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四章 革命就是暴动 （一）

发哥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是防御，还是进攻？

    整理党务案之后，一度闹得天翻地覆的党争，暂时得到缓解，舆情焦点，乃集中于“北伐”。
    北伐是孙文生前最大的志愿，但他至死未能亲见其实现。1922年他发动第一次北伐，只打到赣州，就因粤军之变而中止；1924年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因后方不稳，再次半途而废。最后不得不弃武从文，和北洋军阀举行和谈。
    孙文逝世以后，蒋介石即提出尽快举行北伐，以完成孙文的遗愿。1925年9月，身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加伦，起草了一份《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文件，正式提出北伐计划，并设想1926年下半年即可开始北伐。
    这份文件有一些关键性的观点，足以吸引人们对它的关注。文件认为，“国民党进抵长江并占领汉口，使国民党得以占据国内的一个工业中心，这将是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并由此引起整个时局的突变……国民党的权力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
    为了扎根于华中，变汉口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并逐渐使汉口成为革命首府，万不得已时，牺牲广东也在所不惜。果真要如此，则留守广东的军队即可抽回，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当年孙文北伐时，就曾宣称要“放弃两广”，现在国民政府北伐，又说准备“牺牲广东”。广东就像革命的胎盘，在孕育了革命之后，似乎注定要被抛弃。
    在二全大会上，北伐成为热点话题之一。二全大会把广东各军自办军校，一律合并，统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不仅培养军事人才，也培养政治人才。为了准备北伐，对广东各路军队实行整编，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琛任军长；粤军第三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攻鄂军、警卫师、赣军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桂军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鲍罗廷信心十足地对二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们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但是我们决不肯在帝国主义保护或压迫之下开会。”他预言，一年后国民政府也将迁往南京，三全大会一定要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
    鲍罗廷认为，革命的中心，应该在北方，至少是在华中，而不是在被“彻底腐蚀”了的南方。而蒋介石也不喜欢广州，尽管这里是他的发祥地，但他在广东永远是个“外江佬”，只有回到江浙，才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苏联顾问中，季山嘉是坚决反对马上北伐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在北伐问题上，他总是唱反调，听得蒋介石心头焦躁，才借“三二○事件”，把他一脚踢走，然后要求让支持北伐的加伦到广东。
    这时加伦正应冯玉祥邀请，在国民军内当顾问。季山嘉回国后，苏联便让他火速赶回广州，接替季山嘉，担任首席军事顾问。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划北伐。在蒋介石眼里，加伦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的一位“良友”。
    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从一开始支持，到后来反对，再到后来又改为支持，其间几经摇摆，莫斯科在幕后的一系列操控活动，实为主要原因。苏联老大哥，即使不是中国革命的总导演，至少也有充当总导演的强烈愿望。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七人，共青团代表一人，北京区代表二人，广东区代表二人。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鲍罗廷都出席了，但陈独秀却因病没有到场。
    加拉罕和鲍罗廷都主张广东尽早北伐。在他们的现场指导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明确中共支持北伐的立场：“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这次会议有一特别之处，即对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作了认真讨论，并形成一份文字意见。会议认为，中央机关不适宜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革命重心；但也不适宜设在广州，因为广州地处一隅，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较为不便。会议最后决定，如果国民军守得住现状，中央机关决在北京；如果国民军失败，丧失北京地盘，则中央决在广州。这个决定，同样反映了鲍罗廷讨厌南方，希望北上的心理。
    陈独秀在上海养病，并不知道会议内容。维经斯基到上海和他见面时，两人为北伐问题争论起来。陈氏主张北伐，而维经斯基认为这是冒险行为。陈氏在了解到会议内容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北伐的立场。但关于中央放在哪里，他似乎比鲍罗廷更不喜欢广州，因此，他补充了一点，即使北京政局发生变化，中央是否“决在广州”，到时再作讨论。言下之意，宁愿放在上海，也不愿迁往广州。
