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长老吴永生口中，我首次听说侯悟灵，一划而过，闪如流星，没留下啥痕迹；稍后夜读“内部交流”的《大理基督教历史》复印本，再次重温侯悟灵，可惜只寥寥数笔，还闪烁其辞，令人顿生疑云。于是我再三求教于著者吴长老，以及前辈教徒多人，依然不得要领，似乎这是块必须小心绕过的雷区。
我从事底层访谈多年，晓得同时代人之间，种种龃龉难以言表。只得放弃追索，转托经常上教堂的弟兄鲲鹏，在星期日礼拜之余，向吴长老打听侯悟灵家属的下落。书上写得明白，19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之际，侯悟灵的《平反通知书》由他寄出。
毫无结果——外交手段灵活的鲲鹏久久才回话——吴长老回忆了半天，也记不起侯悟灵女儿当年的地址，更别提电话了。他说已经二三十年不来往，只有天上的主，能看清谁谁的下落。
我说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难道大理和成都的教会不通音讯？鲲鹏无言。唉，太苛求人了吧，我想，倘若吴长老出于种种顾虑，彻底不提侯悟灵，那今后的大理古城，就再没任何基督徒晓得这个名字——他将被活活掐掉？如希罗多德笔下的“冒尖的麦穗”，肉体、履历和思想，一概不留痕迹？
如果侯悟灵活到现在，应该和吴长老的岁数差不多，可1948年，他接替温春融，担任大理中华圣公会牧师时，正年富力强，适合在动荡的政局中，为主辛勤放牧。圣公会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从湖北武昌南迁大理的华中大学播下的种子，创办人为蔡永春和 吴盛德 教授。1943年，两人用总会提供的资金，买下古城内的土地10余亩，房屋20余座，改建为礼拜堂、孤儿院和惠榆小学，加大福音的传播力度，使教会一度进入鼎盛时期。
侯悟灵临危受命，接管了积累数年的教产，以及数千惶惑的信众。此后，1948至1952之间，是一段无任何记载的空白。但其他同代人的旁证，却透露了改朝换代的混杂背景。敲锣打鼓，杀人如麻，红旗升天，白旗落地，帝国主义被撵跑，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神的体系转瞬崩塌，叛教者们痛哭流涕，当众忏悔，要与不光彩的过去，与自己敬拜了多年的耶稣，一刀两断。
侯悟灵消极观望。神是公正的，开头他想，国民党，共产党，既不靠拢也不疏远，教会总有生存空间。稍后受到逼迫，教徒一个个跑掉，他又想，这是神的旨意么？恩宠有限，我只能放牧这么多羊。最后只剩他们夫妻，他还想，放牧不了别人，就放牧自己吧，心是牧羊人，身体是羊。
可这种步步退让却注定了他的悲剧。侯悟灵到底要干啥？向人民挑战么？县统战部开会时，有人这样质问。侯悟灵却迟迟不答。其实他已经用行动说话了——我只求信主，我只求为主看守门户。
据记载，至1952年深秋，曾拥有数万信徒的大理教会，敢于公开信主的只剩4人——侯悟灵夫妇、李全本、杨凤珍。
政治运动的活靶子竖起来。“沉默的羔羊”侯悟灵，在12年间，竟遭受了几百次批斗。1953年，政府强行接管圣公会名下的惠榆小学，改名为大理第二完小。侯悟灵的抵制，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政府命令，已失去经济来源的教会代缴照明电费，代修授课设施。愤怒之余，侯悟灵剪断电线，并当众宣称，侍奉主的人，内心正大光明，所以不需要外在的照明。
断电当晚，侯悟灵点燃蜡烛，独自在礼拜堂祷告。破晓时分，民兵们破门而入，将他抓走，扣上“反革命破坏”的帽子；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政府盘查教会账目，罪名又变成“反革命贪污”；再接着，又被指控“奸污未成年孤儿”。频频更替的罪名终于导致他正式逮捕，坐牢一年，却因证据不足释放。
