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人对工薪阶层的蔑视从何而来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5月03日


我们这些多年反对过早实施财政紧缩的人，总算过了两周好日子。为紧缩政策提供依据的学术研究已经失去可信度；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及其它地方的强硬派立场开始软化。对话的基调确实已发生改变。

不过我的感觉是，很多人还是没明白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现在不妨重温一下我们所处的经济困境的本质，以及为什么现在还不是削减支出的时候。

我们先说说最关键的一点：经济和个体家庭是不一样的。

家庭尽其所能挣钱，同时以自己认为审慎的程度花钱；支出和挣钱机会是两回事。但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中，收入和支出是相互依赖的：我的支出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是我的收入。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削减支出，那么我们两个的收入也会减少。

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多人突然削减开支，他们这么做或许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或许是由于债主逼迫；与此同时，没有那么多人有能力（或者是愿意）加大支出。结果就造成了收入下降，进而引发就业下跌，制造了持续至今的萧条。

为什么支出会突然下跌？主要原因在于房市泡沫破裂，以及私营部门积压的债务——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人们对繁荣时期的错误谈论过多，而对我们当前应该做什么说得不够。因为无论过去的过分行为有多么严重，我们都没有理由用年复一年的大规模失业来补偿。

那么我们该怎么降低失业率呢？答案是，当前正需要利用超常水平的政府支出来为经济提供支撑，直到私营部门愿意再次支出为止。关键的一点是，在当前条件下，政府并没有与私营部门形成竞争。政府支出并未导致资源从私营部门转移到别处；这部分支出将未被利用的资源投入使用。政府借款并未排挤私营部门的投资；它利用了本来会闲置的资金。

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政府在所有情况下都该增加支出和加大预算赤字的理由——有关像我这样的人总是希望有更大赤字的说法是根本不实的。因为经济不会总是如此，事实上，我们所处的这种境况相当少见。一旦正常条件得以恢复，经济不再低迷，我们当然应该试图减少赤字，降低政府负债。但是现在，我们仍在应对一场“三代人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后果。现在不是紧缩的时候。

好吧。我刚刚给你讲了一个故事，但你为什么要相信它呢？毕竟，有人坚持认为，真正的问题出在经济中的供应方：工人缺少他们需要的技能，抑或是失业保险摧毁了工作的动力，抑或是全民医保这一即将到来的危险正在阻碍雇佣，再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怎么知道他们错了？

我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大谈特谈，但是让我们就看看这场辩论的双方迄今做出的预测吧。像我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就预计，高额预算赤字不会对利率产生什么影响，美联储(Fed)大规模“印钞”（这不是对美联储政策的一个好的描述，但也没关系）不会产生通胀效应，而紧缩政策将带来严重的经济低迷。持另一种意见的人对此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利率会飙升，而紧缩政策实际上会导致经济扩张。问问债券交易员，或者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地方受苦的大众，结果究竟如何吧。

这个故事真的就这么简单，要终结失业的苦难真有那么容易？是的——但是当权者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些人内心深处认为受苦是件好事，我们必须为过去的罪恶付出代价（即便当初的犯罪者和今天的受苦者是十分不同的人群）。他们中一些人把危机看成解除社会保障网络的机会。政策精英阶层的几乎每个人都从那些没有切身感受到痛苦的少数富人那里获得暗示。

然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提倡紧缩政策的努力失去了其在理论层面的遮羞布，使其暴露一贯的本质，即它是偏见、机会主义以及阶级利益的代表。或许，仅仅是或许，这种突然暴露将让我们有机会开始对我们所处的困境采取行动。


翻译：经雷、张亮亮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3/05/03/c0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5月07日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为了控制对经济的损害，开始“印钱”以来，关于通胀的严厉警告就一直存在，而且不仅仅限于罗恩·保罗(Ron Paul)和格伦·贝克(Glenn Beck)之流。

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金融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就曾在2009年警告我们，美国很快会成为一个“通胀国家”。2010年，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敦促美联储提高利率，抵御通胀风险，尽管该组织自身的模型并没有显示出会有这种风险。2011年，新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严厉抨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警告通胀近在眼前，而且语调凝重地说，让美元“掉价”是很可怕的事。

而现在，美联储真的在为通胀担忧了。通胀水平太低了。

不过，在费心解释低通胀会有什么麻烦之前，我们先谈谈到目前为止应该学到些什么。

不难看出对于通胀的恐惧是从何处而来。为了支撑经济，美联储买进了2万亿美元的资产，包括私营部门债务、住房机构的债务和政府债券。美联储购买这些资产时，用于付款的手段是，向私有银行提供资金，注入其准备金账户，这跟印钱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不过对于政府的工作来说，这和印钱也足够相似了。有人说，接下来就会发生超级通胀！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到，或者说本应该很明显地看到，金融危机让我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考虑把现金囤积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美国都处在流动性陷阱中，日本自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现在，我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研究过流动性陷阱的经济学家明白，只要流动性陷阱持续下去，一些常规的经济学规律就会暂时失效。这些经济学家就包括本·伯南克，当然还有我。举例来说，预算赤字并不会推高利率，印钱并不会产生通胀，削减政府开支会对收入和就业产生很大破坏。

然而常常提出怀疑意见的人们却完全无视这些分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艾伦·雷诺斯(Alan Reynolds)曾宣称，流动性陷阱是“流动性胡说”(liquidity claptrap)。不过那是四年前了，毕竟，主张流动性陷阱的人似乎说对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担心通胀问题的人对另一个问题的观点，也得到了印证，即如何衡量通胀趋势。美联储参考的指标将食品和能源价格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价格会逐月大幅波动。这样关注于“核心”通胀，招致许多评论人士的嘲笑，尤其是在2011年初，当时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导致“总体”通胀率曾短暂地超越4%，但核心通胀率仍然很低。果不其然，通胀随后又降了回来。

所以说，所有这些通胀恐慌都是错误的。如果你还在怀疑的话，我就告诉你，那些鼓吹恐慌的人们已经展示出，他们的经济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现在，按照美联储偏爱的指标计算，通胀水平略微高于1%，这个水平低到了危险的地步。

低通胀为什么是个问题呢？一个原因是低通胀会抑制借贷和消费的意愿，鼓励囤积现金。鉴于我们最大的经济问题是总体需求欠缺，通胀水平下降会恶化问题。

低通胀还会提高偿付债务的难度，加剧私营部门的负债问题，而这也是总体需求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通胀水平会降低呢？答案在于经济持续乏力，这样一来，工薪阶层就无法要求更高的工资，而且许多企业也被迫压低价格。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乏力导致通胀水平过低，而后者又让经济乏力的状况持续下去。

这样一来，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重大的问题：现在不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简直是蠢透了。

只要有人谈到需要采取更多刺激举措，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来降低失业，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总会这样回应：我们应该关注长远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短期的措施。然而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它就会转变成长期、慢性的经济顽疾。

我最近曾写道，通过容许长期失业持续，我们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失业群体。和通胀水平过低的问题相比，它们在细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其影响却很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放任短期经济问题加剧，我们就会给自己铸成经济长期，甚至永久失败的模式。

要明白，我们在应对经济挑战时，败得一塌糊涂。在未来很多年里，我们都需要为这场惨败付出代价。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3/05/07/c0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5月09日


现在，采取紧缩措施——即使经济疲软也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从经济上已完全说不通。有些人宣称，削减开支将通过提升信心来实际刺激就业，但这种理论已经破产。又有些人表示，某种各国不敢跨越的债务红线是存在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建立在模糊的算法之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算法甚至存在明显错误。对财政危机的预测一直没能变成现实；而对严苛紧缩政策所带来灾难的预测都被证明太过准确。

可是，扭转毁灭性紧缩政策的呼声仍然很难得到接受。这部分反映出既得利益的存在，因为紧缩政策符合富裕债主的利益；部分也反映了，有影响力的人不愿认错。而且我认为，改变面临着更多障碍：对于民主政府一旦实施刺激政策后，在未来调转方向的能力存在着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因此，现在似乎是时候指出，虽然这种质疑听上去很现实，老成练达，但实际上它完全是幻想。终止刺激政策从来都不是问题——事实上，历史表明，它几乎总是过早结束。而且至少在美国，我们总是以一种对财政很负责的风格去行事，在这方面，我们有着良好纪录，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且仅当强硬保守主义者执政时，对财政不负责的行事风格就会盛行。

那就让我们从经济刺激项目永远不会结束的普遍说法谈起。

实际上，在美国，为提振经济而设计的政府开支计划十分少见——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以及奥巴马总统推出的规模小得多的《复苏法》(Recovery Act)是仅有的较大型计划。而且这两个计划都没有永久持续下去——事实上，它们过早被缩小了规模。1937年，罗斯福大规模削减“新政”计划支出，使得美国重新陷入萧条；2010年，《复苏法》带来的效果达到巅峰，而自那以后其作用就开始慢慢消失，这也一直是我们经济复苏缓慢的一个主因。

那么，那些被设计用来帮助经济萧条受害者的计划呢？它们不是成为永久性制度了吗？同样，答案是否定的。失业救济金随着商业周期起起伏伏，目前，它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仅仅刚到其近些年峰值的一半。由于劳务市场依然糟糕，食品券的使用率仍在上升，但历史经验表明，一旦经济真正复苏，其使用率会迅速下降。

顺带提一下，其他国家的经历也遵循了同样的模式。你经常听到日本被形容为一个永无止境地追寻财政刺激政策的国家。事实上，日本采用的是交替政策，即在经济低迷时增加支出，而在出现复苏迹象后立刻减少支出（从而也让经济重回衰退状态）。

所以，整个永久刺激政策的概念只是被装扮成冷静现实主义的幻想。然而，即使你不认为刺激政策是永久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出，你不只应该在困难时期扩大财政赤字，还应该在过好日子时偿还债务。以为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是很蠢的，不是吗？

错。你要关注的关键数据是债务占GDP的比率，该比率比一个简单的美元数字能更好地测量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果你梳理一下二战以来的美国历史，你会发现，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之前的10任总统中，有七名总统在离任时的债务比率低于他们上任之时。这三个例外分别是谁？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两个乔治·布什(George Bush)。这样看来，不是因战争或严重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债务增长全和强硬的保守派政府有关。  

之所以出现这一联系的原因是：美国的保守党一直以来都遵循着“让野兽挨饿”策略，即通过削减税收来遏制政府把税收用于受民众欢迎的计划。

有趣的是，如今，同样是这些强硬的保守派在宣称，我们不能在经济危机之时扩大财政赤字。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政客是不会正确行事，他们不会在情况好起来的时候还债。他们口中的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客是谁呢？问什么，就是他们自己。

在我看来，这就像是“厚颜无耻”一词经典定义的财政版。也就是说，你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用孤儿身份来博取同情。如今，保守派告诉我们，即使面临着大规模的失业，我们还是必须要勒紧裤腰带，因为未来的保守派会在情况一旦好转时继续扩大赤字。

当然，这样说听起来很傻。但不是傻，是悲哀。转向紧缩政策的毁灭性做法已经毁掉了数百万工作岗位，也毁掉了很多人的生活。到了掉头的时候了。  


翻译：谷菁璐、陶梦萦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3/05/09/c0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5月11日


泡沫能对你的财务健康产生危害，对经济的健康也是有害的。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留下大量空置的建筑物和更多破裂的梦想。当接下来的10年中产生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它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至今未能摆脱。

因此，当人们谈论泡沫时，你应该仔细倾听，评估他们的论断，而不是不屑一顾地置诸脑后，像许多自诩为专家的人士在面对房地产业警告时那样。

现在，外界关于泡沫的讨论比比皆是。其中的大多数讨论和所谓的债券泡沫有关，据说是债券泡沫维系着债券虚高的价格，且让与债券价格逆向波动的利率变得过低。此外，上涨的道琼斯指数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股市泡沫的担忧。

那么，现在是否出现了重大的债券及（或）股市泡沫？就债券而言，我会说，绝对没有。就股市而言，我会说也许没有，尽管我对它的判断，不像对债券那么确定。

那么究竟什么是泡沫？令人惊讶的是，对此不存在标准的定义。不过，我会把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资产价格似乎是以对未来前后不一的、难以置信的观点为基础的。在1999年，除非你相信许多互联网公司都能成为微软(Microsoft)，否则这些公司当时的股价根本就不合理；在2006年，除非你相信房价在接下来数年里可以一直以远快于买家收入增速的速度上涨，否则当时的房价也不合理。

今天的债券市场是否存在任何类似的情形？其实，长期债券的利息主要取决于对短期利率走向的预期，而短期利率是由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控制的。假如你认为美联储会在不久的将来把短期利率提高到4%或5%，你就不会打算买一只利息率低于2%的10年期债券，而2%正是这种债券目前的利息率。

可说到底，你为什么要相信会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呢？当失业人数较高，而通胀较低的时候，美联储通常会降低利率。今天的局面就是如此。诚然，美联储没法再把利率降得更低，原因是利率已然接近于零，无法更低了。（要不然的话，投资者们就只会囤积现金了。）不过，在失业人数出现大幅下降、（或）通胀飙升之前，我们很难看出，美联储为何应提高利率，此外，没有数据暗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出现任何类似的情形。

那么，为何还有这番债券泡沫之说？这部分表明了以下一个正确看法，即当前的利率以历史标准来看很低。但你需要牢记在心的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历史标准来看也是特别糟糕的——三代人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对于何为合理水平的利率，通常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

不得不说，这其中也有一厢情愿的成分。不管什么原因，金融行业的很多人深深憎恨着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本人及其所作所为；他们想要结束其宽松货币政策，也希望看到这些政策一败涂地。但事实表明，对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大胡子教授的反感并不是投资策略的良好基础。

而且我们不该忘记日本这个例子，做空政府债券——用来论证这一做法的论据和如今被用来论证美国债券泡沫的论据大抵相同——通常结局悲痛，从而让整个交易被称为“寡妇制造者”。如今，日本的债务大大超过了其GDP的两倍，该国的预算赤字仍然巨大，其10年期债券的利率为0.6%。是的，这不是写错了。

那股市如何呢？目前的主要股指都比其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水平要高，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妙。但当你了解到，如今的公司利润（说到底，股票就是公司利润的份额）是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时的2.5倍还多，这听起来就远远没那么不妙了。而且，在债券收益如此低的情况下，你会预计投资者将转向股市，从而推高股价。

总的来说，对于股市或债券（尤其是债券）会出现严重泡沫这种说法的论证是很无力的。而这一结论对政策和投资来说都很重要。

所有最近的泡沫言论都含有一条重要的潜台词，那就是要求伯南克和他的同僚不要尝试对大规模失业展开斗争，他们必须停止自己为提振经济而做出的努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完全没有理由认为，我们面临着任何大型泡沫问题，更不用说，假想泡沫问题所引发的担忧应阻碍我们去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伯南克应该不去理会这些喋喋不休的泡沫主义大腕，而是着手干自己的正事。


翻译：张薇、陶梦萦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3/05/11/c1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5月27日


一代人之前，日本是广受敬畏的经济典范。商业畅销书的封面上印着日本武士的图案，承诺向读者传授日本的管理秘诀；在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等人的惊悚小说中，日本企业势不可挡、所向披靡，迅速巩固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

然后，日本坠入了看似无止境的衰退之中，多数人对它失去了兴趣。仍对日本感兴趣的，主要是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些经济学家。这群人恰好包括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现任的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还有我自己。这些痴迷于日本的经济学家认为，岛国日本的经济困境不仅显示了日本人的无能，还警示着我们所有人。他们想的是：如果一个强国既富裕又政治稳定，都能栽得如此之惨，难道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类似的国家？

