人用崇敬的目光向他行注目礼。这人虽是农民，但身板挺直，目光深远，还穿了一件西服上衣，虽是皱巴巴，但也与众不同。于是，他感觉此人气度不凡，下令其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又提升为副县长，成了左膀右臂。车老板当上了大干部！这消息震动了全县。

有一次，孙某田跑到大连开发区海青街道属下的一个洗浴中心玩，与当地众多腐败官员一样，付费接受了妓女的性服务，不巧被派出所三个民警抓个正着。

开发区原名“马桥子”，属金县管辖，但后来分出去，单立门户，与金县平级。所以，民警与孙副县长不相识，就认真地拘留和训斥他，言词颇为不雅。他身为县官， 又有薄后台，便不服气，一边去派出所，一边争吵不休，一个民警朝他肩膀推了几把，还扬言：你咋呼个啥，嫖娼犯法哇！孙县长见了所长，毫不在乎，掏出工作证，使劲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老子是副县长！

所长不买账，民警更生气，说：你狂啥，俺这是开发区，你当金县副县长，该俺什么事！你也管不了我们。另一个民警说，嫖娼犯了法，县长也不行，俺们有国法，啥也不怕！

孙某田抓起电话，打给薄熙来，正巧他在办公室开会，扔下文件，马上赶到派出所。这下子把派出所长吓傻了，谁不认识薄一波的儿子？但三个民警很惊讶：领导为什么是非不分？薄书记不但保住了孙副县长，还谎称是自己派孙某田下去查案子的，找小姐是谈话。民警问，怎么谈话光腚谈到了床上，薄熙来大怒，骂民警不知好 歹。......

就这样，官场震动了，哪个官员不喝酒嫖娼，他们都说薄熙来够意思（大连话够朋友）。从此，薄熙来网罗了一大批吃喝玩乐官官相护的铁哥们儿。这些人后来都当上了大连各级官员。孙某菊当了市政府秘书长，孙某田当了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某和当了工商局长，刘某茹当了税务局书记，车克民当了安全局书记等。从此，大连人知道了当官是件荒唐的事！

投其所好，建了高尔夫球场与紫阳楼

由于薄熙来真心实意地保护这批“金县帮”，所以，小兄弟们对他死心塌地卖命。为了献忠心，表志向，他的部下王某志任职时，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入口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表面上是纪念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但实际上，当地人都知道，薄熙来1949年出生，属牛，最喜欢牛。上有所重，下有所送，这牛至今还活生生 地屹立在大海边。管委会主任王某志深知主子的爱好，自然匠心独运，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自身也步步高升。

同样，薄熙来对北京高层亦极尽阿谀 奉承之事。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许多高干子弟当了老板，也附庸风雅，热衷于这一贵族休闭运动。薄熙来为了往上爬， 需要这样一个交际平台，就鼓动个体户，原在丹东商场卖彩电起家的个体户任某良、刘某兰夫妇，在金石滩圈地创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依山傍海的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并多次邀请达官贵人来此搞各种名目的比赛，还亲自跑到邓小平、赵紫阳、万里等干部家，低声下气地游说他们成行......。他知道邓小平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在赵紫阳身上打主意，命令金州的手下死党，在海边斥巨资修建一栋豪华宾馆，叫“紫阳楼”。他对一个管委会的领导说，小平来不了，总理来也行呀。把上面整明白了，省里市里那些王八蛋，根本不用理！

后来，不仅赵紫阳来过，王震来过，其它中央领导大都光临过金县金石滩，有的休假，有的视察。薄熙来成功地借高尔夫球场拉开架式，向上级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开拓精神，不仅争得国家银行货款数亿元，用于炒地皮，盖大楼，修公园，种草植 树，大搞形象工程，而且主动向太子党们送项目与利润，感情投资到了位，为日后步步高升做准备。尤其是薄熙来的家人也以律师咨询为名，参与一些项目的论证与 中介，大捞钱财。他的岳父谷景生则长年免费住在金石滩一家豪华酒店里，由《东北之窗》杂志副总编宋某龙代写《一二‧九回忆录》。吃喝玩乐，挥金如土，颐养 天年。

建农民铜管乐队 进京造声势

为了让北京的高干们欣赏自已的才能，薄熙来又指令金州德胜乡组织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一个叫林某阳的所谓农民企业家被其破格重用。政府与企业不惜巨资，从北京请来音乐家手把手地教这些农民操管演奏，又打通大连以至北京新闻界大造舆 论，把这支队伍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薄熙来企图利用文艺表演吸引京城的眼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处在一个乱象纷呈，人人表演的时代，他要当一个成功的政客演员，首先必须有一个舞台，而金州农民铜管乐队便可发挥巨大的作用。确实，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戏子”，适应了这个时代，通过铁的手腕与精彩的表演，打败了陈某良以至唐某舜等政敌，伴随铜管乐声，开始向下一个台阶进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那时，我已由《大连日 报》调入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市委书记是胡亦民、毕锡桢，副书记是卞国胜、于学祥与傅万忠，从省纪委书记贬为大连市委副书记的高姿，只任职很短一段时间， 他因与省科委一女子有染而受处分，下派辽河油田当党委书记。这些人当时对薄熙来平步青云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无一人具有市长魏富海、副市长唐某舜等人的洞察力。大家均认为，建农民铜管乐队，表明小薄没有大的能力与野心，依他的条件，只能抓抓文体娱乐，不适合主持大局。不止一个领导对我讲过，小薄不容易， 作为一个高干子弟，不在京城享清福，却在这里下派锻练，吃了不少苦，他不懂农业，不抓经济，玩玩文艺，正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嘛！言下之意，不必看重此人。甚 至有一个副书记对我说，他干上五年，镀上一层金，就好走啦，比如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当更大的官！再不，就在国家部委任个职也好。总之，看透他的人实在不多。正因为对其掉以轻心，故被其所害！

走政府系列受阻 险些翻船

最先，原大连市委书记崔某汉承诺薄一波， 拟通过政党委这条通道，把儿子一步步提上来，但第一步不想就梦断在大连开发区。上级任命薄熙来为副书记，但遭到大部份官员抵制，以至他灰头土脸只能退守金县待命。这时，他的反对派常务副市长宫某程等人向他发出了猛烈进攻，使他险些翻船。开发区的创业者大都是从市委市政府机关调去的官员，也有部分外来户，他们不欢迎薄熙来的主要原因是，继深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急需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七通”、“一平”等，必须有内行专家 规划论证与建设，而薄熙来是公子哥，显然不适合这个环境。有人认为他抓宣传工作或许行，但主管宣传部的于某江也不喜欢他，特别是那些第一批舍家撇业，扎根开发区的干部，在唐副市长关照下，互为默契，共度难关，一块排斥他，使他成了无人服从的挂名副书记，而恰恰领导班子中又无一个朋友。所以，当王某志、刘某茹等几个机关职员，在走廊里见到他打个招呼，点点头时，都令他受宠若惊，终生难忘。后来，这两个人都在他高升大连市长后得到破格重用。

前进受阻，后退无路。80年代中后期，薄熙来惨败滑铁卢。金州的干部以陈某良为首，在市委主要领导支持下，也在其背后落井下石，向他发难。大家以薄熙来不懂农村工作与乡镇企业经营为由，批评他整天背个相机东游西逛，欺男霸女，一会搞农民铜管乐队表演，一会建什么关向应广场，再不就搞什么拳击比赛、美女服装模特 学校等等。他们说，这些花架子既不能使田里长庄稼，又不能使金州的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劳民伤财，百姓厌恶。所以，数十个地方官员联名上书市委省委告他，建议有关部门调离此人，另做安排。与薄熙来同时从北京来的张某某脸皮薄，立即主动打报告，要求到市属某企业工作，从此淡出官场。但薄熙来另有绝招， 他派年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太太谷开来四处活动，对一些地方官员展开妇人外交公关。她先求情于市委书记毕锡桢，但没被理睬，毕书记是一个循规蹈矩，坚持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喜欢薄这样华而不实的公子哥。但碍于薄一波的权威，又不便赶他离连，就叫她去找副书记高某。高很忙，秘书刘某滨让她坐一个钟头冷板凳，而后才由高出面接待，假如高书记亦把她拒之门外，薄熙来的仕途可能就此完结。但悲剧恰恰产生于高某人性中的善良与软弱，他当了寓言故事《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并被女人的眼泪迷住。当他耐心听罢谷开来的诉苦，又在脑诲中闪过那些上诉信的内容。虽然，凭藉他多年在省纪委任书记的经验，他判断材料属实，薄熙来的确不适合当官，特别是当基层的父母官，但问题是，关键之时救人一把，胜造七级浮图。高某出身于辽宁抚顺一个贫寒之家，文革中因协助过落难的老干部全某某而后被其提拔重用，在李贵鲜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曾任省纪委书记。但后因天性好色，生活不检点而被贬任职于大连，这时或许高某除了行善，亦可能同病相怜，才温情细语安慰谷开来，并答应帮助薄熙来度过难关。随后，他召见了诚惶诚恐的薄熙来，并把金州，开发区等相关干部找来，耐心协调、引导，奉劝大家从大局着眼，宽容薄熙来，又做通了市委几个常委的工作，使大家放他一马，这才使他转危为安。但此后不久，高某被与其有暧昧关系的女人之丈夫书信告发，受了记过降级处分，最终贬任辽宁盘锦辽河油田党委书记。所以，薄熙来没了同情他的官员当靠山，金州官员再次告发薄熙来的风波卷土重来。

请人打立柜 耍赖不付加工费

继高某之后，原辽宁省委书记许少甫的秘书卞国胜，由辽阳市委书记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主管纪检监察工作。虽然，表面上他是二把手，但由于特殊背景，连毕书记 都让他三分，可见其权倾一时。这时，一封举报信放在他的台面，使他震惊而又颇费思量。此前这封发自金县的控告薄熙来的信，已经一把手批转于他，精明的卞一看便知，这个信肯定已被下面的纪检监察的人员看过，并查证属实，只是老谋深算的一把手毕书记不好办，才推给他。他便再次批给具体办案的人下去复查，得到的答覆果然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那个时候，大约是80年代后期，金州有个木匠为薄熙来家打做了一个大立柜，三开门的，原木色，还用了三层板，上面刷了亮油，当时这个款式的家具很风行。薄住在金州由陆军士兵站岗的一个大院里，太太很少来看他，他经常由部队的交换台与其通话。据消息人士称，薄对木匠 说，为迎接老婆赶造这个家县，连工带料200多元，这价当时已是不菲。薄在完工后以质量不合要求为由拒付上述款项，使木匠很生气，但他不会写信，只是到处乱讲，故不知何人将此事告到市纪委，有人怀疑是县委书记陈某良，但无证据。对此，薄熙来后来念念不忘，查找多年未果。

卞国胜与高某不同，他是一个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可能出于善良与宽容，也可能是出于仕途与职责，他读过上告信与查证材料，亦决定放薄熙来一马，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给自己在北京高层树敌。假如他父亲薄一波通过省委领导讲他的坏话，给他设槛，对下一步他的晋升不利，中组部有意调他到青海省任更高的职务，他正在权衡利弊。再说，既便赶走了薄熙来，他爹也会换个山头安排他，说不定这年轻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还用得着。但不论怎样，这笔钱当时数额不小，若算受贿罪也不轻，放了他也应当叫他领情。于是，卞书记召见了薄熙来，他一口一个“卞叔”，叫得很甜，笑得满脸谦和，高大的个头弯得像个虾米，看了信件并不惊叹，只是连声认错，说自己离婚后被前妻纠缠，经济上一直不宽裕，不是不想付账，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等回去后立即清账目道谦。就此，卞书记原谅了他，又在关键之时，救他一把。但据称他回去后马上叫“黑社会”老大邹某把钱给了木匠，打了他几个耳光解恨，还把他赶出了金县，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查证了泄密途径。因木匠嘴 碎，到处乱讲，知情者太多而未果。

当时，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新闻工作，与卞书记的儿子卞某治为大学同窗，太太原在辽阳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做翻译，与卞书记工作上也有交往，所以，我经常可以去他办公室聊天。有一次，他谈到上述有关薄熙来情况时说，这件事查证属实，但我想，作为一个北京高干子 弟，从大城市来到大连这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艰苦创业，舍家撇业，从基层干起，不仅要摆脱前妻的家庭纠葛，而且，要顶住地方官员的嫉妒排挤，这很不容易！所以，占点小便宜，固然不对，但也不足严责。我注视他的眼睛，感受到这位副书记的对人的宽容与包涵的感情，相当真诚，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既然到农村基层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应当廉洁奉公，借权势占木匠便宜，是索贿受贿行为，没有任何理由自辩。卞书记也说，我已批评了他，但你想想看， 崔某汉推荐他来大连，他在金州干了几年，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啊！说完，他在办公桌前站起身，久久地朝窗外望去，面目表情凝重深沉。我理解他作为中共体系内官场一员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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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联欢会 与薄同台表演

1988年，薄熙来经过4年努力，终于获得提 升，由金州区级干部，调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兼常委。那时他对胡耀邦非常敬佩，常把他的恩德挂在嘴上，他父亲没少往胡的家里跑，主要是汇报思想、工作，也不时提携儿子，使省市组织部门都把他们父子当盘菜。至此，他远离了那些厌恶他的农村基层干部，但对中共大连市委官员来讲，他们第一次有了危机感。可能由此时起，他们不再相信，他干几年镀一层金就会走人的传言。因此，大家的关系发生了徽妙复杂的变化。三个副书记，即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都变得警觉紧张起来。

那天，大连新闻界为薄部长举办了欢迎会，我印象中是在市委办公楼北院小礼堂，由大连电视台台长李宝侠主持。薄熙来穿一件蓝色风衣，眼大体健，谈笑不止，显得风度不凡。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于学祥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我与于书记的秘书林某彬颇有交情，所以会上，于书记与我多做私下交谈，会上还进行了即兴文艺表演。李宝侠曾任《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与我较熟悉，就提议由我朗读一首诗，我推辞不掉，便朗诵了已故诗人郭小川的诗：

树上的百灵美在嘴
山中的老虎美在背
我们这一辈
美在内......

大家拼命鼓掌助兴，包括薄熙来在内。他似乎很开心，笑得像个大孩子。但我想他未必能听懂我的用意，实际上，我在用这首诗提醒薄熙来，到基层工作，贵在实干，既便是在市委宣传部，也不要搞表面文章和花架子，应当注重实效。但好像薄熙来这个人并无悟性。或许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屑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何况它发自一个小记者。接下来，《辽宁日报》大连记者站长刘镇源清唱了《北国之春》，引起全场大家共鸣。然后由薄熙来唱了一曲《我是一个兵》，显然他相当紧张，唱得太快，节奏零乱，歌词不清，声音亦太低，但新来的部长能够亲自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热烈鼓掌，把晚会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希望以后他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 的舆论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待续)

红豆

好长也我还没看完呢。 谢谢勺M给转过来，这样看起来方便多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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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东北之窗》要当东北老大

薄熙来在宣传部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大胆创办了经济政治综合性月刊《东北之窗》，可谓用心良苦。首先，是刊号问题，由于国家新闻出版署与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管理严格，审批难办，按规定大连报刊数目已满额，所以，薄熙来就选软柿子捏，下令大连科协原先创办的报纸《发展战略报》停刊，而把刊号让给《东北之窗》杂志，此前我与该刊联系很多，也常为其撰稿，据该刊负责人叶其成表示，这个报社的人员整齐，报纸创办较早，团结了一大批读者与作者，在全国同业中信誉良好，但薄熙来为了一己私利，偷粮换柱，下令解散了该报人员，使大家损失惨重。

为了大造声势，《东北之窗》从一创业，就摆出一副全国名牌大刊的架式，刊名由邓小平题字，薄熙来求助父亲向邓小平求 教，并谈了杂志社市埸定位的事，邓小平表示感兴趣，还答应了他们父子题字的要求，又名正言顺地送上一笔贿赂，接着又获得上级批准刊物为正局级，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总编社长等人均为局级干部，立即吸引了全国同级文人的热辣的目光，表面上看，薄熙来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编辑人才，但实际上他要摆脱地方势力的掣肘，为自已下一步高升寻找对自已没有个人成见的吹鼓手，以便步步高升，篡党夺权。很快他招聘了袁某超，吴某某，宋某龙，杨某立等追随者，这些人过去在原单位，都郁郁不得志，这下子终于有了机会，他们大肆为薄熙来书碑立传大造舆论，一时使其名声大噪，贪天之功归已有。仿佛大连过去所有的成绩都是他的。比如， 大连星海湾的开发，最早是大连经委副主任李某带领人们干的，但薄熙来上台后，把他调到粮食局，安排自己的人马接手，立即《东北之窗》便把薄熙来吹成了星海湾的策划人。虽然，《东北之窗》自吹自擂，但由于国内平面媒体太多，竟争太激烈，该刊发行量不过一万册，每年产量30万财政拨款，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社长袁某超想骗取薄熙来的欢心，就向他汇报称，《东北之窗》已发行了三万册，薄熙来最初对此深信不疑，乐呵呵地说，在市场不景气的形势下，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容易啊！宋协龙与袁世超争宠，便去告诉薄熙来说，才发行了8000册，他大为疑惑，派市政府办公厅的人去查证属实，于是大怒，把他叫到办公室一顿臭骂， 并说如果年底前发行不了3万册，便要把他免职。袁社长无计可施，就策划了所谓的谷开来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事。

其实，作家赵瑜若手中没有证据，不可能吃了豹子胆，写出那么长，那么有份量的报告文学，当然，谷开来也不敢真的与其打文字官司，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而已。而且这样做，还可以掩盖她多年来利用薄熙来的招牌，以权谋私，大做生意，用律师费冼净贿赂款的丑闻，所以与袁社长密切合作。

