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人对工薪阶层的蔑视从何而来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8月19日



现在距离一战爆发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当时许多人都说这场战争是“终止一切战争的战争”。不幸的是，战争仍在继续爆发。关于乌克兰的新闻标题一天比一天可怕，现在似乎是个询问原因的好时机。

曾几何时，人们打仗是为了乐趣和利益；当罗马肆虐小亚细亚，西班牙征服秘鲁时，那都是为了金银财宝。如今，这种事情还在发生。哈佛(Oxford)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资助的颇有影响力的研究中指出，在贫穷国家屡见不鲜的内战的最佳预警器，就是一国是否拥有像钻石那样的可掠夺资源。不论反对派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其他什么理由，似乎主要都是事后给出的辩解。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地区间的战争更像是各犯罪集团为了争取非法生意的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而不是一场原则之战。

不过，如果你是一个现代的富裕国家，战争——即使是轻松取胜的战争——是划不来的。很长时间以来，这都是事实。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他1910年的著作《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称，“军事力量对于社会和经济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他所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种情况的确在蒸汽船、铁路和电报时代就已存在），战争必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经济影响，即便对战胜方也是如此。此外，很难在不杀死鸡的情况下，从复杂的经济体中取出金蛋。

我们或许还可以说，现代战争非常、非常之昂贵。例如，以任何方式衡量，伊拉克战争的最终花费（其中包括退伍军人疗养费）将远超1万亿美元（约合6.15万亿元人民币），是伊拉克GDP的许多倍。

所以，《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的论点是正确的：现代国家并不能通过发动战争来变得富有。但是，战争还是频频发生。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答案就是，领导人或许不懂其中的算法。顺便说一句，那些认为安吉尔在预言战争的终结的人经常会对他表示批评。其实，他这本书只是为了驳斥通过征服来获得财富的古老观点，而这种观点在他的时代还很常见。轻松取胜的错觉仍然存在。这只是个猜测，不过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似乎认为他能不花太大代价就推翻乌克兰政府，或者至少占领它的大片领土，然后乌克兰就会落入他的手中，方法就是向反叛分子提供一点可以否认的援助。

说到这一点，大家还记不记得，布什政府曾预计推翻萨达姆、建立一个新政府只用花费500到600亿美元？

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各国政府经常会从战争中获得政治利益，即使相关战争在国家利益层面并不合理。

最近，《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表示，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或许在于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表现。正如他所言，普京对权力的掌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可以说，普京政府需要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对于其他一些似乎原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人们也找到了一些相似的理由，比如阿根廷1982年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人们通常认为，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军政府希望能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境上转移开来。（平心而论，有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事实是，在战争时期，各国国民总是会团结在其领导人身边，不论这场战争多么愚蠢，他们的领导人又有多么糟糕。在福克兰群岛的战争中，阿根廷军政府在短时间内突然变得非常受欢迎。曾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所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他的支持率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伊拉克或许使他赢得了2004年的选举。一如往常，自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普京的支持率也出现飙升。

毫无疑问，说乌克兰冲突只是为了巩固一个在其他方面出现问题的威权主义政府，或许有过分简单化事情的嫌疑。但是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而这让未来变得有些可怕。

着眼近期，我们现在必须对乌克兰局势的恶化表示关注。发动全面战争将会对俄罗斯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但普京或许会觉得，任由反对派失败会很没有面子，将令人无法接受。

如果缺乏广泛合法性的威权主义政府在无法拿出良好表现的时候，倾向于威胁别的国家，那么请想象一下：当中国的经济奇迹结束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局面很快就会到来——中国领导人会面临怎样的选择。

发动战争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但是不论如何，战争仍然在继续爆发。



翻译：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819/c1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9月03日




那些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数据，你觉得怎么样？什么，你还没见着？嗯，它们的确没上过新闻头版。但是，在医疗支出方面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这些事应该（但可能不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政治争论。

目前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对未来几十年出现巨额联邦赤字的预测，有整整一个产业，不干别的，只管发布有关预算的紧急警报，并要求对“社会安全福利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进行削减。然而死抠政策的呆子们一向知道，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项目，而那些可怕的预测是由医保而不是退休驱动的。为什么？因为从历史上看，医疗支出增长比GDP增长要快得多，他们因此假定这种趋势会继续。

但是有个搞笑的事情发生了：医疗支出增长大幅放缓，已经大大低于仅在几年前做出的预测。这种下滑在联邦医疗保险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单个受益人支出比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四年前的预测已经少了1000美元。

这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很了不得的。

首先，那个号称会来的财政危机已经推迟了，也许是无限期推迟。联邦政府还是有赤字，但是已经降下来很多。没错，接下来几年账本上红色的数字可能会再次变大，单单是考虑到婴儿潮一代将要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就知道了；但在目前，对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的预测显示，它是缓缓上升的，并没有急升。最终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收入，但是长期财政缺口现在看来没那么不可控制了，远没有那些批评财政问题的人说的严重。

其次，联邦医疗保险的增长减速，有助于我们驳斥一个对医疗成本增长减速的常见解释，即这主要是经济萧条的产物，一旦经济复苏，支出还会再暴涨的。用这个解释私人支出走低可以，但联邦医保是政府项目，不应该受衰退影响。换句话说，医保成本方面的好消息是实打实的。

但是这个好消息是怎么来的？联邦医保成本的奇迹给我们的第三个重要启示是，那几位在拿财政责任说事的老面孔全都错了。

多年来，专家们指责奥巴马总统没有解决福利支出问题。这些指责永远都会包含对政治的魔幻思考，假定奥巴马有办法让共和党人诚心实意地来协商，只要他有这个意愿。但是同时他们又含沙射影地贬损《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中的成本控制措施，说它们是毫无意义的。看来华盛顿的人是觉得，成本控制必须要涉及到削减福利，否则就不是真的在控制。奥巴马政府拒绝了提高联邦医保资格年龄限制的方案后，有位专家甚至夸张到说，“美利坚被坑了。”

然而现在我们看到，提高联邦医保年龄省不出什么钱来。与此同时，联邦医保支出比预期要低得多，奥巴马医保中的那些节省成本措施至少是起到一部分作用的。关于什么叫严重什么叫不严重的，传统思维是彻底错误的。

在医疗成本的问题上，还有两个故事你得知道。

其中一个涉及通过盈利性保险公司来进行联邦医保可以节省开支的说法。药品补助就是这样运行的，保守派喜欢指出，这种补助最终的成本比预期少了很多，他们认为这证明私有化是正确的选择。但是预算办公室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一份新报告，发现私有化在里面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联邦医保的成本低于预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注册人数少，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新出的热销药物，导致医药支出增长的总体减速。

还有一个涉及医保改革反对者多年来一直预言会出现的“价签休克”。公告：它尚没出现。总的来看，医疗保险金到明年看来应该只会有小幅的上涨，而且即将进入不涨不跌的阶段，在几个州甚至会有下降，包括康涅狄格和阿肯色州。

这有何寓意？多年来，专家和政客们坚称医疗保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尽管其他所有先进国家都已经有了。给没有保险的人投保被认为代价过于高昂；我们所知道的联邦医保应该是难以为继的。然而我们看到，逐步改进激励政策，减少成本，是可以有上佳结果的，让没有保险的人有保险根本就不难。

在确保美国人有机会获得医疗服务的问题上，数据向我们透露的讯息很简单：是的，我们可以。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903/c0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9月23日




最新消息：拯救地球的成本会相当低廉；甚至可能是零成本。但有人会相信这个好消息吗？

我刚刚看到两份新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报告：一份是由一家顶尖国际组织进行的大型研究“新气候经济项目”(New Climate Economy Project)发布的报告，另一份则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工作文件。两份报告均宣称，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来限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更快速地增长。这或许听起来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就是事实。它们都经过了严肃而细致的分析。

不过大家知道，此类结论将会遇到怎样的论调：经济增长与日益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正相关不可能被打破。我觉得这种观点属于“气候绝望论”。它最危险的支持者来自反环保的右翼，但也从其他团体那里获得了援助与慰藉，比如一些左翼人士。后者出错自有另一套原因。

报告中的这种关于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的新乐观主义来自哪里？我们早就知道，考虑周全的排放控制策略，特别是征收碳税或实施排放限额交易计划等给碳定价的策略，其成本将远低于某些人想让大家相信的水平。差别在于，气候保护的经济学前景现在看来要比几年前的设想还要光明。

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大幅下降，2010年以来就已经削减了50%。可再生能源自身存在局限性——基本上，太阳不会总是照耀，风也不是常刮——但如果认为一个经济体靠风电场和太阳能板获取大量电能属于嬉皮士式的幻想，那你就与现实脱节了。

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给碳排放定价会带来很多“协同效益”——不仅包括降低气候风险，还有其他诸多积极影响——而这些效益很快便会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显示，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

该文件认为，这些协同效益说明，那种常用于反对为碳排放定价的论调——达成国际协定前不值得采取行动——是错误的。即便没有达成国际条约，也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应对气候威胁的行动。

不过，让我们回到主题上：如今，大幅削减排放比几年前的最佳设想还要容易，而减排举措在中短期内就会带来大量好处。因此，拯救地球的成本会非常低廉，甚至可能是零成本。

主张气候绝望论的预言家们登场了。他们拒绝接受这方面的种种分析，兀自宣称限制碳排放的唯一途径就是终止经济增长。

大多数时候，这种话出自右翼人士之口。他们通常会说自由市场经济有着无穷无尽的变通和创意。但是，当你提议给碳排放定价，突然之间他们就坚决认为业界完全无法适应改革后的激励政策。为什么，看上去他们几乎就是在找借口避开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要避开任何会伤害石油利益的东西，不管这对其他所有人有怎样的益处。

不过，气候绝望论造就了一种奇特的组合：在科氏兄弟运作下，一些人坚称排放限制会扼杀经济增长，与那些认为这是在反增长而不是反气候行动的人不谋而合。你可以在以欧洲人为主的“去增长”运动或后碳研究院(Post Carbon Institute)等美国团体中看到后一种态度；我在“重新思考经济”的亲左会议上也见识过拯救地球需要终止经济增长的说法。公平地讲，反增长环保主义即便在左翼阵营里都是比较边缘的，但是影响力也已经大到引人注目了。

有时候能看到正经的科学家也站到了这个队伍里发表言论，（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经济增长。他们以为，那是个粗糙、切实的玩意儿，不过就是要生产更多东西，没有想过要实现GDP里的一美元产出，是有许多选择的——关乎要消耗什么，关乎使用什么样的技术。

因此，我们得弄清楚一点：气候绝望论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增长和气候行动水火不容的观点，听起来现实又冷静，但其实是一种稀里糊涂的错误观念。这些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拯救地球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如果有朝一日能被化解，我们就会发现，行动的成本和难度之低，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翻译：许欣、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923/c2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10月22日




巨型在线零售商亚马逊(Amazon.com)力量太强大了，而且它运用这种力量时，对美国造成了伤害。

当然，我也知道这样说有点唐突，我只是想把中心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因为谈论亚马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纠结于次要问题。

比如，批评这家公司的人有时候会把它描绘成即将掌控整个经济的巨兽。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夸张——亚马逊都没有在整体上主导在线销售，更别说整体上主导零售业了，它可能永远都不会主导零售业。但那又怎样？亚马逊还是在扮演一个令人不安的角色。

与此同时，替亚马逊辩护的人，常常会离题万里地赞颂在线卖书（这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的确是好事），或者称赞亚马逊的客户服务——如果你好奇的话，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确有亚马逊的Prime账户，而且经常用。但话又说回来，这又怎样？问题并不在于新技术是不是好事，甚至不是亚马逊对技术的有效运用是不是好事。毕竟，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他的商业伙伴经营石油生意也很在行，但是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拥有的力量仍然太强了，公众采取行动制约这种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的说法今天对亚马逊也是成立的。

如果你没有关注最近亚马逊的新闻，我来介绍一下：今年5月，亚马逊和大型出版社阿歇特(Hachette)之间公开爆发了一场纠纷，并演变成了商业大战。亚马逊要求从阿歇特销售图书的收入中抽取更多分成，阿歇特不愿意提高抽成，于是亚马逊开始干扰这家出版社的销售。亚马逊网站并没有完全禁止销售阿歇特的图书，而是开始拖延配送、提高价格，甚至还会把顾客引向其他的出版商。

你或许想说，这只是做生意，和标准石油被拆分之前的做法没什么区别——拒绝通过不愿向该公司给予优惠折扣的铁路输送石油。可是重点当然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当时决定，有些商业行为太过头了，于是“强盗大亨”(robber baron)的时代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撤销那个决定。

亚马逊真的有“强盗大亨”似的市场控制力吗？谈到书，它的确有。亚马逊压倒性地控制了在线图书销售，市场份额与标准石油在1911年被拆分前，在精炼石油产品市场上的份额相当。即使参考总体的图书销量，亚马逊也能以极大的优势占据头把交椅。

目前亚马逊还没有尝试压榨消费者。实际上，它为了强化主导地位，一直在系统性地保持低价。它所做的实际上是利用市场地位挤压出版商，即压低自己为买书付出的价钱，于是就有了与阿歇特的冲突。用经济学术语说，亚马逊并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像典型的垄断企业那样运作，即卖家利用市场控制力来提高价格。但它的确是一个垄断买方——有能力压低价格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买家。

而在这一方面，它的力量的确强大，实际上比其市场份额数字所显示的还要强大。图书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的关注和谈论，正因为如此，出版方才会让作者疲于奔命地参加活动推介新书。你买书是因为听说过这本书，因为其他人在读，因为它成了议论的话题，因为它登上了畅销榜。而亚马逊所拥有的，就是扼杀公众关注效应的实力。多花一些精力，肯定可以买到你听说过，但亚马逊不卖的书。但如果亚马逊不卖那本书，你听说那本书的可能性本身就会小很多。

那么，我们能信任亚马逊不会滥用这种影响力吗？阿歇特出版社的纠纷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不，我们不能。

并不只是钱的问题，尽管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挤压出版商，亚马逊最终会伤害作者和读者，但还有影响力过度的问题。

可以明确地说，亚马逊对阿歇特图书施加的惩罚本身就很恶劣，然而执行这种惩罚的方式却有一种有趣的选择性。上个月，《纽约时报》的Bits博客记录了两本阿歇特的书受到不同对待的情形。一本是丹尼尔·舒曼(Daniel Schulman)的《威奇托之子》(Sons of Wichita)，书中讲述了科赫(Koch)兄弟的故事；另一本是保罗·瑞安(Paul Ryan)撰写的《前进之路》(The Way Forward)，瑞安是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总统时的搭档，也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亚马逊表示，两本书都享受亚马逊Prime服务，瑞安的书可以享受通常的免费两日配送。《威奇托之子》呢？周日时显示“通常需要2至3周送达”。呵呵。

于是这又把我们带回了关键的问题。别告诉我亚马逊为消费者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也别说什么它现在的地位是辛苦赚来的。重点在于，它的力量是不是太强了，它有没有在滥用这种力量。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022/c2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11月04日