那是肯定的，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这段日子里，从经济角度讲，我们都是日本人。这也是为何在日本，这个首个遭此厄运的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实验如此重要，对日本和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政府突然转向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这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从某个角度看，此举的真正不凡之处在于，其他发达国家没一个正在做相似的尝试。其实，西方世界似乎已被经济失败主义击垮。

例如，在美国，现在长期失业者的人数依然是经济危机之前的4倍多，但是共和党似乎只想谈论那些子虚乌有的丑闻。好吧，公平地说，奥巴马总统(Obama)也很久没有就创造就业机会公开发表什么有力的言论了。

当然，我们至少还在增长。而欧洲经济却又重新陷入衰退。而且，过去六年欧洲经济的增长其实略低于1929年到1935年的水平；同时，欧洲失业率屡创新高。但是，并没有会发生重大政策变化的迹象。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布鲁塞尔和柏林强加给债务国的沉重的紧缩计划能够略微松一口气。

日本官员能很容易找许多借口为毫不作为辩护，就是现在我们听北大西洋沿岸各国说的那些借口：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破坏；经济被结构性问题拖垮（而且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臭名昭著，尤其是该国对女性的歧视）；债台高筑（日本债务占日本经济总量的份额远远高于希腊）。而且，日本官员曾经的确很喜欢找这种借口。

然而，事实是，这些问题都会因经济停滞变得更糟糕。而安倍政府显然认清了这一事实。短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日本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出现短期经济增长，这会是走向更加光明未来的第一步。

那么，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如何呢？万无一失的答案是：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但是，早期的迹象是好的。而且，不，周四日本股市突然下跌并不会影响全局。

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这是一连串好消息的第一个。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国，而当时欧洲经济还在继续衰退。你永远不应把一个季度的数字太当回事，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数字。

同时，日本股价暴涨，日元贬值。诸位可能心有疑惑，我来解释一下：日元贬值对日本有好处，因为这使得日本的出口产业更具竞争力。

一些观察人士对日本不断上涨的长期利率发出警告，尽管这些利率依然不到1%。但利率和股价一起上涨反映出的是乐观主义情绪在增加，而不是对日本偿付能力的担心。

毫无疑问，周四日本股市出现抛售，给这种乐观看法略有打击。但是股市依然远高于去年，我年纪够大还记得1987年的那个黑色星期一，当时美国股市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突然下跌超过20%，而当时的经济恢复进程却未受到丝毫影响。

因此，对日本逆转其经济低迷之势的努力，我们总体的评价是：到现在来看还不错。让我们希望这个结论能保持下去，并随时间慢慢加强。因为如果安倍经济学奏效，将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给日本带来它所继续的增长，另外，针对政策的软弱无力，它也会给我们其他人带来一剂更加需要的解药。

正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现在，西方世界似乎已屈服于一种严重的经济失败主义；我们甚至都没有试图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或许，仅仅是或许，日本能成为促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因素。


翻译：梁英、张亮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527/c2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5月31日


被称为“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将于明年初全面生效，现在，到处都能听到对灾难的预言。我们被告知，要出现一场执政“大事故”；消费者们将面临一次可怕的冲击。人们听说，共和党人指望着，该法案遭遇的纷争能让他们在选举中占据巨大的优势。

问题当然会有，任何像这样的大规模政府行动都会有问题，具体到这个法案，我们还要加上额外的复杂状况，那就是共和党的州长和议员们正在竭力破坏改革。然而，重要的新证据，尤其是来自该法案最重要的测试地加利福尼亚州的证据显示，真正的奥巴马医改冲击会是一场出人意料的成功。

在我解释这条消息的涵义之前，我需要阐述关键的一点：奥巴马医改是一次极为保守的改革，这么说不是基于政治概念（尽管它最初是一个共和党的提案），而是基于它没有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医保状况。当法案生效时，从雇主那里获得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或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拥有任何一种医疗保险的群体——几乎都看不到任何变化。

然而，有数百万美国人既没有从雇主那里，也没有从政府计划中获得医疗保险。他们只能自行购买保险，其中的许多人几乎被排除在保险市场之外。在加州等某些州，保险公司拒绝为过去有过健康问题的申请人提供保险。在纽约州等另一些州，保险公司则不能拒绝申请人，不管他们的个人病史如何，保险公司都必须为他们提供类似的保险（这种保费评定法被称为“社群评分法”[community rating]）；不幸的是，它造成了保险费用极高的局面，原因是只有那些目前身体有毛病的群体加入了保险计划，而健康的群体承担了没有保险的风险。

“奥巴马医改”通过三管齐下的举措弥补了这片空白。首先，各地都实施社群评分法，即不再根据居民以前的健康情况把他们排除在保险之外。其次是“强制购保”，即便你现在是健康的，也要被“强制”购买保险。第三，政府会给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助，使他们买得起保险。

自2006年以来，马萨诸塞州实质上就已经建立了这种保险制度；结果就是，几乎所有居民都有医疗保险，这项计划始终十分受欢迎。因此，我们知道，“奥巴马医改”，或被我们当中的部分人称为“奥巴马罗姆尼医改(ObamaRomneyCare)”的法案是能够奏效的。

不过，怀疑者辩称，马萨诸塞州是个特例：就算在改革之前，它的未承保居民人数也相对较少，该州已经建立了社群评分制度。在其他地方，情况会怎么呢？尤其是，加州的情况会是怎样的？那里有逾五分之一的青壮年人口是没有保险的，而且那里的个人保险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规范的。当个人保单的价格飙升时，是否会出现“价签休克”？

这个嘛，加州已经下注了——就是说，保险公司已经递交了投保定价，他们愿意在加州新创立的奥巴马医改交易中心以该定价提供保险服务。他们的报价看上去低得惊人。小部分富裕群体也许会发现，他们要支付更多的保费，不过，看上去奥巴马医改法案在加州落实的第一年，似乎会是一个极为有益的体验。

还有什么方面会出问题？呃，奥巴马医改是一个复杂的法案，基本这是因为，向全民提供联邦医疗保险等更加简单的选项，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随着法案生效，也许会出现大量实施混乱的情况，我要再次提到的是，在共和党竭力破坏法案进度的那些州，情况尤其如此。

还有，某些人一贫如洗，就算有补助都买不起保险。这些人理应由经联邦政府资助得到扩张的联邦医疗补助制度提供保险，不过，在联邦医疗补助制度的扩张受阻于共和党人的州，这些不幸的人会受到冷落。

即便如此，将要出现的局面似乎是这样的：数百万美国人会突然获得医疗保险，另外还有数百万的美国人会得知，即便失去工作，或遭遇其他不幸，他们依然能够获得这种保障。只有相对少数的群体受到伤害。随着从新政策中得益最大的加州等州，和当地政客竭力破坏该政策的德克萨斯等州之间的差距显现出来，奥巴马医改的反对者们心胸极端狭隘的毛病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所以，没错，看来奥巴马医改的冲击即将来临，这冲击，说出来有点怪：就是当人们发现一个以帮助很多人为目的的公共项目，最后真的帮助了很多人时的震惊——尤其是政府官员居然真的在努力把这事做成。


翻译：张薇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531/c3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6月17日


与许多观察者一样，阅读政治时事报道时，我通常带着一种不耐烦的怀疑情绪。然而，每过一段时间，政客们就会办出无论在现实上还是道德上都错得离谱的事，以至于仅仅怀疑都不够用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愤怒了。有人对食品券发起的后果恶劣的卑鄙战争就是如此。

食品券计划设法给贫困家庭提供有限但关键的帮助，它的官方名称是“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目前这项计划实际使用的是借记卡。有证据清晰无比地显示，绝大部分食品券的领用者真的需要这种帮助，该计划对于缓解“食品不足”十分成功。“食品不足”是指家庭至少在某些时候会饿肚子的情况。

近些年，食品券扮演了尤为有效的角色，确切地说几乎是英雄的角色。实际上，食品券承担了三重任务：

首先，由于数百万工薪阶层因为自身之外的原因丧失了工作，许多家庭求助于食品券来帮他们渡过难关，虽然食品救助并不能代替一份好工作，但它确实显著缓解了这些人的困境。食品券对儿童尤其有帮助，尤其是那些如果没有帮助就只能生活在赤贫状态的儿童。赤贫的定义是收入水平还不足官方贫困线的一半。

不过，食品券还有更多作用。我们的经济为何受到抑制？因为美国经济的许多参与者同时削减开支，相对而言只有极少经济参与者愿意花更多的钱。由于整体经济不像单个家庭——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而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结果是收入的普遍降低和就业的下滑。我们迫切需要（而且现在依然需要）公共政策来临时性地提高支出水平。扩大食品券的覆盖范围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它能帮助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家庭，让他们把更多的钱花在其他必需品上。

实际上，咨询公司穆迪分析机构(Moody’s Analytics)的评估认为，在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时，用于食品券的每1美元（约合6.13元人民币）支出，都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1.7美元，这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为了帮助困难家庭而花费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会以更高的财政收入的形式，重新回到政府手中。

等等，我们还没说完。食品券会大大减少低收入家庭儿童中存在的食品短缺状况，反之，这会大大加强这些儿童在学校好好学习、成为成功而有前途的成年人的几率。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说，食品券是对民族未来的投资，长此以往，这项投资几乎肯定会减轻预算赤字，这是因为，未来的成年人也会是未来的纳税人。

那么，共和党人打算对这个政府计划中的典范动什么手脚？首先，他们会缩减食品券计划；而后从事实上扼杀它。

对食品券的缩减部分来自众议院农业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发布的最新农业提案（由于历史原因，食品券计划由农业部[Agriculture Department]管辖）。该提案将把200万左右民众挤出食品卷计划。顺便说一句，你别忘了，自动减赤措施的一个影响已经对另一个不同的、但却相关的计划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就是为数百万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营养援助的计划。让下一代在营养不良中长大——这才真是前瞻性思维呢。

为什么要削减食品券呢？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蒂芬·芬彻(Stephen Fincher)这样的政治人士说，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他还引用《圣经》里的句子来支持其立场。事实证明，芬彻自己在过去几年中就拿到了数百万的农业补贴。

但这些削减措施只是对食品券发起打击的第一步。还记得吗，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的预算案仍然是共和党财政政策的官方立场，该预算案呼吁把食品券计划转换为拨款计划，并大幅减少支出。如果这一提案在大衰退时期生效，食品券计划就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扩展出去，这也意味着更加艰难的时世，比如数百万美国人会直接陷入饥饿，特别是儿童。

你看，我理解所谓的基本原理：我们正在成为索取者之国，为穷孩子提供食物和充分的医疗保险是在造就依赖文化——正是这种依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出现经济危机，而非失控的银行家。

但我怀疑共和党人是否真正相信这种说法——或至少对自己的判断有足够信心，从而能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性，他们的政策几乎相当于把食物从饥饿孩童的嘴里拿走。正如我所说，有时候冷嘲热讽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应该非常、非常地愤怒。


翻译：张薇、陶梦萦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617/c1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6月18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的常规角色是严厉地要求一些挥霍无度的政府遵守纪律。但上周它却给美国提出了一些反常的建议。IMF敦促美国，“放轻松！享受生活，活在当下！”

当然，这和IMF官员的原话不太一样，不过意思差不多。《基金组织概览》(IMF Surve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缓和支出削减，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的文章。在更为正式的声明中，IMF提出，自动减赤(sequester)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收缩，会使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降低至少一半，这就会破坏本来可能相当有力的复苏。而且这些开支削减既不明智，也没有必要。

不幸的是，IMF显然不能让自己完全摆脱财政紧缩的话语套路，因为这种套路已被视为政策领域里表现严肃性的象征。尽管敦促美国当下应该背负更多赤字，但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呼吁美国“要加快中期路线图的制定，以恢复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我的问题是，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加快呢？需要紧迫到现在就对如何处理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更久以后的财政问题达成共识吗？

不，不需要。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关注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往往会以所谓的“福利改革”而告终，也就是说削减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其他福利计划，这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方法。相反的，这只是一个借口，一种回避应对当下面临的严峻经济问题的方式。

关注长期会有什么问题呢？部分原因，而且可以说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原因在于，遥远的未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惊讶吗？），因而长期的财政预测主要应当被视为一种十分让人厌烦的科幻小说题材。尤其是对未来巨额财政赤字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医疗费用的增长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快很多。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医疗成本的增长已经显著降低了，而且长期来看，现在与不久以前的预测相比，情况已经远没有那么严峻。

当然，不确定性本身并不总是能当作无所作为的理由。例如，气候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温室气体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这实际上提供了更有力的理由，采取行动进而避免发生灾难的风险。

虽然某些人试图作出这样的类比，但是财政政策并不像气候政策。（尽管那些自称深深关注长期债务问题的右翼人士，对长期的环境问题却怪异地保持着冷漠。）在气候问题上磨磨蹭蹭不采取行动，意味着在我们辩论问题的同时，会有数十亿吨温室气体排放进大气层。然而对福利改革磨磨蹭蹭不采取行动，并不会产生相同的后果。

实际上，对长期财政问题及早采取行动的整个论证过程，都令人吃惊地脆弱无力、站不住脚。我很乐于指出，通常的看法好像是，要避免未来削减福利开支的危险，我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削减未来的福利。我可没有歪曲夸大。

不过，尽管将现在减缓紧缩与更长期的财政变动相联系的“大妥协”可能并无必要，但是寻求这样的妥协会产生损害吗？是的，会产生损害。因为实际上我们无法达成这样的妥协，这个国家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花在追求这种妥协上的时间和精力，都会白白浪费掉。这些时间和精力还不如花在努力帮助失业人群上。

换种方式表述：国会共和党人为了废除医疗改革，已经举行了37次投票，这可是奥巴马总统的标志性政绩。你真的以为同一批共和党人会与奥巴马总统就美国财政的未来达成妥协吗？财政的未来可是与联邦医疗福利计划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以某种方式达成了这样的妥协，你真的相信一旦共和党重新入主白宫，届时他们会尊重这样的妥协吗？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准备达成长期的财政妥协？我的答案是，针对造成当前政界两极分化的不同愿景，选民以决定性的优势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之时。或许希拉里·克林顿总统(Hillary Clinton)，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之后，能够马上与受到打击的共和党人达成一项长期的预算妥协；又或许，垂头丧气的民主党人会接受保罗·瑞安总统(Paul Ryan)私有化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方案。无论如何，现在还不是对长期财政前景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

而且由于时间还没到，有影响力的人物们不应该再拿未来当作无所作为的借口了。当下存在的清晰危险是大规模失业，我们需要现在就应对这个问题。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618/c1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6月22日


1786年，在英格兰北部的羊毛产业中心利兹，纺织工人们发起了一场抗议，反对工厂越来越多地使用“粗织机”取代之前由熟练劳动力承担的工作。“那些因此失业的工人该怎样供养家庭呢？”抗议者们质问道，“他们该让孩子们去学什么手艺呢？”

这些问题并不愚蠢。在几代人之后，机械化最终使英国生活水平获得了普遍提高。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一般工人是否从中获得了任何收益；很多工人显然受到了伤害。而且受伤害最严重者，往往是那些努力掌握宝贵技能的工人——结果他们发现这些技能突然贬值了。

那么，我们正处于另一个这样的时代吗？如果是，我们要对此做些什么呢？

直到最近，关于技术对工人的影响的传统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都让人感到宽慰。显然，很多工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享受到——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劳动阶层中的少数人获得了大部分好处。但是这种情况，传统观念说，是因为现代技术提高了企业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的需要，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而解决办法在于接受更多的教育。

不过，这种说法一直都存在问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它可以解释有大学学历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之间，为什么工资差距在拉大，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跟一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比，一小撮人的收益——著名的“百分之一”——却出现了远远更大的增长。不过在十年前，这种说法也还是有些道理。

但是，现如今，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呈现出了一幅更加黯淡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被取代和贬值的可能性，跟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差不多，而接受更多的教育也是利弊互现。