不久后，此刊推出以谷开来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而且还有她的题为《胜诉在美国》的著作问世，似见其博学多才，但其刊内部知情者透露，这些令人肉麻的自我吹嘘的文章，全部由《东北之窗》一些文人代笔，她却照拿稿费。杂志印了不下25万册，承包给了大连蓝盾印刷有限公司，不料只卖出了3万册，其它全部退回，只好堆在库房里，使《东北之窗》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以至6个月开不出员工薪水，造成多人辞职。由于谷开来不打官司只骗人，在当年的全国律师协会理事选举中，不得不败北落选。原《东北之窗》工作一位工作人员称，袁社长真鬼头，这样一搞，3万册的发行目标没达到，但把谷开来拉进来了，薄市长对他也奈何不得，因为自此他们成了一根草叶上的蚂蚱。虽然杂志社亏本了，但不用个人掏腰包，他才不在乎呢！ 薄熙来的小兄弟们，还利用该刊广告经营权，以拉赞助为名，到处搜刮企业钱财，并形成内斗不止的局面，无一不因为广告提成争利所致，惹上多埸官司，多次在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败诉，因此在大连搞得声名狼籍，直到2006年由原《党建》杂志主编史卫国接任社长，才逐步改变了形象。2008年有一天史卫国对我 说，怎么搞的，以前这么多官司，从未赢过？。。。。。。但这个胆小谨娠的杂志总编不敢批评薄熙来，只能欲言又止，他不得不在薄熙来这个高官调离大连8年后，才艰苦奋斗，千方百计，为其揩净了屁股，改变了杂志社连年亏损的局面。薄熙来豢养的这些文人，靠他的淫威胡作非为，中饱私囊，又用这本刊物编造了多少谎言，换取了企业多少广告款，或许永远成谜。这里仅举一例，原工人出身的孙其某，在《东北之窗》应聘期间，拿着介绍信，走遍东北三省，见过一大批省市干部，拉回了二十多万广告款，自已也从中获利，而且凭借刊物便利，结识了黑龙江省私营企业主张某，后被其聘为企业副总，结果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均一夜大变。 2008年，我在其豪华办公室里，见到了薄一波与其董事长等人在北京的合影，可以想见此人及其老板与薄家父子关系非同一般。他还靠这一关系，从大连市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彭勇毅处免费得到一辆汽车自用。而这些物品都是处罚没收的，理应上缴国库，但有媒体粉饰，彭勇毅便可以肆意枉为。

王启星求薄办事 薄却两面三刀

王启星是新华社大连支社社长，80年代中期是我当时的上级，但由于辽宁分社把我的编制暂存市委办公厅政研室，所以我的工资变动，必须求助于市委领导的批文，于是王启星代我去见薄熙来，他说他以前与薄熙来相识，王社长的父亲王彪是新华社总社老摄影记者。他本人因没有文凭，曾在北京新闻学院进修两年，我诂计他们可能那时已相识，故我相信他们之间的的交情。至今我还保存一份以新华社大连支社名义上报的文件，上面有薄熙来的亲笔批示，其内容是赞同理顺我的工资问题，并充分肯定了我工作成绩，总之薄熙来当时做了详尽的指示，字迹很狂放，很僚草，但观点很明确。那天，王启星从市 委回来后对我说，薄熙来对你宣传大连所做的成绩，做了言辞肯定的批示。并指令大连市人事局具体办理，但依照县体程序，我还必须去找市人事局有关部门，但由于薄熙来当时才到大连市内任职伊始，人们对他日后的仕途发展估计不足，所以在人事局三楼一间办公室，某处长对这个批示不屑一顾，并说叫他给我们局长亲自打电话吧，就把我拒之门外。这般无奈，我请示王启星，他同意我再去找薄熙来，次日我清晰地记得是上午9点左右，我到市委宣传部见薄部长，他不知何因，却对我十分冷漠，接过我递过去的文件看了看说，我知道啦，又还给我，我讲明来意，又把市政府人事局某局长电话给他，并转达了那位处长的话，他扫了一眼，也不接这张纸条，并说自已正要与同事谈工作，很忙。我说谢谢他，真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麻烦你，他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我想起当初我去金州时他对我的态度，很是惊讶。他假如不同意办理此事，就不必给王社长这个面子，也不必写这个批示，既然批了，就应当跟进处理好，人应当言而有信啊，这次打交道，使我相信了一些金州干部的传言，薄熙来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说一套做一套，阳一套阴一套。我想到了市委书记于学祥，他是个老实人，从不这样对待任何人。虽然，这是一件很具体的小事，但我认为，只有认真办小事的人，才能办大事，只有通过办小事，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

1984年中国散文学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一次文学讨论会，邀请我参加，但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张德言不批，我又找主管副总编郭东斌，也不批，怎么办，当时我年轻气盛，非要去不可，便去见市委副书记于学详，我不认识他，只在报上得知，他由大连工学院调到市委任副书记，正好主管文教，很快我见到他的秘书林书彬，他很认真地记下我的请求，一天后报社领导找到我说，现在同意我去了，但未讲明原因。。。。。后来我调到文汇报，借工作之便，我经常面见于书记，问起这件事，他还依稀记得，他说大连文学人才不多，能去庐山开会，应当支持嘛！他认为这没什么。

由于学祥书记想到薄熙来，两个人比较一下，真的不一样。我明白了，薄熙来在王社长的文本上批示，是冲着新华社这个牌子来的，并非出于助人为乐的真情，他出身于宫庭，于学祥则出身于农家，虽然他们都是共党分子，但本质品行不同。这是一个人根本的不同。

后来没办法，我又去见人事局长。正巧，新任局长原为大连瓦房店市委书记宋有成，我此前曾在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发表一篇题为《宋书记三下永宁除三霸》的文章，写得正是这个人。他以前在任职瓦房店市委书记期间，曾亲自三次到永宁乡去，下令公安镇压了三个黑社会头子。他看了薄熙来的批文，对我说，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无所谓，我给你办，因为你有地方编制，不违背原则，而且何况我们还是老朋友。。。。。。后来我拿到了正科级干部的工资。

通过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感受到薄熙来与上述这些普通人有很大不同。他喜欢玩权术。如果这个人当了大官，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由此即可以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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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迁居大连 附庸风雅

在我的记忆中，薄熙来一家人正式迁居大连的时间是1988年，此前4年间，他一会儿在金县，一会儿在北京，两个地方飞来飞去，反正乘飞机从大连到北京航程才45分钟，他有公款报销，根本无所谓。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在金县没有家。谷开来对外界讲，她是薄熙来到金州后与其 相识的，这显然是谎言，据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某披露，早在北大读书时，薄熙来就经常去看谷开来，那时他与前妻尚未离婚，谷开来称其与傅仇到大连访问金石滩时，第一次认识他，被这个下派干部的吃苦耐劳精神所打动，才与其相恋，这与事实不符。

自从当上了大连市委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与薄的家人，更确信了薄熙来的政治前程，换句话说，薄一波在中南海与江泽民私下进行了交易，资历浅薄的上海滩跑江湖的江泽民，急需中共原老薄一波在背后支持他，特别是利用他在军队中与张震等人的老关系，操控国家机器，所以他们是互相利用。六四事件使江泽民认识到，唯此唯大。反过来，长寿的薄一波深知自已由于健康原因，不仅不得不淡出政坛，且难免一死，必须赶快培养儿子薄熙来，江泽民承诺，他只有从基层干起，才好为其讲活，所以薄熙来由金县调到大连，是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与里程碑。谷开来是一个处处想拔尖的精明女人，也由夫权大变看到了生财之道，赶忙成立了开来律师事务所，至于他们小家庭的琐事自有拍马屁的人代管。

他们把家选在大连老虎滩附近的海军大院，原因有二，一是靠海近，空气清新，依山傍海景色优美，二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里面安全，外面有哨兵全天24小时岗站，惯于与人民为敌的薄熙来，最怕别人暗害他及其家人。三是吴胜利当院长的海军大院，是中国海军舰艇营长以上干部的摇 篮，此处信息灵通，与这些人结交，有利于日后在中共高层发迹。四是福利待遇好，做什么事都都不用个人买单。

薄熙来当了中国一个小城市的宣传部长，才是个市委常委，但派头大得等同中央领导，不用讲他个人，光他老婆谷开来，本来是个没有任何个人资历的小律师，却有一个专职秘书叫赵某，赵某原为海军大院中薄家的隔壁邻居，由于主动热情帮忙，感动了谷开来，找到了一棵大树，从此成 了薄家另外一个全职管家，当然薄熙来的生活秘书还是车克民，工作秘书是吴文康，据说这个住所亦是当过海军战士的司机与厨师车克民具体选中的。

薄熙来在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筑巢，架子不小，出入有专车，前后有保镖。挂警灯，响警笛，横冲直撞路人侧目。谷开来喜欢与文化人打交道，亦不甘寂寞地直接插手大连文联的人事安排，把自已看中的人推荐到肥缺的位置上。她本人跟画家张兴君学画山水，儿子还常到陶艺家邢良坤 寓所学艺，当然这一切都是无偿的，他这一大雅兴，把一大批同级水平的官太太气得要死，因为市委书记毕锡祯与市长魏富海的太太，都是目不识丁的家妇，副书记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的太太都是没有什么特长与业余爱好的机关职员，同时又把众多趋炎附势的画家羡慕得垂涎三尺，因为有了部长大人亲自提携，半吊子艺人亦能走红，劣作也能价值连城。谷开来不仅经常出席类似公关活动，而且还办了所谓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笼络文人，互相吹捧，设有账号，名利双收，尤其是在大 连日报副刊部，直接安排自已的亲信，原金县人马某当了领导，千方百计地排挤另外学有专长的著名散文家王某某等人。

破坏了大连官埸规矩 污染社会风气

80年代中后期的大连官埸，虽然也有一党执政缺失监督形成的诸多问题，比如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等等，但有一点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任何一个市级领导干部的太太直接经商，我由于善于交际，有许多朋友，所以去过许多领导家里做客，比如崔荣汉，魏富海，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等，他们的太太我都接触过，应当讲他们大都既不喜欢出风头，亦不看中钱财，往往生活过得很清贫，有的上街买菜，不得不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这种场面我巧遇过很多次。

由于那时，我的人事关系在市委办公厅下属的政研室暂存，又在新华社做级别最小的驻地记者，所以谁也没有必要提防我， 我四处乱窜，广交朋友，既使他们有心防我亦难，因此我当时目击的东西应当属实。有时，我回到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27号的新华社大连支社吃午饭，因为没有自已的食堂，必须与王启星等人一起，穿过人民广埸到附近的市政府大楼食堂去，也会与那里的市政府官员聊天，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当官的太太经商发财。1988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高升，谷开来在大连建起了律师事务所，堂而皇之地大做生意，自此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大连历任领导干部直系亲友经商捞钱的凤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说，你看北京来的薄一波的儿媳都这样干，我们不捞钱还等什么，捞了还怕什么？于是从科级，处级到局级市级，再到省级个个干部家属都抢钱红了眼，人人争学谷开来。毕锡桢书记的儿子，在斯大林路繁华地带，入股个体户杨某某的公司，办起了餐饮等综合性的娱乐城，公安局副局长韩某某的儿子韩某办了桑那浴与地下赌城，魏富海市长的女儿与香港老板薜某某办了房地产公司，在大连开发区大建标准厂房出售，等等，一时间大连群众议论纷纷，怨声载道，而大连新闻界在薄熙来的直接操控下，全用假大空的溢美之辞，掩盖现实。薄熙来以“六四事件”时的表现情况为借口，清冼了原先一些比较正直，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得意的亲信朋友安插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等要害部门，还通过他提拢重用的原大连日报农村部编辑，后来的社长，宣传部部长王某某，严密监视中央级省级驻大连数十家的媒体负责人，让他们感到恐惧，只能一个声调唱赞歌。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带坏了干部队伍，而且使社会 分配不公现象急速加剧，两极分化变得十分严重，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不断激化。而这一切又全部隐藏在谎言之下，成为社会矛盾积累的随时可能燃烧的引爆点。

挤走林庆民与傅万忠 为自已开路

大连市消息人士指出，薄熙来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一方面表面上讨好老干部与同僚，见了毕锡桢书记叫毕叔，见了卞国胜副书记叫卞叔，见了于学祥书记叫学祥，另一方面却经常去北京活动，叫上边大官对下边小官施加压力，先是把原市委副书记林庆民下派到金州区当书记，接替薄熙来留下的空缺，再在三个副书记中间，寻求生存空间，算计整走哪一个。

当时毕希帧书记名义上是大连市一把手，但其人原毕业于大连师专，为人拘谨严肃，又胆小怕事，起不到太大作用，而卞国胜虽从辽宁辽阳一个小城市调来，但因在省委有背景，故大权在握，再加上为人真诚，心胸开朗，所以人缘不错，紧追其后，辽阳市副市长李玉臻等人相继调入大连任副市长等职，亦足以说明他的权威，所以薄熙来先紧紧靠上他，不间断地找他汇报工作，还与其儿子主动示好拉上关系，不论在公私什么埸合，都把卞叔挂在嘴上，听得我身上都起鸡皮瘩疙，有一次卞书记对我说，小姜呀，熙来这个人真不错，爸爸那么大的官，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象个可爱的大男孩！由于我与卞书记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与他讲话不绕弯，我说：他是看你对他有用！卞书记笑而不语。他的双眉很浓，眼晴很大，总象带着温情的泪光，这与薄熙来的眼中闪射出的凶光截然不同，这一切至今恍然如昨。

相反，薄对同事，年龄与之相仿的傅万忠可不是这么恭敬。虽然傅是副书记，官比他大一级，但傅万忠原在大连造船厂当领 导，是当技木员起家的，跟工人混久了，难免土气，薄熙来来自首都北京，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骨子里流的是皇族的血，所以很少正眼看他，两人连话都不曾讲几句。在当了一年多宣传部部长之后，薄熙来通过北京高层关系，又挤走了傅万忠，在没有任何迹象，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上级调傅万忠去沈阳当省审计署长。由于我与傅书记颇有私交，他有什么想法也不避讳我，对此他想不开，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讲，这个调动，是为了挤走我，给小薄倒地方啊。果然不久，薄熙来踏 上了又一个政治台阶：副书记与副市长，如同节节高升的火箭。

抓住历史机遇，名利双收

现在国内外人土对大连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即大连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是薄熙来倡导的好，干得好，但据我多年来近距离观察，这并不是事实。这种错误的印象是薄熙来任宣传部长后压抑与操控媒体的结果。他软硬兼施愚弄媒体，使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1989年至1993年他由市委宣传部长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时才按照他父亲的旨意，绕过大连开发区这一级的唐启舜的阻力，并彻底战败了他，步上了市政府系列的轨道，离市长这梦寐以求的目标近在咫尺。薄熙来对过去金州时的哥们私下说，要狠狠地整死唐某舜，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软蛋，他才是混蛋。于是拍马屁的人，纷份向省纪委与中纪委写信，告老唐有经济问题，并抓住开发区中法合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失误，频频向唐副市长发难，过去的区市官员嗅到风声，特别是看到薄熙来的上升趋势日益凶猛，便纷纷倒戈，大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某舜一气之下，得了大病，还没等人家 把他这个政敌关进大牢，自个竟身心交瘁，一命呜呼了。薄熙来对手下一个哥们说，死了算了，别忘了当年他怎么待我的，把我当傻蛋捏，这回真便宜了他！

实际上，薄熙来家在京城离权力与信息中心最近，早己清楚城市土地有偿出让这一改革的新政策即将出台，并非魏富海没本 事，而是计划经济时，大连市长手中没钱，大连市城市建设只能靠财政拨款的年代久矣，巧夫难为无米之炊，这方面读者可通过《大连地方志》查看相关数据，我只写我亲身经历之事。薄熙来当了市长以后，大连与以前的根本不同，在于土地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是无偿划拨，以后是按地段论价，当时各种法规又不健全配套，正是圈地捞钱一举两得的千截难逢之机。薄熙来与太太谷开来均为大学毕业生，亦与其它土八路式官员不同，他深知抓住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也会用合法的外衣保护自己，他们商定，一个批地皮交朋友往上高爬，一个挂牌收费捞钱不算受贿。但在大连新闻界无人不晓，他们的伪善与贪腐，不比沈阳的慕马弱，只是别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可怜的是当地的小民百姓，只看大连日报，被谎言所蒙骗，他薄家捞了大钱，还得了个好名声。只有他们自己偷着乐。

开来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东西？

80年代后期，律师业悄然兴起，但大连地处沿海小城，490万人口中，对律师业有清晰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时常有律师找到我，向我苦诉揽活难，律师界风气不正，有的给予中介人高价回扣，有的与法官暗渡陈仓，为了生存，千万百计，根本没有道德底线，可见生意难做，然而谷开来一挂出开来律师事务所的牌子，立即顾客盈门，有些大生意推不出去门，有一位大连司法界资深人士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假如她在深圳开办律师事务所，不在大连当地经营，这问题不大，但她在自已老公当权的小城市大连就地开业，会形成怎样一种不公平的局面呢？一方面是法院对她承办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理也要亦让三分， 谁都怕薄熙来大人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财大气粗的企业，无一不希望她做为自家的常年法律顾问，以便借机向市长进贡行贿，做所谓的感情投资。这样又名正言 顺，也不违法。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的百丽大厦，即现在大商男店原址，有谷开来租用的写字间，分别位于两个楼层，其一度还有与美籍华人，大连荣誉市民程某某合搞的所谓大连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可见其规摸不小，气派不凡。由于当时我的一个亲友，那时正巧在其搂上的某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所以我对该所生意兴隆情况，多有耳闻。