东京——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也就是日本相当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机构，最近做了很多努力试图终结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日本将近20年。作为日本的中央银行，它最初采取的举措似乎效果不错，包括印很多钱，更重要的是，它还试图让投资者相信，会一直继续印钱，直到通胀水平达到2%。但是最近，日本经济失去了动力，上周，日本央行又宣布了新的、更激进的货币动作。

你大概也猜到了，我非常支持这个举动，尽管我担心由于财政政策的失误，这一政策仍然可能会失败。（这一点等会儿再说。）虽然日本央行做了正确的事，但是它在这样做时，内部的反对意见相当激烈。实际上，新的刺激举措在该行的政策委员会中，只得到了九名委员中五人的支持，那些与商界关系紧密的委员都投了反对票。于是就引出了我这篇专栏的主题：商界领袖的经济智慧，或者说，其经济智慧的缺失。

我在这里交谈过的一些人表示，日本许多商界领袖对央行举动的反对，显示出央行的路线是错的。他们说这番话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常见看法相似——以为要想挽救糟糕的经济，就需要向成功的商界人士讨教，比如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企业家和富有的投资者。说到底，他们在赚钱时取得的成功，不就意味着他们明白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吗？

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商界领袖给出的经济建议常常出奇地坏，尤其是在经济状况糟糕的时候。我想有必要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

关于不良建议：回想一下，一些异常富有的基金经理，曾警告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说，美联储刺激经济的举措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再回想一下，许多企业的首席某某官都曾庄严地宣称，财政赤字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解决政府负债问题，经济增长就能腾飞。在日本，财政上的失误抹杀了最近货币政策取得的成功，而商界领袖在财政政策的失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呼吁的增税在今年早些时候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明年的第二次增税可能会是一个更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里的事件，却反复印证了许多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他们从来没给别人发过工资，但是对经济理论和历史却有很多了解。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在前大学教授的领导下，安然度过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比如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默文·金(Mervyn King)。他们的诸多功绩中就包括，有勇气挑战那些要求停止印钱的企业大亨。欧洲央行在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领导下，把欧元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而德拉吉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是在学术界和公共服务中度过的。

显然有些商界领袖对经济的分析是正确的，也有很多学者搞错了，简直说都说不完。可是商业上的成功，似乎并不能表示对经济政策有什么特别的洞见。这是为什么呢？

用我很多年前发表过的一篇论文的标题来说，答案就是：国家并不是公司。国民经济政策，即使是在一个小国，也需要考虑在商业生活中常常无关紧要的某些类型的反馈。例如，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只会把一小部分的产品卖给自己的员工，然而即使是极小的国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也主要是卖给国内的。

这样一来，就可以设想一下，成功的商人对欠佳的经济运用商业经验时，会发生什么。他们或者她们（后者人数极少）看待糟糕的经济，就像是一家处境不佳的企业，需要削减成本，提升竞争力。商人会认为，要想创造就业，工资就必须下降，开支就需要削减，总而言之，要勒紧裤腰带。政府背负赤字去花钱，以及印钱这样的伎俩，肯定没办法解决问题，而问题肯定是根本性的。

然而实际上，在经济受到抑制时，削减工资和开支只会加剧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反过来讲，政府背负赤字去花钱，以及大手笔地印钱却有很大帮助。

然而怎么才能让商界领袖接受这种逻辑呢，况且这种建议还是那些学术界的书呆子提出的？世界经济的命运，可能都有赖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日本，如果审慎的常规观念占了上风，抗击通缩的战斗就很容易失败。然而反常规的思路，能够压制住商界领袖的本能吗？请拭目以待。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1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11月26日



我们过去六年一直处在所谓的“零利率下限”，这真是神奇又压抑。更神奇、更压抑的事情，依我看就是我们的经济话语追赶新现实的速度有多慢。如果经济形势跌落到谷底——用专业词汇说就是，陷入“流动性陷阱”（就别问是什么意思了）——所有的事情就都变了。然而长期以来，没有哪个有权力制定政策的人愿意相信。

我说所有事情都变了，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很久之前写过的，经济形势处于谷底时，“经济政策的惯常规则就不再适用：好事会变成坏事，警惕会招致风险，谨慎就是发疯。”政府开支并不会与私营部门的投资竞争，实际上反而会促进商业开支。中央银行官员通常会给自己塑造一种坚定抑制通胀的形象，但此时他们要做的恰恰相反，应该说服市场和投资者，他们会推高通胀。“结构性改革”通常意味着让削减工资变得更容易，此时这样做更可能会摧毁就业，而不是创造就业。

这些听起来都有点疯狂有点激进，但其实不然。实际上，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分析所阐述的，利率跌至零时会发生的情形。它也得到了历史经验的印证。如果留意日本在泡沫破灭后的教训，或者1930年代的美国经济，你就能或多或少地接受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所处的这种颠倒的经济政策环境。

然而就像我说过的，没有人愿意相信。总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和许多一本正经的人，行动的依据都是直观感受，而不是认真的经济分析。是的，他们有时候会找些有资历的经济学家支持自己的立场，然而他们用经济学家的方式，就像是醉鬼用路灯的方式：只是想得到支撑，不是想照亮方向。而这些一本正经的人靠自己的直观感受，恰恰一直在年复一年地恐惧不该恐惧的事情，做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一再告诫，财政赤字是最紧迫的经济问题，除非实行严厉的财政纪律，否则利率随时都可能飞涨。我本来可以告诉你，这种说法很蠢，实际上我也的确说过。可以肯定地说，预言的利率飙升从来没有发生，然而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削减政府开支的呼声，却让我们失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并且深深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基础。

他们也一再告诫，印钱——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美联储(Fed)并不是真的在印刷钞票——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值得称赞的是，美联储顶住了这种压力，然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却没有。具体而言，欧洲央行在2011年为了抗击并不存在的通胀威胁而提高了利率，欧洲央行最终扭转了政策，但也没能把经济形势拉回正轨。目前，欧洲的通胀水平远低于2%的官方目标，整个大洲都濒临通货紧缩的边缘。

这些错误的决定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低谷时期的经济学原则是不是即将过去？那可未必。

的确，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下降，许多分析人士预期美联储会在明年的某个时间点提高利率。然而现在通胀水平、工资水平都较低，美联储似乎意识到，过早提升利率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欧洲距离经济起飞似乎无比遥远，而日本仍在挣扎着试图摆脱通缩。啊，还有中国，在我们当中的有些人看来，中国像是1980年代的日本，它跌入谷底的时间恐怕比你想象的要早。

所以在零利率下限时，经济政策违反惯常认识的现实，很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让有影响力的人物理解这样的现实是十分关键的。不幸的是，有太多人仍然不明白；近年来经济辩论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的经济信条没能通过现实的检验，但他们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承认错误，更遑论汲取教训。最近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党派里的智识领袖，仍然固执地以为我们生活在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里；德国官员也坚持认为，债务人受的苦还不够多。

这对未来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当权者不明白的事情（更糟的是，他们以为自己明白，但其实不明白的事情），肯定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126/c26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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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12月03日



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掉进深渊，现在似乎终于要爬出来了。不幸的是，欧洲作为危机的另一个重灾区，却讲不出同样的话。欧元区的失业率停留在了几乎两倍于美国的水平，通胀水平远低于官方目标，完全陷入通缩的危险近在眼前。

投资者也注意到了：欧洲国家的利率大幅下降，德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仅为0.7%。这种水平的收益率数字，类似于日本通货紧缩的情形，市场也的确传达出了欧洲将会经历“失去的十年”的信号。

为什么欧洲会陷入如此艰难的处境？欧洲政策制定者当中的惯常思维是，我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态度的代价：一些国家的政府采取的行动，并未体现出共同货币所需要的审慎，而是选择迎合受到误导的选民，坚持已经失败的经济理念。如果你问我（或者其他一些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这种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例外：他们把做坏事的是谁给搞错了。

导致欧洲经济陷于停顿的最关键的恶劣行为，并非来自希腊、意大利或法国，而是来自德国。

我并不否认希腊政府在危机之前的行为很不负责任，也不否认意大利生产力停滞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希腊是一个具有独特财政问题的小国，而意大利的长期问题也并不是欧洲滑向通缩的根源。如果你想要找出哪些国家的政策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出问题、在危机发生以来伤害欧洲经济、而且还拒绝吸取教训，那么所有的证据都说明，德国是行为最恶劣的国家。

请着重考虑一下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差异。

关于法国的负面媒体报道不少，尤其是很多人的说法都宣称它丧失了竞争力。这样的说法极大地夸大了事实，从大多数媒体报道中，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法国只有很小的贸易逆差。此外，即使法国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问题的来源在哪里呢，法国的竞争力是被成本和物价的增长侵蚀了吗？

不，完全不是。自欧元在1999年诞生以来，法国的GDP平减指数（即法国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的走势）每年提高了1.7%，而该国单位劳动力的成本则每年提高1.9%。两个数字都符合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略低于2%的通胀目标，这与美国发生的情形相似。与法国相对比，德国的数据就非常不妥了，物价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分别是1%和0.5%。

成本大体符合应有水平的不仅仅是法国。西班牙在房地产泡沫期间，成本和物价曾大幅提高，但由于严峻的失业率和工资限制持续多年，如今所有挥霍无度的迹象都已不复存在。可以说意大利的成本增长有点太高了，但它偏离正轨的程度，远没有德国成本过低的问题严重。

换句话说，即使欧洲真的存在某种竞争力问题，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德国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将通货紧缩输出到了邻国。

那么债务呢？德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难道不是在为过去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付出代价吗？实际上这种说法只适用于希腊，而非其他国家。对法国来说尤其不成立，该国根本没有面临财政危机；法国现在还能以创纪录的低利率（不到1%）借入长期国债，仅仅略高于德国的水平。

然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错误的对象和错误的政策。的确，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了一项用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方案，然而相对于问题的规模，公共开支如此之小，简直像个笑话。与此同时，尽管法国现在的举债成本达到了历史最低，但欧委会还是警告法国，如果削减财政赤字的力度不足，就会受到罚款。

那么解决德国通胀水平过低的问题怎么样？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或许能达到这种目的（不过我不敢保证），但是德国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却对这种政策提出了警告，因为这样债务人就可以摆脱负担。

这么说来，我们见到的就是坏主意产生的巨大破坏力量。并非完全要怪德国，尽管德国在欧洲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实行通缩性的政策，是因为有太多数欧洲精英，接受了相同的错误论述。这让人不禁开始思索，要怎样才能让他们认清现实。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203/c0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1月23日



现在有了正式的消息：2014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你或许以为，这会是政治上的重要里程碑。毕竟，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士一直在引用1998年的气温峰值来宣称地球已停止变暖。那一年异常地热，而主要原因要归结到太平洋的一股上升暖流。这一说法全盘误解了我们确定事物潜在趋势的惯常实践。（提示：不要对观察的对象进行有倾向性的筛选。）不过，到了如今，就连这种虚空的理由也崩塌了。那么，那些否认者现在是不是承认了气候变化真实存在呢？

当然没有。在有关气候政策的“辩论”中，证据无足轻重。我之所以在“辩论”二字上打了表示怀疑的引号，是因为逻辑与证据明显缺席，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辩论。这种情形绝非个案。实际上，今时今日，难以想出事实在哪一项重大政治分歧中还真正举足轻重的。无法撼动的教条已经覆盖到了方方面面。而其中真正的问题是，原因何在？

在探讨这一话题前，请允许我先提醒大家一些同样无足轻重的消息。

首先是堪萨斯州的实践活动。2012年的时候，那里的右翼州长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全面倒向了供应经济学：他大幅减税，并向每个人保证，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将抵消初始的财政收入损失。对他的选民而言，不幸的是，这项尝试遭遇惨败。堪萨斯州的经济绝非欣欣向荣，而是落到了相邻各州的后面，而且现在还陷入了财政危机。

那么，我们会看到保守派不再那么高调地宣扬减税在经济刺激方面的奇效吗？当然不会。如果证据至关重要的话，供应经济学早就会在几十年前消失于无形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它在共和党人中间不断得到强化。

与此同时，与医疗改革相关的消息不断涌现，也不断展现出比其支持者的预期还要好的结果。我们已经得知，未获保险覆盖的美国民众的人数正在快速下降，相应的医疗开支的增长却有所放缓。眼下我们还看到证据显示，因医疗开销而承受经济压力的人数也在快速递减。

所有这些都与此前的可怕预言背道而驰。医改并未导致覆盖率下降、开支暴涨。那么，我们会看到宣称“奥巴马医改”注定一败涂地的那些人里有谁站出来修正自己的立场吗？答案不言自明。

同一个单子里还可以列出许多项目。从货币政策到疾病防控，这种种议题中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秉持的观点完全违背实际经验，也全盘不受实践的影响。而且无论是何议题，都是这同一群人。倘若介入到其中任何一场论战中，你就会明白这些人可不是什么无畏的斗士：他们脸红脖子粗，特别恼怒于那些胆敢高傲地指出事实并不支持其立场的万事通。

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问题是，原因何在？他们为何如此教条？又为何这样满腔怒火？又是什么把这些议题捆绑到了一起，让坚称气候变化是骗局的那帮人，基本上就是坚称任何企图提供全民医保的行为必将导致灾难和暴政的那帮人？

好吧，触动我的是，在这每件事情上，此类不可动摇的立场均与抗拒政府发挥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作用密不可分。如果说你不想要政府对污染部门施加控制或征收费用，你就会去否认有任何理由来支持限制排放。如果说你不想为了扩大医保的覆盖面而采用必须的监管、法令与补贴相结合的手法，你就会去否认存在扩大覆盖面的可能性。至于宣扬减税出奇效的那些说法，往往不过是个幌子，背后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切断收入来源来让政府瘫痪。

另外，他们为什么要痛恨政府为公众利益服务呢？政治学者科里·罗宾(Corey Robin)提出的理论是，多数自称保守派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反动派。换言之，他们在维护传统等级秩序——那种受到政府扩张威胁的秩序，就算（兴许尤其是因为）扩张能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安稳。我个人钟爱这一理论，一定程度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气候科学与医保经济为何招致了熊熊怒火。


不管这种解释是否准确，事实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政治时代里，事实无足轻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珍视证据的人不该再去追求证据。而是说，我们应当现实地对待自己的期望，不要以为证据千真万确就能带来什么不同。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123/c2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1月28日



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即将成为希腊总理。他将会成为财政紧缩在2010年成为主导政策以来，第一个靠明确承诺挑战该政策而当选的欧洲领导人。当然，还会有很多人警告他放弃这样的承诺，行动要“负责任”。

那么“负责任”这回事儿到目前为止效果如何？

要想理解希腊的政治地震，回顾一下希腊在2010年5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的“备用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不无裨益。根据这一安排，所谓的“三驾马车”，即IMF、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向希腊提供贷款，并要求希腊采取财政紧缩和改革相结合的举措。这份文件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极其糟糕。尽管三驾马车装出了理智和实际的样子，但它事实上却在贩卖一种经济幻想。而希腊民众一直在为精英的妄想付出代价。