我此前已经说过，在2000年左右，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在那之前，它不外乎是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也可以说是工资与利润之间）收入分配比例的稳定状态已经保持了几十年之久。但是，自那之后，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已经大幅下滑。事实证明，这种现象不是美国独有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如果全球技术发展的趋势正在转而与劳动者为敌，那么看到这样的状况也是意料中事。

有些转变可能非常突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罗列了它认为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十几项重大的新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打破现有的市场和社会安排。即便只是快速浏览一下这份报告的列表，你也会发现这种颠覆的受害者，将会是目前被认为技能高超，并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获取这些技能的劳动者。例如，该报告指出，我们将会大量看到“知识工作自动化”的现象，由软件来承担以前需要高校毕业生才能做的工作。先进的机器人技术不仅可能会进一步削减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而且也可以替代一些专业医护人员。

那么，劳动者应该一心做好掌握新技能的准备吗？18世纪利兹的毛纺工人早在1786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我们辛苦费力地学习新手艺的时候，谁来供养我们的家庭？”他们还问道：如果持续的技术进步又使得新手艺贬值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些羊毛工人的现代翻版可能还会进一步发问：有这么多的学生，为了掌握据说需要拥有的技能而背上债务，结果却发现市场不再需要那些技能，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该怎么办呢？

因此，教育已经不再是解决不平等加剧问题的方法，即使它曾经是（我怀疑它过去也不是）。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如果我勾勒的这副画面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要想拥有一个类似于中产阶层社会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中，普通公民只要努力工作，按规则行事，就能拥有维持体面生活的合理保障——唯一的方法就是构建一张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不仅可以为大家提供医疗保障，也能让他们获得一份最低收入。随着资本而不是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构建这张安全网的资金来源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利润和投资收入征税。

我已经可以听到保守派大声疾呼“再分配”的害处了。但是，他们究竟又能提出何种方案来代替呢？


翻译：杨洋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622/c2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6月24日


从最近的经济问题中可以学到的一点是历史的用处。就在危机逐步扩大之时，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出版了一本出色的书，书名充满讽刺，叫做《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很可惜这两位作者却是因为他们最糟糕的作品出的名。）当然，他们在书中的观点是历次危机之间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的确，历史上的历次危机，不只是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等等，对当下的危机都是关键的借鉴。

然而经济的确会随着时间转变而改变，而且有时改变的幅度很大。那么21世纪的美国究竟有哪些实质的不同呢？

我想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垄断租金这种收益并不反映投资回报，而是反映市场支配地位的价值。有时候这种支配地位似乎是应得的，有时候则不是。但无论怎样，垄断租金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反映了利润与生产环节之间新的脱节现象，或许也是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

要想知道我说的意思，请思考一下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企业，它们之间的不同：20世纪50、60年代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以及当下的苹果公司(Apple)。

通用汽车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显然曾拥有巨大的市场势力。尽管如此，这家企业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的生产能力：它拥有数百家工厂，雇佣了约1%的非农业劳动力。

与之相对比，苹果却似乎全然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随着股价的波动，它要么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要么是市值第二高的企业，然而它却只雇用了我们不到0.05%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几乎把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外包到了海外。可实际上，中国也没有从苹果产品的销售中赚到多少钱，因为很大程度上，你购买“i什么东西”所付的价钱，与制造那台设备的成本是没有关系的。苹果只要开出消费者愿意承受的价钱就行，而考虑到苹果的市场影响力，消费者愿意承受很高的价钱。

重申一下，我在这里可不是在做道德评价。你可以认为苹果现在的特殊地位是它赢得的，不过我可不确定有多少人会对微软公司(Microsoft)作出同样的评价，微软在很多年时间里赚到了巨额的利润；更不用问会有多少人这样评价金融业了，后者赚到的很多钱也类似垄断租金，而且目前金融业的利润约占企业总利润的30%。无论企业的特权地位是不是应得的，当利润越来越多地反映市场势力，而非生产力时，整体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

我来举一个例子。过去解释不平等加剧的老说法是，越来越高的技能价值加剧了不平等。但就像许多经济学家最近指出的，无论这种解释过去有过多大的意义，现在都已经失去了其相关性。从2000年左右开始，最重要的问题就已经成了，收入分配发生了某种剧烈的转变，从工资转向了利润。但蹊跷的是，既然利润很高，而借贷成本很低，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企业投资的巨大增长？而且，投资之所以受到了抑制，并不是因为奥巴马总统伤害了商界领袖的感情，也不是因为普遍医保的前景吓到了他们。

如果利润提高反映的是租金，而不是投资回报，这里的蹊跷就迎刃而解了。毕竟，垄断者可以一边赚取高昂的利润，一边又觉得没有理由扩大制造能力。苹果又一次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它盈利巨大，可是却坐拥巨额现金，显然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将它们重新投入业务经营当中。

换句话说，垄断租金的上涨可以同时抑制工资和可见的投资回报，而且有理由说，这种效果已经产生了。

如果你认为这对宏观经济不好，那么你就说对了。如果由于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分得的份额不断变小，家庭收入受到抑制，进而家庭开支也受到抑制，而与此同时企业尽管利润高涨，但却没有投资的动力，那么这就会使需求长期受到抑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经济复苏如此乏力的唯一原因，毕竟在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是正常的，但它很可能是一个因素。

澄清一下，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会让历史的教训显得无关宏旨。具体而言，即使利润与生产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也不能否认只要经济仍然受到抑制，就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然而当下的经济正在转变，我会在未来的专栏文章里试着阐述这对政策意味着什么。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624/c2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6月26日


在目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及其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同事多半情况下当了好人，他们都努力振兴经济。而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多数人似乎要么是忘记了失业人群，要么是打定主意认为，解决失业的最佳方法是加重失业者的痛苦。大家可以提出——我就会这么说——美联储的行动主义虽说受到欢迎，但仍是不够的，应当做得更多。不过，它至少没有忽略真正重要之所在。

现在却不是了。

最近，美联储官员一直在做出越来越强烈的暗示，他们不想多行动，而是想少行动，而且他们渴望开始“逐步退出”，回归惯常的货币政策。上周，伯南克在新闻发布会上似乎很乐于重申将减少刺激规模的讯息，这一印象变得更加强烈：美联储已经懒得再如此努力了。

问题在于，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这释放了极其错误的信号。我们仍然深陷相当于轻度萧条的境况，而美联储的糟糕讯息减小了我们短期内摆脱这种萧条的可能性。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2007年到2009年的衰退正式结束四年后，我们仍离全面就业相距甚远。失业统计数据的确下降了，但这主要反映的是积极寻找工作的人数出现下降，而不是可以获取的工作岗位的数量上升。比方说，看看处在黄金就业期（25岁到54岁）的成年人就业比例，衰退期间，这一比例从80%降至75%，目前仅回升到了76%。

鉴于这种灰暗的现实，再加上极低的通胀率，人们不禁要问，美联储为什么居然会以经济的名义，宣称要减少自身的努力？

不过，这还只是说说而已，对吧？对，但是，美联储说什么一般和它做什么一样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这植根于美联储多少直接控制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后者同时反映预期的和当前的短期利率。就算美联储暂时不调整短期利率，只要做出声明让投资者确信，利率提高会早于预期，而非晚于预期， 也会导致长期利率提升。由于长期利率对私营部门支出很重要，这就会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

果不其然，自打出现“逐步退出”的言论后，利率飙升。两个月前，10年期美国国债的基准利率仅为1.7%，接近历史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至2.4%。虽说按照正常标准仍属较低，但正如我所说的，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正常。也许，就算利率上升，经济复苏也会按照美联储的预测持续下去，但也许不会。而且无论如何，较高的利率都必然意味着较慢的复苏，慢过美联储官员绝口不提“逐渐退出”的情况下我们本可以达到的水平。

种种道理，美联储官员当然都明白。那么，他们觉得自己在干什么呢？

答案之一可能是，美联储已经悄然开始赞同一些批评人士的观点，即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造成破坏性的副作用，比如加剧泡沫的风险。但我希望这个答案并不正确，因为无论低息可能造成何种损害，比起高息的危害，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率攀升，都微不足道。

无论对不对，我猜实际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美联储官员在有意无意地回应政治压力。毕竟，自从美联储开始积极的货币刺激政策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右翼的愤怒指责，那就是美联储在“贬值”美元，并为高通胀提供沃土。尽管美元并未走软，通胀也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但这种指责并未消停。这让人不禁怀疑，被连番攻击搞得筋疲力竭的美联储官员一直在寻找放松努力的理由，经济稍有好转，他们就抓住不放作为借口。

也许他们可以侥幸成功，也许经济复苏会加强，然后万事大吉。但攀升的利率会使这种皆大欢喜的可能性降低。而且，既然美联储放松努力的渴望人尽皆知，利率就很难再回到原有水平。

这既悲哀又令人沮丧。不只是令人沮丧，经济也萎靡不振。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仍然萎靡不振，其根本原因在于太多的决策者毫无头绪，他们忘记了自己最紧迫的任务是创造就业岗位。美联储之前一直是个例外，不过现在看来，它也同流合污了。本，连你都这样？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626/c2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01日


本周，投票权、同性婚姻和宝拉·迪恩(Paula Deen)事件让新闻界相当忙碌。即便如此，新闻媒体对奥巴马总统新的“气候行动计划”的关注之少，仍然令人惊讶。你当然可以无视他公开这个计划时发表的出色讲话，但这一计划还是非常重要。这一次，奥巴马不再鼓吹立法了，我们都知道这通不过。相反地，他的新计划将依靠行政措施。这就意味着，该计划跟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早期举措不一样，它可以绕过控制众议院的反环保主义者。

共和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正在沮丧地捶胸顿足。而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就是强烈抗议了（也许还会恐吓政府，令它妥协）。然而，有趣的是，现在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攻击气候科学，也许是因为那样做会让他们听上去不讲道理（他们本来就是）。现在他们转而从经济角度出发，谴责奥巴马政府发动了一场会减少就业岗位的“煤炭战争”。

其实，他们也没有完全说错。从某种程度而言，奥巴马的新计划就是在对煤炭开战——因为所有认真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都必然会要求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但是，向煤炭开战并不会减少就业岗位。事实上，认真为温室气体排放立新规，可能正好是美国经济所需要的。

那么，要怎么做呢？首先，奥巴马表示他打算利用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影响力，对电厂的碳排放加以限制。这类电厂不是温室气体的唯一来源，但它们的排放量的确占到了总排放的约40％。而且，监管发电厂的排放量本来就是一个标准做法，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来限制这些工厂排放的其他污染物，比如二氧化硫和汞，所以把碳加到这个名单里也不算是太离谱，至少原则上不算。

但是，对碳排放进行限制不是会提高电力成本吗？那不就会减少就业岗位吗？答案是：“是”也“不是”。

是的，实行新的碳排放规则会增加发电成本。电力公司可能会关闭一些旧的燃煤电厂，转向成本更高的低排放替代发电方式 —— 部分是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但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气。此外，为了取代旧的燃煤电厂，他们将不得不投建新产能。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电费的增加——不过远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多。其实这有点搞笑：右翼人士喜欢颂扬自由市场的力量，声称私营企业可以应付任何问题，但是，他们然后又掉过头来坚称私营企业将会绝望地举手投降，在新规则的面前崩溃。真正的历史经验 ——例如，从保护臭氧层和减少酸雨等行动中得出的经验 —— 是这样的：只要监管条例比较灵活，企业可以采取创新的解决方案，它们减少排放量的成本通常比你以为的要低廉得多。

尽管如此，这也还会有一定的成本。这难道不会减少就业岗位吗？实际上不会。

我们一定要记住，目前影响美国经济的不是产能不足，而是需求不足。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家庭债务的威胁，削减公共开支的错误时机，这些都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谁都不想花钱；由于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这就造成了整体经济的不景气。

迫使电力行业改进其操作又怎么会导致这种情况的恶化呢？它不会，因为产能不足和成本都不是当前经济的制约因素。

而且，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环保行动实际上可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假设电力公司为了适应这个新规则，决定关闭一些现有发电厂，并投资修建新的、低排放的产能。那么这就是一种支出的增加，而我们的经济需要的，正好就是更多的支出。

当然，上述情况究竟会不会发生仍不清楚。我认识的一些人对这个新的气候计划心存怀疑，觉得奥巴马不会真的落实贯彻它。对此我只能说，我希望是他们错了。

奥巴马在发言接近尾声时，鼓励听众们说：“要投资。要剥离。要提醒大家，良好的环境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并不矛盾。”通常人们对这种说法不太买账，认为它是逃避艰难选择的借口。但这一次，它纯粹是对形势的良好把握：我们真的可以投资新能源，剥离旧能源，同时促进经济的更强发展。那么，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翻译：杨洋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01/c0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04日


失业者的生活太轻松了吗？大家也许不觉得，我肯定也不这么认为。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共和党人，甚至可能是多数共和党人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们正按照这种信念来采取行动：目前全国正开展一场惩罚失业者的运动，基于的思想是，我们能够通过让失业者更悲惨来解决失业问题。

比如，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该州因本轮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损失惨重，失业率高达8.8%，超过了长期受困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密歇根州，属全国最高之列。与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失业者没工作的时间长达6个月或更久，因为目前的全国环境是，找工作的人是空缺岗位的三倍。

尽管如此，该州政府最近还是大力削减了失业救助。实际上，控制州政府的共和党人特别急切地缩减该项救助，不单缩短了救助金的领取时间，还减少了周救助金的平均数额，使得该州丧失了约7亿美元（约合43亿元人民币）的长期失业联邦救助资格。

这种现象令人意外，但却并非北卡罗来纳州独有：许多州都已削减了失业津贴，不过它们都没有把失去联邦救助作为代价。在全国层面上，尽管长期失业率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但国会已允许在经济危机期间引入的额外救助期满失效。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仅仅是残忍吗？共和党不是什么充满爱心的角色。他们认为，47%的美国人是占雇主便宜的“索取者”；在许多州，共和党不向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仅仅是为了刁难奥巴马总统。但打击失业者的战争的动机并不只是残忍，而是一个吝啬和糟糕的经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的案例。

总的来说，现代保守派认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正在被社会项目侵蚀。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瑞安(Paul Ryan)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说，那些社会项目“把社会保障网络变成了吊床，引诱身体健全的人过依赖他人、自满自得的生活”。更具体地说，他们相信，失业保险鼓励失业者安于失业，而不是接受能找到的岗位。

这个说法有证据吗？北卡罗来纳州的失业津贴平均为每周299美元，税前——好一张吊床。因此，任何认为失业者是故意选择过空闲生活的人，根本不了解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到底是什么感受。但依然有证据表明，失业津贴让失业者在找工作时稍显挑剔一些。当经济繁荣时，这种额外的挑剔或许会导致“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上升。当失业率处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水平时，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便会促使美联储提高利率，限制经济扩张。

然而，所有这些都和我们当前的情况无关。在当前情况下，通货膨胀不成问题，美联储的问题是，它无法让利率足够低。削减失业津贴会让失业者甚至更悲惨，但却无益于创造更多岗位，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处于失业状态的部分人真能成功找到工作，他们也只能通过抢走现在有工作的人的岗位来实现这一点。

但等等，供应和需求呢？让失业者陷入绝望不会带来下调工资的压力吗？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不会鼓励工作岗位增加吗？不会，这是一种合成谬误。削减一个员工的工资，或许能帮他或她保住工作，因为这个员工的成本比他的竞争对手更低，但削减所有人的工资只是减少了所有人的收入，而且这样做会加重债务负担，债务负担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们不要忘了，削减失业津贴会导致整体消费减少，并再次让经济形势恶化，让更多人失业——许多失业者只能勉强度日。