1998年，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调来一个新同事，与我满谈得来，她姓林，有一次在广州开会闲聊，她称与谷开来为北大同学，在亠个寝室住过，关系不错，故我回大连前她嘱我去代为问安，并修书一封，但几天后当我去拜访谷开来的律师所时，谷竟让一个叫赵丹的秘书接待我，并不在意林某某的室友之情，只留下书信不做回复。可见其心地冷漠与失礼。而且还发生以下兴师问罪的突发怪事。

当日午后，当我驾车离开百丽大厦之后不久，我还在外面公干，市政府查办处处长宋某某便带领三四个人，急匆勿赶到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348号天河公寓18搂，即文汇报东北办，值班小姐称，宋某某出示了工作证，问我在不在，去开来律师事务所干嘛，态度很凶很傲慢。后来我想了一下，她的公司肯定存在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只有心虚胆肥才敢派市政府查办处的人跑过来恐吓我。而能够调动市政府查办处的人，只有市薄熙来，这件事不单没有吓倒我，反倒激起我揭露这家公司的极大兴趣。
另有多人告诉我，谷开来这个公司原挂牌在大连开发区，现在业务发展过快，才迁到大连，并已在北京，香港以至美国都有据点，势力雄厚，行动诡秘，人才众多，生意很好，在大连影响力日见强大。1999年大连大学校长，教授，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对我说，司法部长蔡城曾对他说， 薄熙来当市长，老婆开律师事务所，你说大连还哪有法律？这真是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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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挤宫明程 暗斗魏富海

1989年至1992年，薄熙来给市长魏富海当副手，另一个与之竟争的人是宫明程，是常务副市长，即在魏市长出差时，由其主持工作，但薄熙来从不按照组织程序，向他做工作汇报，而是处处显示自巳，越权发号施令，使魏市长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他心黑手辣，多点谋略，便有机会整肃薄熙来，但可惜魏市长是个办事老实认真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家庭教育，父毋就告诉他做人要有道德底线，这就使他与喜欢三国权术的薄的争斗，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

魏富海是老大连坐地户，原为大连化工厂技术员，工程师，后任厂长，化工局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其在80年代 上半期当政时曾被百娃戏称“魏四蛋”，即市场凭票供应每户4斤鸡蛋，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都是这样，这不能怪他。但他天性厚道，不善自辨，也不会包装自已，所以这使他与薄熙来相形见绌。

不过，就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看出魏富海的性格特征。他当市长时，我家从大连火车站前的中山区友谊街1号搬到中山路224号2搂，当时是农牧业局职工宿舍，但不知为什么，煤气久拖不上，搬迁新居后多有不便，在市农牧业局工作的爸爸，打电话给魏市长告状，他根本不认识他，只知道市政府的电话号码，不料第二天魏富海一个人亲自来了，他还打开阀管看了看，对我说等明天办吧，结果次日准时有工人上门兑现承诺。这种情况在薄熙来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另一件事更有趣，金州石河子镇有个农民企业老板叫石大胆，什么都敢干。那几年，区政府年初与农民签订合同，按较高的价收购他们种植生产的葡萄，但到了年底，葡萄赶上大丰收年，产量太多卖不出去，政府竟撕毁合同，把果农拒之门外。这种言而无信的传统，是薄熙来在当地留下的，农民怕薄熙来动用黑社会整他们，所以那时不敢闹，现在薄熙来离开了金州，就在背后暗中鼓动他们闹事，石大胆带领10几辆大卡车载满葡萄，聚集在市政府大院示威，给魏富海施加了压力，对此新华社记者李某某发了内参，参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副总理田纪云做了批示，这使魏市长很丢脸，省领导也很生气，有人劝他找个理由抓记者泄愤，魏富海说，你们坑了农民，民众闹事，记者报了，抓记者干啥？抓了能解决葡萄积压的困难吗？当然这些记者也不先打招呼，就捅上去，真不够朋友！因为那时新华社大连支社的人，每天都到市政府职工食堂吃午饭啊。。。。。。由此可见魏市长为人还不错。

薄熙来与之不同，他是个有仇必报之人，他不仅整垮了唐副市长，还私下唆使一批金州的哥们，盯住宫明程的亲友不放，咬住他们在开发区经商的事，步步紧查，宫明程是个聪明人，知道挡住薄熙来仕途的严重后果，就断然辞职，主动要求到国家粮食部下属企业中国北粮集团任董事长去了。

然而，薄熙来在政坛上软硬兼施，两手交替，死缠烂打，左右逢缘。把《三国演义》中的合纵连横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把市政府的老干部排了个队，知道原副市长袁某某最有资历与人缘，于是又在崔荣汉书记退休之后，与袁老市长套近乎。60年代时胡明任大连市委书记时，袁某某便是常委，薄熙来深知他的份量。

事有玄机，袁某某的女儿在大连春海热电厂当领导，与另一男性上司发生矛盾，不知为何关系紧张到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造成了她先杀人尔后跳搂身亡的惨剧，留下一个不及10岁的小女孩，薄熙来见机行事，带着谷开来，主动到袁副市长家里，声言要收养此女孩为义女，令知者动容，并举行了正宗的领养仪式，闹得满城风雨，但数年后自已翅膀硬了，等袁的影响力渐微之后亦没了权势，此事不了了之。但不管怎样，在当时薄熙来收养未成年弱女子之举，为巳得分的确不少。

上述这一打一拉，左右开弓，广受好评，薄熙来在1992年至1993年当上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之后，又在93年至99年当上了副书记兼市长，99年至多2000年又成为市委书记。这种党政大权几乎一肩挑的干部任命情况，为大连历史上仅见。这时的薄熙来巳打败了大部分政敌，进军省委书记高位，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了。

与电活号码一样多的选票

薄熙来挤掉其它人，登上大连市长宝座之时，正逢香港文汇报在大连建站之际。文汇报原先选派的筹办人是广州办事处的主任关齐云，其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与薄熙来为同学，1993年关齐云在大连带着官方批文，与我一同去找薄熙来，薄却借故推辞不见，后来关齐云因 经济问题假冒自杀现场，逃到云南昆明藏匿12年后投案自首，2005年被判刑，至今还在狱中。由此我接过东北办这个烂摊子，创办了香港文汇报一个新的办事处，本来按照上面规定，这个办事处下设哈尔滨，长春，大连等三个站，故理应在省会城市，但因我家在大连，不愿赴沈阳而使薄熙来受益，原本国务院新闻办批复香港文汇报，在哈尔滨设点，但我据理力争，并拉了大笔广告款给香港文汇报，故使这家香港报纸办事处落脚大连，而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则立志海外招商，重塑大连形象，正急需文汇报为其大造舆论。故双方一拍即合。

尽管就我个人来讲，对薄熙来没有太好的看法，但报社领导要求我，把个人成见与报社工作区分开来，为得到办事处首席代表兼高级记者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必须为大连的改革开放甘当吹鼓手。并由此换取广告收入，自负盈亏。

上任不久，我就参加了一次选举市长的第十一届人代会，开会前有人在场内外暗中散发传单，其内容是指责薄熙来自任职大连代市长以来，出卖大连的土地给北京权贵，从中渔利，搞形象工程，种花种草不干实事，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等，并配有一副漫画，画上是个子高大的薄熙来，背着一个大麻袋在奔跑，满头大汗，他表情象沿街叫卖的商贩，滑稽可笑，上面写一行大字：薄熙来把大连整个卖了！这个事立即被国安特工报告薄，他顿时大怒，命令公安人员展开调查，以破坏选举罪，严惩罪犯，但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王永奎，他与班子人员研究后认为，这构不成犯罪，查到亦难办，但又得罪不起薄熙来，便巧妙地以没有查到线索为借囗，拖而不办，薄熙来素知王局长是于学祥线上的红人，就气愤难忍，一边参加人大会，一边寻思讲话稿，虽然上级已任命他为唯一市长候选人，这种等额选集不过是走过场，但漫画事件仍然提醒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还有许多人在暗中捣鬼，所以他叫车克民等特务，监听一些代表的手机，知道他们的选举意向，该拿钱摆平的拿钱摆平，该恐吓的立刻恐吓，该请客吃饭的就马上吃饭，总之仔细地计算选票情况，生怕有任何闪失。

好在，大连的人大代表，大都被薄熙来的死党或金钱买通，或武力恐吓，在会上表决时超过了半数，而且正巧是411票，这使自信心大增的薄熙来喜出望外，权己在手，又是4年，这才是扬眉吐气。薄熙来说，漫画的事，慢慢地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至今事过境迁，年头已远，但我还能记得，人代会在大连市中山广埸的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薄熙来说，我得了411票，还少10几票，但不要紧，省委支持我，群众支持我。大连的电话号码的地区号是0411。。。。。。许多人都笑了，包括卞国胜，高姿，于学祥等人，他们笑得不同寻常。

显然，在薄熙来看来，0411的地区号与411张票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叫天意，出身于北京高干家庭的薄熙来不认为自己当官是靠老子，而是君权神授，是民意支持，是天经地义，此后他之所以做出许多与他在北大所接受的教育，完全对立的丑事，均与他骨子里的这种封建意识有关。

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局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包括手机与坐机，就已被卫星定位24小时监控了，这是我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才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于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1500字，我还引叙了薄熙来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埸台风的讲话，他说他属牛，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大连人大选举的情况，以及他对411张赞同票的想法。此文发到香港《明报》后，马 上就接到编辑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认识与了解薄熙来的为人等等。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1984年薄熙来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薄熙来默默无名，虽然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人们还没有多少人人另眼关注他，我是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为大连干一点实事而发表这篇稿件的，我也没有计较报酬，夏泰宁在发表时不属我的实名，我也并不在乎。而薄熙来的死党后来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为何没有取走这份手稿与打印稿呢，如果不是疏忽，一旦拿走，假如他本人读过会有所启发吗？会良心发现吗？因为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表在《前哨》杂志上的稿件，可知我对其原本并无成见，对其我存在着一个认知发展与思想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如此而已。做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就表扬，他做的错时我就批判，有之改正，无则加免，何罪之有？

后来我多次去香港，见过《明报》的夏泰宁，也谈过薄熙来，夏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指的是有关薄熙来的报道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薄熙来与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随着我对其人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其的评价由褒到贬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利用与镇压，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的背后，是最终抓我的决策者。他认为文汇报吹捧他是应该的，但批评他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熙来在当大连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之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权力，首先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然名义上是反间谍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已，恂私枉法，所以薄熙来立即疏通北京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亲自点名叫车克民任大连市国家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便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熙来亦不怕，改任车克民为党委书 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局长。市纪委书记王希智对同僚说，从此我们都没有了秘密。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个见利忘义的势力小人，他早在辽宁大学读书时既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考上的大学，不知为何，班里只要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他就痛哭流涕，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时代喜欢暗中举报同学思想问题，才被选中的。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办公搂与安全局不过十米，所以大家混得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国涛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比较正派，有人曾问他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狠反动，应当定什么性质的罪，他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拘捕。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委婉地谈了他的看法。但薄熙来很生气，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书记车克民了。从此大连市国安局变成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车克民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全布用于内斗与倾轧，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对立面领导的电话，而且他自已的所有仇人亦都难逃其网。车书记还在大连市开发区湾里乡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逼其就范。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惠披露，薄熙来与车克民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政敌全部拿下，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反对过他或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络罪名，编造证据，拘捕下狱，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还不够，薄熙来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的体 系。这就是说，薄熙来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市长的一句话重获自由。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比如大连名人协会的秘书长王某斌，因诈骗罪被捕，他求情于薄，薄一句话就把他放了。韩某某被拘押，便通过太太找薄熙来的死党刘某茹，刘过话给薄，薄熙来立即下令放人。总只之在薄熙来当政大连的日子里，类似丑闻不断出现，以而使司法的公信力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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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车克民相识并请他吃饭

大约在90年代的某一天，大连日报政法部记者陈序平打电话给我，说薄熙来的秘书安全局书记车克民想与我认识，我说没问题，因为陈不仅与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曾是报社同事，而且彼此关系处得不错。此前陈序平经常到文汇报驻东北办的办公室找我，亦常留我处吃午饭，所以常来常往，成了酒肉朋友，无话不谈。但出狱后我才知道陈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们约见在大连傅家庄山跟底下一个小饭店里，只有我，陈序平与车克民三人，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私人电话还能被它人监听，更不知道他是奉薄熙来之命与我交往的，我在《明报》刊发的文章已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但只有我还蒙在鼓里，以为安全局是要通过我，向我手下的员工进行保守国家秘密的教育，我对车克民开玩笑地说，哪些东西属于你们规定的不能公开报道的秘密，请早点告知我们，以免出大的问题，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并转移话题，大肆吹捧薄熙来的丰功伟绩，说他很受中央领导器重，朱熔基近日又把他叫去中南海谈工作，江泽民更是有意裁培他，还说薄熙来到他家很是方便，象走平道一样，想什么时间去就能去，想谈什么事也无所谓，还说薄熙来比胡锦涛有能力，有魅力，有前途。车克民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薄熙来在金州时如何工作肯吃苦，如何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如何扎扎实实地苦干，才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又怎样被其人格感动，而舍家撇业跟随他当秘书等等，因为年事久远，有些细节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薄熙来是一个大野心家，需要他这样的狗腿子。

酒酣耳热之时，他还说薄与他一同去北京，一般情况下，不管多大的干部，设宴请客，请谁都能准时到位，他们为了搞好关系，请过北京中南海很多人，就一个人牛气，请不到，是胡锦涛，请他就是不到位。车克民说，胡锦涛不如熙来，从气质，能力，人品，外貌，他哪个方面也不如薄市长呀！他把“呀”的尾字拉得悠长，我看到他白圆的一张大脸上，目光如炬，泛着红光，使我想到清朝宫庭的太监李连英，我想，薄熙来能把一个厨师司机培养成对自巳忠诚的安全局书记，的确不简单，也不可思议！

车书记还半开玩笑地说，反正我也不被地方政府管，大连安全局直通部里，人事关系在上面，我们怕谁？他得意地讲着，脸喝得通红。我大方地抢先结了账单，他说等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回请你一次，还答应安排薄市长单独接受我一次采访活动，他一边写给我一个传呼机号码，一边说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啦，有事尽管呼我。但自此没了下文。

不料，时隔多年，薄熙来派他将我在金广大厦附近的停车场将我拘捕，尔后，立即驶往距离此傅家庄海滨500米左右的大连蓝天宾馆门前，稍事停留，再换乘另一辆秘密特工的面包车，转往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关押。而以前车克民恰是在旅顺服过兵役的海军战士。他就是用这样卑鄙的手段，回敬了我的宴请。

大连市政府大楼第一次设了岗哨

我从80年代中后期由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北街，迁往西岗区福德街60号的，而此寓所与市政府大楼仅一路之隔，我时常围绕大搂散步，故亲眼目睹了它的“硬件”与“软件”的变化，前者指围墙护拦，后者指人员服务，以前在魏富海当市长时，大连市政府那栋米黄色的大楼门前从来不设警卫，谁都可以走进去办事，过了大门，只需在搂梯口告诉一个更夫既可，我记得他大约60多岁，个头很小，脸很尖，翘嘴巴，牙很白，只有他问：你找谁？你告诉他找谁，既可以获准入内，不告诉他也没关系。回想一下，那时聚众搂前吵闹呼喊的事极少发生。我想，虽然，当年与我共事的新华社大连支社记者大都已经退休，但除了邢立夫过世外，其它人都还健在，那时我们常去市政府办公大楼食堂吃饭，谁都有这种同感。

自从1993年薄熙来入主市政府大楼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虽然主政修建了众多广埸草坪高速公路与大搂，还下令扒掉了原劳动公园与星海公园的砖砌围墙，使其变成通透敞亮的公共埸所，我对此是肯定的，但他也是第一个用铁栅栏与接待室以及围墙，阻断了老百姓与政府官员直接联系的市长。他颁布的一切政策大都与人民群众为敌，都是为权贵阶层与知识精英服务的，是惯于做表面文章的，因此，市政府大搂正门前不仅设有一个班的士兵，以升旗降旗为名，进行24小时的全天警卫，外来人员一律要先到传达室电话预约才能入内，而且还在市府大楼西侧设有可移动式警员岗搂，它实际上是一辆汽车，却装饰得象一座小房子，里面坐满警察，日夜停靠在那里巡视，随时应对访民与突发事件，总之，从薄熙来开始，大连市政府官员，成了藏在这个堡垒里领导这座城市的人。而在市政府大搂两侧，一左一右的两栋建筑，一个是法院办公大楼，一个是公安局办公大楼，虽呈三足鼎立之势，但都对这种刺刀下的经济繁荣与假民主保持沉默。

为了装潢门面，薄熙来当了市长，还经常在早晨8点30分之前，带领几个副市长，站在大楼门前的水泥台阶上，与外来上班的职员握手，然而，不用说他用围墙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既使对与其陪合的一般机关职员，也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多次不给人家提薪，这亦是导致他们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手里有权又收入微薄的官员更易于贪腐。

为文汇报刊发的一则小稿恼怒

1993年初，筹备文汇报东北办之时，我编发了一篇短新闻，内容是有关大连交通肇事慨况的，本来它最先公开发表在《大连日报》上，文章说，近期大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多达上百起，严重的数十起，我只不过是为了完成稿件数量，编转而已，但不料薄熙来读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香港及海外敌对势力，在他履新市长之际，搞的所谓破坏话动，他批示给宣传部长王某全，出身于金县小学教师的王部长，是习惯于拍与屁的人，深知自已从《大连日报》小记者爬到常委兼部长这个位置实属不易，便对我开始施压。