你看，随备用安排提出的经济预期认为，希腊可以实行严苛的财政紧缩，而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不会产生什么冲击。协议达成时，希腊已经陷入了衰退，但经济预期却认为，经济下行很快就会结束，在2011年只会发生有限的经济收缩，到2012年希腊经济就会复苏。这种经济预期认为，失业率会大幅上升，从2009年的9.4%，提高到2012年的近15%，但很快就会下降。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一场经济和人道噩梦。希腊的衰退远未在2011年结束，反而还大幅加深。希腊的境遇到2014年才触及谷底，当时该国已经体验到了全面的萧条，整体失业率提高到了28%，青年失业率提高到了将近60%。而当下发生的复苏则徒有其名，几乎观察不到什么迹象，它也无法让希腊人在可预见的未来，看到生活水准回到危机之前的前景。

是哪里出问题了？我经常遇到一些看法，称希腊没有兑现承诺，未能实行承诺的开支削减，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但真相绝非如此。实际上，希腊大幅削减公共服务、政府雇员工资和社会福利。由于一波接一波的紧缩举措，公共开支的削减幅度超出了最初计划的预期，当前水平比2010年降低了20%。

然而希腊的债务问题与项目启动前相比，只有恶化没有改善。一个原因是经济受到重创也影响了政府收入：希腊政府征收的税款占GDP的比例，与过去相比明显提高了，然而由于GDP下降如此之快，税收收入总额却下降了。此外，GDP大幅缩水也导致了一个关键财政指标，即债务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尽管希腊的债务增长已经放缓，而且还在2012年取得了小额的债务减免。

为什么最初的预期乐观到了过头的地步？就像我说的，那些所谓理智的官员，实际上从事的是幻想经济学。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决定相信这种诓人的童话——即宣称私营部门高涨的乐观情绪，可以大大弥补削减开支造成的摧毁就业的直接效果。IMF较为警惕，但它还是严重低估了财政紧缩可能造成的损害。

重点在于：如果当初三驾马车真的务实，就应该承认自己的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希腊的项目开始两年后，IMF在历史案例中极力寻找，试图找出希腊式方案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即通过财政紧缩偿清债务，且没有依靠大规模债务减免和通胀的情况。但IMF什么都没找到。

齐普拉斯现已获胜，而且是大胜。欧洲官员实在不应该呼吁他负责任地行动，而是应该顺应他的计划。事实是，他们没有公信力，他们强加给希腊的方案一开始就没有道理，根本没有奏效的可能。

如果说激进左翼联盟的方案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还不够激进。债务减免和放松紧缩政策可以缓解经济上的痛苦，但这些举措是否足以催生强劲的复苏还不确定。另一方面，人们并不清楚任何一个希腊政府还能再做些什么，除非它准备抛弃欧元，而希腊公众还没做好这种准备。

不过，齐普拉斯呼吁重大变革之时，远比那些希望继续强忍痛苦直到士气好转的官员更实际。欧洲其他地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结束自己国家的噩梦。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128/c2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2月12日



包括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2008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视作一个“去杠杆化”的问题——一个几乎所有地方的借债人都同时减债的举措。为何去杠杆化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我的支出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也是我的收入，所以如果所有人同时大幅削减支出，世界各地的收入都会下降。

或者就像耶伦在2009年说的那样，“那些对于个人和公司来说可能是精明的预防措施——的确它们对于经济重返常态十分必要——却会放大整个经济体的痛苦。”

那么在让经济重返“常态”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进展如何？答案是毫无进展。你看，决策者的行动都是基于对整个债务问题的错误看法，他们尝试缓和问题却反而让情况更糟了。

首先，事实如下：上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标题为“债务和（不多的）去杠杆化”的报告。这份报告发现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国家降低了其债务相较于GDP的比例。家庭债务在一些国家有所下降，尤其是在美国，但在其他国家却有所上升，而且即便在那些私人债务大幅减少的国家里，政府债务的上升幅度却大于私人债务的下降幅度。

你也许会以为之所以我们没有成功降低负债率，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努力——家庭与政府还没有下足够的力气来勒紧裤腰带，而世界需要的，是的，就是更多的紧缩。但是其实我们已经紧缩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富国除利息支付外的实际政府支出都已经有所减少——一些陷入困境的南欧负债国已经大幅缩减政府开支，而像德国和美国这样能够以史上最低利率借贷的国家，其政府开支也有所下降。

然而，所有这些紧缩政策只是让情况更糟了——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那些让所有人勒紧裤腰带的要求，都是基于对债务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

每当有人贴出像“别再从我们孩子那里偷钱了”这样反赤字的标语时，就是这种误解在作怪。这标语听起来没错，如果你不动动脑子的话：举债的家庭往往让自己变得更穷，所以对于整个国家的负债的话，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不是。负债的家庭是欠别人钱：但是整个世界经济是自己欠自己钱。的确国家可以向其他国家借钱，但美国其实自2008年以来从别的国家借的钱更少了，而欧洲则是一个净贷出地区，它的贷款流向了世界各地。

由于债务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钱，所以它并不会直接让经济体变得更穷（还债也不会让我们更有钱）。的确，债务威胁金融稳定——但是如果减债措施最终造成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情况并不会好转。

这将我们带回到现在的问题上来，因为总体的去杠杆化失败和酝酿中的欧洲政治危机有着直接联系。

欧洲领导人们完全相信经济危机是由开支过度和国家入不敷出诱发的。所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称下一步必须重返节俭。她宣称欧洲应仿效节俭出了名的士瓦本家庭主妇(Swabian housewife)。

而这种观念却慢慢将欧洲引向了灾难。欧洲的债务国过去的确需要勒紧裤腰带——但是他们被迫接受的紧缩政策十分严苛。与此同时，德国以及其他核心经济体——本应增加开支以抵消周边国家的紧缩影响——却缩减了开支。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不可能使负债率降低的环境：实际增长变得慢如蜗牛，通胀跌到几乎为零，状况最糟的国家陷入了全面通缩。

受苦的选民们在极长时间里一直对这项政策灾难保持忍耐，他们相信精英们的承诺，即很快就能看到付出会有所回报。但是随着痛苦持续不止，而且看不到什么进展，倒向激进也就不可避免了。任何对希腊左派胜利或西班牙反建制力量抬头感到意外的人都没有认真看问题。

虽然博彩业赔率认为希腊多半会退出欧元区，但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损失也会到此为止，但我不相信——希腊退出欧元区很有可能会威胁到整个欧元货币计划。如果欧元真的失败了，它的墓志铭应该是，“死于不恰当类比”。



翻译：马子轩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2/c1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3月04日



几天前，美国最大的雇主沃尔玛(Walmart)宣布将为50万名员工加薪。对其中许多员工来说，涨幅是很小的，但并不妨碍此事的重要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会有溢出效应：以沃尔玛的规模之大，这一举动可能引致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公司员工得到加薪。第二点，应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沃尔玛的举动在告诉我们，低薪是一个政治选择，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出别的选择。

提供一些背景：保守派——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背后有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通常会说，劳动力市场跟任何其他东西的市场是一样的。他们说，供求法则决定薪资水平，任何人要想违背这一法则，都会遭到市场无形之手的惩罚。

这种观念尤其在暗示，任何推高工资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或者会有糟糕的后果。它认为设定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造成劳动力过剩，就好比给农产品设定价格下限曾经导致黄油成山、红酒成湖等等。强迫雇主增加工资，或鼓励工人组成工会，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但劳动经济学家对这种看法一直存在质疑。大扁豆绿饼（Soylent Green，同名电影中用死人制成的一种食物。——译注）——我的意思是，劳动力——是人。由于工人是人，工资实际上和黄油的价格不是一回事，工人的薪水多寡，取决于简单的供求关系，同样也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和政治权力。

有什么证据？首先，看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实际会怎样。许多州的最低工资是高于联邦水平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一个州提高最低工资，毗邻的州不提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加薪州会失去大量就业机会吗？不会——通过研究这些自然实验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最低工资的适度提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

然后再来看历史。你会发现，我们曾经拥有的中产阶级社会，并不是非人的市场力量促成的——它是政治行动的成果，只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1940年的时候，美国还是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但到了1950年，贫富差距的缩小带来社会剧变，也就是被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的时期。这是怎么回事？

政府的直接干预是一部分原因，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政府动用薪资设定权力来缩小最高薪和最低薪之间的差距。当然，工会数量的急剧增加起到了一定作用。还有就是战时的充分就业经济营造了极其强劲的劳力需求，让工人有了寻求更高工资的余地。

然而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后“大压缩”并没有马上停止。 事实上，充分就业和支持工人的政治改变了薪资规制，一个强劲的中产阶级延续到了下一代。噢对了，战后几十年还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大增长。

这就让我想到了沃尔玛的事。

这家零售商的加薪，似乎是有一股力量在起作用，同样是这种力量当年促成了“大压缩”，只不过这次的力量要小很多。沃尔玛是承受着政治压力的，它的薪资太低，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员工要靠食物券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过活。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工人的势力在增加，这体现为辞去烂工作的意愿有所增强。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压力看起来不算特别大，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沃尔玛还是打算加薪了。它提出的理由，和多年来一直在批评其低薪策略的人看法一致：给工人更高的报酬会降低雇员流失率，提升士气和生产力。

进而我们看到，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策划一场大幅度的加薪，几乎可以肯定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难。将最低工资标准充分上调；为工人组成工会提供便利，增加他们的议价权；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制定直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因为担心我们会一夜之间变成魏玛德国，就去把经济保持在萧条的状态。这些举措要实施起来并不难——如果我们去做，我们就能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实现我们理想中的社会。

我想说，极端的不平等和美国工人的财富流失是一个选择，不是市场诸神强加给我们的命运。选择可以改变，只要我们愿意。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3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3月11日



六年前，保罗·瑞安(Paul Ry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在这篇标题为《30年后，滞涨重现》(Thirty Years Later, a Return to Stagflation)的文章中，瑞安警告称，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对抗金融危机影响的举措会重新引发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问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瑞安现在已经成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共和党经济事务方面的主要人物。

的确，并非所有共和党人都同意他的评价。很多人认为，我们正朝着魏玛式(Weimar-style)恶性通货膨胀发展。

用说，事实证明，这些警告是完全错误的。通胀飙升的情况从未出现。就业市场起初并不景气，但最近已经加速反弹。我们没有看到70年代的情景再现，我们看到的经济状态在一些重要方面倒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类似。

当然，2015年的美国和90年代的美国有着巨大的差异。现在的电视要好得多，而工人的境遇却糟糕得多。虽然股价高涨，有传言称会出现新的科技泡沫，但并不存在类似过去的那种乐观情绪。遗憾的是，也没有迹象表明1955-2005年期间，随着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生产力大增的现象会重现。

但我们现在创造就业的速度是克林顿(Clinton)执政以来从未见过的。不言而喻，低通胀和高就业增长率使以下预言成为无稽之谈，即奥巴马医改(Obamacare)，或者可能只是奥巴马糟糕的态度，会摧毁私营领域。

但是，再次指出右派的老对手针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错得有多离谱，却并不是将当今时代与20世纪90年代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货币政策也受到了影响：最近的就业增长将美联储带到了一个分叉口，很像它在大约1995年面临的情况。如今，就像当时一样，就业增长使官方公布的失业率降至一定水平，在传统观念中，失业率降至这种水平时，经济会过热，通货膨胀率会上升。但现在，如同当年，实际数据没有显示出会出现预测的通胀情况的迹象。

美联储有一个所谓的双重任务——应该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的目标。在当下，稳定的物价通常被看成是较低的，但数值为正的通货膨胀，一年在2%左右。实现充分就业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美联储来说，这意味着达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与上述通胀目标一致。

美联储现在认定这个数字应该在5.2%至5.5%之间，最新的报告显示实际失业率为5.5%。因此，我们已经达到这个水平，是时候上调利率了！

或者不然。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应该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开始出现螺旋式上升时的失业率水平。但没有迹象表明目前存在通胀压力。特别是，如果就业市场真的非常紧张，工资会快速上涨，而实际上，工资并没有变化。

问题是，我们曾面临这样的处境。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中期，美联储通常认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应该在5.5%至6%之间，到1995年，失业率下降至这个水平，但通胀率实际上没有上升。因此，美联储官员做出了一个结果证明非常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等待出现明显的迹象表明存在通胀压力。结果证明，美国经济能够在不产生通胀的情况下创造就业，如果美联储过早插手控制，可能会少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我们目前身处的情形与之类似吗？说实话，我不知道——不过美联储也不知道。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通胀问题也尚未显露出迹象，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在我看来，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看来，答案再明显不过：不要撤去宴会上的美酒，不要扣下加息的扳机，直到你将通胀的迹象看得真真切切。假如事后证明美联储等待的时间长了一点，那么通胀率也许会比2%高出那么一阵子，但这也不是什么巨大的悲剧。可是，倘若美联储行动太早，我们就可能会落得少增加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下场——最糟糕的可能性是，我们会滑入日本式的通缩陷阱。这样的情形已在瑞典上演，还可能降临到欧元区头上。

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并不清楚美联储官员是否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与今天相关的历史是上世纪90年代，而非70年代。让我们想象现在是1995年，开起派对来；让好日子——或者说至少是比较好的日子——延续下去，把那些加息的事情先放一放吧。



翻译：许欣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311/c1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6月26日



我是坐在椅子边翘首等待最高法院针对奥巴马医改补贴的裁决结果吗？不——我当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紧张地坐不下来，担心法院一个措辞潦草的判决会令数百万人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使数万人陷入经济困境，数千人因病早逝。

它没有做出这样的裁决。这意味着一些大的干扰——早期出现的网站技术问题、一些客观讲比较荒唐可笑、但仍是用心险恶的、通过法律途径发起的破坏活动——已经过去，我们可以专注于医改现实层面的东西了。《平价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已经实施一年多，情况到底如何呢？

答案是，好得甚至超乎很多支持者的想象。

先来看法案最基本的目标，即覆盖之前没有保险的人群。该法案的反对者坚持认为它会减少参保人数；事实是1500万美国人已经因之获得医疗保险。

但还有数百万人没有覆盖，是不是就只能说不算完全成功呢？呃，那些依然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中，有很多是由于当地州政府拒绝联邦政府把他们纳入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

除此以外，你还要知道这项法案从来没有准备或指望覆盖到所有人。无证移民没有享受医保的合法身份，而且任何一个不能实现自动注册的系统都会有所遗漏。马萨诸塞州承诺医保全覆盖已经十年了，但依然有5%的非老年人口没有参保。

如果以5%的未参保人口比例为基准。我们已经取得多大进步？美国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在全面施行该法案和扩大联邦医疗补助的州，未参保人口比例从高于16%降低到只有7.5%——也就是说，在医保改革实施第二年，我们就达到了目标的80%。《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目标已经接近实现！