于是，削减失业救助的做法不仅残忍，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它在让失业者的生活更悲惨的同时，还会增加失业人数。

能做点什么来逆转这种错误的政策转向吗？试图惩罚失业者的人不会被理性论证说服，他们知道自己知道些什么，再多的证据也无法改变他们的观点。然而，我的感觉是，打击失业者的战争取得了这么多进展，部分是因为它是悄悄进行的，太多人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而且你应该愤怒。



翻译：黄铮、陈亦亭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09日


周五的就业报告不算糟。但是考虑到我们的经济依旧如此萧条，我们每个月的就业人口增长应该在30万以上，而不是20万不到。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所说，我们需要将这样的增长速度保持五年以上，才能把失业水平恢复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前的常态。距离全面复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我已经开始担心可能永远走不到头。

大家都思考一下这个难题：我们要靠什么来恢复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肯定是指望不上了。紧缩帮在智力辩论上一败涂地，但“刺激措施”依然是个不能说出口的敏感词，深思熟虑的创造就业项目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了，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

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若能像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目前正在做的那样，采取激进的货币措施，也许能见效。但别提什么更激进了，联储正在说要“收敛”自己的活动。这个言论已经构成实际危害了；待会儿我们会仔细谈这个问题。

不过，就算我们没有也不愿有创造就业政策，难道私营经济天生的自愈能力也不能指望吗？可能不行。

经过长时间的滑坡后，私营经济的确往往会找到重新开始花钱的理由。设备和软件的投资已经大大超过衰退前的水平了，根本上这是因为技术在进步，企业必须花钱跟上。六年来美国几乎没有新建过什么住宅，现在房地产正在努力重新崛起。所以，经济的确表现出了一些自愈的迹象。

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要去遏制它，具体来说就是提升利率，那么这个疗伤过程就持续不了多久。这可不是在凭空担忧。一位联储主席有句名言，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在聚会气氛开始升温时把潘趣酒碗拿走；不幸地是，历史上我们看到不少央行在聚会开始前就把酒碗收走的事例。

而金融市场其实就在赌美联储会重蹈覆辙。长期利率是对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主要反映，在周五的就业报告发布之后，这个利率突然蹿升——我要重申，这份报告的表现，顶多只能算是还可以。房地产可能在尝试反弹，但这波反弹需要和急剧增长的融资成本作斗争：自打两个月前美联储开始说要放缓相关措施，30年期按揭利率已经上升了三分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货币鹰派不断在给美联储施压，他们永远都嫌货币政策不够紧，嫌利率不够高。多年来鹰派一直在警告，高通胀随时会发生。他们当然错了，但他们没有改变立场，倒是发明了新的理由——金融稳定性之类的——从而鼓吹进一步提高利率。此时此刻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鹰派人士主要就是一种H·L·门肯(H. L. Mencken)意义上的清教主义——“无休止地担忧某人、某地也许过上了好日子。”但是它始终保持着危险的影响力。

不幸的是，货币鹰派的先入之见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在起作用。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经济“潜力”——在不造成通胀过热的前提下，产量和就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时经常使用的统计技术，看来是有严重缺陷的：它们把所有持续性的经济滑坡都解读为潜力的下降，所以鹰派人士就可以指着各种统计图表说，已经没什么上升的空间了。

简单说，已经很乏力的复苏被烂政策扼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难道最终选民不会表达不满足吗？这个，就是让我格外悲观的地方了。

数百万的人本可以也应该做着富有产出的工作，但却失业了，其中很多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你可能以为，在这样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最终公众会爆发出不满。但是经济和选举的政治科学证据是明确的：关键在于变化的速度而非水平。

这么说吧：如果失业率在选举年从6%升到7%，那么在任候选人可能会输。但如果在其任内始终保持着8%的水平，他或她可能会重掌大权。这意味着，我们目前这种虽不严重但持续存在的衰退，政治上几乎不构成压力。

我想，有朝一日会发生个什么事，最终让我们重回充分就业。但是我禁不住回想起上一次我们遇到这种局面，那次发生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09/c1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16日


你听说过“自由意志民粹主义”(libertarian populism)吗？如果还没有，那么你很快就会听说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马上会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电视、广播和评论文章之中。而宣扬这种观点的人，几年前还曾向你打包票说，保罗·瑞安众议员(Paul Ryan)就是严肃而诚实的保守派的楷模。为了服务公众利益，我来阐明一点：那是胡说八道。

先讲一些背景：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现在的日子有些艰难。所谓保守派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梦想着共和党再次成为“有思想的党派”的智库成员和评论文章作者。（至于共和党是否曾经是这样的党派，还要另当别论。）

他们曾一度认为，瑞安本人就是他们要找的理论英雄。但是，最后证明，著名的瑞安计划只是空话、胡话。我怀疑就连保守派都私下里认识到，其编撰者更像是个小贩，而非高瞻远瞩之人。那么，下一个宏伟想法是什么？

自由意志民粹主义出场了。其中的观点是，去年有一群工薪阶层白人选民因为心怀不满而没有出来投票，但是只要拿出合适的紧缩方案，就可以把他们动员起来——而一旦动员起来，共和党就能重新获得大量选票。

至于为何许多右派人士都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观点认为，共和党在不需要做出太多改变的情况下，就能重获原来的荣耀——无须争取非白人选民，也无须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观念。你或许也认为，这么好的事儿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你是对的。自由意志民粹主义的观念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只需要动员白人的想法，主要建立在政治分析人士肖恩·特伦德(Sean Trende)的观点之上，他认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去年落选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失去了白人选民”——数百万没有现身投票点的“底层、农村、北方白人”。保守派不同意对共和党的立场做出任何重大改变，并立即拿特伦德的分析作为依据，说明不需要任何根本改变，只需更好地传达讯息即可，那些反对改革移民政策的人尤其如此。

但是，阿兰·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和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等严肃政治学家现在开始发表意见了，他们认为失去白人投票的说法并不属实。的确，2012年的白人投票率要比2008年低，但是非白人选民也一样。特伦德的分析基本上是在幻想白人投票率会反弹到2008年的水平，而非白人的投票率则并不上升，这种想法恐怕并不合理。

然而，假设我们搁置这种批驳，姑且承认如果共和党人能够激发“底层”白人更大的热情，他们的处境可能会更好。但共和党能拿出什么来激发这种热情呢？

此时此刻，大家都知道，自由意志民粹主义包含的内容是，在宣扬同样的旧政策的同时，坚称这些政策确实对工薪阶层有利，就像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所宣扬的政策一样。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很难想象再一次宣扬稳定币值，以及低边际税率的好处，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然而，想想现代共和党在实践中都支持过什么样的主张吧，他们的主张无疑会损害那些底层白人的利益，这正是共和党口口声声要赢回的那群人。实际上，扁平税率和回归金本位的政策，根本都无从谈起。但削减失业救济、食品券和医疗补助(Medicaid)却在讨论之中。（就瑞安计划的实质内容而言，它主要涉及大幅削减对穷人的援助。）很多非白人美国人依靠这些保障项目，很多不太富裕的白人也是如此，自由意志民粹主义原本要赢得的选民也正是他们。

具体来说，超过60%的失业保险受益人是白人。将近一半的食品券受益人是白人，但在摇摆州中，这个比例要高得多。例如，在俄亥俄州，65%领取食品券的家庭是白人家庭。在全国范围内，42%的联邦医疗补助受益者都是非西语裔白人，但在俄亥俄州，这个比例是61%。

因此，当共和党人计划大幅削减失业救济金、阻止医疗补助规模扩大、寻求大幅减少用于食品券的资金（他们实际上已经实施了上述所有举措）时，他们或许严重伤害了那些人，但他们也给北部那些苦苦挣扎的白人家庭造成很多伤害。据说，他们打算鼓动起这些家庭。

综上所述，就像我说的那样，自由意志民粹主义是胡说八道。我想，你可以辩称，毁坏福利保障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举动，或许“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另一种说法。但这可不算民粹主义。



翻译：陈柳、许欣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16/c1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18日


共和党的灵魂出了严重问题。这已经超越了他们糟糕的经济信条，甚至也超越了自私与特殊利益。时至今日，我们讨论的是他们的心态，那种让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进一步受苦并从中取乐的心态。

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众议院上周通过的畸形的农业法案。

数十年来，农业法案包含了两项主要法律。一项向农场主提供补贴；另一项则给有困难的美国民众提供营养补助，其主要形式是食品券（它如今的正式名称是“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为SNAP）。

很久以前，补贴帮助了许多贫穷的农场主，那时大家还可以辩称，农业法案整体上是面向有需要人群的一种援助形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项法律已分道扬镳。农业补贴计划变得充斥着诈骗，主要受益者成了大企业和富裕的个人。与此同时，食品券成为了社会福利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共和党众议员们投票保留了农业补贴，补贴额度甚至高过了参议院和白宫提议的水平，同时又把法案中的食品券部分全盘取消。

为了充分理解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请听保守派常用来为取消福利计划进行辩护的言论。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你个人有帮助穷人的自由。但政府无权拿民众的钱”——这时候，他们往往还要加上，“端着枪，强迫他们施与穷人。”

不过，拿民众的钱，端着枪强迫他们向农业企业和富人施舍，这似乎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现如今，一些痛恨食品券的人不再援引自由意志主义哲学了，而是转而引用《圣经》。比方说，田纳西州众议员史蒂芬·芬彻(Stephen Fincher)引用了《新约全书》：“不劳作，不得食。”当然了，事实表明，芬彻本人拿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农业补贴。

鉴于这种奇妙的双重标准——我认为“虚伪”这个词已不足以表达个中精髓——讨论事实和数据看起来近乎扫兴了。不过我想，必须这么做。

好吧：近年，食品券使用量的确大幅飙升，领取食品券的人口比例从2007年的8.7%提升至最新一次统计的15.2%。不过，这没什么令人费解的。SNAP的设计用途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家庭，而近来许多家庭都一直处于困难之中。

事实上，SNAP使用量基本与衡量失业率的广泛标准走势一致，比如U6失业率，这其中包括未充分就业者以及暂时放弃积极寻找工作的人。经济危机期间，U6增长至原来的两倍多，从本轮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前的约8%升至2010年初的17%。确实，广泛的失业率自那以来有所下降，而食品券数量却在继续上升——但通常情况下两者的相关性有着一定的滞后，而且很可能也有一些家庭因失业补助大幅下降而被迫领取食品券。

那么那个右翼普遍接受的理论呢？根据该理论，事实正好是相反的——正是由于那些实际上给人钱让人不去工作的政府项目太多，我们才有这么高的失业率。（救济厨房导致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简单的答案是，你肯定是在开玩笑。你真的相信美国人靠着SNAP的平均福利水平，也就是每月134美元（约合877元人民币）过着舒适的生活吗？

不过，我们还是假装认真对待这种观点。如果就业率下降是因为政府补助在诱惑人们待在家里，减少劳动力，那么供需定律就应该适用：撤走所有的劳工应当会引发劳工短缺和工资上涨，尤其是那些最可能接受补助的薪酬较低的劳工。然而，事实上，工资要么没有变化，要不在下降——对于那些从食品券获得最多好处的群体来说，尤其如此。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种族主义吗？毫无疑问，旧时的种族主义谣言——比如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描述的“魁梧的年轻黑人”使用食品券买丁骨牛排的画面——仍有些影响。但现在，几乎半数的食品券领取者是非西语裔白人；在田纳西州，引用圣经的芬彻的老家，这一比例达到63%。所以不全是关乎种族。

那是关于什么呢？不知怎么的，我们国家两个伟大的政党之一感染上了一种几近病态的小气心理，一种对于“失败者”的鄙夷（CNBC的里克·圣泰利[Rick Santelli]在推动茶党建立的著名痛骂中言及了这个字眼）。如果你是美国人，而正好你不走运，这些人不想帮忙；他们想再给你一脚。我不是完全理解这一点，这也不是我愿看到的糟糕场景。



翻译：黄铮、谷菁璐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18/c1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0日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翻译：许欣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0/c2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5日


在今天上午的这篇博文中，我用了各种比喻来解释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和我今天专栏中说的差不多。

其中一个比喻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经济就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投资，不是用来兴建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其实不多；这些投资是用来为投资品买家服务的 —— 实际上，现在这些投资是为了利用未来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所有这些产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会有最终买家呢？不清楚。所以说，这就是某种形式的庞氏骗局。

而且，我还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放慢速度 —— 其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

当然，我还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耗尽会形成一堵墙。

所以说，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而且，这只法西斯章鱼已经唱响了它的绝唱。（见下文）。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世界上最烂的句子。

“中国冲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假设我们这些担心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撞向一堵墙（或者，就像一些读者建议的，“金砖四国”[BRIC]之墙）的人说对了。其他人应该为这种情况担多大的心？为什么？

我将把这个问题分三点讨论：

1. 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影响程度小得惊人。

2. 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3. 政治和国际稳定，这方面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所以，从第一点来说：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全球性的衰退。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快速、粗略地做个计算很有用：2011年，全球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略多于60万亿美元。同时，中国进口了约2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全球其他国家GDP的3％左右。

现在，假设中国的增长相对总体趋势放缓5％。进口下降的比例则会超过5%；进口“收入弹性”（GDP变化1％，其他条件不变，导致的百分比变化）的通常估计值约为2。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中国的进口减少了10％ ——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GDP的3％的十分之一，即0.3％。这倒也不是说没有影响，但确实算不上太严重。

这么算甚至都夸张了一点，因为中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是其出口产品的组件，并不依赖于中国国内的需求。

正如我所说，贸易流量形成的机械传导效果相对较小，虽然它给中国一些邻国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但对美国来说影响较小）。

大宗商品价格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国， 比如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它占了约11％。因为在短期内，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相对迟钝，所以中国的需求骤降，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挫。所以，相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出售原材料的国家受到中国庞氏自行车的冲击会更大，无论它们是否向中国出售原材料。

最后一条，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首先，很明显的是，中国政权就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呢，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裙带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真想出点冷汗，就想想那些厚黑的政府，它们在试图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时做了些什么。对某个地方的某些岛屿磨刀霍霍，怎么样？

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结论，除非你想更多地侧重在间接影响上，而不是直接的出口乘数上。

奥威尔、中国和我

我明白，一些评论者可能无法理解我的即兴比喻，比如中国撞墙的庞氏自行车，法西斯章鱼的绝唱等等。但是，那当然是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任何关心政治或是写作的人都应该把这本书铭记于心。

对我来说，这篇博文也跟我听到的一些人的抱怨相关，有关于我对中国政权过于诋毁的态度。首先，我对许多政府充满不屑，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政府 ——而且都是有理由的；任何人都无权在犯错的时候免遭挖苦。

同时，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可能并不是坏人 —— 我真的不知道 —— 但这是一个独裁政权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且从各种事实来看，这个政权滋生了极度的腐败。你可能会说，这没错，但是看看它取得的经济成就吧；不过奥威尔早就说过：

“举例来说，一些安逸舒适的英国教授们在为苏俄的极权主义辩护时，他不能直白地说，‘如果干掉反对派可以让你取得想要的结果，我支持你。’所以，他可能会采用这样的说辞：

‘直率地承认苏联体制展示了某些特征时，尽管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谴责这些特征，但我想我们必须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对人们表达政治反对意见权利的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而苏联政府号召人民正在经受的严酷生活，将会在各种具体的成就中，被充分地证明是情有可原的。’”

令人高兴的是，当前的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坏，但是，“没有斯大林那么坏”也算不上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



翻译： 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5/c25krugman-blog/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9日



共和党领导人似乎正在鼓足勇气，企图进行另一轮财政敲诈。在本财年行将结束之时，他们非但没有做出能够促成协议达成和防止政府关门的妥协，反而在起草一些不可能成为法律的极端法规。例如，他们提议把给净水工程的拨款减少83%。此外，他们还再次威胁要阻止任何提高债务上限的做法，这种举措将损害美国经济，而且还可能会引起世界金融危机。