以前，我与王某全个人私交不错，因为他早在报社农村部工作时，就与王智博关系最好，90年代初王智博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我曾与王某全一同，到位于大连湾的王智博亲友处参加了他小舅子的婚礼，特别是1992年，王某全以大连市委宣传部长身份拜访香港文汇报总部，张云枫社长亲自接待他时，便中问起我个人的情况，他曾为我美言了几句，因为当年我写信给香港文汇报自荐，报社并不了解我，假如没有他的首肯，我后来不会被副总编刘永碧等报社领导重用。

现在，王部长很生气地批评我不听话，他说你刚上任，就揭大连的疮疤，就臭大连，以后怎么办？随同刘永碧到访的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一再奉劝我别这样干，并要求我向他道谦，结果我加以拒绝，但他提出的主动接触他的建议，我照办了，王部长这才息其怒。我念及他对我的协助，心里虽不服，也只有忍气吞声。

此后，有一年春节前薄熙来请记者吃饭，地点在大连宾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叶枝盛通知我去，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为了做好文汇报的工作，我可不想与他继续顶牛。但到了餐厅一看，一共请了六个记者，等了好一会儿，薄熙来才姗姗来迟，其中有《光明日报》记者孙言荣，《经济日报》李天斌，新华社大连支社李晓林，中央广播电台李朝奋，香港《大公报》孙玉光等，人的确不少，但他只与李小林与李天斌讲话，三个人有说有笑，对其它人都很冷淡，并在席间大讲如何给《经济日报》批地皮，让他们在大连中山区八一路搞房地产等，还指责有的报纸有意“臭”大连等等，一点也不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使我心中很不舒服。

我多么想直言我的想法，象80年代初在金县见到他时那样，让我们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以便我们交流，但他根本不看我，也不认真听取其它人的意见，仿佛他只认识上述三人，中途还被吴文康秘书叫出去两三次，虽然那顿饭全是山珍海味，鲍鱼大虾，美酒佳肴，价格不菲，但胸中块垒，如哽在喉，味同嚼蜡，心情抑郁。我想，薄熙来心胸狭小，很是记仇，他绝对不会忘记那篇不足百字的小稿的，所以，他请吃饭，又故意冷落我，是在警告我，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我只能护花，不能挑剌。否则就没有饭吃！看来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啊！今天请客吃饭，要得就是这个令人尴尬的效果。

但我不怕，我既然做记者，不想当官员，也不想做老板，又不由地方政府管理，何必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后几年的春节聚餐记者会，我们也不参加，有时叫助手应付，有时索性不理久而久之，我便出局了。好在东北办涉及的地盘很大，大连的薄熙来不认我，我去吉林或哈尔滨采访，那里的官员与我保持联系密切，我还可以到其它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建办之初接触的两个官员之比较

文汇报建站之初的故事，也颇有戏剧性：曹伯纯从湖南株州市调大连任一把手，薄熙来由副市长升为市长既二把手，但两个人各在中南海都有靠山，性格又十分相左，针尖对麦芒，必有一伤。于是从如何接待香港文汇报来访领导的态度上，就可以窥视两人的不同体性。

关齐云失踪后，我在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支持下，艰苦创业，筹建了东北办，我在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当处长的大学同学王志强对我很好，所以一听说刘永碧要到访，便同意上报薄熙来，他说看看薄市长能不能接见她，但很快又说没有空，我知道薄熙来就是这个爱摆架子的德性，我不看重能否拜会此人的事，但无奈刘永碧很好面子，觉得薄熙来不见她，回到香港不好交代，所以我很为难。好在，我另有办法，我电话联系陈序平，请他转告曹书记，说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一行到访大连，能不能见她。不料，很快陈答复我，曹书记十分高兴，还要安排在大连棒棰岛宾馆高规格宴请我们，这样我就算是完成了应酬的任务。

此后不过一个小时，宣传部副部长刘国良又改口，通知我说，薄熙来答应，次日上午见我们三人，但《大连日报》刊发的新闻稿上只能讲，是薄市长“接见”刘永碧一行，绝对不能象报道她与曹书记相识那样叫“会见”，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接见”也好，“会见”也罢，这都无所谓，只要能见两个当官的，能有一个人点头同意我们办站就行了，反正等刘永碧一走，还是我一个人负责，我便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新闻工作，官埸上的怪事，我才不在乎呢。

第二天上午10点，薄熙来约我们三人在市政府大楼三楼一个房间见面，我知道他不会准时到达，果然他又迟到十分钟，以示他日理万机，高人一等。他还故意让我们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坐席上全部是街道的老太太，他正在倾听这些“小巷总理”的种种诉求，场面相当热烈。只有我知道这是有意安排给刘永碧看的，因为这种会以前他从未开过。等开完了这个会，再接见我们。他要收到最好的效果。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告诉刘永碧。凡是不了解薄熙来的人，都不会相信。果然，刘副总编会后说，薄熙来很深入群众。

从上述两人的表现看，曹书记为人相当真诚，不搞两面派，但薄熙来头脑中，封建等级观念太重，一会说见，一会又说不见，这反映出他缺乏平易近人的真诚与善意，他喜欢玩权术，惯于变换两面派手法。最初他不想见，看曹书记见了，又怕被人家抢了风头，自己丢面子，因为他知道见了曹书记之后，香港文汇报不可能不发消息，那样会叫曹书记抢了头功。而在大连日报的相关报道中，他又在细节描叙上指示记者写成“接见”，这是上级接见下级，借此与曹书记以示区别，而曹书记根本不计较这一切。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曹书记，但从此事，足见两个人的品质明显不同。

婉拒薄市长恩赐的一块地皮

《经济日报》大连站长李某斌，原为大连大化集团公司的宣传部干事，后来调入新闻界。过去在企业做久了，使他很有商业头脑，他先对薄熙来大肆吹捧，做感情投资，后是以建站为名申请地皮，薄熙来心领神会，给足了他面子，批一块在大连中山区八一路一带的地皮，给《经济日报》，这是一类地。叫“钻石地带”，这当然是好大的人情。然后，李某斌再通过工作上的便利，寻找一个财大气粗没有地皮的企业老板搞联建，而盖成大楼后，白分一半，卖光后记者站变成了“富翁”。报社有了房产，他也分了一套。这种空手套白狼，权稿交易的卑劣做法，是典型的“新闻腐败”，虽然臭名昭著，但其它媒体屡试成功。

在此之前，这个勾当，辽宁广播电台大连开发区站做过，新华社大连支社做过，一个叫田某的女人盗用人民日报辽宁记者站的招牌也干过，这使建站初始的香港文汇报亦跃跃欲试。所以有一次在大连，刘永碧曾向薄熙来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他说一定给文汇报最好的地方，并给予最低的价格，还建议我们先给他打个报告，交给外宣办主任刘国良，再报他批准。刘做为大连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得到了薄熙来的信任，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同样爱好摄影，二是当年在宣传部工作时，刘国良对他是亦步亦趋，言听计从。

所以会见结束后，刘永碧认为这次见面，为《文汇报》办了一件大事，我也感到高兴，但我后来仔细思索之后的结论是，假如这样做了，香港文汇报就在经济利益上与薄熙来连为一体了，很难再保持媒体的独立性，而且报社领导离开大连后，我得去具体操做此事，会惹上很多麻烦，我不懂房地产，难免聘用其它人，管理人员又太难。特别是这样做法，将违背新闻自由的理念，将后患无穷。但我的一个朋友说，你应当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你一旦拿到这个好地皮，转手卖掉了，光回扣款一项就很可观，一辈子都够花了。这使我更加警觉。但我深思熟虑，已下决心，不为所动。

于是，我采取消极的办法，对这件事一直久拖不办，此后不论港馆领导督促，还是地方官员询问，我都说慢慢来，不着急，正在办理呢，但一直没有动作。时间长了，大家心灰意冷，最后也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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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地皮 利益集团撕碎了大连

回想大连以前发生的故事，大连人难忘刘德才，70年代初刘以双重身份威震大连，他是大连驻军司令员，亦是大连市革委会主任，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把手加上二把手，当年他的专权也很厉害，但其下台的原因与罪名是大盖“楼堂馆所”，这一点匪夷所思。而上边领导指责他的所谓“楼堂馆所”，不过就是原大连动物园对过的小小的大连渤海饭店而已。

斗转星移，20多年后，同是共产党的一市之长，提出建设“北方香港”的口号的薄熙来，大炒地皮猛造声势，盖得每一拣大楼都要胜过大连渤海饭店10倍，然而，这却变成了骄人的政绩与步步高升的资本。这就是形势的变化使然。古人云，此一时彼一时也！

薄熙来是个政坛上的演员，因为他最了解身后的布景，布景就是国家的总体形势，因为他家族的成员，曾直接参与了国家经济政策的颁定，所以这种与权力，信息最近的便利条件，使他粉墨登埸恰逢良机，他选择的不是齐齐哈尔的舞台，也不是昆明的舞台，而是大连的舞台，因为大连看客多，易炒做，有钱攒，出名捞取资本又快。而炒地皮时，美丽的滨城则是最好的道具。何况，做了40年日本殖民地亡国奴的大连人，也习惯于顺从，甘当鼓掌的看客。

在薄熙来任市长之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土地由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名义上公开招标，实际上是他一支笔定夺，而出卖大连的地皮，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会“忽悠”大连，或者好听一点讲，是“宣传大连”，“对外招商”。

恰恰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独具特长，他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毕业的硕士生，而且又当过宣传部长，同时这个演员又一表人才，伶牙利齿，风度潇洒，口若悬河，妙语联珠，于是他通过媒体把大连炒出了名声，造成了气氛，地皮值钱了，自然可以待价而沽。

然而，真心实干的领导者却默默无闻，比如原大连水产养殖埸旧址，现在的星海湾商务开发区，就是大连经委副主任李某某带头干的，我经常去他简陋的办公室与工地，与其交谈。那时，这个地方，没人知道，对外招商十分困难，李主任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仅靠一台挖掘机拼命干，和工人们流汗在一起，每天中午只吃一个方便面。。。。。。但后来地皮炒热了，他也被调走了。薄熙来的小兄弟，都把功劳记在他的身上，仿佛星海湾是他倡导建立的。这是贪天之功归己有！

他知道土地值钱，还安排亲信郑某当上了房地产开发办公室主任，这个人给他顶门户，实权掐在自已手中，从此他有意让北京的高干子弟与权贵集团成员以及金州以至大连的亲信，抓住机会，先买块地皮，再转手倒卖，攒个好价钱，掘了第一桶金。最初，高干子弟王某在大连开发区搞所谓“五彩城”，“美食城”，或者从国外引进二手设备建磁带厂等等，故意坑骗中方，攒了一大笔钱，后是抢占有利地段，强迁圈地，名为开发，实为掠夺与炒卖，不客气地撕碎了大连城。

而站在舞台上，大肆叫卖的人，就是薄熙来，他不仅通过卖地批项目结交了大量外商，巩固了与北京权贵的交情与互相利用的关系，同时，还通过太太谷开来开办的所谓律师事务所，亦直接参与经商，大发不义之财。这个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天才表演家，真是名利双收。

郑某曾是我帮助过的朋友

90年代初，大连房地产开发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令许多官员垂涎三尺的“肥缺”，薄熙来亲自选定由郑某当权，自有他的道理。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郑某，是指其发迹前那段历史。他曾是我的朋友，80年代中后期我曾帮助过他。

郑某原为大连城建开发公司副总，副科级，这个公司的上级主管是诚建局，他是大连的部队干部子弟，我的一个亲友与郑某是朋友，也曾在部队任职，经他介绍我认识了郑，那时开丶发公司的一把手姓滕，他们搞违规开发，被毕锡桢书记下令追查，我曾去调查报道此事，郑某向我诉苦，后又通过我的亲友找我，要我介绍他认识某市委书记的公子，我便给他们引见了，后来他们都成了更为密切的朋友。更为有趣的是，郑某没有文凭，与我那个姓彭的亲友一道找我，要上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就读，我有求必应，不仅给他们引见了靳某前老师，还代付了报名费。。。。。。然而就是这个交情，到了90年代后期，郑某先抱住副市长李振荣的大腿，后又靠上了薄熙来，立即翻脸不认识我了，连在房地产展销会上见到我，都装做不认识，对我形同路人。

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势利小人，却被薄熙来选中重用，他一步步地从副科级到处级再到局级干部，明里是他及其所属的房地产开发办公室，在依据国家的士地政策，办理地皮审批手续，但实际上每一块地皮都由薄熙来一个人一支笔签字，郑某只是一个具体办事的傀垒，但郑某有一个特点：有奶就是娘，过去大连城建开发大权掌控在城建局长邱某手里，后在副市长李振荣手里，他就与这些人走得很近，等前两人退休了，他巧取豪夺了邱的房子，又把笑脸转向薄熙来，甘愿死心塌地为他卖命，但郑某有一点很精明：嘴紧，保密搞得好。薄熙来让他把一类地卖给谁，价格多少，背后有何种交易，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证明，但薄熙来早就用经济利益堵住了他的嘴，他们是一条线上栓的蚂蚱，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中共高官中，最早充分知道土地出让能获暴利之人，唯薄熙来莫属，而且他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又刚从大学毕业，故能高智商地暗中以权谋私，瞒天过海，而郑某一直往上爬，但苦于无才无德，又没有机会，所以薄熙来与郑某一拍即合。其实，郑某心里也很清楚，薄熙来也是在利用他，但他深知北京高干子弟的神通，并给自己留下了后路。所以，他在当薄熙来的替死鬼与挡箭牌之时，已把太太小孩都移居到了美国落杉矶。这个故事详情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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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家父子的精心策划

薄熙来登上大连政坛，原本就是一个阴谋，它折射了中共两代政治野心家，篡党夺权并想代代世袭的一枕黄粱美梦。六四大屠杀之前，赵紫阳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批评薄一波与左王邓力群等人，但六四之后他因为主张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而重新得势，虽然，党内对其恩将仇报胡耀邦的恶行多有议论，但邓家与江泽民还认为他有用，可以利用他的老资格为他们打击反对派服务，所以薄一波很吃香。与其说，薄一波为了共产党的政权不变色，而主张血冼天安门，不如说他是为了儿子能继承父业，千秋万代坐在人民的头上做威做福而站队表态。

大连市接近薄熙来的人说，薄熙来对金州的哥们说，六四学生运动不用武力镇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如基层人人参加选举，能选咱哥们吗？没有权力，谁理我们，大家吃什么？。。。。。。一语道破了天机。在六四之后，薄熙来多次对他信任的人讲，幸亏有老一辈革命家做后盾，能够调动军队，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才压住了反革命的势力，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如果说，六四前对官倒的规模与形势，对民间的不满与憎恶，他们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六四之后中共太子党，就胆大汪妄为，放手大干了！从最初的倒卖批文，贩卖军火，走私贩私，发展到公开圈地炒卖，侵吞国企，空壳上市，买空卖空，以至大发国难财，无所不用其极。薄熙来是继邓家的后尘，又一个既得利益者，标志着共产党在丧失政权合法性之后，进入了黑社会化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薄熙来首先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为邓质方所开办的首钢四方集团提供方便，让其在大连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开路，接着又为陈云的孙子在大连港医院旁边提供地皮兴建别墅倒卖，尔后王震的后人，深圳中海直老板王兵，在大连开发区兴建美食城，李铁映的儿子力践在原大连歌舞团旧址盖帝王大厦，{后改为远大大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薄熙来家人父子两代老媒深算，八面玲珑，左右逢缘，稳操胜券。他们深知，利用国家的地皮送人情，不用个人花一分钱，就能拴住他们。每拴住一个高干子弟，就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多一张嘴吧，就一定会有人为自己讲话，而且自己捞钱也不怕它人告发，反正贪腐人人有份，纪委都怕这些太子党。再说包括纪委的官员在内，能有几个人干净？了解薄熙来的人说，每一笔生意出去，薄市长都记了一本帐，证据确凿，藏而不露，谁感整他，他就拿出来保命。

因此薄熙来对铁哥们说，他本人不想离开大连，想在这里多干几年。大连新闻界一位记者说，因为在大连有实权，他可以用土地交人情发大财，不仅老婆孩子跟着沾光，而且老岳父常年住在金石滩宾馆颐养天年，不用花自家一分钱。年年都有大连地方官员赴京给薄老送礼，每次都是市政府秘书长孙世菊带队，假如老爷子高兴写个字，润笔费一次没有10万8万的，根本拿不出手。听说光给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北集团李小二题字，就收了不少银子。

扒小房动用黑社会，王某林当上“备用替死鬼”

自从薄熙来当了市长，大搞城建，大兴土木，处处扒小房，盖大楼，铺草坪，建广埸，报上都叫好，但隐藏在城市背后的掠夺坐地户财富的贪婪与残暴，却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因为薄熙来不但对操控媒体是绝对的内行，而且对打压与消灭维权人士，也是轻车熟路。

以前，在大连的大街小巷，有许多民宅连带一些耳房，大连人叫“偏厦子”，别看它很小，但养活一大批人呢。有些下岗工人通过“偏厦子”办食杂店，小饺子馆，书报铺等，养家糊口，其乐融融，也就是说，对弱势群体来讲，这个小天地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与寄托，何况，当年或租或建“偏厦子”，家家又出了不少钱，还有打发城建管理人员的人情费，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不能一慨而论地赞成扒小房，当然为了城市建设可以扒他，但要十分慎重，一定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然而，薄熙来的家远在京城，从小娇生惯养，衣食无忧，他不了解民间疾苦，也根本不会为老百姓着想，为了个人政绩，搞“形象工程”，为了与老板勾结，公开掠夺百姓财产，他一意孤行，果断决定在大连扒掉全部小房。