    3月初，布勃诺夫使团在上海和陈独秀举行了会谈。布勃诺夫曾疑惑地问陈独秀，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央放在上海？陈独秀说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镇，二是上海有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希望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向全党进一步清楚阐明了中央坚定支持北伐的立场：“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中央要求全党，“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陈独秀也给汪精卫和蒋介石拍电报，主张必须开始北伐。
    然而，这时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仿佛一声霹雳，把联共（布）中央对广东局势的乐观心理，彻底动摇了。不争气的国民军，偏偏又在这时被直奉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眼看是守不住了。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匆匆作出决定：“广州不应该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
    加拉罕和鲍罗廷对此均有措手不及之感，认为是由于联共（布）中央远离中国，对现实情况不清楚所致。“三二○事件”恰恰证明北伐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如果不向外发展，广东内部就有爆发新的分裂与冲突的危险。4月3日，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发了一封电报，在陈述了广州的形势之后，仍然固执地表示，虽中央要求广州不应占领新的地区，但广州“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
    加拉罕所说的“迫于形势”，是指1926年3月湖南发生的政变。
    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一位37岁的佛教徒，在衡山宣布驱逐湖南省长赵恒惕，自己代理省长。赵恒惕是一位地方自治的推行者，湖南在全国率先实行议会选举省长，并制订了一部以自治与宪政为主旨的湖南省宪法。唐生智倒戈，便是打着废除省宪的旗号。赵恒惕逃往上海，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本来无意南征，但亦不能不摆出姿态，一面委任叶氏为讨贼军总司令，一面限唐生智24小时之内退出长沙。唐生智自知不是吴佩孚的对手，情急之下，索性向广东求援，宁愿加入国民党。
    加拉罕向莫斯科建议：“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因此，他认为“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予协助”。
    但广东自“三二○事件”后，政治空气危疑震惧，没有人对出兵援唐感到兴趣。只有李宗仁对广东情况不明，一腔热情，力排众议，未经请示，即驱师北上，进入湖南。他5月到广州，就是想借二中全会之机，说服政府出师北伐，援助陷于苦战的第七军和唐生智。这时广西军队正在炮火连天的衡阳鏖战，“和平占领”，不知从何说起。加拉罕为了说明广州的扩张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故意避重就轻，对事实轻描淡写。
    加拉罕的“抗旨”，令斯大林十分不快。4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加拉罕作出强硬回复：“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指示的最后一条，听起来十分奇怪，仿佛国民政府是联共（布）中央属下的一个机构，国民政府是否北伐，必须先征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时布勃诺夫使团已回到苏联，联共（布）中央在听取他们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后，5月20日，再次向中国发出强硬的指令：“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中共的原则立场是：不反对北伐，但要“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劝告民众不要“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并规定目前党的总政策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不是争取北伐的胜利。陈独秀在一年后承认，中共尽管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中共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的，即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所以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取得的成果不大。
    中共对北伐的争论还没有定案，气势如虹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沙了。

    气势如虹，饮马长江