然而，虽然共和党政客似乎已经做好了发动进攻的准备，但是保守派专家和分析人士中间明显存在一种焦虑甚至绝望的情绪。消息灵通的右翼似乎最终要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政策成就——医疗改革——或许能够成功。

我想说的是，驱使共和党愈加极端的正是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好消息。成功的医疗改革不仅意味着保守派所厌恶的总统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具体证明了右翼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所以，共和党人不得不绝望地进行最后尝试，希望能在这件事上先发制人。

这里有一些背景讯息：知名的共和党人经常把奥巴马医改比作奴隶制，虽然你绝不可能从各种严词谴责中了解到这点，但《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建立在三条简单的理念之上。首先，所有美国人都应该获得支付能力范围内的保险，即便他们之前存在一些健康问题。其次，应该劝服或要求人们够买保险，即使他们目前仍然健康，如此一来，整个风险池就会比较有利。第三，为了防止“强制”保险给人们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政府应该提供补贴来压低保险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这种体系具有可行性吗？共和党人曾经说服自己，它绝对会以失败告终，而且这种不可避免的“火车失事”还会给他们带来政治利益。但是自2006年以来，马萨诸塞州一直在推行遵循同样原则的体系，而其发起者则是一位共和党州长。他叫什么？米特·什么来着(Mitt Somethingorother)？直到现在，也没发生什么“火车失事”。

问题是，其他各州能否复制马萨诸塞州的成功案例，尤其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这种拥有大量未参保居民的大州。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保险公司是否愿意以合理费率提供医疗保障。目前，这个问题有个清晰的答案：“愿意”。在加州，保险公司提出的价格比人们预期的低很多；在纽约州，保险费似乎将减少大约一半。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轻易得来的好处，不会有任何人蒙受损失？答案是否定的。加州等州都允许承保人区别对待健康状况不同的人，因此，少数年轻、健康而富有的居民所需缴纳的保费将会增加。在纽约州，那些不认为自己需要保险而且太富有而无法享受补贴的人——这或许是个更小的群体——将会因为必须服从政策而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但是总体来看，尽管这些保险补贴需要花钱，但是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通过增加对占人口总数1%的人征税来筹集：顺便说一下，该增税政策已经生效。

所以，总体来看，医疗改革将帮助数百万美国人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医疗保险，这是他们过去因为病情太重或者过于贫穷而无法享受到的。同时，它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那些目前享有保险，但又害怕会失去保险的几百万人提供安慰；而提供这些好处，只需要极少数美国人付出代价，而且他们大多是非常富裕的人。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计划能为受苦者提供慰藉，而只会给富足者带来（少许）痛苦。

共和党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采取相反的做法之上，也就是把从“索取者”那里得到的财富交给“就业机会创造者”，也就是我们其他人所说的“富人”。上述计划将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于这样一个政党来说是个诅咒。所以，他们便拿出了前面所说的讹诈的边缘政策。

所以，共和党人真的会把我们带到边缘吗？如果会的话，那么弄明白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将非常重要，连他们自己的领导人都承认，预算上的较量会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害。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担心目前正在快速降低的预算赤字，也绝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削减开支会带来繁荣。

不，共和党人或许愿意冒着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风险，只是为了剥夺自己数百万美国同胞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经济保障的权利。让我们听听他们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翻译：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9/c2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31日


底特律是旧经济衰落的一个象征。不只是市中心破败；在2000年到2010年间，底特律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人口流失，情况是美国各大城市中最糟糕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特兰大成为“阳光地带”崛起的一个缩影，同期它的人口增长超过100万，跟达拉斯和休斯顿的表现差不多，而且亚特兰大是在没有石油推动的情况下吸引到新市民的。

然而，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繁荣的亚特兰大看上去跟申请破产的底特律很相似：它们似乎都是“美国梦”破灭的地方，在这两个城市，穷人家的孩子攀爬经济阶梯的难度很大。实际上，亚特兰大的“向上社会流动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即在何种程​​度上，孩子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比底特律更低。这两个城市的向上社会流动性都远远低于波士顿、旧金山等城市，尽管这些城市的增长速度比亚特兰大低得多。

那么，亚特兰大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一项新的研究似乎表明，该市可能就是布局太过分散，导致住得较远的市民“够不着”就业岗位。换句话说，也许是城市蔓延在扼杀美国梦。

这项新研究来自哈佛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们领导的“均等机会项目”(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对于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此前已经进行过多种比较；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仍自视机遇遍布的美国，实际上与其它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存在一种代代相传的阶层体系。这个新研究项目的命题是：美国不同城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有何差异？结果发现，差异非常大。在旧金山，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阶层出生的孩子，有11%的机会进入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阶层；但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只有4%。

在调查跟社会流动性高低相关的因素时，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也许有些让人意外的现象：虽然种族是一个明显可能相关的因素，但它对社会流动性几乎没有直接作用。研究人员发现，社会流动性跟现有的不平等程度显著相关：“一个地区的中产阶级越少，它的上向流动率就越低。”这跟我们在国际比较研究中的发现相吻合：跟高度不平等的美国相比，在瑞典这样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高得多。但是研究人员也发现，住宅区隔离程度（不同社会阶层住得很远）和穷人向上爬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在亚特兰大，穷人区和富人区相距甚远，因为基本上什么都相距甚远；亚特兰大堪称“蔓延之王”，比“阳光地带”的其他主要城市铺得更开。因此它近乎不可能运行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即使政客们愿意为此拨款也办不到，何况他们还不愿意。其结果是，弱势的劳动者们往往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地方，也许亚特兰大某个地方有就业机会，但他们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上班。

城市蔓延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显然支持“明智增长”城市战略；此类战略倡导若干紧凑的城市副中心，并将其纳入公共交通的服务范围。但是它也关系到一场更大的辩论，其主题是：美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这项新研究的报道时，不只是我立马想到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杰出的社会学家威尔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二战后，就业岗位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给聚居在市中心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就在民权运动终于结束显性歧视的时候，剥夺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会。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单亲母亲大量出现，这经常被视为黑人表现滞后的原因，但其实这是结果——也就是说，缺乏好工作导致家庭受损。

如今，你不再经常听到人们提起所谓的非裔美国人社会功能障碍，因为在白人的工人阶级中，传统家庭也大大弱化了。为什么呢？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就业市场总体上的“空心化”，很可能是元凶。但是，这项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新研究似乎表明，城市蔓延——不只是工作岗位迁出城外，而且它们还位于许多不那么富裕的郊区居民难以前往的地方——也在扮演一个角色。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这个见解明确支持这样的政策：帮助家家户户在不需要多辆汽车的情况下开展正常生活。但你也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待它：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这个国家在宣扬机会均等的同时，为那些最需要机会的人群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31/c3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05日


一个女人能够有效地管理美联储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被提出来。美联储现任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不止是能胜任这一工作，按照任何客观标准，她是全美国最有资格在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离任后接任主席一职的人选。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两个针对耶伦的性别歧视运动。一个动静不大，其中的性别歧视是隐性的，而另一个则涉及赤裸裸的厌女症。它们还都把性别歧视和糟糕透顶的经济分析结合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看更极端且更公开的一场运动。上周，《纽约太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性美元》(The Female Dollar)的社论来攻击耶伦。文中想当然地认为，美联储多年来奉行会引发灾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尽管实际通胀正处于50年来的低点。文章还警告，如果美元变得只有“性别支撑”，那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

诚然，《纽约太阳报》是个边缘刊物，带有强烈的金本位倾向；如果其他右翼人士忽略这篇社论或者与之划清界限，那么无人会给予多少关注。不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紧随其后，按照同样的套路发表了自家的社论，过程中用赞同的语言援引了《纽约太阳报》的“女性美元”等说法。

另一场反对耶伦的运动则比较隐晦，其中反复暗示，而且几乎全是私下表示，她缺乏领导美联储的“威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吧，假设我们谈论的是一名男性，他具有与耶伦女士同样的资质：出色的学术生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6年的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以及在美联储与同僚高效共事的记录。会有任何人暗示，拥有这样资历的男性竟然不够格吗？

不好意思，但很难不得出结论：在这里，“威信”主要意味着拥有Y染色体。

那么，两场反对耶伦的运动均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应当因此而遭到谴责。不过，两者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它们都基于糟糕的经济分析。

在“女性美元”论中，严重的经济学谬误与性别歧视一样地明显，不加掩饰。大叫美联储在“贬低美元价值”的那些人，近五年来都在警告通胀随时会失控，但他们每次都错了。更糟的是，他们一点也没展示出认错的意愿，更别说根据实情修改自己的观点了。简单地说，涉及货币政策的时候，大家最不应当听取的就是这些人的意见。

称耶伦不够有“威信”的人的谬误和他们的性别歧视一样，也更隐晦一些。但除了要是男性，“威信”还意味着其他东西，它意味着成为一个我所说的“非常严肃的人”。这种人会大谈做出艰难决策的必要性，但不知为什么，这些艰难决策总会要求普通家庭做出牺牲，对富人却温柔恭谨。但问题是：一直以来，尽管这些“非常严肃的人”不像歇斯底里的通货膨胀论者那么大错特错，但他们也几乎始终在犯错。

在预算政策上则是明显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严肃的人”把持着全国舆论，以一场财政危机正在逼近我们为由，将舆论从增加就业转移到财政赤字上，但不知为何，所谓的财政危机一直没有到来。

在货币政策上也同样如此。前不久，《华尔街日报》（新闻部门，非评论部门）对美联储高层决策者的预测纪录进行了调查，并把他们被分成了“鹰派”（一直警告美联储在应对失业问题上做得太过头的官员）和“鸽派”（警告美联储做得还不够的官员）。该报发现，鸽派的预测始终更准确一些，而预测最准的便是最著名的鸽派珍妮特·耶伦。

问题是，尽管那些拿“威信”说事的人喜欢把自己当成愿意做当做之事的“严肃男人”（我的确是指男人），最近的历史纪录表明，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急于以公众利益为代价，通过做不必要的事情来证明自己严肃性的人。

而且，就在不久前，如果被问及谁拥有这种最纯粹的超凡品质，许多现在的“威信”派肯定会回答“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可事实如何呢？

那么，珍妮特·耶伦是唯一可能执掌美联储的候选人吗？当然不是。但即使是支持其他人，根据也应当是他们的才干，可迄今为止，事实并非如此。



翻译：黄铮、陈亦亭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05/c05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08日


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进行了第40次投票，以推翻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就像之前的39次投票一样，此次行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但它却体现了共和党真正想做的事：推翻现实，尤其是算术法则。而事实非常可悲：现代的共和党完全沉浸在幻想之中，无法参与实际的国家治理。

先说明一点，我并不是在说政策内容。也许我认为共和党所有的政策重点都是错误的，但这并非问题所在。其实，我说的是他们似乎无法接受最为基本的现实局限，比如，不削减具体项目上的支出，就无法削减整体开支，再比如，在另一个政党控制着参议院和白宫时，在众议院投票推翻某项立法并不会对该法律产生任何影响。

我在夸大事实吗？想想上周在国会发生的事吧。

首先，众议院领袖们不得不取消对一项交通提案进行投票的计划，原因是没有足够多的众议员愿意投票支持该法案中大幅削减开支的内容。而就在几个月前，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刚刚通过了一项极端的紧缩预算案，要求全面、大幅缩减联邦开支——而为达到该目标，每一项具体的议案都必须有大幅削减开支的内容。然而，事实证明，有相当多的众议员，尽管愿意投票支持巨额开支削减计划（只要它没有具体内容），却在面对具体的削减举措时退缩了。别削减我的开支，也别削减你的开支，削减树后面那个家伙的吧。

接着，众议院领袖们宣布，计划进行表决，将食品券开支削减一半。这个要求很可能让其试图与参议院就农业法案达成共识的努力前功尽弃，而双方的相关谈判在此前已是步履维艰。

之后他们又对奥巴马医改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投票，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他们觉得拒绝向数百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能对自己起到怎样的安慰作用？我想不明白。）然后他们就休会回家去了——即使这个财政年度即将结束，让联邦政府继续运行下去所需的法案几乎一个也没通过。

换句话讲，面对管理国家重任的共和党人，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就愠怒地跑开了。

共和党是怎样落到今天这一步的？在预算问题上，该党遭遇麻烦的大致原因是，它将制定财政政策的任务交给了一个骗子。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一直热衷于“神奇的星号”（magic asterisk，星号用于标记脚注，而脚注中的小字常常藏有玄机。——译注），这种人夸下海口说自己有削减赤字的方案，但是却拒绝透露任何至关重要的细节。在2011年，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在评估瑞安的一份计划时，差一点公开讽刺。评估中先是描述了瑞安提出的极端的开支削减，之后又言简意赅地说，“没有具体阐述能够产生这种路径的提议。”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共和党正在试图把瑞安的夸夸其谈转变为实际的立法。结果在意料之中：他们发现根本办不到。然而共和党非但不愿意面对现实，还开始转身逃跑。

谈到财政政策，共和党已经被自己的骗局骗了。而且我认为，某种类似的情况能够解释为什么共和党不仅在财政政策上，而且在所有事情上都迷失了方向。

从这个角度想：长期以来，共和党凭借欺骗该党的铁杆选民而为所欲为。选民会像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士兵一样被动员起来，只要向他们警告，自由派会把美国拱手让给跟同性恋结婚的恐怖分子，选民们就会激动起来，更别提把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送到那些人的手里了。之后，一旦选举结束，共和党就会开始推行自己真正的要务：放松监管、为富人减税。

然而当下，共和党已经失控。与此同时，共和党的铁杆选民还是相信他们听到的故事。例如，政府在完全无意义的项目上耗费巨额资金，或者这些项目无论如何都不会帮助他们。（不能让政府碰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实际上，共和党无法让其铁杆选民接受财政现实和政治现实，除非自己对选民承认，他们被骗了。

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众议院见到的景象：就像我说的，共和党似乎成了一个连最基本的治理程序都无法参与的政党。

让这一切令人恐惧的是，共和党确实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席位，因此，除非有相当数量的众议院共和党人愿意面对现实，否则美国就会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而规模足够大的理性共和党人群体可能并不存在。



翻译：王童鹤、谷菁璐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08/c0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14日



最近，潜在的总统候选人、自封为货币问题专家的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坐下来接受了《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采访。采访进行得不太顺利。比如保罗谈到美国“每年都运行着1万亿美元的赤字”；其实，2013年美国的赤字预计只有6420亿美元，而且还在快速下降。

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可能是，采访者问保罗，在理想情况下，他会选择由谁来担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推荐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不是奥地利学派的人，但他会比我们现在的人强。”这时，采访者小心翼翼地提醒他，弗里德曼——如果还活着，现在已经101岁了——已经过世。对此保罗答道，好吧，“我们就任用死人吧，因为这样一来美联储很可能就真的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了。”

这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弗里德曼作为自由市场偶像的角色怎么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好地解释现代保守主义发生了什么。

弗里德曼曾经是保守派经济观念的终极化身，可现在他基本上已从右翼的话语中消失。当然，他的名字还是时不时被提及——但那仅仅是为了引用他的政治主张，而从来不是要援引他的货币理论。相反，兰德·保罗求助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思想家的“奥地利学派”观念——弗里德曼曾把这种观念描述为“萎缩和僵化的漫画”——而共和党事实上的理论领袖保罗·瑞恩(Paul Ryan)的货币经济观念来自于作家安·兰德(Ayn Rand)，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于其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的虚构人物。