有的募僚提醒他，这件事做不得，它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薄熙来说怕什么，把警察准备好，闹就抓捕，不老实往死里打，看他们敢和我作对？他还密令黑社会份子分片包干，包人到户，利益均沾，从中提成，让他们直接参与动迁。薄熙来说，对“钉子户”要狠狠地整，绝对不要让步，要利用社会上的人，拔掉所有的钉子户，因为他们最怕“黑道老大”。

为预防万一，他想出一个绝招，叫新上任的房管局长当备用的“替死鬼”，王某林个头高大，言语不多，当过市政府查办处长，对薄熙来提拔他由处级干部升到局长，感恩戴德，便愿意随时牺牲自已，薄熙来告诉他，扒小房时，表面上以你的命令为准，你直接与一些动迁户见面，一旦出了难办的事，闹成大乱，就公开那你平民愤，先撤职调离，但是不要紧，你会另有安排。薄熙来把这个丑行亲口告诉我，有一次在接受我采访时，他大言不惭地把这种强奸民意肆意妄为的欺骗行力，叫做“政治智慧”。

果然，此后持续半年多，陆续在整个城市进行的“扒小房”举动，造成大大小小100多起群体性维权事件，自杀致残致死多人，拘捕关押数十人，以至其中后来有数十人常年进京上访，但当地媒体被薄熙来勒住了脖子，不能发声，造成大连民怨积累，社会矛盾趋于尖锐。1998年后我在香港《前哨》发表文章批评他，就是这种民意的首次舆论井喷。

薄熙来在大张旗鼓扒小房时，不仅利用王局长，而且还利用了大大小小黑道上的地痞，无赖，“小混混”三百多人，这些人分属不同的黑帮派别，占据不同的地盘，原本己渗透千家万户，这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多次杀人伤人，最终被枪毙的绰号叫“虎豹”的邹显为等人，亦参与其中，并大获经济利益。特别荒唐的是，前往中山区八一路一带搞动迁，协助警察驱赶“坐地户”的，不仅有城建局的公务员，派出所的民警，而且还有狱警带队的大连灰绿岩监狱的服刑犯人，他们被命令穿上便装，对“坐地户”，“钉子户”进行威胁，恐吓，殴打，绑架，中午得到的酬谢是美味佳肴与减刑奖励。2005年我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服刑时，有一个当年参与此次动迁，后来从灰绿岩监狱，调到此处服刑的姓薜的犯人说，那次他还借机与一个“三陪小姐”打了一炮，因为那女子正好租房在那里。。。。。。但我不能证实。不过，薄熙来及其手下的马屁精，动用黑道人物对付折迁户，在大连己不是秘密。我在大连两个监狱三个看守所关过，与数十个黑社会成员或头子交谈过，他们都确已证明此事。

令薄熙来高兴的是，王某林局长虚惊一埸，这个“替死鬼”没用上。大连老百姓整体上，比他估计得要温顺得多，大部分人对他动用警力与黑社会搞动迁，都十分不满。但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都敢怒而不感言，既便有的人心怀愤恨，也只能郁郁而终，尤其是那些被扒了小房的人，只能指桑骂愧，在背后诅咒他，不得好死。但是薄熙来是共产党员，不相信人有来生，恶有恶报。我想，他换个城市这样做，也许不能成功，这与大连人历史上曾被日本人统治了40年，沙俄统治了30年，传统上民众具有太多的耐性，不无关系吧！

重用打手彭某某，火车站前横行霸道

大连火车站是市政府的脸面，外地人到大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所以薄熙来很重视面子，他命令政府各部门，重抓火车站前的整洁与治安，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所信任的彭某某，自从担任了站前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以来，好事干得少，坏事干得多，特别是在当了市人大代表与公安局巡警支队政委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凌架于所有其它政府职能部门之上，对遍布大连大街小巷的小商小贩，或非正规出租车，三轮车驾驶员等大肆抓捕，野蛮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个人财产公开抡夺，毁弃与私分，还滥收费乱罚款，硬扣车，以至多次使百姓伤残甚至死亡。

笔者因工作需要，与其多次交谈，他对所有媒体，不论大小，十分热情，有个媒体的记者喜欢吹捧他，他一高兴，就白送一台车给他，反正这车也是他没收的。除了车之外，他设在大连西岗区宝莲酒店旁的办公室里什么东西都有，从瓜果梨挑到服装鞋帽，再到自行车摩拖车，只要大连街面能看到的，应有尽有。原本这些罚没物品，都是小商贩的血汗财产，也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一家老小生命存活之所系，生活目标之所望的东西，既便不应当在政府明令禁止的地方设摊摆点，也应当好言相劝，批评教育，更应当把这些物品严格立账清点，一一缴还。然而，彭某某依仗薄熙来的权势，如狼似虎，恃强凌辱，欺压百性，用暴力手段，驱赶商贩，全开抢劫私有财产，其野蛮行为，已成为大连火车站前令人厌恶之一景，让人见证当年的人权状况糟糕之极。

薄熙来之所以重用彭某某等人，还有另外目的：搜刮钱财，行贿受贿。他向北京权势人物请客送礼，有些钱在财政上不便列支，便急需灰色收入，而彭某某的综合办罚款名目繁多，地域广大，对象松散，被处罚对象根本不敢索要发票，等等，所以易于贪污舞弊，每年约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开发票，全凭良心帐。后来既便规定改用了发票，也单恁彭某某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任何制约，这实际上成了薄熙来的完全由个人支配的“小金库”。所以，尽管大连老百姓无不痛恨彭某某，曾经多次暗杀它，并上告省纪委中纪委，但无耐薄熙来青睐他，只要一出乱子，或造成群众围攻，或有上级领导批示，薄熙来就坚定地站在彭某某一边，为其开脱。连站前派出所的民警都看不惯他，说他办一切事，只听薄熙来一个人的，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群众骂他是薄熙来喂养的一条咬人的疯狗！他自己引以为自豪。

1999年，由于他肆无忌惮，恶性膨胀，对下级放任自流，选成他的部下胡作非为，终于闯了大祸。有一个湖南人，跑到大连打工，在电柱上张贴“小广告”，内容是办假证等，这既影响了市容，又易于诱人上当受骗，大连综合治理办的几个人抓个正着，原本这点小事，最多不过拘留几天，但彭某某手下的这些人，如果一天不打人玩，心里就烦，刚好把这个人抓到手，竟无视国家法律规定，把人关押在大连天主教堂里，他们一边喝酒，狂呼乱叫，一边选讯逼供，大打出手，一个外号叫“九子”的人员，打人最凶，在大连坏名声仅次干彭某某，他把那个中年人整整打了一夜，终于使他在凌晨时分断了气。

第二天，事情实在捂不住了。死者家人带上湖南电视台记者，匆匆从外地赶到大连又哭又闹，要求为先生申冤，惩处凶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大连记者李某奋也气愤地赶到现埸，扬言要公开曝光，为死者讨回公道。面对舆论的压力，彭某某又与以前一样，去求助于薄熙来，但事不凑巧，他在国外访问，公安局便把“九子”等人抓起来，彭某某声称不怕，因为手中有薄熙来的把柄，不怕他回来后不给弟兄们做主。

果然，薄熙来一回到大连，这几个杀人犯，不仅在姚家看守所享受特殊待遇，而且刑案交由西岗区法院审理，薄熙来下令重罪轻判，1999年西岗区法院院长周某某对我尽显难言之隐，他说这个情节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一审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手，但却推给了区级法院，可见薄熙来恂私枉法达到如何严重的程度。后来这几个杀人犯，在监狱关个一年半载，全部陆续回家了。为了堵住死者家人的嘴，赔了100万元了事。反正薄熙来，彭某某等人有的是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大不了再多抓点人，再狠罚点款，如此而已。

操控新闻媒体，一手硬一手软

为了掩盖大连每天发生的丑闻恶行，薄熙来竭尽全力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操控大连地方媒体，拉一批打一批，以便使他们都变成“八哥嘴”，只能鹦鹉学舌唱赞歌，谁也不敢唱反调。他亲自提议，在大连友好广埸修建了避邪的水晶玻璃球雕塑，又难看，又剌眼，既浪费公款又影响司机驾车，但大连日报记者马某，用令人肉麻的辞句吹捧此举，却压服不同看法，不让批评的观点见报。薄熙来为了感谢她，下令报社在大连沙河口区博士公寓奖励一套住房给她。另一个姓姜的记者常年追随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他也在中山区助其解决住房一套，另一个名叫王某达的记者，惯于舞文弄墨吹捧他，被其重用，薄熙来不仅安排他在市委办公厅任职，后来他生任省长，还把此人又调到省里，安排在身边工作，也给了他不少好处，这个人亦成了他的四处奔波的吹鼓手之。据大连新闻界消息灵通人士披露，近期人民网上许多吹捧薄熙来的奇文，就与其有关。辽宁省锦州市有一个落魄文人写信给他自荐，薄熙来见他文才不错，又无地方关系，正可利用，立刻调到身边加以重用，他曾依据薄熙来的旨意，进京巴结江泽民及其身边之人，呈上草拟的有关大连百年的诗句，请江泽民题写，尔后此人到处宣称，薄熙来叫他当文字秘书，连江泽民赞美大连的诗句亦出之他的高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等犬儒文人，竟被薄熙来一度安排到《东北之窗》杂志任要职。但等他调离，立既变成了没头的苍蝇，不知所从，很快被新的后台硬的人挤出了报社。

相反地，大连日报有个记者叫周某新，他不吹薄熙来，薄想抓他坐牢又无把柄，就把其调离报社，去做他不熟悉的电视台工作，原本按照他的级别，应当任命他为台长，但只象征性的给了他一个闲职，使其耿耿于怀。1998年后由于我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文章提到大连日报一些消息，他怀疑是报社内部有人提供线索，立既恼羞成怒，命令大连政法委书记成城，下派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进驻报社，以廉政建设办名，展开大调查，把以前所有的陈年旧帐全部拿出调查，抓捕了广告部经理相某伍，业务员刘某生等，后来二人均被判刑，另有耿某等数名记者被专案组带离调查，后被释放。此后，其对大连新闻界的整肃逐步升级，又将大连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扬庆典以渎职罪拘捕判刑，接着在2000年12年4日将我拘捕下狱5年多。薄熙来把不顺从他的大连日报副总编周某新调离报社，还以卑劣的手法羞辱原大连日报资深编辑杨某青，使其郁郁不得志，只好退休回家。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之后，薄熙来任市长时，曾亲自带队第一次赴香港招商，大连日报委派老记者杨某青随团采访报道，杨编缉当时年近华甲，第一次出国去香港观光，精神很是振奋，他首次见到香港的地道粤莱亦十分喜欢，午宴吃饭时难免舌头在嘴里发出不雅的声响，他人一笑置之，薄熙来却愤然离席,责令招商团秘书去劝走老杨，薄熙来气急败坏地说，以后饭桌上不想再见到他，秘书颇为难办，他认为杨编辑的生活细节固然不雅，但此等小事，何必计较？他怎能因此拒绝记者入席，思前想后，灵机一动，便谎称编写简报需每日午间进行，此等大事非杨记者莫属，他告诉扬编辑，这是薄市长对他的信任，从次，可怜的扬编缉被蒙在鼓里，天天一个人吃饭，也免于与薄市长再见。后杨编辑返回报社，此事传开，成为笑谈，杨恍然大悟受辱难忍，提前病退。大连日报知情者透露，杨编缉当年在报社文艺部是责任编辑，曾拒发薄熙来拍摄的有关金石滩的风景照，其怀恨在心，但杨却已经淡忘，十多年后薄熙来念及旧仇，才故意找碴整他，以解心头之恨。

原大连日报文艺部记者，散文家王素英，原本是大连文坛公认的才女，但只因不顺从薄熙来的旨意，拒写拍马屁吹捧“水晶球雕塑”的文章，而备受冷落。薄熙来说，这种人，是不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应予调离。薄熙来念及其人的知名度，便唆使安插在报社内部的亲信透露给他，让她自寻出路。她知道薄熙来的小肚鸡肠，既然得不到重用，只好自求半退休的闲织，专心从事文学创业，薄熙来离开大连后，终当选为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她在2007年与我饮茶叙旧时说，她赞同我在香港杂志发表的有关苏军烈士纪念塔动迁风波的观点，并表示了对薄熙来的不满，与对我的同情，后来她也在大连当地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类似文章，令我欣喜。虽然这时薄熙来已经离开大连，但其余威仍在，党羽遍布，媒体依然禁若寒蝉，故其良知勇气依然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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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表面文章，大修草坪与广埸

平心而论，薄熙来主政大连之前，大连就有修草坪的事情发生，魏富海任市长时，就在市政府门前的大连斯大林广埸上，平整土地修了一块草坪，当时亦有争议。但这无可厚非，因为并不过份。但1993年开始薄搞的这一套花架子，明显超出了大连财政的承受能力与地方实际情况，大连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北方城市，三面被海域所围困，只有一面与辽东半岛相连，自来水唯一来自自新金县碧流河水库，而近年来水库资源趋于枯竭，而海水淡化尚须时日，节水已迫在眉睫。试想，大连人连吃水都相当困难，何来草吃之水？

因此，薄熙来大抓狠种的这些草坪，不仅当时浪费了大量的金钱与水资源，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负担与难题：毁掉这些进口的草地吧，薄熙来当年大都是搞的进口的草籽，价格不菲，实在可惜，保留它吧，又养不起，故进退两难。不用说水吧，光照顾草坪的人工费，就难以承受。所以，大连市民都骂薄来是败家子，嘲讽这些草叫“熙来草”！他离任时耗尽了大连国家财政几乎所有的钱，还不算变相低假出卖的土地。

为了急功近利地让上级看到成绩，也为了通过引进草种给亲友带来生意，薄熙来在大连大举投资，搞绿地，广埸，城雕，公园，到处刻碑记功，到处题字留念，企图在掠夺金钱的同时，还将假清廉的名声传遍遐尔，闻名千古。所谓大连星海广埸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不仅修建了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埸，而且修建了象征封建帝王权力的华表，薄熙来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脚印，经青铜铸就后刻在广埸海边上，同时还假借大连百年大庆之名，在大连市劳动公园里修建了“百年世纪仓”，把江泽民的题辞“百年风雨洗礼，北方名珠生辉”与他自己的题为《给未来100年后的市长的信》，捆绑在一起，挖地三尺，埋在仓下，以便后代欣赏。薄熙来利令智昏，唯独忘记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100年后中国毕将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他这样搞文字狱的人，只能象秦桧一样被钉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个被痴笑唾弃的下埸，我断定他这堆“报烂货”不用等100年，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后人挖出焚烧毁弃！

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两侧，是草坪最漂亮的所在，如果只看这里，如同人间天堂，但是，再去看看大连庄河北部山区的村路与学校吧，至今那里还是贫困落后的不毛之地，当地的农民一年四季还在温饱线上挣扎，难怪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说，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二者反差天壤之别，为什么？因为中央省市领导到大连，首先要走这条路线，他们惯于以车代步两侧观看，薄熙来投其所好，就这样把他们的眼睛迷住了，进而玩他们于股掌之上。大连新闻界人士说，他绝对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北部山区的穷人家，解决生活中的因难。因为他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一员，关心的只是自己手中的权利，与附着在权利上的财富。当然，同样地，外来的上级领导吃了棒棰岛的海鲜，住着豪华的酒店，享受着漂亮小姐的优质服务，也就假装不知道大连还有北三市的贫困户存在。

薄熙来在任住政的8年，靠炒卖土地攒钱，搞了钱就修广场，铺草坪，广场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草坪越来越大，但普通老百姓越来越穷，虽然广州等城市没有这些表面文章，但一般市民口袋里挺有钱。大连市只有薄熙来关照的一群权贵老板知识精英阶层发了大财。普通老百姓包括机关的小职员都没有多少钱，这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0年上半年，薄熙来还堤出要在大连港锚地兴建一个与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一般大小的渤海明珠城雕，其目的是想让他傍靠的一批大款，在他本人离开大连之前，再狠劲地攒上一笔设计费与工程款，此前他提议筹建的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大搂等众多大项目，无一不是由美国等海外公司设计的，这些公司大都与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有关，她与程某君搞的所谓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就是盯着这些大肥肉的。幸亏，这个渤海明珠项目，首先遭到大连港务局以及国家交通部的反对，后因薄熙来升任辽宁省长的高位，他要集中精力与闻世震争夺权力而无暇顾及，否则又不知要挥霍大连老百姓多少血汗钱！

许多烂尾楼与大的项目均与薄熙来有关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有一栋至今仍然烂尾未能全部完工的大搂矗立，它叫金座大厦，从开工算起，足有10几年，已是风雨苍桑。它的兴建，始于90年代初期，薄熙来带着太太，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去深圳招商，由大连一个摄影艺术家张某宏介绍，认识了香港的曾老板，张某宏时任大连万达集团驻深圳办事处主任，此前他在深圳开婚纱影楼而发家致富。创业伊始的王某林爱才新切，念及他在深圳的人脉关系，重用了他。他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曾某给薄熙来太太买了大宗高档衣服，与其拉上了关系，回到大连后立既底价得到了这块“钻石地皮”，但是曾某并非认真做事的生意人，他只想倒卖地皮，一夜致富，所以得到这个项目后，他即一土地做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又马上转卖，得手的人再转手它人，结果几轮下来，他们均成了大款，而这个项目窃却成了久拖不决的烂尾搂盘，也成了后人弄不清真面目的无头案，到了2008年，其由市政府主持拍卖，竟然流拍，至今无人问津，只有一楼装修后对外营业,，其它部分任凭风吹日晒，闲置至今。至于薄熙来及其亲友，在长达多年涉足其中的交易，有何“猫腻”，有谁去认真查办？