但这些覆盖成效如何？这个法案带来的一些低价保单的确包含较多的免赔项目，这让受保人需要自行支付不少的费用。但此类情况还是比没有保险要好得多，也强过法案中列为非法的那些过于基础的保险计划。新参保人员所承受的与健康相关的财务压力急剧降低，而且对自己的医保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那保险的费用怎么样呢？2013年曾经出现“保费大涨”趋势隐现的惊悚言论；结果保费却低于预期。2014年，还是那一撮人又宣称2015年保费会出现大幅增长；结果只增长了2%。今年早些时候，又一轮保费高涨的恐怖预言再度甚嚣尘上。随着更多消息显现，看起来2016年的保费增长似乎会比今年的增幅要大，但参照历史标准依然不算高——也就是说保险费还是会比人们预期的低很多。

而且，整体医疗支出的增幅也出现了大幅放缓，这可能和政府采取的一些成本控制措施有关，这些措施主要针对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也是医改的重要部分。

医改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副作用呢？很多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共和党人士都曾经尝试通过一项名为“撤销抑制就业的医改法案”的议案，反对者不断警告，帮助更多美国人负担医保会引发经济灾难。这是许多这方面担心的其中一例。但数据显示法案并没有抑制就业：自奥巴马医改实行以来，美国经济每月新增24万多个就业机会，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增长最多的时期。

最后，那些声称医疗改革会令财政赤字规模扩大的言论是否成真了呢？实际上，赤字规模已经在不断下降，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再次确认，撤销奥巴马医改法案只会增加，而非减少财政赤字。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一项政策取得胜利的图景——尽管反对者想尽办法从中破坏，它还是实现了许多预定目标，以比预期更低的成本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生活，给予他们更多保障。

现在，你可能会纳闷，为何成效如此好、利好如此多的一项法案会召来那么多恶毒的政治攻击——顺便说一句，这种攻击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Justice Antonin Scalia)最近对“诡辩解释(interpretive jiggery-pokery)”发出的激烈反对意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保守派一直担心的是，医改可能会成功，并由此提醒选民，有时候政府行为的确能提高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这是为什么右派人士会在1993年不遗余力地破坏克林顿的医保改革计划，之后又对《合理医疗费用法案》极尽诋毁之能事。但奥巴马医改撑了下来，它就在我们眼前，正在发挥作用。保守派的噩梦成真了。这真是太美妙了。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626/c2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7月01日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欧元的缔造是一个糟糕的错误。欧洲根本没有成功维系单一货币的先决条件——举例来说，首先它就没有那种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能在佛罗里达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确保华盛顿方面自动为老年人提供保障，让他们的医疗保险或银行存款不受威胁。

然而与一开始就不进入货币联盟相比，脱离货币联盟的决定要艰难得多、恐怖得多。迄今为止，就连欧洲大陆处境最糟的经济体也会一再从危机边缘走回来。一次又一次，政府都屈从了债权人实行严苛的紧缩政策的要求，而欧洲央行也抑制了市场的恐慌。

然而希腊的处境现在似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银行暂时关闭、政府采取了资本控制措施，限制资金流出希腊。一种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政府很快就不得不用白条来支付养老金和工资了，这实际上等于创造一种并行的货币。下周，该国就会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接受“三驾马车”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的要求。“三驾马车”代表的是债权人的利益。

希腊人应该投反对票，希腊政府应该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退出欧元区。

要想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你就需要认识到，你们听到的关于希腊人挥霍无度、不负责任的说法，大多数都是假的——不是说全都是假的，而是大多数。的确，希腊政府在2010年之前那几年里的开支没有量入为出，然而从那时开始，该国就反复削减开支、提高税收。政府雇员规模已经下降了超过25%，退休金（在过去的确太过慷慨了）也被大幅削减。如果再加上所有的紧缩举措，省下的钱早就可以填补最初的赤字，实现巨额盈余了。

那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因为希腊经济崩溃了，接着又拖累了财政收入，其原因基本上就是这些紧缩举措。

而希腊经济的崩溃，也与欧元有关——它把希腊拴在了一个经济牢笼里。在紧缩政策的成功案例中，国家能够控制赤字，同时又不造成经济衰退，它通常包括使其出口产品变得具有竞争力的大幅货币贬值。比如，1990年代的加拿大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近些年冰岛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然而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这一选项。

所以我刚才阐述的是希腊脱离欧元区的理由？并不一定是。希腊脱离欧元区的问题，一直都在于会在金融体系引发混乱的风险：恐慌引发挤兑从而扰乱银行体系；银行经营困难，而且债务的法律地位存在不确定性，这两点也都会干扰商业经营。正因为如此，历任希腊政府都迁就了紧缩要求，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连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也愿意接受现在已经施加的紧缩条款。希腊政府现在要求的，实际上只是不再增加新的紧缩措施。

然而三驾马车完全不肯接受。人们很容易迷失在细节当中，但现在的重点是，希腊面前摆着一些非接受不可的要求，它实际上与过去五年里的政策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条件希腊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是不会接受的，因为接受的话，就会毁掉他从政的根本理由。而这么做可能是故意之举，所以其目的肯定是把他赶下台。如果希腊选民足够担心与三驾马车发生对抗，于是在下周投了赞成，齐普拉斯可能就要下台。

然而出于三个原因，他们不应该投赞成票。首先，我们知道日益严苛的紧缩是死胡同，经过了五年，希腊的状况前所未有的糟。其次，人们担心希腊脱离欧元区后发生的混乱，有很多（或许是大多数）都已经发生了。银行关闭、施加资本控制，还没发生的损害已经不剩多少了。

最后，接受三驾马车的最后通牒，就不能再假装希腊是一个独立国家了。不要听信三驾马车官员只是技术官僚的说法，以为他们是在向无知的希腊人解释应该做什么。这些所谓的技术官僚实际上充满幻想，完全无视现存的宏观经济知识，一路上每一步都是错的。现在的局面与分析无关，但却关乎权力——债权人让希腊经济刹车的权力，只要脱离欧元区的举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权力就会一直存在。

现在正应该结束这种脱离欧洲不可想象的局面，否则希腊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紧缩，经济萧条也会一眼望不到尽头。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701/c0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8月6日


经济繁荣时期掌权的政客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产生妄想。在美国国内能看这种情况：杰布·布什(Jeb Bush)误以为他知道经济增长的秘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当佛罗里达州州长时，该州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他赶上了泡沫破裂前离任的好运。在许多国家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在日本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官僚们被人们认为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

这就是你想搞懂中国股市上出现的怪事儿所需要的背景。就股市本身而言，中国股票的价格本不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当局通过试图控制股市，选择了用自己的可信度来打赌，而且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中国在过去25年里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层面。中国正处于一个时代结束的关口，那个在很大程度上靠大批就业不足的农民从农村进入沿海城市打工而带来的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剩余劳动力的储备现在正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增长必须放慢。

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围绕着高速增长模式建立的。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把自己的收入藏起来，而不是返还给公众，这导致了家庭收入的萎缩；与此同时，个人储蓄率极高，这部分是由于社会安全网薄弱，所以家庭储备现金，以防万一。结果是中国的开支极不平衡，一方面有很高的投资率，但另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非常低。

只要有快速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充足投资机会，这种结构是可行的。但眼下，中国正在进入投资回报率快速递减的时代。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过渡问题：如果投资减少，而消费不能足够快地上升，从而填补投资的缺口，那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需要的是能扩大购买力的改革，公平地说，中国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努力都还很不够。比如，中国已经推行所谓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工人仍没有医疗保障。

而这段时间，中国领导人似乎对出现即使短暂的经济衰退的前景都很害怕，这可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一直在刺激需求，用的是给市场提供填鸭式信贷的方式，包括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这些措施可以有一时的效果，而且，如果重大改革的速度足够快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可能都会烟消云散。但改革的速度不够快，结果出现了一个一触即破的大泡沫。

中国对这个泡沫的反应是竭尽全力支撑股票价格。大股东被禁止出售股票；国营部门被告知要购买股票；许多股票下跌的公司获准暂停交易。你也许可以在一两天里使用这些办法来遏制一次明显不合理的恐慌，但这些办法被用来长期持续股市，虽然中国股市仍远远高于其不久前的水平。

中国当局以为他们是在做什么？

他们也许部分地担心泡沫破裂的财政后果。看来，一些中国股市玩家用股票作抵押借了大笔资金，因此股市的暴跌可能会导致他们破产。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业，这个行业基本上不受监管，很容易出现银行挤兑潮。

但对目前情况也可以这样看：曾经鼓励市民购买股票的中国政府，现在为了维护声誉，觉得自己必须捍卫股价。当然，它这样做的结果是，以最快的速度彻底毁掉自己的声誉。

当然，每次你认为当局为破坏自己的信誉尽了一切可能时，他们总能干出超出你想象的事情。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正在把股市大跌的罪责归咎于——你猜对了——外国对中国的阴谋，这其实比你也许能想象的更没有道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股票市场，实际上把外国人排除在中国股市之外，你很难卖掉当初你从来就不能拥有的资产。

看看我们刚学到了什么吧。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不是海市蜃楼，中国仍是具有生产力的经济强国。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低速增长的问题仍然显著，但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其中的大新闻不是事关中国经济，而是事关中国的领导人。忘掉你听来的有关他们多么杰出、多么前瞻的所有说法吧。从他们目前的拼命挣扎来看，他们对自己在做什么一无所知。



翻译：Cindy Hao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806/c0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8月13日


你是不是开始感觉到，在经济政策上，说一不二的习主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中国做出的人民币贬值决策，背后是有经济理据的。正如戴维·贝克沃斯(David Beckworth)所说，这不只是要获得竞争优势。不管官方数据怎么样，中国的经济走势显然是不妙的，需要进行货币刺激措施。但是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是不相容的；中国的资本控制留出了一些余地，但仍然倍受资本外逃的困扰——中国希望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以求获得储备货币的地位。（这是个愚蠢的目标，但今天暂且不谈。）

因此，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中国要实现自由浮动汇率，像日本那样随心所欲地利用货币政策，是合乎情理的。

但一定要理解其运行机制才行。日本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会刺激资金转向海外，致使日元下跌。只有在投资者认为日元被低估，希望购买日本证券以期日元上涨时，才会止住下跌。在这里面，汇率过高是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既没有让人民币汇率浮动，也没有充分地贬值，让投资者觉得未来一定会上涨。它只是稍稍有一些贬值。

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管这叫“啃第一口樱桃”。（谁会只吃一口樱桃呢？）中国现在已经标明它的货币挂钩不再牢固；但贬值又远远不能创造看涨的预期。这一来一去会让投资者确信，这个货币的未来走势是下跌的——也就是会加剧资本外逃（看起来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呢？中国可以直接让人民币汇率浮动；以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肯定会出现大幅贬值。但这会严重加剧贸易对立，给外交政策带来麻烦。也许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打算走出这一步。他们只是走出了一小步，创造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效益，却导致前景预期的不稳定。

而这也提醒我们，当今世界的治理者是多么缺乏智慧。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813/c13krugman-china-bites/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12月15日


巴黎气候协议能拯救人类文明吗？有可能。这样的背书听起来也许不是很坚定，但在气候问题上，我们确实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了。这份协议最终也许会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一个下场，在当时看起来很不得了，结果完全没有用。然而，这个世界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最终促成了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的意向，但求一切不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道路上一直横亘着两大障碍：中国煤炭消耗的激增，和美国共和党的顽固反对。前者似乎意味着，无论富国怎么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后者则显示最大的那个富国无法做出可信的承诺，因此也就不能它来带头。

然而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的态度转变是清晰可见的——或者说，要不是雾霾那么重，应该是能看到的。玩笑放在一边，中国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空气质量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燃煤造成的，这促使它愈发迫切地想戒除这种最糟糕的化石燃料消耗形式。自1997年至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涨了三倍，这样的发展也意味着会有一个迅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包括可以相对安全地吸入的空气。

因此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和以前是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表现：一些右翼的老面孔突然改变口径了。他们以前说限制美国的排放没意义，因为中国会继续污染；现在他们开始说美国的行动没有必要，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做，中国都会削减煤炭消耗。

因此就要说说美国共和党的态度，他们非但没变，反而还更糟了：大共和党正继续堕入否认和反科学阴谋论的深渊。而改变局面的一个消息是，这态度造成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是的，在没有新立法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气候行动，而只要共和党继续把持着众议院，立法也就不可能。然而奥巴马总统已经开始通过行政命令限制发电站的排放——这在我们的解决方案里占很大一块。此举正挽回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国际信誉，让奥巴马在巴黎可以占据一个主导地位。

但是，有什么理由相信协议能真正改变世界的轨迹呢？各国已经同意了一个排放目标，并会对自己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成败进行定期评估；但是对没完成的国家也顶多是加以谴责，没什么惩罚措施。

而且，要实现这些排放目标，势必会损及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因为这意味着全世界剩下的那些化石燃料大部分将留在地下，永不能燃烧。怎样才能阻止化石燃料行业去收买足够多的政客，把协议变成一纸空文呢？

在我看来，办法就在彻底改变了规则的新技术上。

很多人似乎至今都认为，可再生能源是痴人说梦，对我们的未来不会有太大影响。要么就是听信了洗脑宣传那一套，认为这又是自由派在瞎折腾（索林卓！班加西！死亡委员会！）然而，现实是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了，已经到了无需任何特殊补贴就能跟化石燃料竞争的地步——能源存储技术的进步让它们的前景愈发光明。可再生能源还成了用人大户，现在的用工规模比煤炭产业要大得多。

这场能源革命会带来两样东西。一是大幅削减排放的成本会比此前的乐观估计还要低——右翼的那些惊悚的警告，以前听来大多是胡扯，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胡扯了。另外，只要稍加助推——巴黎协议就可以做到——可再生能源就能迅速成就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拯救地球在这个集团眼里是有利可图的，他们会去制衡科克兄弟(Kochs)之流。

当然，这些随时有可能搞砸。克鲁兹(Cruz)总统或卢比奥(Rubio)总统会毁灭整个协议，等到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去处理气候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但这并非不可实现。在这样一个很少看得到希望的领域，巴黎大会的成果让我们有理由去期待，我不认为这想法很幼稚。说不定我们还有救呢。



翻译：经雷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6年1月11日

中国的问题会引发全球危机吗？好消息是，在我看来，这些数据似乎不够糟糕。坏消息是，我也许会错，因为危机在全球蔓延的情况，似乎通常会比实在的数据反映的情况更糟糕。更坏的消息是，如果中国确实会给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巨大冲击，那么我们还没准备好应对相关后果。

有些人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很明显，中国经济遇到大麻烦已有一段时间了。很难说这个麻烦有多大，因为没人相信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主要问题在于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模式，只有在该国经济保持极快增长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支持了高投资的合理性。当中国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储备时，这是可能实现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目前面临一个棘手的任务：过渡到增长率较低，但不至于陷入衰退的水平。

可以通过信贷扩张、增加基础设施开支来争取时间，同时改革经济以便增强家庭购买力，这原本是一个合理的策略。遗憾的是，中国只追求该策略的前半部分，争取到了时间，然后又浪费掉了时间。结果导致债务快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欠缺监管的“影子银行”，可能会诱发金融崩盘。

因此，中国的情况看起来相当严峻，而新发布的数据加剧了人们对硬着陆的担忧，不仅导致中国股市下跌，还导致世界各地的股价大跌。

好吧，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这么糟糕。一些聪明人认为，这种全球性的影响真的很可怕；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将它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提并论。