怎么会这样呢？事实证明，对于现代右翼来说，弗里德曼太讲究细腻把握，太现实主义了。现代右翼不搞细腻这一套，也拒绝接受现实，现实具有出名的自由主义偏向。

你可以这样来看弗里德曼：他试图挽救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以防其被自身拖垮，为此，他给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问题是：如果自由市场这么伟大，为什么还会发生萧条？

在他出现之前，最保守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萧条发挥一种必要的功能，我们只能咬牙承受它。例如，哈耶克就认为，“通过及时遏制扩张，我们也许可以防止危机”，但“一旦它到来，那么在它自然终结之前，我们做什么都摆脱不了它”。这么悲催的答案，当年把很多经济学家推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一边。

然而，弗里德曼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回答。他愿意做点小小让步，承认政府的确有必要采取行动防止萧条。但他坚称，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范围很有限：你唯一需要的就是适度积极的美联储。尤其是，他辩称，美联储本来可以防止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而无需新的政府计划——只要它采取行动，拯救濒临破产的银行，并向银行体系注入足够的储备金，以防止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

如我前文所说，这是迈向现实主义的一步（尽管从近年的经验看，这看上去是错的）。但是，当今的共和党受不了现实主义：保罗和瑞安都曾愤怒地抨击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做法，而那正是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应当做的事情——也是他在2000年对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重申的建议。瑞安以说教的口吻告诉伯南克：“一个国家对其公民可做的事情中，最猥琐的就是让本国货币贬值。”

既然说到货币贬值这个话题：在弗里德曼所做的纯粹经济分析中，最经久不衰的分析之一就是他在1953年对弹性汇率的论证。他主张，如果一个国家发现本国的工资和价格水平相对于贸易伙伴国家过高——就像今天的南欧国家那样——那么，与其忍受多年的高失业率，“直到通缩以造成巨大痛苦的方式走到尽头”，不如让本币贬值。同样，对于很多成员都渴望回归金本位制的共和党来说，这种务实态度也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嗯，我并不想把弗里德曼当成偶像来崇拜。事实上,我要说的是，过去15年来，首先在日本，现在在整个西方世界发生的情况表明，在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抗击萧条的问题上，凯恩斯是正确的，弗里德曼是错的。事实是，相比弗里德曼愿意支持的程度，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主动积极的政府。

然而，关键在于，现代保守主义已经太偏右了，以至于它不再能够包容对现实做出的小小让步。弗里德曼试图挽救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以免它被自身拖垮——但现在主宰共和党的理论家们已经无可救药。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14/c1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17日


我们都知道民主制度在设想中应该如何运作。政治人物理应围绕议题发起竞选活动，而知情的公众应以这些议题为本，投下他们的选票，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政治人物之个性和胜任能力的看法影响自己的决定。

我们还知道，现实与理想总是差距甚远。选民往往遭到误导，而政客也并非始终诚实。不过我们还是情愿设想，选民大体上总归会做出正确选择，而政客们最终也会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可是，就算这种修正后更加现实的民主观，在实际操作中还有意义吗？抑或是说，我们的政治体系已被错误的信息，甚至是蓄意炮制的谎言，腐蚀得无法运行了？

比如，我们来考虑预算赤字这一案例——这是过去三年主宰了华盛顿的一项议题，虽然最近对它的关注有所降低。

选民对赤字问题缺乏了解，这恐怕不会让你吃惊。但会让你吃惊的，是他们被误导的程度。

在一篇广为流传、题目令人气馁的论文《我们只是貌似在思考》中，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艾琛(Christopher Achen)和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总结了1996年一项选民调查。该调查问道，克林顿总统任期内，预算赤字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实际情况是，赤字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不少选民——包括多数共和党成员——认为当时赤字是上升的。

我在自己的博客上问道，在赤字比90年代削减得更快的今天，类似调查会得出何种结果。果然如《新约》所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谷歌(Google)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主动提出针对此问题进行一项谷歌消费者调查——这通常是该公司向市场研究人士提供的有偿服务。于是我们提问道，自2010年1月以来，赤字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调查结果比1996年还要糟糕：多数回答者称赤字上升了，而且超过40%的参与者认为上升幅度很大。只有12%的人正确地回答，赤字大幅减少。

我这是在说选民都很蠢吗？绝非如此。人们有自己的生活、工作，还要生儿育女，他们不会坐下来细读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而要依靠听取权威人物的看法。问题是，他们所到的内容中，有很多误导成分，甚至纯属谎言。

彻底谎言的产生通常受到政治动机推动，这并不出人意料。前述1996年的数据中，相比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对赤字问题持有错误观念的可能性要远远超出，而现在想必也一样。毕竟在奥巴马任期之初，共和党针对假想中的赤字飙升，制造了大量政治噪音。而且，即使赤字已经大幅缩减了，他们仍然一直坚持同样的论调。于是，共和党的三号人物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通过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宣称，我们出现了“赤字增长”，而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对《彭博商务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说，我们“每年产生万亿美元的赤字”。

坎托先生和保罗先生这样的人知道他们所说并非事实吗？他们在乎吗？或许不在乎。依照斯蒂芬·柯尔伯(Stephen Colbert)著名的表述，有关赤字飙升的说法或许并不真实，但有“真实感”，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在这种事情上难道没有裁判——受信任、非党派、有能力也有意愿揭发谎言兜售者的权威人士？曾几何时，我认为是有的。但现今，党派对立已无比严重。而且，连那些努力当裁判的人似乎也害怕揭露谎言。难以置信的是，事实查证网站PolitiFact也给坎托彻头彻尾的假话打出了“半真”的评级。

现在，华盛顿方面还有一些“智者”，他们能得到媒体的特殊敬重。可是一涉及赤字问题，我们就能发现，所谓的智者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像奥巴马总统的赤字委员会联席主席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和埃尔斯肯·鲍尔斯(Erskine Bowles)那样的人物，在赤字高企的时期对公众做了不少煽动赤字恐慌的事情。他们的报告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标题——《真相时刻》(The Moment of Truth)。那么，随着赤字的减少，他们可曾改口呢？没有。因此，即使预算领域的现实情况已完全改变，“赤字飙升”的说法还深入人心，也就不奇怪了。

总体观之，这是一幅令人失望的图景。我们的选举人不是不了解情况，就是获得了错误信息，政客兴高采烈地制造更多谎言，而“看门狗”却不敢叫出声。而且，我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有受尊敬、不过分偏倚党派的人物，他们却似乎并没有修正，反而是强化了公众的错误印象。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我想，只能坚持为真相鸣锣呐喊，希望它能打破谎言和无知。但我们很难不为这个体制究竟应该如何运作而感到困惑。



翻译：马骢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17/c1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22日


最近，有时政报道显示，共和党领导层极度焦虑，困在愤怒的铁杆选民和现实之间，进退维谷。他们的铁杆选民仍然认为，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在道义上等同于奴隶制，但现实是，医改已成为联邦法律，势在必行。

共和党领导人不值得一丝一毫的同情。首先，不可理喻的铁杆选民是他们一手打造的弗兰肯斯坦。其次，我的所见所闻均表明，共和党领导层根本不理解医改的实质，而这种不理解正在转变为一个政治上的主要劣势。

奥巴马医改势在必行：我们的体制规定，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签署之后就会付诸实施。《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已经走完了这一程序，共和党人没有正当途径予以阻止。

歪门邪道呢？好吧，共和党可以尝试勒索这一招，要么发出让政府停摆的威胁，要么干脆采用更极端的手段，威胁不提高举债上限，从而迫使美国政府违约，并带来金融乱局的风险。而且，2011年的时候，共和党人勒索奥巴马总统，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功。

不过，时过境迁。他们当时面对的总统经历了中期选举的惨败，形势岌岌可危，如今面对的总统则赢得了连任竞选的胜利。再者，医改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标志性成就，即便是在2011年，他也没有在医改的核心部分上妥协。事到如今，他绝不可能再来破坏这项改革。

这一点，共和党领导人似乎是明白的，尽管他们的铁杆选民不明白。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明白医改的整体性。那么，就让我再来解释一下，奥巴马医改为何是现在这样的。

先从几乎每个人至少都装作支持的目标开始谈起，那就是让有病史的美国民众获得医保。如果愿意的话，各级政府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开据保单的时候不考虑投保人的病史，也就是采用“社群统一费率”(community rating)。包括纽约在内的一些州已经推行了这种方法。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大量健康人群不参保，从而让风险分摊体系相对薄弱，导致保费高企，继而驱使更多健康的人不参保。

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引导健康的美国民众参保；因此，要引入个人强制参保的概念，也就是对不购买保险的人予以处罚。最后，由于参保可能会对低收入人群构成负担，所以需要进行补贴，以确保所有人都负担得起。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三足鼎立支撑起医保改革，社群统一费率、个人强制参保与补贴，三者缺一不可。

等一下，奥巴马政府不是把雇主强制参保——要求大型机构必须给雇员提供医保——推迟施行了吗？的确如此，而且共和党人正努力运作，试图把雇主强制参保和个人强制参保混为一谈。看起来，某些人甚至还认为，可以通过威逼的方式让奥巴马也推迟施行个人强制参保。但是，个人强制参保是医改的核心，不应当也绝不会被拿来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放弃，而雇主强制参保不过是小小的附加，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不应当被写入医保法案。

我猜，经过长年累月的诋毁中伤，可以想见共和党领导层仍不能明白医改背后的道理，随着医改实施之时日益临近，这一点可能会损害他们作出有效政治回应的能力。不过，最残酷的打击尚未来临。看吧，医改不会成为他们常常念叨的“车毁人亡”；正相反，它会奏效。

对了，麻烦要来了，尤其是在共和党州长和议员尽其所能破坏医改实施的那些州。正如我刚才解释的，奥巴马医改的基本要义是连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简单的。而且，所有的早期迹象都显示，该法案实际上将使目前尚未被医保覆盖的几百万民众获得所需的保险，同时还会让另外几百万人的医疗开支大大降低。由于有这么多人将看到明显的好处，医改将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

这项成就会给保守派削弱福利制度的努力带来巨大的打击。而欺骗支持者相信，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那些共和党人，很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他们这是自作自受。

上周五的文章里，我搞错了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的职位。他是众议院里的共和党二号人物，不是三号。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22/c2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26日



如今，又一块“金砖”(BRIC)撞上了南墙。其实，我从来就不是很喜欢整个“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概念：俄罗斯基本是个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体，它与这个集团根本格格不入。其他三国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我们很难否认印度、巴西，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相似的问题。而这些相似的问题又定义了当前的经济危机。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只是那个老掉牙的故事的变体：投资者对这些经济体爱得不够明智，也爱得太深，而他们现在却对自己从前的挚爱发动了袭击。几年前，西方投资者发觉美国和尚未发生危机的欧洲国家投资回报率太低，因而挫伤了积极性，开始向新兴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现在，他们倒转了资金流动的方向。结果，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暴跌，同时贬值的还有印度尼西亚盾、南非兰特和土耳其里拉等。

这种财富逆转的现象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威胁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在偷偷祈求好运）。的确，由于投资者丧失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在1997年至1998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危机国家中，很多企业都有着巨额的美元债务，所以货币贬值促使它们的债务大幅度增加，从而造成了广泛的财务困境。这个问题当前并非完全不存在，但看起来远没有当时那么严重。

实际上，我和有些人一样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新兴市场将会在政策方面反应过度——为了支撑本国货币，央行大幅提高利率。但这并不是这些国家或世界其他国家目前需要的。

此外，即便不能说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消息具有灾难性，你也绝不会想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是因为，世界上较富的经济体尽管目前表现略好于几个月前，但却仍处于严重萧条状态，复苏仍然艰难。最近的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有这么多泡沫？

现在看来，涌入新兴市场的大量资金（资金流入曾在短期内促使巴西货币升值近40%，目前这种升值状况已被完全扭转）明显只是过去30年中一长串金融泡沫中的另外一个。我们曾经有过房地产泡沫，但是此前还有网络泡沫，网络泡沫之前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亚洲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地产泡沫。顺便提一下，最后一个泡沫中，纳税人不得不救援失败的储蓄贷款机构，因而承担了巨大的代价。

实际上，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经济糟糕的70年代，都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泡沫。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呢？

一个流行的答案是归咎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他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有一点肯定是事实，过去几年里美联储极力地压低利率，既通过常规的政策，也通过非常规的举措，如购入长期国债。因此造成的低利率，肯定促使投资者把自己的钱放在其他地方，包括新兴市场。

可美联储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经济增长受到抑制、通胀水平低时，它本来就会压低利率。那么在这之前的一系列泡沫呢？到现在这些泡沫已经延续了30年时间。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美联储一直以来把利率压得太低了，印的钱也太多了。然而按照历史标准，80年代和90年代的利率实际上很高，即使在房地产泡沫期间，利率也处在历史上的常规范围内。此外，如果印的钱太多，表现出的迹象不应该是通胀走高吗？我们在整整3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泡沫，可是通胀却低于最初的水平。

那么，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元凶是金融监管的放松，不仅美国如此，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监管放松还包括大多数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解除。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地产泡沫，以及2007年破裂的房地产泡沫，其核心原因都是银行的肆无忌惮。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这场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危机，其核心原因是热钱的跨境流动，它也是欧洲当前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简而言之，这个泡沫时代的主要教训是，如果金融产业不受束缚地任意行事，就会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现在印度、巴西，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正在重新学习这个教训。



翻译：王童鹤、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26/c26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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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8月27日


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卸下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一职，引来众说纷纭。我既不是一名科技极客，也非管理大师，因此无法在这些方面说什么，但我想我在经济学方面还是略知一二，也阅读过大量历史资料。鲍尔默的声明让我想起了两件事，网络外部性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我认为，从这些事出发能让我们从此次微软的巨变中汲取正确的经验。

首先是关于网络外部性：回想一下2000年前后电脑行业的状况，当时微软股价触及巅峰水平，公司看起来似乎不可一世。记得吗？那些T恤将比尔·盖茨(Bill Gates)画成《星际迷航》(Star Trek)中奉行集体意识的博格人(Borg)，还印着这样一行字——“抵抗是无用功，准备好被同化”。还记得吗？当时微软还处在反垄断案件的中心。

奇怪的是，那时似乎没有人喜欢微软的产品，大家都说苹果电脑比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PC要好。但绝大多数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运行Windows系统，这是为什么？

每个人都用Windows系统的根本原因是，人人都用这个系统。如果你有一台运行Windows的PC，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问旁边隔间的同事或者楼下技术部的人，很有可能就会得到所需的答案。软件是为PC设计的，周边设备也是为配合PC而设计的。

这就是网络外部性在起作用，也让微软垄断了市场。

要说清楚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并不容易。有种说法是苹果误以为普通消费者与他们自己人一样看重苹果产品的超群品质，我觉得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此，苹果定价很高。但很多人会选择品质没有那么出众却仍有同样功能、价格还便宜的电脑，待到苹果意识到这种人的数量众多时，微软已经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现在，任何这类讨论都会激起忠诚的苹果粉丝的反驳，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是Windows能做的事，苹果都能做得更好，而且只有傻子才会买PC。他们可能没错。但这没什么，因为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傻子，我就是其中一个。Windows也仍然主宰着个人电脑的市场。

微软的麻烦众所周知，就是未及时发现新型设备的重要性。鲍尔默在2007年曾宣称，“iPhone不可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微软怎么会如此盲目？这就是我们引入伊本·赫勒敦的时候了。他是一位14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基本上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科学。他来自北非，基于北非历史得出一个观点：朝代兴衰自有规律。

他认为，沙漠中的部落成员一定比已定居的开化民族更勇敢，社会凝聚力更强，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狂飙而至，占领统治者已经变得腐朽自满的土地。然后他们会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会同样变得腐朽而自满，最后再被一群新的野蛮部落推翻。