另一楼盘，在90年代中期亦轰动一时，名叫宝珑新世纪大厦，外方是台湾人，中方是大化集团，当时这个地产开盘时，仪式隆重，薄熙来曾亲自剪彩，会议下发的画册中，有一页印有开来法律事务所的内容，可见薄家与开发商关系多么不同寻常。然而拿了这个项目贷了款，收了客户的购屋订金后，这些开发商却逃去无踪，使这个地皮又被冷落了多年，此后它转手别人，建成商住两用楼。但其背后的腐败故事竟永远成了哑谜。从1997年起，我就想扯开此案的黑幕，终因薄熙来及其死党强力阻挠而未果。我很想给刊登在那个样本上的所谓“开来法律信箱”发一封短信，质问她与该台湾老板为何走得如此之近？那些人为什么把她的商业信息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印刷品上？为何多年不敢公布此案内情？

与上述楼盘齐名的还有大连友好广埸的天源大厦{现中央会馆}，此地原为大连运输公司地皮，大连市甘井子区海茂村的农村青年金某，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与谷开来拉上了关系，以优惠价格批得了这个项目，他并不想真心开发，只想炒地皮赚钱，就抵押贷款后，转卖脱身，一下子发了大财，他由昔日求我办事卖轮胎的一个小个体户，摇身一变，成了移居新家坡的大老板。由于金某的兄长与我是多年的好朋友，1997年前后与我过从甚密，所以他有话从不避我，他说这个项目开工典礼，一定能请到象样的官员，不是薄熙来也是他老婆，我起初有点不相信，因为金某原为大连海茂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宪义的助手，我采访过他们，虽然，他们为人处事很讲义气，但毕竟文化水平不高，出身于豪门旺族的薄熙来怎么能与其扯上瓜葛，然而，等到开会时，果然不错，谷开来亲自到场，她一身名牌服装打扮，珠光宝器，盛气凌人，代表薄熙来出席剪彩，好不风光！大连晚报一个记者说，薄熙来一家两口人，先生掌权批地皮，老婆开公司去助威，配合得很默契啊。这个项目的背后又有哪些交易呢，只有他们自已心知肚明。

由于大连遍地盖起高楼，可以说每个大楼的后面，都有阳光下的阴影，每个影子里都藏有薄熙来及其死党腐败的故事。比如“远大大厦”前身叫“帝王大厦”，薄熙来把这个原先属于大连歌舞团的地皮，以优惠价格批给了徐某，因为徐某与李铁映的儿子力践是“铁哥们”，这个事情查到底，根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那里，薄熙来谁也不怕！大连日航酒店的前身是希尔顿酒店，再往前追溯是由家住盘锦的郑某信具体开发的“长江广场”，但这个项目是薄熙来批给亲信李某的，李某聘用了郑某信主抓这个楼盘，如此而已。还有大连三屏花园是薄熙来批给陈云后人陈维利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新开路邻邮局的金广大厦与金福星大厦项目的地皮，是薄熙来利用手中权利，批给金州的铁哥们范某臣等人的，其建成后一度遭遇经济萧条，对外出售不佳，薄熙来下令拟强行卖给大连日报社做新闻大厦被拒，没办法他的秘书车克民主政的大连市国安局慷慨解囊相助，买了底层和一楼办公，由此可见，薄熙来与这个大款范某臣的密切关系。大连新闻界一位朋友说，车克民通过买这个大楼，很捞了一笔钱。不.然，为何要买这样一个地方办公呢？！因为以反间谍为职能的单位，显然，不适合在这样综合性的多达二十层的大楼里工作。

还有更为蹊跷的事情是，大连市动物园早在1995年既大举动迁，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薄熙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这个旧址上马上开工建设21世纪中国大连标志性建筑，但两年后即1997年5月24日，新的森林植物园与动物园已在西岗区北石道街建成，但这个地方依然一片荒芜，人们禁不住发问：薄熙来把这个黄金地角批给了菲律宾首富陈某斋，为什么他在12后既2007年4月27日才举行裕景商城的奠基仪式？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当时地价一平方米多少钱，现在一平方米又是多少钱？薄熙来做为一个脾气很大，很急燥的人，为何对这个投资高达60个亿的世界级综合商业工程项目，却如此有耐心？如此宽容？

有一次包租富丽华酒店卖宝马房车的某老板，对我说，薄熙来太狡猾了！他受贿地点都在海外秘密进行，一般利用出国招商，访问之时，与外商或国内老板私下交易，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黑钱直接存在海外。

此外还有徐才厚亲友在瓦房店长兴岛的房地产项目，王震后人在大连开发区的美食城项目，李鹏之子李小鹏在金州搞的华能电厂项目，等等，无一不曾得到薄熙来的细致入微的关照。退一万步讲，既使他没有直接收取金钱，但他利用职务之便，审批项目送人情，自己的太太当上了这些大项目的常年法律顾问，请问：这个算不算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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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朱容基，过河便拆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薄熙来与大连大光地产公司的老板林某洪关系不错，林老板是一个面相和善为人圆滑的香港商人，他不仅在澳门开了卷烟厂，广州兴建了写字楼{市长大厦}，在广西创办了印刷厂，泰国设立了中餐馆，而且还在大连建起了星海花园与大连世贸中心等，显然林老板知恩图报，与薄熙来及其马崽走得较近，由于我在香港文汇报报道过林老板的地产项目，所以他也常请我喝茶聊天，讲到许多内情。其中有些情节又经另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我的朋友证实。

薄熙来对别人，特别是对下级总爱反问一句话：你别骗我啊？！他养成了这个习惯，是因为他自己就经常骗人坑人。林先生介绍说，90年代中期，薄熙来在星海湾兴建了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全部由市政府贷款投资，有些老干部知到内情，就给上面写信告刁状，他们认为不应当把钱用在这上面，信件到了国务院总理朱容基手里，他看了很生气，就派人到大连调查，自己亦借外出考察之机，下去亲自看看。薄熙来听到了风声，很是紧张与慌乱，谁都知道朱镕基不是好惹的人。但薄熙来熟读《三国演义》，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就匆忙找来林先生，要他假冒港方，市政府为中方，一夜间把上述项目变为中外合资企业，连合同章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董事会决议，班子成员，会议记录等，都以假乱真，比真的还真。等到朱总理到了，实地一看，不能批评，只能赞同，并得出结论，那些写告状信的老家伙，是吃饱了撑的闲得难受。。。。。。等朱总理一走，一切复旧。

故此薄熙来对林某洪一度很好，批了星海湾两块地皮给他，盖了两拣大搂，林老板捞了一大笔钱，为了谢他，林兄把大楼士建的活儿给了金州一建，他知到薄家与范某臣的关系，有意让薄熙来的哥们发财。薄市长很高兴，有一次在酒席上说，我可能要调去天津工作，到那时一定把你带过去。当时官埸风传，他将异地改任天津市委书记。后来不了了之。

但是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林某洪不知道为什么与薄渐渐疏远，现在回忆，可能与林老板和我的关系过于密切有关，薄熙来通过国安局特工，很容易通过手机信号卫星定位查到我们，并监听我们的对话，这一点我当时并不懂。所以，后来金州一建的施工队与其交恶，以林老板不及时支付工程款为由，封堵了他的办公搂，并折腾了里面的办公设备。他起诉到法院亦找不到主持公道的法官，于是林先生请我们文汇报写稿反映问题，我派同事晓蔡某去调查，还没发稿，林老板又忽然反悔。。。。。。其中的谜团至今仍在我的心中。林先生希望薄熙来还能念及旧情帮他吗？但薄熙来惯于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他明明知道林老板与他的哥们发生纠葛，不但不主持公道，加以协调，而是帮了倒忙。他还以土地政策发生变化为由，强行收回了原先批给他的一块地皮，它位于大连西港岗区五一广埸立交桥东侧，当时林老板的公司已施工挖了很深的地基，只因政策突变市场萎缩资金同转不灵，一度停工，被薄熙来终于抓住了把柄。这样一来他损失惨重，他对说我，我是打碎了牙咽在肚子里啊。

2002年5月我关押在大连看守所，在报纸上知道了大连“五七空难”，不料看到死亡者名单中有郑洪先生，他是林老板聘请的驻大连公司的经理，我与其多次打过交道，他是广东梅县人，与林老板同乡，但不知林先生今在何处？故念及上叙往事，不胜感叹！但愿林先生过得平安。他应当知道，自己曾利用薄熙来的权力找项目攒钱，反之亦然，薄熙来这样的政客，也利用外资为自己搞政绩。他连朱总理都敢骗，何况一个林老板呢？他对谁都不会有真情，也不会相信任何人，我在上面讲过，他只相信权利。所以，他才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口头禅：“你别骗我啊？”

一个建筑公司吃掉了五个“建”

“一建”指的是大连金州一建，它目前已改名金广集团，是大连首屈一指的建设开发公司，不论经济实力，人才技术，还是知名度都堪称一流。但在80年代中后期，它不过是一个集体性质的金县乡镇小企业，我曾在中山区友好广场一个该公司临时租用的小酒店里，多次见过老板范某臣。应当讲，范兄是一个外表粗鲁但内有城府的人，除了讲哥们义气，亦会经营管理，他还会用人，这当然都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薄熙来的帮忙，伴随此人权力的逐步上升，金州一建由乡到城，由小变大，由单一土建变成综合性经营的企业集团公司，最后吃掉了大连与之唱对台戏的五个国营性质的建筑公司。

以前，在魏富海当权时，大连的建筑市场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埸经济为副，或者说转型刚刚开始，大连五个建筑公司分享了土建市埸的所有工城，个个过得都不错，不仅职工人人发工资，而且个个有福利保障待遇。拿国营大连一建来讲，不仅在大连中山路上有相当阔气的高达五层，3000多平米的办公大搂，而且还有著名的“一建俱乐部”，我多次见过该公司的候某政经理，他告诉我，大连很多大的楼房都是它们承建的，但自从薄熙来上来后，权力与市场连在一块了，薄熙来下令把原本属于国营企业做的生意，全部给了金州一建或阿尔滨建筑工程公司，它是另一个由赵某华经营的金州乡镇企业。我问他这其中，有没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他说当然有，国营企业僵化的机制也有问题，比如人浮于事，政策死板，包袱太重等，但是五个建筑公司原本人才济济，经验丰富，施备先进，但都在薄熙来的操纵下，一个个地垮掉了。大连人一直有流言蜚语说，薄熙来的亲友有股份投在其中，但碍于当时的司法体系并不独立，新闻封锁也十分严重，记者更不能查证。所以只能任他胡作非为。另一家国企老板对我说，薄熙来真不可理喻，做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帮助国营企业，却帮助集体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是何道理？

2000年底，大名鼎鼎的“金州一建”已改名为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主要业务仍以建筑为主，但2006年我获释后发现，它像毋鸡一样下了一大窝鸡蛋，下面派生出数家分公司，大都得到了市政府批复的土地项目，在大连大搞房地产开发，几乎个个都随着地价升值而发财。其中单是王某玉一人主持的房地产公司，就每年赢利数千万元。另一骨干企业是下属二公司，巳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特级资质，并于2002年在大连建筑企业中率先通过三级企业认证体系。2005年底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当然，我要指出的是，早期薄熙来对它们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后来他们的发展另当别论。我不敢全盘否认这家公司的业绩，它近些年羽毛丰满后，与历届政府主要官员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亦是它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大连企业界，如今范某臣已成了龙头老大，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是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可能薄熙来担心他们日后在司法上出问题，就及时给他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只不过是一个衣冠不整的包工头子，但历经二十几年闯荡江湖，在薄熙来的精心扶植下，发展到现在每年光利润就能攒几个亿的地步，确实不同凡响。他手下的小弟兄们，大都在全世界各国经商旅游往来，他们的子女留学定居欧美已是小事一碟。看一看其在大连西岗区新开路89号的集团总部办公楼“金广大厦”，如何气派，想一下那些在不公平竟争环境中，倒闭的国企及其下岗贫病交加的职工，听一听大连电视台不厌其烦地播放的“金州一建”的广告辞：安得广厦千万间，金州一建，心中禁不住戚戚然，我斗胆改了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一个“建”吃了5个“建”，薄熙来啊真敢干！

巴结港商黄鸿年，集体企业全卖光

90年代初，大连轻工局属下共有100多家企业，有的效益不错，有的产品滞销，但不论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其埸房或办公楼都位于大连市繁华地角，也就是说它的地皮很值钱。谁也不是圣贤，当时的官员急于对外招商，寻求合作，吸引外资，做出许多荒唐事，也不必大惊小怪。问题是，薄熙来与港商黄鸿年的合作，一没有民意基础，二没有科学论证，三没有请示上级，结果刚坐上了这个大连市长的宝座，就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黄鸿年是香港中策集团的老板，也是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弈聪的儿子，曾在北京第26中学读书，文革中当过红卫兵，所以非常了解中国，他发迹后首先抓住邓小平南巡之后带来的商机，进军中国，巧妙地与官员拉上了关系，他先在山西省靠上省委书王茂林，经其介绍，搞了一家合资企业，接着又去江苏省杭州市，又攻下市长王永明，在其支持下，收购了两家中资企业，尔后转去福建省泉州市，搞了41个合资企业，立即震动了中国商界，一时被吹捧为“中策现象”，好大喜功的薄熙来根本不懂经济，不关心企业职工的命运，竟与到访的黄鸿年一拍即合，决定将大连轻工局下属的101企业，一揽子全部卖给了他，使数万职工下岗，此举在大连虽经媒体狂吹乱捧，但因直接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的反对，数千人联名上书中央，告到了江泽民案头。。。。。。十分明显，素有“股市金手指”之称的黄鸿年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看中的并非企业的产品，工厂与设备，而仅仅是它们脚下的地皮，只要给点钱，叫工人们离去，地价一升值，他圈地盖搂，就会肥得流油。做为新加坡排在《福布斯》第29位的富豪，他不在乎大连百姓的疾苦情有可原，但薄熙来做为一市之长，竟拍板做出这种荒谬的诀策，真是匪夷所思。

据媒体报道，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中策集团斥资4，52亿元人民币先后在上述地区打通当地官员的关系，廉价地购买了100家国企，又收购了3100家集体企业，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出得起钱，整个国家都能买下来。大连，险些在薄熙来的手中一下子卖光了101块黄金地块，使数以万计的工人失掉工作，难怪一个老干部在1994年写信给我，骂薄熙来是“卖市贼”，是与黄鸿年有私下交易贪官，但由于那时我初到港报工作，无暇查证。当然，1992年至1993年薄熙来是副市长，这件事的前半部可能还有其它人亦有失职问题，但薄熙来在上述合同因上级否决而中止前的1993年6月，则是主要责任人之一，理应受到查究。

当这一揽子变卖企的合同已正式签约时，中南海的高官们终于听到了大连人愤怒的声音，立既愕然不已。中国一个小小的计划单列市的市长，竟敢把101家企业连同职工一块卖了，那么谁是厂房下面土地的主人？谁是人民的公仆？外商算什么？你薄熙来算老几？据大连企业家俱乐部董事长刘某介绍说，当中央领导责问薄熙来时，他呆若木鸡，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只喝了一大茶杯热水，接着一头大汗淋漓。那时刘某是政府经委干部，曾有机会随其进京汇报。

薄熙来以后的举动表明，他并没有吸取以上经验教训。后来，中央领导决定干预中止了这一荒唐透顶的合同，避免了工人一时失业下岗的后果，但薄熙来仍然不服。他回到大连后，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然一块块地慢墁地最终还是卖光了这些企业，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工人群众，只有自已，富人与外商，他知道只有与其合作，才能名利双收，只有卖地皮盖大楼，才能捞大钱，才能结交权贵，才能让别人看出城市巨变，才能继续往上爬。另外，我还有些奇怪，既然签了合同，中止就构成违约，能与美国花旗银行打官同的黄老板，为什么不敢与薄熙来也对簿公堂？莫不是同为北京人，天生有交情与缘份的原因吧？1993年我曾在一个酒会上见到黄老板，很想请教他这个问题，但他心情不佳，我也不想自讨没趣。我想他们的事，大慨只有他们自已知道吧。

假如这回严重的失误与渎职，是出在其它人身上，不追究刑责，也免不了撒职。但薄熙来不怕，他老爹薄一波咳嗽一声，江泽民都要混身发抖，所以他挨了批评回到大连，拍他马屁的人仍然夸他是大手笔做事，虽败犹荣。

服装节加模特 劳民伤财

现在提起大连，人们自然会想到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并把它与薄熙来连在一起，其实早在1988年，他当市长之前，大连巳成功地搞过4届服装节，这与大连人天生喜欢穿戴讲究打扮不无关系。历史上大连人有话：“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形容的就是这种状况。一般的市民再穷也要千方百计地穿上新衣服。所以，服装节是大连人自已的传统节目，创办之初与薄熙来根本无关。与星海商务区一样，是别人先开发的，等他上了台，一切功劳均变成他的了，包括服装节，也成了他的光荣业绩，当地媒体被其操控，当然全给他脸上贴金。