但正如我上面说到的，我很难根据数字得出会出现这种灾难的论断。是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大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中国每年从世界其他地方购买价值两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但这个世界很大，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超过60万亿美元。即便中国进口额大幅下降，也只会对全球消费造成有限的冲击。

那金融关联性呢？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蔓延至全球的一个原因是，外国人，特别是欧洲的银行，因持有美国证券而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中国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说不怎么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所以中国股市下跌甚至国内债务违约，几乎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直接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虽然中国自身面临大麻烦，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应该是可控的。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上述分析说的那么放松。可以说，我没有勇气自鸣得意。为什么呢？

答案部分在于，各国的经济周期通常似乎比“应有水平”更加同步。例如，欧洲和美国相互出口的商品只占其产量的一小部分，但它们通常同时衰退和复苏。金融关联性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有人也推测存在心理感染的问题：与主要经济体有关的好消息或坏消息，会影响其他经济体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因此我担心，中国可能会以粗略的计算无法体现的方式，输出其面临的问题；担心中国的问题会以某种方式抑制美国、欧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支出。如果我的担心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冲击，这很糟糕。

归根结底，谁来应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会如何应对呢？货币政策可能没有多大帮助。由于利率仍然处在接近零的水平，通胀仍然低于目标，美联储要抗击经济下滑问题，其能力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而且美联储还表示，一有理由就会提高利率，这种信号可能进一步削弱了其动作的效果。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将政治权力用到极限，努力提高通胀水平，但迄今为止尚未成功。

虽然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增加开支来抵消中国减少的开支——肯定会发挥作用，但有多少人相信，共和党人会接受奥巴马提出的新刺激计划，或者德国政治人物会乐于看到相关提议导致欧洲背负更大赤字？

目前我仍然猜想，最大的可能性是情况不会那么糟糕——中国的局面会很严重，但其他地方只是出现一些波动。我真的，真的希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因为目前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B计划。



翻译：许欣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111/c1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6年7月5日



上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经济政策发表了演讲。他做出的每个事实性论断几乎都是错的，但我并不打算逐条加以批驳，而是想要讨论其基本要旨：这位候选人声称，他站在美国劳工一边。


当然了，大家都这么说。但特朗普经济学已经超越了共和党通常的主张——即对企业和富人减税、结束环境监管等举措会让市场焕发活力，进而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好的发展。它还摆出民粹主义者的姿态，声称只要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并撕毁贸易协议，就能夺回美国人失去的薪酬不错的工作。

这就有些离谱了，不过其离谱程度或许不像你以为的那样高——别忘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2012年的选战中同样曾经扬言，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不过，看到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仅公开提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把全球化的长期批评者、带有左派倾向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挂在嘴上，真的是挺有趣的。

但该智库对此一点也不领情：研究所所长劳伦斯·米舍尔(Lawrence Mishel)就他口中的“特朗普贸易诡计”，做出了带有嘲弄意味的回应。他的观点是，即便你像他一样认为，一些贸易协议让美国劳工受到了伤害，它们也只是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反劳工政策的组成部分。此外，对于其他所有事情，唐纳德·特朗普的观点基本都是错的。

关于全球化：没错，日益增多的进口商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已经让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有所减少。一篇得到广泛引用的论文估计，在1999至2011年间，中国的崛起致使美国失去了大约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据我自己粗略计算，把美国的制造业贸易逆差全部消除，可以增加大约2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但美国是一个大国，总就业人数超过1.4亿。200万名工人重回制造业，只会让该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0%左右回升至11.5%左右。让我们厘清一些事实：在1979年，也就是不平等程度呈急剧上升前夕，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0%以上；在1960年代，占比则为25%以上。我不知道在特朗普眼里，到底哪个时期的美国才称得上伟大，但特朗普经济学绝不可能让昔日重现。

而且不管怎样，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只是导致中产阶级衰落的一个因素。正如米舍尔所言，在高收入人群收入飙升之际，“其他许多别有用意的政策”也导致了工资的下降，譬如发起反工会运动，没能依据通胀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实施紧缩政策，减少金融监管，以及沉迷于降低税率。

而且，特朗普将导致工资下降的这些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照单全收。

事实上，即便是在竭力摆出民粹主义姿态之际，他依然重复着常常被用来为反劳工政策辩护的谎言。他声称，我们是“全世界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实，在34个发达国家中，我们排在第31位。他还说，就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而言，监管规定是比税收更大的障碍。其实，我们的监管要比贸易顺差巨大的德国松弛得多。

如米舍尔所写，“如果他如此热衷于帮助劳动者，那他为什么随后会把讨论引导回对企业和富人减税这种商界的传统议事日程？”我想我们知道答案。

不过别去管特朗普的动机了。重要的是，选民们不要把关于贸易的强硬言论，错当成支持劳工的用心。

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都会是一个主要以服务业立国的国家。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我们就得推行一些政策，去满足让服务业劳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保证人们可以获得医疗保险——“奥巴马医改”(Obamacare)让2000万美国人拥有了保险，但共和党人想要推翻它，此外还想把数百万人从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保护伞下剔除。这意味着工人有权组织起来，为得到更高的薪水而讨价还价。这意味着要提供足够的支持，让人们得以在退休时享受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待遇——民主党人想要扩大社会安全福利，但共和党人想要削减这类福利，并将其私有化。

特朗普支持上述任何一件事吗？谁也不能这样说。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还要推行特朗普式的税收计划——会极大地减少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纳税额，并让国家债务猛增数万亿——那么民粹主义的议程就会流于虚妄。

抱歉这样说，但为以反劳工为底色的议程添加一点反中国的色彩，并不能让你成为劳工的朋友，就像吃一份“卷饼碗”，并不能让你成为拉美裔的朋友一样。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705/trump-trade-and-workers/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6年9月7日


紧跟政治与政策话题的美国人，只要年岁够了，自然对2000年的大选还有着鲜活的记忆——是糟糕的记忆，不光因为在普选票中失利的家伙最终入主了白宫。还因为，落得这一结局之前的竞选活动也噩梦连连。

大家知道，其中一名候选人的欺诈程度在美国政坛上史无前例，他就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尤其是，他提出的计划会给富人大幅减税，同时却又罔顾数据，坚称它针对的是中产阶级。这些在竞选阶段撒下的谎言预示了布什政府接下来的作为——不要忘记，正是该届政府用虚假的借口将美国拖入了战争。

然而，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多数媒体报道给人呈现的印象却是，布什是个直接坦率的家伙。阿尔·戈尔(Al Gore)则圆滑狡诈，尽管后者提出的政策合情合理，他对布什计划的批评也准确无误。据称可以证明戈尔虚伪的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一件谈得上重要，其中一些根本为不实之辞。不，他从未宣称是自己发明了互联网。然而，这种形象定位却挥之不去。

今天，我和许多人一样，生发出一种很不愉快的糟糕感受：往事再次上演了。

诚然，并没有多少假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诚信典范的言行存在。然而，我们也很难不得出一种印象：舆论对他的评判建立在与过去相比的基础之上。只要他能老老实实照提词屏念稿，不自我发挥，那他就是拥有总统气概了。只要他看起来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会马上把1100万无证件移民通通赶走，那他就是在往主流靠拢。他的身上丑闻迭出，比如看起来明显是收买了州检察长而换取对方不调查特朗普大学，但其中不少却非同寻常地并未获取多少关注。

与此同时，只要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做出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认定必然是腐败的。有关克林顿基金会的报道越来越荒谬，最为醒目地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暂且退后一步，想一想这个基金是怎么回事。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卸任总统时，是个招人喜欢的人物，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尊重。他该如何利用自己的声誉呢？募集大笔善款，救贫困儿童于水火，似乎是相当合理而又彰显道德的行动方案。此外，根据各方面的说法，克林顿基金是一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重要力量。例如，独立监察组织慈善观察(Charity Watch)给它的评级是“A”，比给美国红十字会的还高。

现在，任何募集并支出数十亿美元的机构，都会制造潜在的利益冲突。你可以假设克林顿夫妇把该基金当成贿赂基金，酬谢朋友；也可以假设希拉里·克林顿利用她的公职，报答捐赠者。因此，调查该基金的运营情况，看看有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权钱交易，是正确而又恰当的做法。就像记者们喜欢说的那样，光是该基金的庞大规模，就足以“引发质疑”。

对这些质疑的回答显然是“No”，不过似乎没人愿意接受。

来看美联社的一篇重磅报道。报道称，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与该基金一些捐赠者的会面，预示着“她如果当选总统，可能面临道德上的挑战”。鉴于该报道的腔调，你或许期待在里面看到她会见残暴的外国独裁者或者面临起诉的企业大亨的内容，然后是她为这些人代言的可疑举动。

但美联社给出的主要例证，竟然是希拉里·克林顿曾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会面，而他们碰巧也是有多年私交的朋友。如果这是调查所能找到的最重磅证据，就意味着这其中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想请记者们扪心自问，他们到底是在报道事实，还是说仅仅在含沙射影，并敦促公众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如果关于总统候选人的报道谈的是某些东西如何“引发质疑”、投下“阴影”之类的，请注意，一些人常常利用这些含糊其辞的说法，凭空让公众产生某人有不当行为的印象。

另外，说一个小窍门：评判候选人人品的最佳方式，是看他或她实际做了什么，看其提议推行哪些政策。特朗普曾欺骗学生，赖承包商的帐，凡此种种完全可以预示，他当选总统后将如何行事。希拉里·克林顿的说话风格和肢体语言则并不具有预示性。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政策谎言远比2000年那些详尽的个人报道更能让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如今，把特朗普所提政策建议的不连贯与希拉里·克林顿的严谨细致两相对照，便可说明一切。

换句话说就是着眼于事实。美国和世界无力承担又一场被含沙射影搅乱的选举。



翻译：黄铮、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 ... clinton-gets-gored/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6年11月29日


还记得吗？好多媒体报道都曾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暗示，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的募款活动制造了利益冲突。而现在，从这种含沙射影中获益的人即将入主白宫。此外，当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纷纷为他的商业帝国提供帮助的时候，他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实例，助我们看清真正的利益冲突长什么样。

当然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以拒绝这些帮助，并把他自己及家人与酒店之类的生意切割开来。但他没有。事实上，他正公开利用自己的身份招揽生意。而他初步做出的任命显示，他不会是唯一一个利用政治权力攫取个人财富的人。损公肥私将成为整个特朗普政府的行事原则。美国刚刚踏入一个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高层腐败为特征的时代。

你需要问的问题是，这有什么要紧？提示：重点不是钱，而是激励机制。

是的，这里面涉及一大笔钱——单就特朗普而言，或许就得往十亿而非百万的量级上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拿薪水的承诺是一个残酷笑话）。但美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政府每年的支出会超过4万亿美元，因此即便大肆上下其手，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处于权力核心的人划拉了多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了拿到那些钱做过的事情，以及由此出炉的糟糕政策。

一般情况下，政策是实用性——什么是有效的？——和意识形态——什么是符合我的观念的？——相结合的产物。而我们常常会抱怨，意识形态总是凌驾于事实根据之上。

但现在我们将会看到第三种因素发挥强大的作用，看到官员，其中包括身居最高位者，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政策中饱私囊。而其效应将是灾难性的。

让我们以特朗普选择贝茜·德沃斯(Betsy DeVos)担任教育部长为例，从相对而言的小处说起。德沃斯和特朗普有着某种明显的相似之处。她丈夫是安利公司(Amway)所创财富的继承人之一。该公司一直被指控为骗局，曾在2011年支付1.5亿美元，就一桩集体诉讼与原告达成和解。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她的标志性主张“学券制”——发给家长们一些钱，而不是让其子女在公立学校就读。

目前有大量证据能够表明学券的实际效果——基本上是毁灭性的。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庞大的学券计划确凿无疑地拖累了学生的成绩。但学券倡导者却不许别人说一个不字。这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但还有一点也是真的：学券最终可能会流向营利性教育机构。

营利性教育在以往的表现是相当可怕的；奥巴马政府一直致力于粉碎那些损害该行业的骗局。但现在情况将有所不同：营利性教育机构的股价在大选过后急剧上升。看啊，两家、三家，好多家特朗普大学！

往下说，我已经撰文探讨过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规划，该规划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涉及了对公共资产的广泛私有化。所谓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是不包括提挈亲信和不当得利的巨大机遇之门将会由此打开。

但真正可怕的是腐败对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在这方面，外国政府同样已经在竭力通过帮助特朗普创造更多个人财富来换取影响力，而他正对它们的努力表示欢迎。

不用想了，没错，这就是非法的，事实上是违宪的，显然违反了薪酬条款。但谁会履行宪法呢？国会那些共和党人？别傻了。

不过，先把对民主规范的破坏放在一边，想一想这种事实意义上的贿赂会让美国的政策出现的偏颇。什么样的政权可以通过帮助总统及其朋友们致富来换取影响力？答案是：只有不遵守法治原则的政府才能做到。

想想看：英国或者加拿大可以罔顾相关规章，给特朗普高尔夫球场开绿灯，或者为特朗普酒店拉生意，从而讨好即将上台的新政府吗？不可以——这些国家有自由的媒体、独立的法院，还有专门用来预防这种不当行为的规则。另一方面，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下的俄罗斯之类的地方，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向身居最高位的人输送巨额钱款，以换取某些回报，比如取消为波罗的海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

有人也许期待，国家安全官员会向特朗普解释，让生意上的考量来驱动外交政策会带来多大的毁灭性后果。不过有报道称，特朗普只是和那些官员见了面，但拒绝像一个正常的候任总统一样听取简报。

那么，在特朗普时代，腐败的影响会有多糟糕？最有可能成真的猜测是，糟到超出你的想象。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129/why-corruption-matters/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6年12月21日


很多人对特朗普主义和欧洲本土主义运动的兴起的反应是阅读历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他们这样做是对的。除非故意视而不见，否则不可能看不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我们目前政治梦魇之间的相似之处。

不过，30年代并不是唯一一个能给我们提供教训的年代。最近，我读了很多关于古代世界的书。我必须承认，我这样做最初只是为了娱乐，为了逃避日益糟糕的新闻。但我不禁发现，目前的情况有点像罗马的某些历史，具体说是罗马共和国崩溃的故事。

我的体会是：当强大的人物开始违背政治规范时，共和体制并不能抵制专制。出现这种情况时，即使依然保留共和制的表象，专制依然会蓬勃发展。

首先，罗马的政治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但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那种竞争受到某种似乎不可打破的规则的约束。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在《以罗马之名》(In the Name of Rome)一书中写道：“不管对个人来说，赢得名声以及为自己和家族的声誉增光添彩是多么重要，都必须永远服从于共和国的利益……没有哪个失望的罗马政治人士寻求过外部力量的帮助。”