    当初在国民党内，对北伐感到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是军费问题。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广东虽然有“天子南库”之称，但毕竟局限于一隅，要与大半个中国对抗，人力、物力、财力，都感短绌。不过，打仗和做生意一样，只要计算好成本，可以贷款、按揭、分期付款，只要有了启动资金，就可以开张。蒋介石为了说服大家，曾算过一笔账：以八万官兵计算，每月只需250万元，能筹足两个月的军费共500万元，即可动员出发，先打上两个月再说，也许，一打便可以打到那“钱有的是”的武汉了。
    他这番豪气干云的言论，确实使大家安心不少。北伐的口号是“饮马长江”，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北伐是沿粤汉路北上，打到武汉，再沿京汉路北上，打到北京。所谓“饮马长江”，不言而喻，是饮武昌水了。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心目中，武汉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产业工人的大本营，只要循着《国际歌》的歌声，总能找到自己的同志。
    大家似乎没有想到，论有钱，上海比武汉有钱得多。蒋介石是盐商家庭出身，他很清楚上海发达的金融业、工商业和雄厚的外国资本，代表着什么。他心里的算盘，“饮马长江”不是饮武昌水，而是上海水。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故乡水。尽管当时孙传芳扬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南北对决中，俨然中立，但蒋介石对江浙是志在必犯。犯江浙，必须首先犯福建与江西。
    在蒋介石出发北上前夕，鲍罗廷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蒋介石强调：“为了对后方和前线有利，应当占领江西省。”
    鲍罗廷表示同意：“我赞成占领江西，否则我们的战线狭窄，不能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但是北方来的同志坚持认为，我们在结束对吴佩孚的战役之前不应进攻江西。如果我们决定进攻，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向江西发起攻势呢？”
    蒋介石：“大约在8月中旬。”    他告诉鲍罗廷，孙传芳很关心革命军对江浙的态度，曾派代表向蒋氏表示，“如果我们答应不进攻江苏和浙江，他们就不反对我们占领江西。我（蒋氏）回答他说，我们应当占领江西，首先它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其次它是吴佩孚的领地。这位代表还说，在我们占领汉口后，孙传芳希望参加我们未来的政府。”
    鲍罗廷：“我们不需要进攻江苏和浙江，因为这会使我们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
    蒋介石没有答话。鲍罗廷不需要进攻江浙，可是蒋介石需要。
    北伐军一口气打下长沙后，勒马不前，等候蒋介石部署下一期作战计划。前线暂时沉寂下来了。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都不希望向前推进得太快，他们给第四军的指示是：尽量拖延进军时间。在西路军的侧翼和后方没有保障时，不能向北推进。“向长江推进过快是不利于革命的，唐（生智）成了武汉的主人后，可能又重新变成通常的军阀”。加拉罕甚至认为，占领岳州后就必须停住，全部军队在长沙集结休整，不进军湖北，争取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占领湖北。
    不出所料，唐生智在取得湖南地盘后，就开始暴露出“通常的军阀”面目了。他和冯玉祥一样，把苏联顾问当成圣诞老人，摆出种种友好姿态，高唱各种革命高调，无非都是盯住苏联人的口袋。他竭力主张迅速北上，攻打湖北，一心觊觎着吴佩孚的遗产。鲍罗廷发现，“现在在蒋介石和保定派（唐生智）之间就谁应进军湖北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的摩擦”。
    苏联顾问对唐生智的印象并不好，对他的评价是“自命不凡、只图升官”、“好用权势和性格刻毒”，现在不是物资援助唐生智的问题，而是如何不让他率先打入湖北的问题。但如果他能制衡蒋介石，把他奉为上宾亦无妨。加伦说得十分明白：“特别是现在需要唐（生智）。之所以需要唐是要将他作为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力量。需要通过唐掌握蒋介石。”
    鲍罗廷精心设计了一个珍珑棋局，只要蒋介石进来，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如果他先打下武汉，就会促使各路诸侯联合起来与他争利，蒋介石两手难敌四拳，必然会失败；如果他不打武汉，而改去打江西或回师广州，则表明他的北伐战略是错误的，同样会遭到政治上的灭亡。
    鲍罗廷以等着看好戏的心态认为，北伐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对蒋介石的对手，首先是共产党和左派，大有好处，“因为他们在5月15日以后根本没有参与蒋介石所策划的北伐”，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失败的后果。而目前，由于共产党和左派还没有实力与同蒋氏抗争，“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
    鲍罗廷这番话，是8月9日在与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说的，当时第一期北伐已经结束，蒋介石正在前往长沙的途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后面，存在着另一条战线，那是政治家们角逐的战场。那些血肉捐于草野的官兵，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如果听到鲍罗廷这番话，不知作何感想。
    蒋介石是7月27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的。时粤汉路分为两段，南段广州至韶关，北段汉口至株洲，而韶关至株洲一段，全是穷山恶水，铁路不通。蒋介石一行翻越南岭，舟行湘江，沿途山色千万状，听尽潮声朝暮时，8月12日，抵达长沙，召集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唐生智、加伦等人，在前藩台衙门开军事会议。
