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湘西山民 于 2013-5-15 10:52 P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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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老毛说杜甫诗“哭哭啼啼”，郭沫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郭沫若与他的《李白和杜甫》
郭沫若是聪明绝顶的大文豪，却因几篇阿谀奉承的旷世奇文而毁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其第二大部分“关于杜甫”对杜甫作了很多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其目的是为了迎合毛主席个人的偏好，早在1953年4月，郭沫若曾为杜甫纪念馆的题写对联，内容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3年春，他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对两位诗人的不同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1962年6月，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后来发表时特意添加了一个持论公允的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而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杜甫却成了一个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是什么原因促使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
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而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率先“反潮流”，写就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其实是把毛泽东的意见片面地夸大化了。
下面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l “三吏”与“三别”的创作，其中主人公是作者理想化的良民；作者对他们只是同情而已。作者是以一个旁观着“吏”的立场来写的。
l 《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许多人都指摘的郭关于“三重茅”的说法，我觉得郭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式的纯粹胡说，不过要说此论断值得商榷倒可以。杜甫这首诗的“寒士”的立场是无疑的。中国古代的“士”是一个阶层，应该不能说是阶级。
l 杜甫的门阀观念很重。他老矜夸杜姓是陶唐氏尧帝的后人，夸耀他的远祖杜预，称颂他祖父杜审言，“吾祖诗冠古。”不少封建文人都有称述自己家风的习惯。杜甫身上体现了不少封建文人的一般本质。
l 杜甫的不幸遭遇，最主要的生不逢时。其实比较来说他的命运在当时够幸运了，杜甫有些不自知。当时不如他的才士岂止车载斗量？淹没无闻者，冻死饿死添沟壑者当大有人在。再说，小人也不一定得志，李林甫之流，也不过是小人中的幸运儿而已。历史毕竟是客观的，唯物的，大的历史趋势具有一定必然性，对于许多普通人的人生来说，不得不承认偶然性的作用。
l 杜甫有着“英雄情结”，他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视高了。
l 杜甫的功名欲望很强。他曾为了前途，称颂过不少不怎么样的人。他还常迎合一些达官贵人。他的诗《腾王亭子二首》称赞过腾王李元婴，他是个出奇的坏蛋。明人杨慎评价说：“其恶如此，而诗称“民到于今歌出牧”，未足为诗史。”
l 成都草堂，可以是一种地主生活。在夔州，杜甫得到柏茂琳的照顾，主管东屯的一百亩公田，他还在襄西有果园。在这里，他有了不少供使唤的人。“隶人”伯夷，辛秀，信行，“獠奴”阿段，女奴阿稽等。
l 杜甫有一定的道家思想。他的《三大礼赋》表现了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当然这与唐荒尊老子有关。杜甫这也是对统治阶级的迎合。他的佛家思想到也很明显。“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
l 郭认为杜甫死于牛肉白酒，这是一说，有史载。
l 郭认为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是善始善终的。杜甫和高适的关系更是诗友文友，对他的政治方面不赞成——包括政治立场及政绩。
其实，何止是《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在《大渡河》、《女神》等不朽篇章中表现出的诗意与才情，在建国之初轰轰烈烈的政治运用开展之时就已经丢光了。
[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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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4 1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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