大连服装节在薄熙来接手后，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他在开幕式上对着十几个外宾，用英文念讲稿，把魏市长气得脸色阴沉，因为会埸上仅有的十几个外国人中又大都是日本人，魏市长亲耳听到薄熙来一早在办公室背讲稿，英文是现找译员搞的，完全是在做秀。果然，会后大连市民说，你看老魏，嘴笨得象棉裤腰，你看副市长薄熙来，魁武英俊，能说会道，还会讲外语。特别是一些街道老大妈，立马叫“薄帅哥”弄蒙了！此后这种愚昧浮燥的民意很快杷薄熙来捧起来了。当然，以后逐年进行下去的服装节，慢慢地圹大了规模，加大了宣传力度，也提高了文化层次，促进了贸易发展，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这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奇迹。既使它人在位也是一样。而且每次节日过后，被其隐盖的问题也不少，用劳民伤财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在工作中，我听到很多人建议说，服装节当然好，但赞助受不了。薄熙来下令，设立了常年工作的筹委办，一年一届地连续搞，年年服装企业都要搞赞助，实在是竭泽而渔，喘不过气来。有很多服装企业老板反映，薄熙来经常打电话，强迫企业出钱赞助服装节，搞路牌灯箱或画册，费用太多大杂，如不服从就派人调查经济问题，比如税啦回扣啦，等等。服从吧，没有那么多利润。不服从吧，又怕挨整。所以两头为难。笔者认为，三年搞一届既可。但薄熙来不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需要年年有成绩，处处有钱花。

薄熙来还在大连市政府广埸前设了女骑警，女交警，用此为服装城锦上添花，又在大连金石滩建了民营的服装模持学校，于某是著名的服装模特，任校长，她是薄熙来每年拔款600万支持的人，又一度占据了区政府办公楼，对外营业，管委会主任王传志为什么怕这个摸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家议论纷纷，薄市长满不在乎。每届服装节，于某都带领美丽的学员们，以精彩的表演吸引观众，并为薄市长的业绩添光增彩。尤其是上面来的干部都希望喝酒时有模特美女陪，薄熙来精于此道。

摸特们除了服装表演还做什么？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或许从中可见秘密。1998年大连著名的服装个体户杨某华与其原老朋友，大连皮装厂长都某平反目为仇，两人为经济利益发生纠葛，都找我曝料，希望我撰文以正视听，我与两人均有过交往，但深知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于是只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观点平和的叙述其事的新闻稿，后杨某华请我与一位律师喝茶，席间就请来两位服装模特做陪，一问这两人既来自金石滩服装模特学校，后来我吃过晚饭后匆匆离去。再亦不曾参与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也不再做任何有关报道。2006我获释后得知，杨某华曾牵扯进了沈阳慕马大案，慕市长的一辆汽车即存放在他的车库里，后被法院没收，杨一度被关押在苏家屯看守所，9个月后放行，但他现在已不在大连经商。然而，于某的服装模特学校依然在大连生意兴旺。

大连从1988年8月20日起，已举办了十几届服装节，从薄熙来开始，增加了邀请官员与各国政要参加开幕式的力度，他利用公款让高干到大连吃喝玩乐，有利于自已升官发财，用声色犬马吸引外商，是为了向海外宣传大连吸引投资，增加他的知名度。所以从整体上看，它重形式，轻内容，重表演，轻生产，重交际，轻贸易，据统计，第一届服装节时，大连服装企业700余户，2004年已发展到2590户，销售收入从当年的10几个亿增加到135，4个亿，但是平均到2590户企业，只有520万元，这与其它城市同业相比少得可怜。另据统计，七五与八五期间，在全国服装百强企业中，大连有8个企业入围，到了薄熙来离开大连的2001年，整个辽宁以至东北只有大杨集团一个企业榜上有名。这就是说，薄熙来所监控的媒体，用数字在自已与自已比，自吹自擂，但放在全国服装市场这个大盘子里一看，大连服装业根本排不上名次。亚洲最大的服装企业卓达集困，落户大连，但它是河北有名的品牌，所以在每年服装博览会的展台边，我都会听到港商的牢骚，他们说订单拿的并不多，报上刊登的数字假大空，来宾的不同声音得不到回应。同时，服装节上本地的品牌始终不如外地或海外的品牌叫得响。我想，薄熙来的心思，不会用在发展生产上，而是在忽悠大连市民而已。人们说，深圳不搞所谓服装节，但遍地服装店，到处是服装厂与身着名牌的丽人行，深圳的服装节永不闭幕。大连搞了多年服装节，只有一个叫得出的名牌叫“大杨”，是“农民老大嫂”搞的，它在国际上也没有人认同，只有薄熙来的名子叫响了。

我认为，在薄熙来离开大连之后，夏德仁市长调整了以上误区，他在第12届大连服装节开幕式上重新提出了“三个定位”：服装企业交易中心，服装设计时尚信息交流发布中心，时装品牌孵化中心，这才是对的，但此后我就入狱了，不知道情况落实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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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记者姜维平，左二，大连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王晓君，因与薄熙来司机王胜利是黑龙江省老乡，关系密切，得知并在社会上传播了薄熙来通过其司机，从隆达公司索贿8万元的经济问题，2001年被薄熙来亲自下令拘捕判刑，现已出狱，指控的罪名是诈骗；左三：薄熙来司机，大连市政府秘书处科级干部王胜利。

（独立中文笔会独家照片，由作者姜维平提供）
   


1993年江泽民视察大连开发区，左二{后者}薄熙来；{前者}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江泽民右侧抬手指向远方的人，是原副市长，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姿。其因为与薄熙来不和，并向上级举报他的经济问题，而在2002年被其下令秘密拘押在大连市委党校图书馆旁一处房舍，长达一年，逼其认罪，后因薄调离辽宁，无罪释放，现已离休。其秘书，原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晓滨也在2000年被双轨一年多时间，后来被宣告无罪，现为大连旅游局副局长。这些人目前均在向中纪委写信控告薄熙来枉法追诉的问题。

照片来源：作者姜维平提供，摄影，刘兆龙
   
   
薄熙来说 请文汇报多美言几句

只重视吹牛，不重视做事，讲得好听，办事很坏，这是我对薄熙来10几年观察得出的结论。90年后期，我与大连果品公司的丛者瑶经理熟悉，他女儿丛某曾在文汇报东北办短期工作过，所以，当他主持的企业与香港的郭鹤年合资搞大连可口可乐分公司时，规模不大的宴席上，我们办事处得到三张请贴与位子，而且我有幸坐在郭公子郭孔丞身边，薄熙来陪郭鹤年坐在第一桌，我与另两个女同事分在第二桌，她们年青好动，主动去给薄熙来与郭鹤年敬酒，因为两个桌子离得很近，我听到薄熙来问这两个女记者是哪的，接着说：请文汇报给我们大连多美言几句。我听了觉得好笑，显然他做为一市之长，这个话不应当在这个场合讲。他可以在香港文汇报领导在埸的时候讲，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大连，他都有这个机会，现在他讲了，正显示出他致命的弱点：爱听表扬话，不爱听批评话。

实际上，在我主持的工作中，我们文汇报讲的表扬他的话太多了，把他恰恰给害了，他自已都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利令智昏，变成了一个封建暴君。

早在1994年我加盟报社不久，文汇报曾转发了新华社驻大连记者李某林撰写的一篇关于薄熙来的文章，洋洋洒洒近万言，还有许多照片，充满溢美之辞，我记得副总编刘永碧把这张报纸亲自交给他看时，他当时笑得眉飞色舞，但很快又收起了笑容，他发现了一张照片令他不满，照片是他的脸部特写，眼角出现了细密的鱼尾纹。。。。。。他对刘副总编发问：我这么老吗？。。。。。。他就是这样讨厌别人对他的批评。正因为如此，他和谁都团结不好。

88年初魏富海当市长时，他当宣传部长，瞧不起老魏，公开嘲笑他“土得掉碴”，89年3月他增补副市长，又开始排挤常务副市长宫明程，与其它常委唐启舜，李舒安，李光云，傅万忠，傅毓殿等人，没有一个处得融洽的。95年更反感市委书记曹伯纯对他的监督，以至两人公开翻脸。总之多年来与谁搭挡都处不好关系，其原因正在于此：心胸狭小，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对当官的如此，何况对媒体记者呢？我记得我在大连日报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有个台湾记者到大连参加服装节一个活动，发表了一点批评意见，他很不高兴，竟下令逼那个报社把他辞退了。。。。。。可笑的是，这种骄横的举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通过他的吹鼓手，公开写在报纸上。

然而既使吹捧他，在有的情况下，也莫名其妙地会令他不快。有一次在大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举办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的老同学张某某向他提问，我现在已记不清原话，但内容肯定是表杨他的，他听了，竟满脸不高兴，很傲慢地居高凌下地当埸戏弄人家，他恰恰忘了，这个老记者不仅是他在社科院新闻所的同学，而且是人民日报驻大连记者，这个举动，令在场人士好不惊愕。尔后又一次市政府类似会议，我讯问张某某去不去参加，他这般蔑视地回答：去看他，不如去动物园看猴子！可见老同学对他憎恨到一种什么程度。

还有一次，在大连棒捶岛宾馆9号搂举办的一次服装节新闻发布会上，我向他提出了有关建设北方香港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刁钻，敷衍我说：“这个问题没想过”，而我并无恶意，他竟十分生气，一脸阴云。实际上在一个信息公开的多元化社会里，记者的提问总是稀奇古怪，包罗万象的。一个领导人，特别是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毕业的人，应当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才能使自己进步。

假如不是记者，是他的部下，一旦流露出对其不恭不敬，他难免大怒。有一次在市政府三楼开会，有一个叫王某峰的处级干部，没有做笔记，他忽然让他站起身来复述内容，他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他立既勃然大怒，把他当场赶出了100多人出席的会埸，让他在走廊罚站多时，等待他的处理。这个人当时是大连长海县长，与新华社记者李某林颇有交情。尔后薄熙来又以此为理由把他调离工作，从此不知去向。现在这个人任辽宁省政府外事办主任。这说明他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只不过不喜欢做笔记而已。类似的故事太多，大都从我脑海里消失了，这个情节还记得，是因为它太荒唐而不近人情。但大连新闻界人士说，他是共青团干部，是于学祥提拔上来的，薄熙来故意找毛病，是借机打乱于书记的阵脚，杀鸡给猴看。

还有一次，大约是1998年左右吧，辽宁省在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搞了一次中加贸易理事会，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很不得体的话调侃闻世震与张国光，他说，你没看见闻书记与张省长都长得高高大大的吗？他们今天来到大连，是干大事的。。。。。。他可能想逗大家笑，但这是省里在大连召开的会议，他当时才是一个市长！所以，会场上没有一个人笑，等沉默了一分钟，才由闻世震嘴里发出几声“嘿嘿”，令人毛骨悚然。这显然暴露了他们的矛盾，在这个场合，十分不雅。

次日，在加拿大的一大批高官商人到访之前，市政厅要播放一个有关大连成就的风光片，我与大连本地另外两个记者先期到达那里等候，薄熙来与一个放映员在现埸忙碌，他对那个人说：你先试一下效果，不料放出来的画面搞拧了，这其实不过是一件一笑而过的小事，何况观看的外宾还没有到来，根本不值得为此大惊小怪。然而，薄熙来曝跳如雷，象一头发怒的狮子，大骂那个人是混蛋，令我们瞪目结舌。。。。。。而等到外宾走近，他立刻满面笑容，这倐地一变，另我想起舞台上的演员。薄熙来多么象一个阴阳脸的表演大师啊！

还是回头拿文汇报论事吧，记得还有一次，正当大连热议旅顺该不该对外开放的问题时，我撰写了一篇新闻稿，拟在本报发表，我的同事接听过宣传部的电话，新闻处长叶某盛强调过薄市长有话，关于旅顺军港的对外开放消息要慎重对待，故我们决定先发给薄熙来本人看看再说，不过还不错，他日理万机，很快他的秘书回话说，已看过了，文稿交给了宣传部，我的助手去问，宣传部说不知道，使我们发还是不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事情很简单：同意或不同意，告诉我们就算了。旅顺对外开放是一件涉及部队的大事，但我写的东西并不是“国家机密”，我只是希望它开放而已。于是我还是发了稿件。我想，我这是在美言大连啊，但是为何也不顺呢？

我想，薄熙来之所以如此骄横而又阴阳怪气，主要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诀定的，他从小就在北京中南海的权力核心享受特供特权，虽曾短期受难囚禁，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片赞扬声中生活与长大的，现在又一下子把大连5县5区共590万人口交给他管理，他大权在手，又有父亲薄一波在中南海坐阵，当然他什么也不在乎。就是这样绝对的权利，导致了他绝对的腐败与专横。而让媒体对其只唱赞歌，只能美言，则是他当时对我们还很客气的指示。

你给我滚出大连 别再回来

薄熙来年轻气盛，仿佛有无穷无尽的使不完的精力，不仅是对媒体，对其它事情也是这样，哪怕是对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某一栋大楼的装修之类的小事，亦亲自把关，只要他不满意，立既无情地斥责。大连星海会展中心主楼最初装修时，就经历了一埸风云变幻，原定临近某个节日前要完工，还有三天期限的时候，有关方面邀请他视察验收，不料他看了之后，忽然反脸大怒，当着聚光灯照射下的数十个相关人员，他指着那个承揽装修的韩国老板说，你干得什么活，你这个混蛋，赶快给我滚出大连，永远别再回来！一声令下，已豪华装修完毕的大厅，全部扒掉重干，一下子损失人民币数百万元。那个外商也灰溜溜地消失了。

有人说，他并非不满意这个装修工程，而是他的哥们没有拿到这个攒钱的活，向他告状，他发完火后，这个生意就转手了。他的关系网上的人又发了一笔横财。

薄熙来暴跳如雷的坏脾气，翻脸不认人的德性，横行霸道的作风，在大连市领教的人实在不少。大连中医院按摩师田某某亦曾栽在他身上。

90年代后期，薄熙来的颈椎有病灶，急需治疗，大连中医院的院长谢某委派全院技术大拿田某某，去三番五次地为其按摩，薄熙来很少到医院看病，他有疑心病，怕人算计他，就下令田大夫随时听命，并派司机去接，一年下来，田某某去薄办不会少于三五十次，每次都要等他好久，一分钱也不付，反正医院发薪水，田某某任劳任怨，也安于此行。然而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有一次午后2点多钟，在薄熙来的办公室里，田大夫为其颈椎按摩，由于薄市长个头高大，整天伏案工作，颈椎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供血不足，造成头晕，还易于发怒，所以田大夫每次接摩都有如履薄冰之感。正巧，一边按摩，一边有秘书送文件，薄市长止不住头部扭动，田医生的手指不小心触痛了他，立刻，薄熙来猛然跳起身来，脸涨得通红，大喊大叫：谁派你来的？谁叫你故意害我？是不是于学祥？！。。。。。。吓得田大夫落荒而逃。接着又派人到医院调查，幸亏田某某是个老实人，一辈子靠祖传的按摩手艺吃饭，虽然亦给于书记等很多人看过病，但他与任何人都无深交，于书记既便给他一个胆，他也不敢暗害薄大人，实在是误会啊。不过薄熙来还是不依不侥，下令医院让他提前退职。田大夫对同事说，有时如约前去，他却不守信，叫我很长时间地等他，他当市长的忙，我相信，也理解，但经常一等三四个钟头，就不象话了。我白干了这么多年，好处没捞到，惹了一身臊。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臭无赖！

请吃家宴 一个市长做一个莱

薄熙来在1993年的大连第十一届人代会上当上了市长，终于把魏富海挤走了，魏市长调任荣毅仁的中信集因当管理后勤的副总经理，秘书李某全怕挨整，主动提出去香港经商。薄熙来的死党四处讲风凉话：“魏四蛋”只配在中信管食堂！秘书不出国，哪里能安排？

这时的薄熙来，心情特别好，下了好大的决心，他决定要请市政府所有的副市长吃饭，消息传出，大家很是高兴，薄熙来的秘书通知，每个人可以带上太太，不用说，去的七八个人，当然还要带上贵重的礼品。他们本来以为，应邀到市长家中坐客，一定会享受到最高的礼遇，不料进了大门才知道，什么莱也没做，桌子上空空如也，只是司机去买回一大堆东西，谷开来对着大家傻笑，薄熙来说，你们一对夫妇一家，各做一个莱吧！比一比谁好？大家又生气又失望，但心里明白，有苦难言，他们家根本不做饭，谷开来不可能屈尊服伺这些副手，若叫车克民秘书做吧，又怕有人背后乱讲，所以才弄巧成拙。其中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位副市长对我说：薄熙来就能搞这一套花架子！要请客就实实在在地请呗，大家都很忙，还叫我们自己做！这象什么话！搞这个名堂有什么用？。。。。。。别看薄熙来眉飞色舞，讲的好听，但心里藏着奸计，他对食品安全最重视，也最不放心。后来在埸的人回忆说，那天薄熙来没吃几口莱，他在想心思。实际上，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人心搞帮派，给大家统一思想。主要是探探大家对新来的曹书记的看法。

一般情况下，薄熙来及其家人只在大连宾馆吃饭，不相信其它地方的食品安全卫生，因为该宾馆隶属市政府交际处管理，不仅有全市一流的厨师掌灶，而且安全局在此有点，能够监控所有进出的闲人，薄熙来动輒亲自下厨房检查，对其卫生条件与饭菜清淡的口味赞不绝口。

既然如此，招待大伙，为何不在这里开席？一位副市长对我说，薄市长那么做岂不让部下抓住了把柄？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是他伪善的一面，岂能不装给我们看看？

其实这些副手们，包括最没本事的负责农村工作的贾某斌，个个都有公款吃喝的根据地，有的在大连富丽华二部，有的在大连国际博览中心22楼，有的在新华大酒店，有的在丽景大酒店，但他们除了工作需要，谁也不去大连宾馆，彼此心知肚明，那是老大一家人玩的地方。今天到薄家做客，其目地是要大家表个态：以后是听曹书记的，还是听我的！但每个人心里都在说，听你的行，但你要答应，咱们各吃各的，谁也别挡着谁！

薄熙来不喝酒，怕酒后失言，但这回开了一杯长城干红酒，侃侃而谈，讲了半天，大家才明白，上面对大连不放心，从株州市派来了曹伯纯当书记，薄市长不喜欢这个精明的小个子，提醒大家别与其走得太近，近了非倒霉不可。当然大家心领神会。