美国过去也是这样，多名著名参议员宣布，我们必须“把政治分歧留在国内”。但是现在，我们的候任总统公开要求俄罗斯帮助抹黑自己的对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的党派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共和党对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赞赏程度急剧上升，尽管——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干预在美国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赢得国内政治斗争是唯一重要的事，共和国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那么，共和国的结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从未体现在文件上。按照官方的说法，罗马帝国依然由元老院统治，只不过，它在所有重要事项上都碰巧服从皇帝，而这个称号最初的意思只是“指挥官”。我们可能不会走上同样的道路——虽然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一点，不对吗？——但是，保留民主形式、摧毁民主实体的进程已经开始了。

想想北卡罗来纳州刚发生的事吧。那里的选民明确地选择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共和党的立法机构没有公开推翻这个结果——反正这次没有——但是，实际上剥夺了州长办公室的权力，确保选民的意志实际上无关紧要。

把这种事与剥夺或者至少是不鼓励少数族裔投票的持续努力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制造出实际上的一党制国家：保持民主假象，实际上操纵选举，让对方永远无法获胜。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问的不是为什么白人工薪阶层选民会支持那些会采取伤害他们的政策的政客——我会在以后的专栏里谈论这个话题。我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政党的政治人士和官员们似乎不再关心我们过去所认定的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让我说得清楚一点：这是共和党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两边都在做”的事。

所以，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并不真的与意识形态有关。据说，主张自由市场的政治人士已经发现，只要找到合适的权贵，权贵资本主义就没有问题。它的确跟阶级斗争有关——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重新分配财富一直是共和党所有现代政策的一个主题。但是，我认为，攻击民主制度的直接动力是简单的事业至上主义，来自那些党政官僚，他们身处的体系由于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不可动摇的党派忠诚以及大量的富豪财政支持而不受外界压力影响。

对这些人来说，服从党的路线、维护党的统治是唯一重要的事。如果说有时他们似乎对任何质疑他们行为的人充满愤怒，呃，那是奴仆被人指责奴颜婢膝时的通常反应。

所有这些澄清了一点：美国政治的弊病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像罗马共和国的弊病也并非始于恺撒(Caesar)。民主根基已经腐烂了几十年，而且我们不一定能恢复过来。

但是，如果还有任何拯救的希望的话，那就必须先从清晰地认识到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开始。美国民主正处于危急关头。



翻译：王相宜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221/how-republics-end/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7年1月3日


2015年，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出现了一座新的公共纪念碑：该国总统骑在马背上的巨大镀金雕像。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过分。但是，在这些名字以“斯坦”结尾的国家，也就是苏联垮台后出现的中亚国家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常态，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由强权人物所统治的，他们身边还围绕着一小群有裙带关系的富有资本家。

美国人曾经在这样的政权中，在它们拙劣的独裁者身上，看到很多好笑的蠢行。现在还笑得出来么？

毕竟，我们正要把权力移交给这样一个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试图在自己身边建立起一种个人崇拜；要知道，他的“慈善”基金会花了不少钱，买下自己的创始人的一张六英尺高的肖像。同时，看看他的Twitter就足以表明，胜利当选也丝毫没有缓解他对自我满足感的追求。所以一旦他上任之后，可以预料会有大量自我膨胀的事情发生。我不认为会发展到镀金雕像的地步，但是真的吗，谁知道呢？

与此同时，距离就职典礼只有几个星期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减少他的商业帝国所制造的利益冲突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举措，这样的利益冲突是前所未有的――或者用他在Twitter上那句著名的话说，是“未曾总统过的”(unpresidented)。他显然不打算做点什么，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利用政治力量来为自己牟利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外国政府开始光顾特朗普酒店。

这意味着特朗普将违反宪法中关于薪酬条款的精神，也可以说是违反了条款本身，该条款规定，总统自宣誓就职那一刻起，就不能从外国领导人那里获得礼物或利益。但谁能向他问责？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与其执行道德法规，不如由国会来做出修改，以便适应这位伟人。

腐败不会局限于最高层：新政府似乎露骨地将假公济私置于我们政治体系的中心。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n)可以领导一个由前竞争对手组成的团队；唐纳德·特朗普却似乎正在组织一个裙带关系团队，选择一些亿万富翁来担任他政府班子里的许多关键岗位，这些人身上都充满明显而复杂的利益冲突。

总之，美国正在迅速变成一个“斯坦”。

我知道很多人仍然试图说服自己，这位新统帅在本能上显然是不民主的，其掌权的过程在合法性上也有问题，但是即将到来的新政府还是会正常地治理国家，一些特朗普的辩护者甚至宣称，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新集团的腐败，因为富人不需要更多的钱。他们是认真的。

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在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大规模腐败、法治遭到蔑视的时代，一切都肆无忌惮。

在一个长期以来都骄傲地充当世界各地民主国家榜样的国家里，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从直接的意义上说，特朗普当选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对选举的公然干预、俄罗斯的暗中破坏以及新闻媒体的懒惰，它们乐于发布虚假的丑闻，而将真实的丑闻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

但是这场溃败不是从天而降的。我们已经在这条通往“斯坦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很久：一个日益激进的共和党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获得和拥有权力，几十年来，它一直在破坏我们的政治文化。

人们往往会忘记，在2016年用的手法，到底有多少是早些年前就用过的。还记得克林顿政府曾遭到围攻，不断被指责为腐败，新闻媒体恪尽职守地用长篇报道炒作吗？但是这些所谓的丑闻最后没有一个被证明涉及任何实际不法行为。 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干预几乎肯定改变了这次选举，他以前曾在白水事件(Whitewater)调查委员会待过，该委员会花了七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调查一桩失败的土地交易，这一点并非偶然。

人们还往往会忘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政府是真的非常糟糕，不仅仅是因为它以虚假的借口把美国拖入战争。那届政府还出现了大量任人唯亲的问题，许多关键职位的人选虽不见得合格，但都与高级官员有着密切的政治或商业联系，也可能两者均有。事实上，美国在占领伊拉克一事上的失败，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同政界有关联的企业从中牟取暴利。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溃烂是否已经足够深入，以至于根本无法阻止美国转变为“特朗普斯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忽视令人不安的风险，简单地认为一切都会没问题，这种想法不仅具有破坏性，也是愚蠢的。一切不会没问题的。



翻译：晋其角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70103/america-becomes-a-st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7年1月24日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宫后，把整整第一天都用来大发雷霆，怒斥关于总统就职典礼人数较少的准确报道，如果美国也实行议会制，他可能已经得面对不信任投票了。然而我们不是；我们还得熬过接下来的四年。

如果真正重要的事情令人失望，那么他又会如何反应呢？

在他粗俗可怕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描绘了一个处于严重困境的国家——“美国的浩劫”。真正的美国看起来根本不是这样；它确实有很多问题，但事情本可能更糟。事实上，它们很有可能确实会变得更糟。显然，就算自尊遭受了最小的一点打击，这位总统都没有办法处理，到时他可怎么应付呢？

让我们谈谈可以预见的坏消息。

第一，经济。听了特朗普的话，你可能会觉得美国正处在全面的萧条中，“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就业率确实出现了下降；但整体就业率却在上升，以历史标准看来，如今的失业率是很低的。

这不仅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数字：工资上涨，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信心辞职，表明经济接近充分就业。

这意味着，今后的失业率可能不会比现在下降很多，所以，就算有良好的政策和好运气，就业岗位的创造还是会比奥巴马时代缓慢得多。而且由于不好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从现在起到四年以后，失业率很有可能高于今天。

噢对了，特朗普主张的预算赤字可能会扩大贸易逆差，这使得制造业的就业率尤其可能出现下降，而不是上升。

第二件几乎肯定会变得更糟的事情是医疗保健。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导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的百分比急剧下降，达到最低水平。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估计，废除奥巴马医改将会导致无保险者人数急剧上升——第一年就将有1800万的新增无保险者，最终会超过3000万。不，共和党花了七年时间都没有拿出一个真正的奥巴马医改替代方案，他们不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弄出一个，以后也不会。

在第三个方面，也就是犯罪问题上，未来的方向还不清楚。特朗普眼中，美国的城市正被“犯罪、帮派和毒品”蹂躏，这个景象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幻想：事实上，尽管近来受到大量宣传的谋杀事件在一些城市有所增加，暴力犯罪率其实是在下降。我想，犯罪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但也有可能上升。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特朗普政府不能平定美国的城市战争地带，因为这些地带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特朗普先生将如何处理失业率上升、医保覆盖率下降和犯罪率下降不多（如果有）的坏消息？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会否认现实，当他的自恋受到威胁时，他总是这样做。但他的支持者会赞同他的幻想吗？

他们有可能。毕竟，他们把奥巴马时代的好消息都屏蔽掉了。在特朗普的选民中，有2/3的人错误地认为，奥巴马时期的失业率出现上升（3/4的特朗普投票者认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出钱让人抗议特朗普）。在自认为共和党的人当中，只有17％知道，没有参保的人数达到历史低点。大多数人认为犯罪率在上升，尽管应该是正在下降。所以在特朗普统治期间，他们也许会把坏消息屏蔽掉。

但这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一方面，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情况的改善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许多选民在过去八年中获得了工作机会，但他们肯定会相信，这是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做到的，不是因为奥巴马的政策。如果失去工作和健康保险，他们也会相应地责怪自己，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吗？不太可能。

此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做出了巨大的承诺，所以幻想破灭的风险也特别高。

对于坏消息，他的反应会是接受责任，以及努力做到更好吗？他会放弃自己的财产，进入修道院吗？二者的可能性似乎是一样的。

不，对于令人尴尬的真相，这个充满不安全感的自大狂几乎肯定会予以否认，并斥责报道真相的媒体。而且——这是我所担心的——他很可能会试图动用自己的权力来封杀言论。

说真的，当第一次听到劳工统计局报告失业率显著增加，或者制造业就业岗位出现降低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把中情局比作纳粹的人会怎么做？当疾病控制中心和人口普查局报告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量激增时，他会怎么做？

你可能以为上周末的大发雷霆很不好。但是糟糕得多的事情还会到来。



翻译：晋其角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70124/things-can-only-get-worse/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7年2月4日


过去几个月来，深思熟虑者一直暗暗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令我们陷入外交政策危机，甚至可能带来一场战争。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担心反映出唐纳德·特朗普对于吹牛和说大话的瘾头，这种做法在布莱巴特(Breitbart)网站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效果颇佳，但是不怎么受外国政府欢迎。但这也反映出，关于新政府所面对的刺激，有一种冷淡的看法：工薪阶层选民开始意识到，特朗普竞选时期关于工作和医疗保健的承诺是不诚实的，因此和外国有关的转移注意力之事可能会看上去越来越有吸引力。

最可能的热点似乎是中国，许多特朗普式的强硬话语都是以中国为主题的，关于南海岛屿的争端很容易变成开火事件。

但与中国的战争似乎必须等等了。首先是澳大利亚。然后是墨西哥。还有伊朗。以及欧盟（但绝不会是同俄罗斯）。

虽然这个政府在兜售危机时可能存在着一种自私自利的算计，但它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什么政治战略，倒是越来越像一种心理综合征。

与澳大利亚的冲突获得了最多的新闻报道，可能是因为它显得如此怪异而没有理由。毕竟，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忠实的朋友，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我们两国之间当然会有争端，任何国家之间都会有争端，但没有什么应该扰乱我们这个联盟的力量——特别是，如果同中国发生对抗，澳大利亚是我们需要依靠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是特朗普的时代：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的通话过程中，美国总统夸耀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并抱怨一项现存协议，内容是接受已定居澳大利亚的难民，他指控特恩布尔要给我们送来“下一批波士顿轰炸机”。然后突然结束了这个只有25分钟的对话。

好吧，至少特朗普没有威胁要入侵澳大利亚。然而，在与墨西哥的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总统的谈话中，他这么做了。根据美联社报道，他告诉邻国这位通过民主选举上任的领导人：“你那儿有一堆坏家伙。你没有做足够的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觉得你的军队害怕了。我们的军队可不怕，所以我可能会派他们过去管事。”

白宫的信息源现在声称这种威胁是个漫不经心的玩笑——要知道，美国过去事实上侵略过墨西哥，而墨西哥人并没有忘记。如果你相信这是玩笑，我就把墨西哥掏钱盖的边界墙卖给你。

与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激烈争吵盖过了与伊朗的一场更传统的口头之争，伊朗在周日测试了一个导弹。这绝对是一种挑衅。但白宫只是“对伊朗提出警告”，这让人产生疑问，到底提出了什么？考虑到政府一直在疏远我们的盟国，更严厉的制裁不会发生。我们准备好进行战争了吗？

除了伊朗，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挑衅，特朗普政府对二者的反应形成了奇怪的对比：俄罗斯在乌克兰升级了它的代理人战争。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呼吁总统帮助乌克兰。然而，奇怪的是，白宫对俄罗斯的行动不置一词，直到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Nikki Haley)周四晚上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对此表示谴责。这有点明显，不是吗？

哦，还有一件事：特朗普新的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指责德国以偏低的汇率剥削美国。关于这个话题，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经济学讨论，但政府官员不应该做出这种指控，除非他们准备打击一场贸易战争。他们准备好了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这届政府似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准备好。特别是因为特朗普咄咄逼人的电话听上去不像是在执行什么经济，甚至是政治战略——老奸巨猾的阴谋家才不会浪费时间夸耀他们的胜利当选，或是抱怨关于就职典礼上人群规模的媒体报道。

不，我们听到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智穷计尽、失去控制，甚至已经不能假装控制自己的不安全感。他上任后的头两个星期已经完全混乱，事情还在不断变得更糟——也许是因为他对每个失败作出反应，拼命改变事态的主题，然而这只会引发新的失败。

美国和世界不能再承受这么多了。想想看：如果你的员工是这样的表现，你会立即解除他的任何职责，并强烈建议他寻求咨询。然而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指挥官。

谢谢啊，科米(Comey)。




翻译：晋其角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70204/donald-the-menace/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7年2月14日

我在亚洲旅行时，经常在机场看到有人举着牌子，写着“保罗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姓在前，名在后，日本首相在国内被称为安倍晋三(Abe Shinzo)。如果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接一位教授时犯了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被原谅的。

但如果美国总统在欢迎我们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的领袖时犯同样的错误就非常不能原谅。但这种事还真发生了：唐纳德·特朗普把安倍首相叫成了晋三首相。

据我们所知，安倍没有称他为唐纳德总统。

你觉得这事无关紧要？呃，如果这是个孤立事件，你可以这么说。但它不是。在过去三周里，我们在各个方面看到了可怕的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不管是白宫还是它在国会的盟友似乎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们似乎认为，专业知识或对某个话题的基本了解是懦夫才需要的，无知就是力量。

我们在法律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份被广泛引用的分析中，法律专家本杰明·维茨(Benjamin Wittes)将关于难民的臭名昭著的行政令描述为“被无能冲淡的恶意”，称它读起来“好像完全未被称职的律师审核过”——这是在法庭上败诉的捷径。

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总统继续依赖一名似乎从右翼阴谋论者那里获得战略信息的首席顾问，且不提他与克里姆林宫那令人生疑的亲密关系。

我们在教育领域看到了这一点：教育部长贝茜·德沃斯(Betsy DeVos)的听证会表明，她甚至对最基本的问题都一无所知。

我们在外交方面看到了这一点。让国务院的某个人确保白宫把外国领导人的名字弄对有多难？显然是太难了：在弄错安倍的姓氏之前，英国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y)国事访问的官方日程多次把她的名字拼错。