我觉得将这个故事安在微软和苹果身上并不会太牵强。微软，一个垄断操作系统市场的公司突然失去了重心，而苹果，多年之后仍然徘徊在荒野上伺机而动。故事到最后是，野蛮人从沙漠席卷而来。

顺便说一下，野蛮部落有时候是由政权内部企图重组的人请进来的。这也许就是发生在雅虎(Yahoo)的情况：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凶悍的贝都因部落酋长，但她无疑担当了同样的角色。

不论如何，有趣的问题是，苹果现在在移动领域的地位与微软之前在操作系统的地位极其相似。没错，苹果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但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说它们真的优于同类产品，优势也并不大，同时售价却极高。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买苹果产品呢？这就有关网络外部性了：许多其他人都在用i系列产品，比起其他操作系统，有更多适用iOS的应用，所以苹果已成为了安全和容易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和过去的一样。

那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政策教训吗？我可以至少举出一个反面的例子：事实上，虽然微软最终没有统治世界，那些反垄断顾虑也并非无中生有。微软的确是一个垄断者，它的确抽取了大量的垄断利益，它也的确阻碍了创新。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垄断无法长久，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还在持续的时候，没有太大破坏力。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在微软身上，它未来可能也会出现在苹果、谷歌或其他尚未进入我们视野的公司身上。



翻译：马骢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27/c2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02日


印尼盾正在贬值！赶紧逃命！转念一想，还是保持淡定、继续前行吧。

请不要一头雾水，印尼盾是印度尼西亚货币，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一样，它在过去数月中大幅贬值。问题在于，印尼盾上一次大跌是在1997年至1998年，当时印尼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震中。回过头来看，那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次彩排，10年后发生了一场规模更浩大的危机，席卷了整个发达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再一次为亚洲的形势而胆寒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至于原因我马上就会解释。不过，当前的情况的确勾起了对过去的回忆，尤其会令人联想到，我们从16年前那场危机中所汲取的教训是多么的不足。我们非但没有对金融业进行改革，相反还一直沿着放松监管的方向狂奔。我们也没有学明白在危机来袭时如何应对。事实上，这一次我们不仅犯了许多相同的错误，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上次糟得多。

来看一些背景情况：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与今天困扰希腊、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危机发生前的情况，具有密切的家族相似性。两种情形中，危机的根源都在于私营部门的过度乐观，大量外国贷款主要都流向了私营部门。两种情形中，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危机，从乐观转向悲观的速度都快得惊人。

然而，与希腊等国不同，1997年发生危机的国家有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暴跌。最初，货币贬值造成了经济的极度不景气。举例来说，印尼的许多公司负有大笔美元债务，当印尼盾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时，债务规模相对于资产和收入出现了急剧扩大。结果导致经济严重萎缩，其程度是大萧条之后所没有过的。

幸运的是，糟糕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极低的汇率让这些国家的出口变得极富竞争力，没过多长时间，所有国家——包括受冲击最严重的印尼——都迎来了由出口带动的强劲复苏。

尽管如此，这场危机还是应该被当作一个深刻教训：监管松弛造会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然而，亚洲的复苏却令西方官员表现出过分的自鸣得意，有1999年《时代》(Time)杂志那个著名的封面为证：时任美联储(Fed)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一起出现在了封面上，标题为“拯救世界的团队”(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意思是说，别担心，那些事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8年过后，我们才知道那种自信有多离谱。

事实上，正如我所提到的，这一次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确要糟糕得多。可以留意一下两次危机中处境最差的国家：当年是印尼，现在是希腊。

印尼的萧条十分糟糕，1998年该国经济总量收缩了13%。但到了2000年，该国已经走在了经济稳步复苏的道路上。到2003年，印尼经济总量超越了危机前的高点，去年的经济总量与1997年相比则高出72%。

现在与希腊对比一下：经济产出自2007年以来已经下降了20%还多，并且依然在快速下降。没人知道复苏何时才能到来，我猜几乎没有哪个观察人士会认为在这个十年里，希腊经济能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

如今的情况为什么这样糟？答案之一是，印尼有自己的货币，印尼盾的贬值最终变成了一件挺好的事情；而希腊却为欧元所困。不过除此之外，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也比今天的这些人更灵活。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起初要求在亚洲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但它很快就改弦易辙了。而这一次，加诸希腊以及其他债务国的要求极为苛刻，且紧缩政策越是不起作用，就越是要求这些国家“放血”。

那么，接下来会是亚洲吗？大概不会。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印尼外债水平相对于收入而言要低得多。印度货币也出现了大幅贬值，让许多观察人士忧心忡忡，但该国的外债水平甚至还要更低。所以，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看来并不会重新上演，更别说出现什么希腊式的永无止境的危机了。

那么中国呢？正如我最近所阐明的，我非常担心，但中国让我担心的原因与此完全不同，大部分都和其他地区的事件无关。

不过，坦白讲，即便我们不必目睹另外一个地区陷入萧条，也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那些在1999年为拯救世界而沾沾自喜的人，实际上给若干年后发生的远更严峻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02/c0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04日


过去，劳工节(Labor Day)和热狗没什么关系。不管你信不信，劳工节最初实际上是为了向劳工表达敬意。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1894年普尔曼的工人进行罢工，抗议因经济危机而减薪——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部署了1.2万名士兵来解散工会。他成功了，但如此悍然地动用武装力量来保护财产权益震动了那个镀金时代。为了充当和事佬，国会一致投票通过立法，象征性地向美国工人致敬。

现在很难想象这一切。不是说经济危机和减薪——我们正深陷其中。也不是说国家保护富人的利益——在现代版的1893大萧条中，看看是谁获救了，谁又没有得救。不，很难想象的是，当时的国会能意见统一地对工人的尊严表示支持，哪怕这是一个空洞的姿态。相较之下，现在很多政客甚至都不会假装尊重美国普通工薪族。

想一想，比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去年是这样纪念劳工节的：那天他在Twitter发帖子宣称，“今天，我们为那些承担风险，努力工作，建立企业并赢得成功的人们进行庆祝。”没错，他把劳工节视为向商界人士致敬的节日。

更广义地说，想一想那些被保守人士称为寄生虫的人，他们的定义在不断扩大。曾几何时，保守派的怒火直指那些依靠福利系统的不劳而获者。但即使在福利保障的高峰期，美国享受“福利”的人数——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的受益者——从未超过人口的5%。远没有这个计划慷慨，但在后来取而代之的计划——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仅惠及不到2%的美国人。

尽管能够享有我们一度视为福利的美国人的人数在减少，但被右派视为“索取者”而非“创造者”的人群——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曾抱怨 “我没办法说服他们去承担个人责任，照顾自己的生活”——却猛增，达到几乎一半人口。这新近定义的揩油大军中多数是工薪阶层家庭，他们虽不缴纳所得税，但缴纳工资税（剩余人中多数则为老年人）。

靠工作养家糊口的人怎能在道义上被视为等同于依靠福利系统的不劳而获者呢？也许部分答案在于很多右派人士擅长的文字游戏：他们讲到有些人不交所得税时，希望听众忽略“所得”二字，从而一笔勾销美国低收入工薪阶层缴纳的所有其他税费。

但现代美国在基本消灭了传统福利的同时，确实也设立了其他项目来帮助低收入者——引人注意的有劳动所得税抵扣计划(the earned-income tax credit)，食品券(food stamp)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些计划多数的受益人非老即幼，或为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据税费抵扣的定义，这是对的，因为它仅仅补贴工资收入；而在实际操作中，其他计划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把靠努力工作维持生计，但同时接受一些政府帮助的人视为“索取者”，那你要鄙视的就是一大批美国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了。

对了，等到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开始实施，又得有几百万的美国工薪族开始依靠补贴的帮助来购买医疗保险了。

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给美国工薪族提供补助呢——毕竟，他们并非一贫如洗。但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不平等现象愈发突显。在少数人的收入飞升至平流层时，却有更多的美国人发现，无论如何勤奋，还是无法负担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医疗保险，甚至吃饭都可能成问题。他们要求得到一些帮助并不应该让我们瞧不起他们，当然也丝毫不应减少我们对于努力工作，遵规守法的人的尊重。

但显然这不是所有人的看法。特别是，在美国，明显有很多富人视不够富裕的人为失败者——随着那1%和其他人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个看法进一步得到巩固。而这样的人往往在华盛顿人脉甚广。

那么，这次我们会听到坎特和他的同事们说点什么，来表示自己其实尊重靠工作谋生的人吗？也许。但我们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翻译：刘京砚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09日



再过几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的五周年纪念日就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标志着一场已经够糟糕的衰退，转变成了某种更可怕的事情。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了发生经济灾难的真切可能性。

而灾难的确来了。

你或许会说，等等，什么灾难？人们不是都警惕地谈及第二次“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吗，而所谓的大萧条也并没有发生，对吧？没错，他们是那样警告的，而且也的确没有发生大萧条——尽管希腊、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或许不会同意第二点。不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认识到灾难有不同的程度，经济政策即使出现巨大失败，也可能不会引发全盘崩溃。而实际上过去五年间政策的失败程度的确十分重严重。

在某些方面，可以用美元和美分来衡量失败有多么巨大。过去五年中，合理估算的“经济产出差额”(output gap)——也就是美国本来可以、也应该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与实际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了2万亿美元。这可是白白浪费掉，再也拿不回来的2万亿美元啊。

除了浪费金钱之外，对人的潜能的浪费更是一种悲哀。在金融危机之前，63%的美国成年人有工作，这个数字迅速降到了59%以下，至今如此。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懒惰症大爆发。右翼人士声称，美国失业人群因为靠食品券和失业福利过得很滋润，所以找工作不够努力，对这种论调应当给予理所当然的鄙视。就业率的下降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咎于人口老龄化，但其余部分，正如我所说的，源于经济政策的巨大失败。

暂且把政治问题放在一边，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的确有意愿做，也做到了宏观经济学课本上提出的做法，过去五年的形势会如何？也就是说，付出足够大的努力去推动创造就业，从而冲抵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市场崩盘产生的影响，此外再将财政紧缩和增税举措推迟到私营部门站稳脚跟时再实行。我曾经粗略地计算过这一套举措会产生什么效果：其规模会是我们实际得到的刺激规模的三倍，而且会更关注于支出，而不是减税。

这样的政策能够奏效吗？过去五年里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它能奏效。奥巴马的经济刺激，尽管并不充足，但也在2009年停止了经济的衰退。欧洲反刺激的实验，即迫使债务国实施的严厉开支削减措施，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促进私营部门的信心。相反，正如经济学课本里预计的，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收缩。而政府花钱创造就业，就的确能创造就业岗位。

然而我提出的这种开支方案不会加剧债务吗？会的，根据我的粗略计算，如果那样的话到现在由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会比当前的实际水平高1万亿美元。然而事实证明，对于债务水平略微提高而提出的危言耸听的警告，并不成立。与此同时，经济也会走强，而债务与GDP的比值（衡量一国财政状况的指标）的确也会提高，但只有几个百分点。真的有人会认为这么一点差异会引发财政危机吗？

而在账簿的另一侧，这个国家也会变得更富裕，前景更光明——而不像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失意民众可能永久性地退出了劳动者的行列；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发现，一生的职业规划受到了永久的损坏；公共投资的削减对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产生了长期的损害。

我明白，作为政治问题，充分的就业促进计划压根就没有实质上的可能性。而且出现失误的也不仅是政治人物，许多经济学家非但没有指出一条创造就业的解决方案，反而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助长了对于通胀和债务的恐惧。

然而我还是认为，认识到政策失误之严重，而且错误仍在继续，是很重要的一步。现在共和党人与奥巴马的忠诚者似乎已经把华盛顿分裂了。不管政府做什么举动，前者都会谴责，他们坚持认为所有意在缓解危机的政策和项目，实际上都加剧了危机；而后者则坚持称他们做的不错，因为世界并没有完全崩溃。

显然，奥巴马周围的人错得没有共和党人离谱。但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衡量，自雷曼兄弟倒闭以来的美国经济政策都是一场骇人的、可怕的失败。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09/c0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10日



周六，由怀俄明州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发表了共和党每周演讲。巴拉索没有提到叙利亚问题，想必是因为他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极为不统一。（声明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十分纠结。）在演讲中，巴拉索要求废除《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Act)。“事实证明，该医疗法案，”他说道，“不受欢迎、无法运作，而且我们也负担不起相关费用。”他还预测，接下来几个月，会出现天价医疗费。

所以，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次出现了对奥巴马医改的抨击。有什么稀罕的啊？但是巴拉索的发言实际上却很有意思，不过不是以他想要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你看，最近所有关于医疗费用的消息都是正面的。因此，巴拉索正是在对于这种天价医疗费的严重担忧快速消逝之际做出了上述预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没有听到任何好消息。想想吧：谁会告诉他呢？

换言之，我觉得巴拉索无意中成为了共和党不断扩大的的“专家缺口”的绝佳注脚——即共和党几乎完全缺乏对任何重大问题的专家认知。医疗保险是最显著的例子，但是该党的智力衰退广泛体现在了各个方面，从预算到国家安全再到民调分析，不一而足。别忘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他的政党在大选日那天还期待着获得胜利呢。

关于医改：巴拉索说的话全是错误的，即使是医改“不受欢迎”那一点，我稍后会解释这个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负担不起相关费用上，他完全没搞清楚状况。

因为事实是，关于费用的好消息不断出现。自《合理医疗费用法案》获得颁布，整体医疗费用的上涨趋势明显减缓，很多专家认为这至少部分归功于该法案的出台。而且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一旦法案完全生效，保险费会降到何种地步；凯泽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开展的一项全面调查发现，该法案通过后，平均保险费将会大大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此前的预计。

但是，共和党政治家知道这其中任一点吗？如果他们听信那些一直在源源不断提供错误信息的保守派“专家”，他们就不了解这些。比如，那些关于天价医疗费的论断就明显来自具有误导性的比较。例如，所谓的专家将覆盖所有人的新医保体系下的平均保险费用和目前一些健康年轻人为最基本的医保所支付的费用进行比较。而且他们选择性地对很多美国人得到的补贴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与罗姆尼阵营沉溺于民调幻想相呼应的是，还有一些保守派“专家”在民意上制造假象。凯泽基金会甫一发布一项民调结果，即大多数人（57%）反对不给医改拨款的建议，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就打出一张海报，宣称57%的美国人不希望给医改拨款。传统基金会的专家把数据看反了吗？也不是，他们宣称，自己说的是另外一项民调。无论真相如何，实际效果是右翼信众遭到蒙蔽。

问题在于，这种事情已成为右翼的常态，而非例外。比方说，有多少共和党人知道，在奥巴马总任职期间，政府雇员人数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去年秋天，我在电视节目中向兰德·保罗参议员(Rand Paul)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绝对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反而一口咬定，“奥巴马总统治下，政府规模膨胀的程度极其庞大”。真是一派胡言，但可以想见，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知道，他爱听什么话。

当然了，这就是所谓的专家缺口。政治保守主义与严肃的政策分析可以并存，想当年也的确如此。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传统基金会的医保专家毕竟还真心诚意地起草了一份全民医保方案，他们拿出的建议成为了如今的“奥巴马医改”。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今的保守主义已成了某种邪教，遇到不合意的事实时，常常诉诸阴谋论。自由派政策应当造成恶性通胀，所以，测算出低通胀的话，一定是数据作假；气候变化的威胁意味着有必要采取公共行动，因此，全球变暖一定是个巨大的科学骗局。噢，倘若米特·罗姆尼是个货真价实的保守主义者的话，他应该已经是总统了。

某种程度上，这全都有点搞笑。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离谱的邪教控制了众议院，并使其具备了巨大的破坏力。例如，他们有能量不提高举债上限，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存在专家缺口，这样的权力落到了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些人手上。意识到这一点，真让人不安。