    当时为了拖延北伐，在国民政府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放弃攻打武汉，转而进攻江西，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屏障。实际上还是把北伐变成防御而不是进攻的老话。加伦力主先攻武汉，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杨逸棠回忆：“长沙军事会议他（加伦）主张直捣武汉（当时有主张先入江西），并作如不能夺取武汉，他就要跳长江的誓言。”可见其求战之切。
    李宗仁与唐生智建议，对湖北与江西，应不分先后，同时进攻。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国民军与吴佩孚正在交战，北伐军若不迅速夺取武汉，则吴佩孚可倾全力对付国民军。而孙传芳虽占有五省地盘，但已宣示中立，只要不打江西，他暂时不会有所行动。如果过早打江西，反而会促使孙传芳与吴佩孚结盟。
    8月15日，蒋介石颁布第二期北伐计划，以第四、七、八军及鄂军为中央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麾军直趋武汉，封锁武胜关；第二（缺一师）、三军为右翼军，朱培德任总指挥，监视江西方向；第九、十军为左翼军，袁祖铭任总指挥，集中萍醴，进出荆沙。
    铺谋既定，传檄三军，第二期北伐随即展开。只见头戴斗笠，脚蹬草鞋的革命军，冒着酷暑，长驱大进，其声势直如江翻海沸，不可抵挡。8月18日，革命军开始总攻击，当日尽驱汩罗江正面之敌；19日，第四军攻占平江，22日攻占通城，第八军夺取岳州。北军亡魂皆出，望风而溃，湖南之战结束。革命军突入湖北境内，直逼汀泗桥。
    汀泗桥在武昌以南，约60公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25日，第四军攻占中伙铺车站，26日晨，开始向汀泗桥进攻，双方反复厮杀，死伤枕藉。第四军黄琪翔团乘夜渡河，叶挺独立团由当地农民引路，攀葛附藤，含枚疾进，沿山僻路绕到敌后，一声炮响，两下夹攻，把北军杀得大溃而逃。
    吴佩孚匆匆赶到贺胜桥，收拢残兵败将，准备与革命军作殊死战。但这时北军已是人马困乏，无心恋战。革命军乘北军立足未稳，于28日晚攻克杨林当、桃林铺等地。29日晨，由咸宁向前推进，与敌激战一昼夜，大破敌阵，30日，英勇无比的革命军全部占领贺胜桥。
    8月31日，革命军兵临黄鹤楼下。9月初，第四军和第一、七军各一部，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于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北军龟缩于武昌，不敢出战。9月9日，蒋介石电广州张静江和谭延闿，请他们北来武汉主持党政。
    武昌虽然还没攻下，但已是瓮中之鳖，湖北战局无足忧虑，蒋介石随即把枪口转向江西。从8月中下旬开始，南北两军陆续派兵入赣，“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江西，顿时风声鹤唳，战云密布。
    8月25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对赣用兵。他攻打江西，并非为广东建立屏障，而是为占领江浙铺路。为了调兵赴赣，湖北方面，留下第四军和第八军一个旅，对武昌实行长期封锁。第八军主力向京汉路挺进，第七军向江西进发。
    9月7日，第八军进抵孝感，9月16日，占领武胜关，吴佩孚逃入河南。武昌孤城，被铺天盖地的革命军四面围住，直到19日，武昌守军开城突围，两军短兵相接，奋力厮杀。北军被逼回城内。10月3日再度突围，又遭挫败。10月9日，城内北军斗志瓦解，开城投降。革命军浩浩荡荡开入城内，青天白日旗遂飘扬于武昌城头。
    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即预言江西之战，将于8月中旬展开。现在，一切都按照他的时间表，渐次实现。9月6日，蒋介石先发制人，对江西下攻击令。9月10日，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占领江西袁州，第二军朱培德占领万载，第六军攻克修水，第七军奉调武昌入江西攻九江。9月12日，蒋介石命右翼军总指挥朱增德全力猛攻南昌。
    江西之战，前期由朱培德指挥；9月24日以后，蒋介石赴江西前线，亲自指挥。蒋氏在南昌城外，躬冒矢石，驱兵攻城，甚至一度被传中弹身亡，足见当时战况之惨烈。10月6日，蒋介石下达对孙传芳军的总攻击令，苦战至11月初，南浔路被完全廓清。
    福建方面，9月17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发表攻闽宣言，前身为黄埔校军的蒋氏嫡系第一军，大举入闽，10月13日在松口大破敌军。10月19日，何应钦在松口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一名随军政工人员称：“当时我们作战的目的，是立即攻下浙江，进占上海，会师南京。”革命军十荡十决，连克汀州、漳州、泉州、永泰、邵武等地，福建全省，一举平定。这仗打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调整了部署，把东路军分成两支，一支由何应钦率领，另一支由白崇禧率领，分别向江浙地区挺进。“我们遂由赣浙闽边分由江山、常山、开化等数路入浙。”
    占领武昌后，中共再一次提出，应该立即停止北伐。因为在中共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担心，即蒋介石会利用北伐，成为新的军事独裁者。谭平山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会议上说：“现在，广州军队已经占领汉口，我们党应当要求停止军事行动。我们应当让广州人把注意力放在完成政治性任务上。”理由是，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大，“如果广州人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