不识时务的侯悟灵，依旧跑回教会，做主的看门人。教会的另一个看门人叫李惠君，1953年，她带着10多岁的女儿，自老家云龙来此投靠，得到侯悟灵的接纳。可没过多久，她的女儿因肺结核死掉，而她也自身难保，被本地居委会查出“地主”背景，随即解送回乡。由于受不了毒打，又两次逃回教会，闭门不出。捉拿她的民兵搜遍各个角落，最后却在藏书室隔壁，搜出悬吊在房梁的尸体。她吐出来的舌头早已风干，脖子挂了3个十字架，身体干瘪，经解剖，体内没一粒粮食。
这是1964年。李惠君自杀。侯悟灵也相继弃世。
他已经什么都不是。因为抗拒“三自爱国”，不加入集体投诚，教会同仁就通过大会表决，撤销其牧师职务，中止圣餐。紧接着，宗教系统反右，他又被划为右派，1958年，大理县政府征用圣公会的全部教产，用来办化工厂，统战部要员威协侯悟灵，不搬家，就判刑坐牢。于是“内外交困”的前牧师，只得放弃他守了10年的圣公会，被安排到职工宿舍，天天接受监督改造。
3年大饥荒接踵而至。人们饿得东倒西歪，可批斗会照旧进行。大伙没气力打人，就掐，就咬，他浑身青紫，却忍住不吭声。有人说恨不得分吃帝国主义走狗的肉，大家就围上来，绿着眼笑，老运动员侯悟灵，此时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直呼“我这条走狗太瘦了，没得吃头”。
到底挺过来，市面上渐渐有东西吃，人们在毛泽东退隐、刘少奇主政的间隙，允许做点小买卖。侯悟灵也替中国人民念叨了几千遍“感谢主”。却不料风云突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卷土重来。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在1964年，李惠君自杀不久，侯悟灵也在大理县公安局组织的一次右派学习现场，脑溢血发作。
历经数不清的审讯和批斗，人生却嘎然而止，除“掏出十字架，当众滑到地下”几个字，再没留下任何记录。据说参加那次集中隔离学习的，有几十名右派，难道都集体失忆了？会议是咋开的？领导是谁？日程密度？按狱中昼夜24小时的统一管理，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监视，那么侯悟灵发病前有无异常？
按说他早已身心麻痹，不可能因为多遭几盆污水，就热血沸腾。但是掏出十字架的举动，证明他的确热血沸腾了。谁的发言刺激了他？谁的批判勾起他的思绪，间接杀了他？
几小时后，他的遗体被火化；几天后，其妻从成都赶来，领走骨灰盒。她没法问，也不敢问丈夫的猝死。也许事后她要暗自庆幸，主在文革开始前，将他招回天家，是不忍他陷入更深的劫难。
1980年，大理县统战部的一纸《平反通知书》送达刚刚恢复的教会，并由教会长老吴永生转寄成都，侯悟灵女儿，侯美恩收。
吴长老说，他晓得侯悟灵妻女都在，但近30年，却没接到任何回复。我问：除了一纸文书，就没其它补偿？吴长老答：没一分钱补偿。侯悟灵困守多年的圣公会教产，也被政府全部变卖。化工厂停办，2007年改建为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楼。
眼球酸胀。我再度脱离电脑，眺望窗外。我想，侯悟灵妻女与我同处一城，或许同处一区，却咫尺天涯，无缘相见。此刻她们在干啥？看书、呆坐、睡觉？敬拜上帝么？可上帝并没有让侯悟灵，让成千上万敬拜祂的个体幸免于难。恰恰相反，祂需要人间的苦难来证实“拯救的必要”。需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以及河蟹社会的某某，需要若干能量超强的撒旦，来证实“拯救的必要”。假如都像美国那样，总统是基督徒，就职之日，还按住《圣经》起誓，信仰就太普通，如阳光、爱情、星星、花朵、家庭、流水，大家随意享受就够了，谈何“拯救的必要”？ |
发表于 2010-1-19 23: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