在经济方面——呃，完全没人在家啊。本应提供技术专业知识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已经被从内阁降级，不过那也无所谓了，反正没人获得任命。还记得关于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的那些讲话吗？如果你还记得，请你提醒白宫，因为它还没提出一丁点儿具体方案呢。

不过我还是不要对这位Twitter统帅太过苛刻了：在他的党内，对专业知识的鄙视很常见。比如，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经济学家不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严肃学者——这种人其实很多——而是连数字都弄不对的著名笔杆子。


或者想想共和党目前对医改法案的恐慌。共和党内的很多人似乎震惊地发现，撤销奥巴马法案的任何主要部分都将导致数千万人失去保险。任何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本可以在多年前告诉他们医改的各个部分是如何整合到一起的以及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多次解释过。不过，称职的分析并不被需要。

那当然才是问题的关键。称职的律师可能会告诉你，你的穆斯林禁令违宪；称职的科学家会告诉你，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称职的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减免税额不会没有成本；称职的选举专家会告诉你，并不存在数百万非法投票；称职的外交官会告诉你，伊朗核协议是合理的，而且普京不是你的朋友。所以，称职必须被排除在外。

在这方面，有人会说，“如果他们那么蠢，怎么会赢？”一个原因是，对专家——对不起，是“所谓”的专家——的鄙视引起了很多选民的共鸣。偏执并不是在选举中起作用的唯一黑暗力量，还有反智主义以及对“精英”的敌意——精英们认为，观点必须基于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另外，竞选与统治截然不同。当新闻媒体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报道对手的伪丑闻而不是对所有切实政策问题展开研究时，尤其如此。

但现在，他们要处理的是现实的事务，但各种迹象表明，掌管大权的人在各个方面对自己做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某些方面，这种一无所知可能是好事：敌意的确可能被无能淡化。不只是在移民问题上的诉讼失败。共和党的无知把对奥巴马法案的突袭变成了泥潭，成百上千万人因此受益。人们对特朗普工作认可度的骤降可能帮助减缓独裁进程。

不过与此同时，谁在掌控大局？危机发生时，我们的顶层存在一个智识的真空。要警惕，要十分警惕啊。



翻译：王相宜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70214/ignorance-is-strength/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7年3月21日

在特朗普总统令人诧异地声称奥巴马政府曾监听他的竞选团队两周后，他的发言人表示，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曾展开这种想象中的窃听，导致英国官员激愤不已。很快，英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道歉。

但是并没有：在会见他正在疏远的另一个盟友德国的总理时，特朗普坚称没什么可道歉的。他说，“我们所做的只是引用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法律人士的话。”他指的（当然）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的一名评论员。

有人感到惊讶吗？本届政府依据特朗普绝对正确的信条行事：他说的都没错，不管是他谎称自己赢得了普选，还是他认为实际处于历史低位的谋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从没有人承认错误，永远没有需要道歉的事情。

好吧，此时此刻，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是一个你不会托付他代你停车或喂猫的人已不是新闻。谢谢啊，科米（指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译注）。但特朗普病态的担责能力缺失只是一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在美国政坛——至少其中一方——大人物绝对正确的现象泛滥成灾。这种人从来不承认犯过错。

十多年前，我曾撰文称布什政府正在经历“正人君子的欠缺”。（正人君子是指一个人为人正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一届政府中，似乎没人愿意承担政策失败的责任，不管是伊战搞砸了，还是应对飓风“卡特里娜”(Hurricane Katrina)不力。

后来，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经济评论人士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承认错误能力缺失。

比如，2010年，一批著名的保守派给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称他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但四年后，当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联系很多在那封信上签过名的人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错了。

顺便提一句，据媒体报道，签署人之一、1999年的《道指36000点》(Dow 36,000)的作者之一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将被任命为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另一个签署人，曾在金融危机前夕宣称“经济稳健”的前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首席经济学家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已被任命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政部长。他们应该很合得来。

要清楚的一点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些错误属于“应该没人能够预料”的那一类。但也会出现进行有目的的推理，诱惑我们让情感战胜理智思维，并且几乎所有人偶尔都会禁不住这种诱惑（就像选举夜的我一样）。

因此，人无完人。但关键是要努力做得更好，这意味着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然而，现在统治着美国的那些人永远不会这么做。

我们怎么了？其中一部分肯定和意识形态有关：当你像几乎整个共和党现在这样，忠于一种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政府和经济叙事时，面对事实就成了一种政治背叛行为。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的成员，从总统开始自上而下，总体上远比布什时代的前任更愿意担责。

但特朗普和他的核心集团的情况，更多地和脆弱的自尊而非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似乎以为，承认错误会给他们打上失败者的烙印，让他们显得丢脸。

当然实际上，没有反思和自我批评能力是灵魂卑微、枯萎的标志，但他们的心胸不够宽广，看不到这一点。

可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早在选举之前，他的性格缺陷就应该很明显了。

灾难性的媒体失职和联邦调查局的不当作为起了关键作用。但我感觉，我们的社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很多美国人似乎不明白一位领导人听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误把吹嘘和好斗当成了真正的强硬。

为什么？是名人文化吗？是工薪阶层的绝望催生了他们想要一位呼喊简单口号的人的愿望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至少可以寄希望于，观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学习经历。不是对他而言，因为他永远不会学习，而是对全国民众而言。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最终会让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回到白宫。



翻译：陈亦亭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 ... c-of-infallibility/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7年10月27日


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打算把7000亿美元——没错，是“亿”——拱手交给外国人，而且没有附加条件？你可能不知道他打算这么做。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打算这么做。然而他和他的国会盟友试图通过的税收“改革”，显然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

特朗普税收计划的某些方面尚未确定。例如，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中上层纳税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会失去哪些税收减免——州税和地方税中的，退休账户中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但该计划的核心显然是对企业利润税收的大幅削减——据无党派的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计，那将会在未来十年里减少两万亿美元的税收。

现在，这届政府声称，所有减少的税收都将以更高工资的形式转移到工人手中。事实上，它声称，减税带来的工资收入增加将是税收损失的数倍。

很少有独立分析人士会相信这一点。事实上，这届政府本身也不相信。前不久，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警告称，如果国会不通过减税法案，股市将会崩溃。但如果所有的益处都变成了工资，而非利润，为什么股市会崩盘呢?

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的论述是这样的：削减公司税会把外国资本引入美国，从而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这将反映在更高的工资上。如果这听起来像一个情节曲折而不确定的故事——在这一系列据称最终会给工人带来诸多益处的事件当中，有许多薄弱环节——那是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理由不相信这种说法，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征税所针对的很多企业收入所代表的是垄断利润，即使外国资金蜂拥而入，这一部分利润也不会被挤掉。此外，美国经济的规模意味着，它不可能在吸引大量外资的同时不推高全球利率。

而且，就算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得通，它也说的是一个长期效应。从短期看，通过削减利润税收来吸引外国资金将导致美元走强，这将使美国资产看起来很昂贵，从而减缓外国投资的步伐。所以这个过程的跨度是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

哦，美元走强也意味着贸易赤字增加很多——奇怪的是，共和党人没有宣传减税的这一后果，尽管同样的事在里根执政期间就发生过。

实际上，削减公司税所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将转变为税后利润，而非工资，尤其是在最初几年，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就意味着，主要的受益者将是股东，而非工人。

那么，这些股东到底是谁呢？你可以猜出部分答案：主要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就算我们把退休账户和共同基金中的间接持股也计算在内，10%最富有的美国居民所持有的股票占全部美国人持有股票的约80%，最富有的1%持有约40%的股票。因此，我们发现，减税的益处严重偏向于富人——共和党的计划一贯如此。

但这也不是故事的全貌，还有更糟糕的部分。

特朗普税收计划的整个推销说辞基于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一切都不同了。事实上，它带来的不同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少。

但有一点是事实：如今有很多跨境投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税收政策中心的史蒂文·M·罗森塔尔(Steven M. Rosenthal)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我发现那篇论文很有启发——现在约35%的美国股票由外国人持有，是里根执政时期的三倍。

这就意味着，这届政府计划减免的税收（在未来十年里高达7000亿美元）的约35%甚至不会落到美国人口袋里——而它还自豪地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相反，对富有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从减税中获得的益处很可能比美国工人要多很多。哦，那些关于盟友没有支付“应出的那部分钱”的说法，现在听起来有点傻，不是吗?

与此同时，减税的结果将是在预算中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共和党人将试图通过牺牲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来弥补这个空洞。众议院和参议院上周通过的预算决议要求削减10000亿美元的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和近5000亿美元的医疗保险(Medicare)。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但它清楚地表明，如果大幅减税法案通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么，如果说特朗普和他的盟友想夺取数百万人的医疗保险，给富有的外国人送上一份价值7000亿美元的礼物，可能听起来有点极端。但不管听起来怎样，它都是绝对的事实。



翻译：王相宜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 ... wealthy-foreigners/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8年1月31日


有一天，我的理发师问我，他是不是应该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在比特币上。事实是，如果他早早就买了比特币，比如说一年前买的，那么他现在感觉一定很不错。另一方面，1635年购买郁金香球茎的荷兰炒家感觉也相当好，直到1637年初郁金香价格崩溃。

比特币是一个会以失败告终的巨大的泡沫吗？是的。但它是一个包裹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茧中的科技神秘主义泡沫。通过剥去它的包装，我们可以对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有一些了解。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山洞里，还没有听说过比特币，那么可以告诉你，它是“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例子。加密货币是一种没有实体的资产，只是储存在电脑上的数字记录。普通银行账户其实也是数字记录，然而加密货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保存在任何特定金融机构的服务器里。一个比特币的存在是由分布在许多地方的文件所记录的。

而且，你的所有权并不是通过证明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也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来得到验证。相反，比特币的所有权是通过拥有私钥来验证的，它使用了来自密码学的技术，以及编制代码或解码的艺术，这样你在访问该虚拟货币的时候，就不会泄露任何你不想泄露的信息。

这是个漂亮的把戏。但是适合用来做什么呢？

原则上，你可以使用比特币来进行电子支付。但是，你也可以使用借记卡、PayPal和Venmo等方式来做到这一点——而且最后证明，比特币是一种难用、缓慢、昂贵的支付手段。事实上，就连在比特币大会上有时也会拒绝接受与会者使用比特币支付。在交易中真的没有理由使用比特币——除非你不希望任何人看到你要买什么或者你要卖什么，正因如此，比特币在实际应用中似乎涉及毒品、性和其他黑市产品。

所以比特币不是真正的数字现金。它们其实是一种100美元钞票的数字版。

和比特币一样，100美元的钞票在普通交易中没有多大用处：大多数商店不愿接受它们。但是绰号“本杰明”的百元大钞在小偷、毒贩和逃税者们当中大受欢迎。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很多年都见不到一张百元大钞，但是这样的钞票其实有很多——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占美国流通货币价值的78%。

所以比特币就是百元大钞的高级替代品吗，有了它，你就用不着拖着装满现金的行李箱去搞秘密交易了？也不尽然，因为比特币缺乏一个关键特征：一种现实的束缚。

尽管现代美元是一种“法定”货币，没有其他任何资产（如黄金）作为保障，但是，美国政府接受以美元支付的税款，事实上，是要求以美元支付税款，这一点最终保障了它的价值。美元的购买力也由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保持稳定，如果通货膨胀过高，美联储将减少美元的供应量；为防止通货紧缩，又会增加美元的供应量。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的价值当然等同于大致稳定的100美元。

相比之下，比特币根本没有内在价值。它既缺乏现实束缚，而且用途又非常有限，二者结合起来，导致这种资产的价格几乎等同于纯粹的投机，因此非常不稳定。比特币在过去六周里贬值了40％；如果它是一种实际货币，那么相当于约8000%的年通货膨胀率。


而且，比特币缺乏现实束缚的性质也使得它很容易受到市场操纵。早在2013年，一名交易员的欺诈活动似乎导致比特币价格上涨了七倍。现在是谁在推动价格？没人知道。有观察家认为朝鲜可能会参与其中。

但是那些早期购买比特币的人赚了很多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和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一起投资的人也赚了很多钱，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上去像是赚了很多钱。

世界顶级泡沫经济专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指出，资产泡沫就像“自然发生的庞氏骗局”。随着新投资者被吸引进来，泡沫的早期投资者赚取了大量金钱，这些利润又吸引了更多的人。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直到发生什么事情——一次残酷现实的提醒，或者根本只是潜在的吸引目标被耗尽了——导致狂欢令人痛苦地戛然而止。

对于加密货币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它是一个泡沫，但它也是一种狂热信仰，新加入者被灌输了关于邪恶政府会窃取他们所有资金的偏执幻想（相反，私人黑客窃取的大部分是现存的加密货币代币）。对比特币持怀疑态度的记者告诉我，没有什么话题能像比特币这样，制造出那么多的仇恨邮件。

所以，不，我的理发师不应该购买比特币。它肯定会以失败告终，而且这一天来得越早越好。



翻译：晋其角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0131/bitcoin-bubble-fraud/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8年3月23日


几周前，唐纳德·特朗普在宣布对钢铝征收关税后宣称，“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实际上，贸易战几乎没有是好事的时候，而且根本不容易赢——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天哪，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奇怪。毕竟，贸易显然是特朗普真正热衷的问题。他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Obamacare)，但抛开所有表面文章，他最关心的还是抹黑前任的政绩。他想减税，但更多的是为了“赢”，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其内容。但特朗普长期执着于减少贸易逆差，所以你或许以为他会学习有关世界贸易运行的知识，或者至少让身边有懂这个问题的人。

但他没有。而且他不知道的东西能够并且即将伤害你。

以钢铁为例，他是这样做的：先是高调宣布征收高额关税，表面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此举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它们我们钢铁进口的主要来源。然后，看上去像是让步：政府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另一些国家免征关税。

这种让步是对会报复威胁做出的反应，还是政府起初没有意识到，关税主要打击的是我们的盟友？总之，特朗普得到的也许是这两种情况最坏的结果：激怒了本应是朋友的国家，同时落下了不值得信任的盟友和贸易伙伴的名声，这种行为甚至无法为他本应努力扶持的那个行业做出太多贡献。

现在到了特朗普贸易第二步：中国综合征。美国政府周四宣布将对一众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具体细节稍后公布。这一次效果会是怎样的?