中央有“江办 ”大连有“薄办”

薄熙来走进了大连市政府大楼，那幅踌躇满志的样子，仿佛当上了主持中南海政局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一把手江泽民有“江办”，薄熙来是大连二把手，也不甘寂寞，搞了个“薄办”，大连市政府接近他的人说，“薄办”有秘书吴文康与车克民，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司机王胜利，打字员李某等五六个人，最受争议的是漂亮的打字员小李，20岁左右，肤色特白，细如凝脂，美丽温情，她整天呆在薄市长设在市政府三楼的办公室里不出来，好象文件总也打不完。薄熙来不在乎别人有关他金屋藏娇的非议。他还动不动声色俱厉地指责部下，吓的他们大气也不敢出。所以“薄办”是机关干部见了便躲，避之未恐不及的地方。但背后谈论起薄市长的性丑闻，人人都兴趣盎然。有人说，他在大套间里，安放了带白色被单的沙发床，和豪华皮制躺椅。美丽的秘书小姐经常出入其中，如同宫廷佳丽。知情者透露，这个小姐原是职高毕业，为了给他变成干部，薄熙来先把她调到由刘某茹当领导的大连星海会展中心，转正后在调回身边工作。一位政府部门的官员对我说，薄熙来和他老爸一样，是个大色鬼，难怪人称他“勃起来”。

由于中共官员按排自已的车号，一般的规则是，从一把手开始，按级别大小排下去，比如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是辽B00001,薄熙来是市长,应是02,卞国胜是人大主任,是03,等等,这符合常规,，薄熙来却很生气，认为自已没拔尖，就对分配车号的公安局领导说，妈个比的，我不要了，我要辽B00051，既吾第一，结果全国只有大连市政府官员的车号特殊，都依职务大小，顺薄熙来而下，变成了51,52,53等等。大连新闻界的朋友说，通过这个小事，你可以看出当官的人都在想些什么。也可知道薄熙来是个什么东西。

为了显示王者气派，薄熙来到何处视察都要象江泽民一样清埸，前有一辆专用进口基普车开道，尾有一辆武警人员驾驶的奥迪殿后，前呼后拥，警笛鸣响，捧者如云。其便衣保镖有几个，难以讲清。

有一次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到访大连，外交部新闻司特批我近踞离对其拍照，他的保镖不少，派头挺大，薄熙来虽是一个小市长，其保卫随从人员也毫不逊色。我还亲耳听到薄市长对桥本首相吹牛，他站在滨海路一个景点上，手指一片海滩说，我天天都在这里游泳。。。。。。其实，在大连领导干部中，只有魏富海有良好的水性，他的却确天天都在大海里游泳，薄熙来也偶尔喜欢游一下，但一般在大连捧捶岛宾馆的泳池中。我想他面对日本首相，忘了自已的身份，才口吐狂言，自吹自擂，公然说谎。

在薄熙来的心中，有高远的志向与膨胀的野心，体面的外表，但并无治国的才能，所以才在亚洲最大的广埸上，修建了高大的华表，它是在告知世人：他天下第一。光平凭这一点，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内部的人也不会捧他，何况老百姓。

就是带着这种心理病态，他接受了一个风水大师的建议，不仅在市政府北面拓开了后门，还毁掉了大连唯一具有47年历史的文物—苏军烈士纪念塔，只是后来迫于压力，把它迁移到了旅顺，因为那个所谓神乎其神的算命大师指出，他近年来屡遇挫折，仕途上升不上去，就是被市政府前面持枪的大兵铜像，挡住了前程的。所以，他一手操控人大政协导演了一场提案动迁的闹剧，不惜耗资人民币2000万元，把苏军烈士纪念塔移走了。为了当天下第一，薄熙来冒天下之大不韪，又画符，又烧香，毁掉了铜象基座，逆阻了天然风水，又斗胆犯下了严重的破坏国家文物罪，使大连蒙受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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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争当15大中央委员失利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对薄熙来是一次实现个人野心的机会，他梦寐以求的是当上中央委员，但做为一个市长，难度太大，他好不容易才弄了个十五大列席代表的资格，他对金州一个兄弟讲，能选上一个候补委员，估计没问题。此前，薄一波在北京亲自找江泽民求情，给儿子索要了一个名额，虽是列席代表，但有被选举权，薄一波为表示感谢，大造声势，特意捐款30万元给希望工程，实际上这钱都是以题字为名，索贿受贿，巧取豪夺得到的。同时，薄熙来还叫大连《东北之窗》杂志的吹鼓手袁某某，请来北京一个更有名的文人陈某某，专程到大连访问自已，撰写了题为《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的长篇报告文学，洋洋十多万言，以令人肉麻的华丽辞句，以薄熙来个人自我吹嘘的介绍为依据，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女性深情细腻的感情，塑造了中共地方官员薄熙来的所谓光辉灿烂的“伟光正”形象，在北京隆重推出，出版后自以为好评如潮，进而借此东风好高升一级。不料弄巧成拙，引得一片嘘声。

比如陈某某写道，薄熙来在市政府三搂的办公室夜夜灯火很晚才熄灭，表明他工作很刻苦认真，但我住在这拣大楼附近，日日观察这个情节并不属实，其实薄市长很少在市政府里工作，除了应酬，他喜欢躲在棒棰岛宾馆或富丽华大酒店里处理政务，当然那里有模特小姐陪伴也方便。。。。。。类似失实虚构的细节很多，难怪大家反感。

因此，虽然15大上，薄一波抱病出席大会，依老卖老，给江泽民以强有力的支持，而薄熙来也当上了296个列席代表之一，但受到以闻世震为首的辽宁代表团的集体抵制，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时，竟一票难求，连于学祥也不曾投票给他，2048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认同他，于是他十分恼怒，马上电话打回大连，让死党们搞点动作给省里的人瞧瞧。

果然，当大连市出席15大的代表于书记，薄熙来，林安西等人下了飞机，走进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埸迎客厅时，立既有多达1500人，在副市长孙某田的带领下，又蹦又跳，又喊又叫，纷纷上前给薄市长献花，却故意冷落了于学祥，还有几个马屁精打出了大幅标语：大连人民拥护你！其实这是非法示威集会，是向党中央发难，但薄熙来很是高兴。他含着热泪连声说谢谢，闹腾了好久。

回到办公室，于书记对机埸所见提出了批评，于学祥说这不符合组织原则，也不符合国家法律，应当报告省委，接受审查。但薄熙来不服气，他说闻世震欺人太甚，两人关起门来吵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结果。后来此事常委们人人皆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经，这个消息搞到了香港《争鸣》杂志上，薄熙来指示大连国安局查了整整三年，牵扯了36人，也没破案。

过后几天，一股火上身，薄市长就病倒了。大连官埸上观察人士说，1997年8月闻世震当上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9月12日就召开了中共15大，这真是不巧，因为闻书记最讨厌薄熙来，而在4个月前任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很买薄一波的账，假如他再晚一点下台，说不定薄熙来还有救呢。所以薄熙来在大连友谊医院躺了20多天，连谷开来也瞧不起他，不来看他，只有吴秘书前后左右照顾他。一个去病房看他的干部对我说，薄熙来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下一届要等5年以后啊，再当不上委员，他可就得疯啦！

破格重用两干部，与省委对着干

薄熙来很快在精神上恢复了正常，他深知与闻世震为首的省委斗，十分重要，眼下最急需的是人才，而自已过去在金州搜罗的这批人，如孙世菊，孙广田，车克民等人，虽然对自已忠心不二，但综合素质太差，必须寻找更有能力而在大连又人脉关系深广的人，为己所用。这时，他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洪源栋，一个是高姿，前者在魏富海当市长时，是一个刚刚才40出头的年轻干部，是负责外经外贸的副市长，很有才华与能力，也长得一表人才。我对其比较了解，因为他80年代初从大连二轻局调到市政府当副市长时，我在大连日报当记者，我与吴彤等人参与了《棰捧岛周报》{即大连晚报的前身}的创办，我们两人负责文艺版，听说北京有些著名艺人在深圳，想去采访，而那时去深圳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必须经过副市长洪源栋亲自批准才行，我为此求助他，他马上同意了。就这样我认识了他，他一度很欣赏我的能了，他对我说，你想不想去安全局工作？安全局一人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可是一大件啊。我摇头拒绝。尽管他主管安全局，能一人一辆自行车，地确是个很大的物质待遇与诱惑。但我对当特务没有兴趣。不过我记得他的美意。后在1986年，他因为带一个访日代表团出国回来，与几个同事，很好奇地收看了两盘黄色录像带，而被反对派告发，时任市委书记的毕锡桢原本就嫉恨他，便在省委市委一些老干部的支持下，抓住这件事当把柄，撤了洪副市长的职，我这时已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我与赵昌春一起参加了市委传达这个免职消息的内部会议，还撰写了《国内动态清样》刊发，后来我在大街上偶见撤职后的洪源栋，他想躲我，我主动叫他，并关心地问其近况，他说落地凤凰不如鸡，他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想去深圳，想去邓朴方的康华公司任职，但大连市委又不放。所以很难过。我尽力好言安慰他，劝他先去上级安排的一家工厂当副厂长，待机再起，他说也好，但他报到后一直因病住院，郁郁不得志。所以薄熙来的重用，对他是久旱逢雨，但阻力太大，他只回到市政府机关，当上了市长助理这个小角色，并从此一蹶不振。但薄熙来要用他另含寓意，是要给曾经冷落过他的原市委书记毕锡祯与省委书记闻世震一点颜色瞧瞧。

另一个破格提拔的人，是原市委副书记高姿。1990年5月毕锡桢当书记时，高姿是副书记，二把手，曾经在困境时，帮助过当时仅任市委常委的薄熙来，他们合作得还不错。后来不曾想到的是，高姿被贬到盘锦辽河油田当一把手，高与洪的命运跌宕起伏颇为相似，只是洪副市长不慎看了黄色录相，而高副书记则发生了婚外情而已。据辽宁省新闻界消息人士表示，与高副书记有染的女子原在省科委机关工作，是一个处级干部，她的先生则在美国读医学博土，在这种情况下，高副书记带领一个代表团出访异国它乡，这个女子亦中其中，他们在酒店发生了性丑闻，于是被人举报，高姿因此降级下派，否则做为当时的中纪委委员，省纪委书记，高姿早在薄熙来之上任职封疆大吏了。但当年是谁举报了他？高姿本人讳莫如深。大连有消息人士说，是薄熙来通过中纪委干的，,因为高姿下台后，薄熙来上任了副书记。但也有讲，这不对，是那个女人把私情告诉丈夫，丈夫写信给高姿对质，高副书记太诚实，竟亲笔回信向那人道谦，结果被抓住把柄，那人又把信转致中纪委，这才使丑闻败露。我想，薄熙来敢于把高姿招回大连当副市长兼大连开发区主任，是冲着省委来的，一方面高姿与原省委书记全树人等老干部有很深的交情，省委省政府官员中支持他的人很多，薄市长想借用这批地方势力，冲破闻世震的阻为，另一方面，高姿在大连工作时善于团结人，为人忠厚，特别实干，跟随他的人也不少，而且懂经济，有经验，善于用人，有开拓精神，所以薄熙来知道他的份量。我想，可能还有他本人感恩图报的成份亦在其中吧！

于是，薄熙来顶住压力，大胆启用了这些所谓犯过错误的人。大连市政府有的官员对我调侃说，薄熙来尽用些“流氓”，有看的{指洪副市长看黄色录像}，又有干的{指高副书记搞性丑闻}，他自种己既看又干。他们还说，机关风传薄熙来亦在个人生活上不检点，与小打字员，大连电视台太阳雨节目女主持张某等人都有暖昧关系，背后骂他叫“勃起来”，把另一个他重用的女副市长汪某嘉叫做“往死夹”。人们听了，一笑置之。

天天渔港事件

大连海鲜全国有名，而以海鲜为主菜的大连天天渔港饭店则独领大连餐饮界的凤骚，这不仅是因为遍布大连市区大街小巷的以天天渔港命名的饭店，多达10几家，个个生意火爆，财源滚滚，而且分任饭店老板的5个兄弟，人人讲义气，交际广，头脑灵，会攒钱。但偏偏得罪了一个人：薄熙来。

与大连另一个由黄淑卿经营的餐饮名店双盛园不同的是，天天渔港兄弟5个，历来把登门拉赞助求广告的政府官员拒之门外，而这些人都是薄熙来的小兄弟，均以大连服装节与类似大小节日为招牌四处骗钱，因此他们向薄熙来汇报说，这几个兄弟都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如果不是党领导得好，他们哪能发财？于是以大连地区党的老大自居的薄熙来，对天天渔港早已心存芥蒂。

90年代中期，有关薄熙来与服装模特于某暖昧关系的传闻，不绝于耳，但薄熙来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他要搞好大连国际服装节，很需要在金石滩创办了服装模特学校的于某的支持。正在此时，竟发生了一件震动大连的天天渔港血案。

有一天，大连“黑道老大”李某健，带着几个马崽，赶到大连天天渔港餐饮集团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杏林街的分店吃饭。这个店由张家老二永祥任经理，他在大连混久了也成了半个“社会人儿”，因为干餐饮业，三交九流不可能不沾边，他深知李某健心狠手辣，在社会上吃得开，又有服装模特于某这个能干的太太帮忙，他们以薄熙来为靠山，所以有肆无恐，横行霸道。他惹不起李某健，但事情不凑巧，那天老二永祥不在店里打理生意，由门市领班代劳，她们不认识李某健，一盘海鲜的质价，在由服务员结账时与李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质次价高，服务员认为合情合理，李某健及其下属第一次被顶撞，咽不下这口气，就辱骂推搡了餐厅小姐，服务员叫来老二的太太王丽荣，王也不认识李，便指责他们寻衅滋事，李便伙同小兄弟动粗，并拿出凶器，饭店的大厨操起刀具，双方一阵火拼，李某健寡不敌众，狼狈逃去。尔后，老二永祥回家听了汇报，吓了一跳，谁不知道李某健是薄熙来在背后支持的黑道杀手呀，这下可闯下了大祸。

果然不久，李某健带领一批职业杀手，把老二的餐饮店砸烂了，他们持抢挥刀，打伤了几个天天渔港职工不算，还把闻讯赶来的三五个派出所警察打倒在地，嗑头求挠。。。。。。王丽荣在1997年对我说，李某健太猖狂了，把民警用手銬锁在包房的暖气管上，但公安局上司不敢来解救他们。

从此，天天渔港倒了大霉，接着老二的岳毋不明不白死在寓所，老三的太太出了奇异的车祸不幸身亡，老大最得力的主厨打架致人死亡判了极刑。。。。。。等等，更何况李某健扬言还要再次血冼天天渔港，砸烂他们每一个分店，张家兄弟也花钱请人协调试图摆平，但是李某健，于某依仗薄熙来的权势，不依不挠，张家只好与其斗法，双方打起了官司。然而，大连的法院在薄熙来的淫威下，已形同虚设，只为李某健为首的黑社会讲话，使这些伤人致残的凶手作案后长期逍遥法外。

于是，老二张永祥求助新华社大连支社的老记李某某，李又通过北京总社某人，找到李鹏总理，李批示严查，薄熙来阳奉阴违，只令大连地方法院重罪轻判李某健有期徒刑4年，李便扬言出来后踩平天天渔港，使张家兄弟丝毫不敢懈怠，又多次上访北京有关部门，后来又得到朱容基总理的亲自批示，薄熙来又遭训斥，不得不又令法院重审，改判李某健有期徒刑12年，但是于某在薄熙来的支持与关照下，并不害怕，她不仅把先生安排在大连灰绿岩监狱里服刑，让他开办了犯人桑那浴房，不用参加劳改，而且还可以随时探视，与其同居与享用美味佳肴。据说他有时还可以放假回家。但有一点他没忘记：出来后一定要报仇血恨。

因此，这场争斗之后，张家兄弟多年来一直笼罩在李某健的阴影之中，说到底是生活在薄熙来制造的无形的恐惧之中。薄熙来不动声色，他斗不过李鹏与朱容基，但是几个小小的民营老板算个啥？薄熙来暗中派人早把天天渔港的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他说：只要他想攒钱，他在大连，我不信他没有尾巴！

果然，2001年，在我入狱后不久，薄熙来以偷漏税罪，不仅抓捕了天天渔港五兄弟中的四个，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而且外加老二太太王丽荣与他们的朋友，大连嘉信国际酒店的老板韩晓光。一场腥风血雨的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的运动开始了，薄熙来，这个文革中的联动成员的新行动随之而来。

deepocean

这个读过一点。真实性不知道。但是有不少原始材料。

yi_ran

慢慢看。看了再说。

漫人

希望能有点介绍作者姜维平的东西，因为不厚把姜也整得够呛。

SevenStar

明报
2012-05-06

英国传媒报道，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逃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时，薄熙来已对其动了杀机，并且部署好3种用来掩人耳目的死法，包括黑帮报复、涉贪畏罪自杀和抑郁病发作自杀，薄熙来当时出访云南，目的是制造置身事外的假象。

流亡加拿大的《文汇报》前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向《星期日电讯报》称，他从重庆多个不同渠道证实薄熙来企图杀人灭口，阻止王立军揭穿薄妻谷开来杀死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据报道，薄熙来最终部署王立军死于「抑郁」，原因是黑帮报复太难落实，畏罪自杀则恐令打黑政绩蒙污。薄的手下伪造王病史准备制造自杀假象之际，薄同时访问云南，然而王察觉性命危在旦夕，逃到美国领事馆。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05/3_06.html

方诺

刚收到一篇「当代枭雄薄熙来」，谁要？

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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