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之内，中国其实是一个坏公民。特别是，它在知识产权上不负责任，实质上是在剽窃其他地方开发的技术和概念。它还对钢铁等行业实施补贴，这是世界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

尽管他的小集团提到了这些问题，但特朗普似乎只关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他坚持说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实际上是3750亿美元，但是看看是谁在数数？）

这个执念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统计造成的错觉。正如一些人所说，中国是大组装者：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实际上是把其他地方，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典型的例子是iPhone，它是“中国制造”，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仅占最终价格的百分之几。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模式：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很可能将近半数实际上是对那些向中国出售零部件的国家（以及那些中国的贸易赤字国家）的赤字。这意味着两点：首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影响力比特朗普想像的要少得多；其次，与“中国”的贸易战会激怒更广泛的国家，其中一些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既不是美国也不是全世界的主要问题。

我精心选用了“当前”这个词。曾经，在不久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而中国将人民币的价格压得很低，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因此加剧了美国的失业问题。当时，我呼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但那是过去的事。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在降低。特朗普也许认为，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意味着它在赢，我们在输，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中国的其他不当行为相比，中国的贸易并不是2018年的世界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陷入贸易战，那么就会削弱我们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能力。如果你想迫使中国尊重知识产权，那么你就需要联合其他被中国的巧取豪夺伤害的国家，也就是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等其他先进国家。但特朗普却在通过反复变化的钢铁关税，以及威胁对那些在中国组装，但却主要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从而逐渐疏远那些国家。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很快会变成“无知”换来的切实教训。由于拒绝做好准备工作，特朗普团队正在失去朋友，却未能对人们产生影响。

事实上，贸易战是有害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蒙受经济损失。如果有人在其中“赢了”的话，那将是那些因为美国挥霍自己的声誉，从而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这意味着，特朗普贸易战的胜利者将是……中国。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0323/trade-war-china-trump/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8年4月9日

如果你一直在关注股市，可能此刻会有晕船的感觉。道琼斯指数暴跌！不对，在反弹了！等等，又在暴跌！

解释股票波动的原因总的来说是骗人的把戏。但这一次，人们很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每当投资者觉得唐纳德·特朗普真的会执行他大幅增加关税的威胁、引发外国的报复时，股市就会暴跌。每当他们认为那只是在演戏时，股市就会反弹。市场真的非常不喜欢贸易战。

那么，会发生贸易战吗？没有人知道，甚至连——也许尤其是——特朗普本人也不知道。尽管贸易是特朗普的两个标志性议题之一——对深色皮肤的人的敌意是他的另一个标志——但在对其他国家提出实际要求时，这位用Twitter治国的领袖和他的助手们都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不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们无法给予的。不是不愿给予，是无法给予。

这样一来，前后不一就成了常态：政府先是猛烈抨击，然后试图安抚市场，说它可能不会实施那些威胁，然后又发出新一轮威胁。


让我们特别谈谈他可能会与中国发生的对抗。

从某些方面讲，中国的确在全球经济中有过一些恶劣的做法。尤其是，它蔑视国际知识产权的规则，没有支付适当的报酬就攫取了外国的技术。公平地说，特朗普的官员们有时的确把知识产权问题作为采取强硬立场的理由。

但是，如果目标是让中国补偿它获得的技术的费用，那么，你就会期望美国在这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采取旨在促使中国满足这些要求的战略。

事实上，美国几乎没有提到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如果目标是更好地保护专利权，那么，美国应该努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结盟，向中国施压，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疏远所有合适的国家。

不管怎么，特朗普真正在乎的似乎并不是中国真正的政策原罪，而是它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特朗普一再声称，这个数字是每年5000亿美元（实际上不到3400亿美元，但谁会去算呢？）。他坚持认为，这个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是赢家——等于每年从美国窃取5000亿美元。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是垃圾经济学。除了在大规模失业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贸易逆差并不是损失，贸易顺差也不是收益。总的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吸引外来投资多于在海外投资这一事实的另一面。贸易政策与此无关。

除了这个概念上的误解之外，还有一个似乎很少有人知道的基本事实：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并不是很大。据我所知，特朗普的政府中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以前不是这样的。十年前，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一种包括服务贸易和海外投资收益在内的总体衡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以上，这个比例很高。但是，到了2017年，它的盈余仅为GDP的1.4%，这就不多了。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GDP的2.4%，略高于中国，但比2000年代中期出现失调的时候要小得多。

不过说到这里，为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如此失衡？答案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错觉。中国是一个大组装厂：来自日本和韩国等国的零件在中国被组装成消费品，销往美国市场。所以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别处生产的。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求中国停止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也不清楚中国在减少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方面能做多少：要减少顺差，它必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进行全面贸易战，将我们现有的全球经济的相当一部分毁掉。

那么，特朗普本人也许可以接受大规模的去全球化。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钟爱的股票市场不喜欢这个想法，理由很充分：企业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去投资的，那就是，紧密相连的全球经济会持续下去，贸易战会让许多投资搁浅。

哦，贸易战也会摧毁支持特朗普的很多美国农村地区，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农产品是用于出口，包括近三分之二的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事情看起来如此前后不一。特朗普先是在贸易问题上发表强硬言论；然后股市下跌，他的顾问们竞相表示贸易战不会真的发生；然后他担心自己看起来很软弱，所以就在Twitter上发出更多的威胁；如此循环。我们就称之为挥舞连枷的艺术吧。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 ... arkets-trade-trump/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8年5月18日

美国总统是否在出卖国家安全来换取中国政府的贿赂？

不要说这个想法是荒谬的：鉴于我们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全部了解，这种事完全在可能范围内，甚至在合理范围内。

不要说没有证据：我们不是指法庭证据——被告人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涉及高级官员的行为，标准几乎完全相反：就算有一丁点显得他们的行为可能出于个人利益动机，他们也应当尽量避免。

哦，不要说反正也没关系，因为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不会为此做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整个政党——这个历史上一直用国旗缠裹自己，并且一向质疑对手是否爱国的党——已经默认了赤裸裸的腐败的可能性，哪怕涉及来自敌对外国势力的贿赂。

迄今为止，故事是这样的：业务包括制造廉价智能手机的中国电子企业中兴通讯，在过去几年里一再被美国政府盯上。它的许多产品都含有美国的技术，根据法律，这些技术不得出口到朝鲜和伊朗等禁运国家。但中兴通讯规避了这个禁令。

最初，该公司被罚款12亿美元。后来，商务部发现该公司对涉及此事的高管做出了奖励而非惩罚，于是禁止美国科技公司在未来七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

两周前，五角大楼禁止美国军事基地销售中兴手机，情报部门也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该公司的产品进行间谍活动。

鉴于所有这一切，特朗普的行为显得很奇怪，他突然宣布他正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拯救中兴通讯——“中国会损失太多工作，”——他还命令商务部实现这一目标。

特朗普可能只是在一场看似可能发生的贸易战中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但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中国不当行为的可耻典型呢？于是许多人把目光投向印尼，在那里，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刚刚宣布对一个特朗普集团持有大量股份的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顺便说一下，这项投资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利用这一跨国基础设施计划来加强它在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地位——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又怎么样了？

回到中兴通讯的事：这其中有没有交换条件？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同特朗普家族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采取特殊的外交政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政府奇怪地支持沙特封锁卡塔尔——这个中东国家恰好还是一个美国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为什么？这个嘛，此事发生之前不久，卡塔尔人刚刚拒绝对第五大道666号项目投资5亿美元，该项目由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家族拥有，是一处存在诸多问题的地产。

现在看来卡塔尔又要做第五大道666号这笔生意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先不管细节，看一下大局。高级官员有权奖励或惩罚企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因此，对政府官员的不正当影响始终是个大问题，即便是以竞选捐款的形式，或通过职务转换进行间接财政奖励。

但如果利益方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业控股把金钱转移给官员，问题就变得糟糕得多——而特朗普及其家人没有与他们的国际商业交易脱离关系，这种行为基本上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欢迎贿赂（并且为政府其他部门设定了标准）。

外国专制政府的不正当影响问题尤其严重。民主国家有自己的道德规则：如果加拿大被抓到向特朗普集团转移金钱，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会陷入困境。相关公司可能会名誉扫地或遭到起诉。但是，如果习近平或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向美国政客行贿，谁会阻止他们呢？

主要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国会监督，这在过去还很有效。比如说，如果有蛛丝马迹表明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或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接受外国贿赂，那么两党都会提出调查要求——而且总统很有可能被弹劾。

但今天的共和党已经明确表示，就算接近叛国边缘，他们也不会让特朗普承担任何责任。

所有这些都表明，特朗普的腐败只是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共和党为了党派优势不惜做出任何事情，哪怕出卖国家。



翻译：晋其角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 ... -national-security/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8年6月20日


美国政府正在执行一项政策，生生把孩子从父母怀里抢下来，关进围栏里（官员们坚称那不是笼子，绝不是）。美国总统要求执法机构停止调查他的关系人，转而去追查他的政敌。他一边赞扬杀人的独裁者，一边侮辱民主盟友。而一场全球贸易战似乎越来越有可能。

这些故事有什么共同之处？显然，他们都和白宫那位人物的性格有关，此人肯定是这个位置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人选。但它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并不止于唐纳德·特朗普。我们正在见证对美国长期价值观的系统性排斥——正是这些价值观令美国拥有伟大荣光。

美国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特别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当时我们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达到了自古罗马鼎盛时期以来所未见的地步。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永远不仅仅关乎金钱和枪炮。它也和理想有关：美国曾经坚持某些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作为普世原则的自由、人权和法治。

当然，我们经常达不到这样的理想。但这些理想是真实的，并且非常重要。许多国家实行种族主义政策；但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把他1944年那本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书命名为《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因为他认为我们国家的文明具有“启蒙气息”，我们的公民在某种程度上明白，我们对待黑人的态度与我们的原则不符。

他相信，美国的核心是正直，甚至是善良，这个信念最终被民权运动的崛起和成功（虽然在当时还不够彻底）所证实。

美国人经常违背自己的善良，然而它仍是真实的——但是它和美国的力量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有世界贸易？答案是，70年来，美国的善良和美国的伟大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的理想，以及其他国家知道我们坚持这些理想的事实，令我们成为另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可以激发人们信任的力量。

想想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和我们的英国盟友实际上征服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本可以成为永久性的占领者，并且（抑或）像苏联在东欧所做的那样，扶持恭顺的傀儡政府。是的，我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了。在某些国家，比如说伊朗，我们的历史并不总是那么好看。

但我们做得最多的却是帮助被击败的敌人重新站起来，建立民主制度，分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且成为保护这些价值观的盟友。

美利坚治世是一种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同等国家中肯定居于首位。但是，按照历史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帝国，它的凝聚力来自软实力和尊重，而不是力量。（这其实与古代的罗马治世有些相似之处，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你可能会觉得，有必要把国际贸易协议当作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来看，特朗普说这些协议已经把我们变成一个“被他人抢劫的存钱罐”，然而根本不是这样。贸易协定的目的是令美国变得更加富有（而且确实如此），但是从一开始，它们就不仅仅是为了金钱。

事实上，建立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主要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长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想法，而不是出自经济学家的构思或是从商业利益出发。赫尔认为，“国家之间兴旺发达的贸易”是建立“持久和平”的基本要素。因此，战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创建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北约(NATO)的创建，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你应当把它们视为同一战略的组成部分。

所以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回事。边境的暴行、攻击国内法治、侮辱民主领袖、赞扬恶棍、破坏贸易协定，这一切都是要结束美国例外主义，让我们抛弃那些令我们与其他强大国家不同的理想。

放弃我们的理想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只会削弱我们。我们曾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是道德的重要力量，也是金融与军事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正在把所有这一切统统抛弃。

更何况，它甚至不能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美国已经远不是70年前那样的头号强国；如果特朗普认为其他国家面临威胁时会退缩，那他是在妄想。如果我们正在发动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这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那么他和那些投他票的人都会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一些行业将会获益，但数百万工人会失业。

所以特朗普并不是在恢复美国的伟大荣光。他是在破坏那些令我们伟大的东西，把我们变成另一个霸凌者——而霸凌所收到的效果远远低于他的想象。



翻译：晋其角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 ... en-american-empire/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8年7月9日

特朗普的宣言“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当场就成了经典，堪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繁荣近在眼前”媲美。

特朗普显然认为，贸易是一个游戏，赢家是拥有最大顺差的人，而进口超过出口的美国在任何冲突中都处于有利地位。基于同样原因，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预测，没有人会对特朗普的关税进行报复。由于这并不是贸易实际运作的方式，我们已面临大量报复，且情况极有可能恶化。

但问题是：特朗普的关税设计得很糟糕，就算一个认同他粗糙的重商主义贸易观点的人也会这么认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的关税结构是对美国经济造成最大损害，从而换取最小的收益。相比之下，外国的报复措施要复杂得多：与特朗普不同，中国和其他承受特朗普贸易战怒火的国家似乎清楚地了解它们想实现的目标。

关键在于，除了对贸易平衡的执着，纳瓦罗/特朗普的观念似乎还在按照1960年代的样子来想象世界，当时的贸易绝大部分发生在小麦和汽车这样的最终产品内。在那个世界里，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将导致消费者转用国产汽车，增加汽车行业的就业，就是这样（除了会有外国报复）。

然而，在现代世界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贸易发生在中间产品当中——不是汽车，而是汽车零部件。如果对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甚至对就业的第一轮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也许国内零部件生产商会增加工人，但你令下游生产商的成本提高，竞争力降低，因此下游生产商将缩减业务。

因此，在当今世界，聪明的贸易战士——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将把关税集中在最终产品上，避免为下游国内商品生产者增加成本。诚然，这相当于直接对消费者征收或多或少的税；但是，如果你害怕给消费者带来任何负担，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真不应该挑起贸易战。

但特朗普的关税几乎都不是针对消费者产品的。查德·鲍恩(Chad Bown)及其同事做了一张出色的图表，显示了特朗普对中国关税的分布情况：中间商品或国内生产中使用的机械等基础商品占到了惊人的95%：


https://static01.nyt.com/images/ ... 8krugman1-jumbo.png


这是什么策略吗？很难看出来。当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关税旨在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因为没有人能弄清楚特朗普究竟想从中国那里获得什么。

中国的报复看起来非常不一样。它并不完全避免对中间产品征收关税，但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上。它还受到一种明确的政治策略驱使，即伤害特朗普的选民；与特朗普们不同的是，中国人知道他们想实现的目标：


https://static01.nyt.com/images/ ... ugman2-jumbo-v2.jpg


别的国家怎么样？加拿大的情况因其对钢铝关税的直接反应而变得复杂，但除了这些行业之外，它也在采取比美国更为精确复杂的战略：

除了钢铝，加拿大的报复似乎是在试图避免破坏它在北美供应链中的参与。从广义上讲，加拿大不是在针对美国基础设备或中间投入的进口，而是将重点放在最终产品上。

而且和中国一样，加拿大显然是在试图给美国造成最大的政治损失。

即使你知道你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并且有明确的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贸易战也不是好事，一点也不容易赢。然而，特朗普关税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们如此具有自毁性质。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其经济后果的暗示。来自美联储最近的会议纪要：

[许多]地区的联系人，对关税和其他拟议中的国内外贸易限制对未来投资活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都表示了担忧；一些地区的联系人表示，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资本支出计划已经缩减或推迟。由于对钢铝征收的关税，而且没有任何新投资计划来增加产能，该行业的联系人预计价格会上涨。

因此特朗普和他的一伙人实际上没有制定什么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计划。他们可能只是偶然发现了一种战略，它将令他们输掉这场战争，而且比人们所预料的更加彻底。




翻译：晋其角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0709/how-to-lose-a-trade-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