翻译：谷菁璐、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10/c1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16日



几天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谈论了一个遭到极端不平等侵蚀的社会。这个社会宣称要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得到回报，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但实际情况却是，令富家子弟受益的机会和关系，总是与来自中产及工人阶层的孩子无缘。从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社会里，横亘在任人唯贤的理想与日趋寡头垄断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正让人产生深深的挫败感。

为什么极端不平等是极具破坏力的？为什么“只要机会均等，结果是否公平并不重要”之类的说辞听起来如此空洞？这篇报道对此做了简要的说明。假如富人在富裕程度上超出其他人太多，以致于生活在了另外一种社会和物质体系之中，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任何机会均等的概念变得一文不值。

对了，我们到底在说哪个社会？答案是：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它是一家精英机构，但其内部目前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普通学员和来自富有家庭的准精英学员之间泾渭分明。

当然，核心问题在于，像这家商学院一样，美国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而且其程度只会更为严重——最新发布的纳税人收入数据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所谈及的数据，是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在过去数十年间收集整理的，他们利用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来估算收入集中在美国社会顶层的程度。据其估算，“大萧条”(Great Recession)期间，由于资本利得、华尔街奖金之类大幅缩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受到了冲击。但自从2009年经济复苏之后，有钱人卷土重来，收入集中程度更上层楼，95%的收入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事实上，超过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总人口中占比0.1%、年入190万美元以上的人。

基本上，当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之中时，富豪们不但捞回了所有损失，而且还冲劲十足地继续向前。

补充一点，这些数字应该可以（但未必能）彻底绞杀如下观点：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日益加剧，完全是因为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干得更出色。只有一小部分大学毕业生可以打入那无往不利的1%。与此同时，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过得都很艰难。他们拥有高学历——通常是以负债累累为代价得来的，但还是有许多人处于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状态，而更多找到工作的人则发现，他们所受的昂贵教育在工作中全无用武之地。那个在星巴克给顾客端拿铁的大学毕业生已经谈论太多了，但他的事迹的确反映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情况。

是什么力量让庞大的收入所得流向了社会顶层？围绕这一点有着很激烈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至今仍声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收入体现出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贡献。我想我应该指出，超高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金融产业，你或许还记得，就是这个产业当初濒临崩溃，差一点拖垮整个经济，它是靠了纳税人的帮助才度过难关的。

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收入日益向社会顶层集中，这种效应都会伤害一切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价值观。这些年来，我们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世代承袭的特权把机会均等挤到了一边；金钱的威力把有效的民主挤到了一边。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此时此刻，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下产生的那种社会转型——不仅依靠政府实施的种种规划，还要通过大幅度提高工人议价能力，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是遥不可及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小一点的进步都不去争取，至少做些什么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的提案为例。德布拉西奥在周二的民主党内初选中获得的票数最多，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纽约市长，他提议普及早教，并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征收少量附加税，用以支付所需费用。那帮人当然还是跑出来惊声尖叫了，念叨着他们那被伤害的情感；过去几年里他们经常这样，哪怕另一头已经赚了个盆丰钵满。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该干的事情：至少向愈发富有的富人再多征收一点税款，好给不那么富有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一些权威人士已经暗示，德布拉西奥的意外上位，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民粹主义正在崭露头角，而这种经济民粹主义将会撼动整个政治体系。这话似乎说得太早了；但我希望他们没有说错。因为极端不平等仍在日益加剧——而这种不平等正在毒害我们的社会。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16/c1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18日



本周，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美国货币政策的那群男男女女——将举行2013年的第六次会议。外界普遍预计，委员会将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所谓的“逐步缩减”计划——放慢长期资产的购买速度。

但我要劝美联储一句：别这么做。的确，“逐步缩减”的理由既不疯狂也不愚蠢，这在美国当前的政策辩论中实属难得。但是，如果以风险平衡为考量，现在采取任何类似于收紧货币政策的行动都不是时候。

好吧，让我们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通过购买和出售短期债券指引经济发展，并因此有效地控制着短期利率。然而，自从2008年以来，短期利率一直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它已经不能再低了（否则人们会囤积现金）。但经济仍然乏力，因此美联储尝试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助力——主要是购买更长期的债券，这既包括美国政府债券，也包括联邦支持的住房贷款机构发行的债券。

现在，美联储开始讨论放缓这些债券的购买速度，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完全终止购买，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有人认为，购买这些债券——尤其政府债券——不是十分有效。有不少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看法。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联储能采取的最有效的行动是表明其打算令短期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美联储的确控制着短期利率。

不幸的是，金融市场已经认定，“逐步缩减”意味着基本上停止刺激经济的行动：自从有关“逐步缩减”的讨论出现之后，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已经飙升，重要的长期利率也是如此，尤其是抵押贷款利率。事实上，通过谈论“逐步缩减”，美联储已经获得了收紧货币政策的效果。

但是，购买债券的结果有那么糟吗？于是第二个理由出现了：一些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不景气，我们距离充分就业也没那么遥远。毕竟，失业率已经从2009年年末的峰值10%降到了7.3%。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失业率达到6.5%的时候，美国经济可能开始过热，开始显示出通胀加速的迹象。现在是美联储松开油门的时候了？

我认为并非如此，理由如下。

首先，失业人数的下降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明显。失业率下降并不是因为就业的成年人的比例上升，完全是因为参与劳动力大军的成年人（包括正在工作的成年人和在积极寻找工作的成年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随着经济的改善，至少一部分在2007年之后退出劳动力大军的美国人将会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提供的工作数量远远超过目前的失业人数。

失业率的数字有多大误导性？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即使是理性的人们也无法得出统一意见。美联储应该问的问题是，怎样实现风险平衡?

一方面，假设美联储推迟收紧货币政策，结果发现经济比其认为的更加接近充分就业。那会怎样？通胀会上升，虽然可能只是小幅上升。这有那么糟糕吗？目前的通胀水平保持在美联储2%的目标之下，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应该设定更高的通胀目标，比如4%。因此，过晚收紧货币政策的成本看起来并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假设美联储早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则可能会破坏已经脆弱的经济复苏，导致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使额外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工人失去工作，并产生长期的破坏性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失业者被认为无法就业。

关键是，尽管美联储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不确定性注定存在，但与过于宽松相比，过于严厉的风险更大。犯错是正常的，但选择风险更小的错误才是明智之举。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经济政策错误，就是把假设中的风险——比如从来没有出现的财政危机——置于对当下经济破坏的担忧之上。我讨厌看到美联储掉进这个陷阱。

所以，我要传递的信息是，别这么做。不要“逐步缩减”，不要收紧货币政策，除非你真的看到了通胀的影子。给就业市场一个机会。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18/c1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24日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博比·金达尔(Bobby Jindal)于今年年初登上了头条新闻，因为他对共和党同仁们说，这个政党不能老是这么“愚蠢”下去。遗憾的是，金达尔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没有提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他继续说并做一些可以说不是特别聪明的事情。

尽管如此，共和党人的确听从了他的劝告。最近几个月，共和党似乎已经从愚蠢的政党转变为疯狂的政党了。

我知道，我有些尖刻。但是在共和党对医疗改革的歇斯底里面前，我们越来越觉得政府停摆是件很难避免的事了——甚或是债务违约这个更为可怕的前景——委婉表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这有助于理解当今的政治气候实际上是多么新奇。

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自二战以来，美国共有35届国会，其中只有13届国会中，总统所在政党完全控制了该立法机构。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继续运转。大部分时间，存在分歧的政府都会达成妥协；偶尔陷入僵局。但谁也想不到，一个政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会不通过宪法程序，直接去讹诈对方——威胁对方如果不满足它的要求，就摧毁联邦政府，甚至整个经济。

的确，1995年就出现了政府停摆的情况。但事后，人们广泛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是一个错误。而那次冲突发生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获全胜之后，让该党以为它手握大众授权，能够去挑战被幻想为有缺陷的“跛脚鸭”的总统。

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尽管经济低迷，共和党人还是没能在选举中重获总统宝座，尽管席位不稳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共和党还是没能重新控制参议院，而对众议院的控制也是通过不公正的、怪异的选区划分获得的。实际上，民主党人以140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众议院普选。无论依据什么合理性标准，这个政党都没资格对总统提出极端要求。

然而，共和党现在很有可能拒绝为政府提供资金，迫使政府在下个月初停摆，除非奥巴马总统废除医改——奥巴马执政时期的标志性成就。共和党领导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坏主意，但直到最近，他们宣传的温和理念还是敦促党内激进分子不要在联邦预算问题上绑架美国，因为他们过几周后要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绑架美国。如今，他们甚至已经放弃那种拖延策略。最新的消息是，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已经放弃挽回颜面的努力，不再就预算进行妥协，这意味着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停摆的准备，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债务危机。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有些专家即使到现在还坚持认为这是奥巴马的错。他为什么不能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跟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那样，与博纳一起坐下来谈谈呢？但是奥尼尔领导的党派大众并没有提出，如果里根不取消减税政策就要关闭政府，奥尼尔背后那个党团也不会随时准备着，看他稍微表示一点妥协的意愿就打算弹劾他。

不是这样的，这完全是共和党的错。首先是南方政策，共和党精英无所顾忌地利用激进的反对力量来宣传经济目标，主要是对富人征收低税并减少管制。渐渐地，这演变成了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疯狂的政策，这些精英开始转而利用一直都存在于美国政治中的妄想症来推进同样的目标——希拉里(Hillary)杀死了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死亡委员会”(death panels)！

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第三个阶段，精英们对自己造出来的这只弗兰肯斯坦式怪兽已经失去控制。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可笑至极的情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卡尔·罗夫(Karl Rove)提请共和党人注意，现实是奥巴马医改政策不能撤资。为什么说可笑至极呢？因为这几十年来，罗夫及其同事一直在试图确保让共和党大众生活在一个由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和Fox新闻(Fox News)构建的另类现实中。我们能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当然，即将发生的对峙可能会给整个美国造成破坏，而不仅仅是共和党的名声。但是，这个政治真相曝光的时刻迟早都会到来。现在就挑明了也挺好。



翻译：许欣、张明明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24/c2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26日



“自由”是现代保守派言论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词。保守派给游说团体起了像“自由事业”(FreedomWorks)这样的名字；他们抨击医疗改革的理由，不仅在于成本，而且还在于它侵犯了自由。对了，还记得我们要把炸薯条称为“自由薯条”的时候吗？

然而，右翼对自由的定义绝不会得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认可。尤其是他著名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中的第三条——不虞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似乎完全被曲解了。保守派似乎认为，自由只是“食不果腹”的另一种说法。

所以，众议院共和党人开始向食品券(food stamp)宣战，就在投票增加农场补贴的同时，刚刚投票大幅削减食品券开支。

从某些方面来看，你能明白为何食品券项目——其正式名称为“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保守派深信，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政府规模出现了急剧扩张。但他们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公共部门职员人数大减，而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在迅速降低。然而，SNAP的规模确实增加了不少，申领人数由2007年的2600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4800万人。

保守派看到这种情况，便认为政府项目的开支已经失控，正在剧增。但令他们深感失望的是，他们无法从其他数据中得出这个结论。而在我们其他人看来，这只是一个社会安全网项目在履行义务：在这个经济不景气广为蔓延的时刻，为更多人提供帮助。

SNAP最近的增长的确不同寻常，而当前的形势也并不寻常，甚至已经达到了最糟糕的状态。从2007年到2009年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是继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其后的复苏情况也一直不甚理想。多项细致的经济研究表明，此次经济衰退解释了为何食品券的使用会大量增加。虽然关于经济的报道一般没什么好消息，但其中一条好消息就是，食品券至少缓解了人们的痛苦，帮数百万美国人脱离了贫困。

这也并不是该项目唯一的好处。目前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经济受到抑制时削减开支只会加深衰退程度，但是政府却仍然一直在削减开支。尽管如此，SNAP项目一直扩张，也正因如此，它才间接地帮美国保住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倘若真如人们一般所言，2009年经济衰退就结束了，为什么经济的恢复没有缩小SNAP的规模呢？答案就是，虽然根据官方说法，经济衰退的确已于2009年结束，但是从那以后，经济复苏成了一场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少数人的复苏，由这些人引领，让这些人受益，而较为不幸的民众根本无法分享到任何好处。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从2009年到2012年，处于收入分配顶层1%的人群的收入增加了31%，而处于底层40%的人的收入却降低了6%。那么食品券的使用又怎么会减少呢？

从整体来看，SNAP算是一个好主意吗？或者还是如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瑞安所说，它只是把社会安全网变成“诱使身体健全的人们依赖他人、满足现状的吊床”的又一实例？

这里有一个答案。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吊床”：去年的平均食品券补贴为每天4.45美元（约合27元人民币）。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身体健全的人”：近三分之二的SNAP受益者都是儿童、老年人或残疾人，其余受益者中大部分都是带孩子的成年人。

除此之外，你可能会觉得，确保儿童营养充足——SNAP项目的一项重要功能——实际上使儿童长大后非常贫穷，需要政府援助的可能性变得更小，而不是更大。这就是相关证据所展示的。经济学家希拉里·霍因斯(Hilary Hoynes)和戴安娜·惠特莫尔·尚岑巴赫(Diane Whitmore Schanzenbach)曾研究过20世纪60及70年代食品券项目的影响，当时该项目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们发现，那些早期接受援助的儿童长大成人后通常会比没在早期接受援助的儿童更健康，生产能力更强，而且他们向社会安全网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相对更低。

总之，SNAP是公共政策的榜样。它不仅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助于他们进行自救。该项目在经济危机期间做了一些切实可靠的工作——减轻痛苦，保障就业，而当时有太多政策制定者似乎都在做相反的事情。在所有项目中，保守派单单对该项目特别不满，你从这里应该明白一些什么。

连一些保守派人士都担心，食品券之争对共和党不利，特别是再考虑到就增加农场补贴进行的投票，因为这使共和党人看起来像是吝啬的阶级战士。事实的确如此。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翻译：陈柳、许欣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26/c2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9月30日



那天，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本默切(Robert Benmosche)说了傻话。但我们应该为此而高兴，因为他的话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很重要却不常被提起的话题，即极端的收入不均的代价，也就是一小撮只能被称之为反社会者(sociopaths)的权势圈子的崛起。

提醒一下那些不记得的读者，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家保险巨头，在制造全球金融危机上起过关键作用，这家公司利用金融监管中的各种漏洞，出售了海量的债务担保，但根本不可能兑现这些担保。五年前，由于担心美国国际集团的崩溃可能会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美国政府介入，为其提供了一大笔紧急救援资金。但是，就连政策制定者们都感到被糟践了，比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他后来在听证会上曾表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没有比那件事让他更生气的事情了。

而且事情还在变坏。有段时间，美国国际集团可以算是处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保护之下，联邦政府持有该公司的绝大多数股权；但就在那种情况下，该公司仍继续给管理层发放高额奖金。不难理解，公众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听听本默切先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怎么看吧：他把公众对高额奖金的哗然，比作在美国的南方腹地曾经发生过的白人对黑人的私刑，动真格的那种，杀死人的那种；他还声称，公众对发奖金的强烈反对，跟动用私刑“同样恶劣，同样错误”。

你可能无法相信，天底下有任何人会认为这种比喻是恰当的，哪怕仅仅是一瞬间。然而事实上，类似的言论还真有不少。例如，2010年，全球最大私募股权公司之一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董事长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就曾有过可与之一比的发泄。在谈到用法律来弥补附带权益(carried-interest)这个漏洞的提案时，施瓦茨曼先生声称，“这是一场战争；就像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一样。” 附带权益允许像黑石集团这样的公司的高官们，对其大部分收入只付15%的税。

而你知道，这些受到广泛报道的言辞，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些话一定是在这些宇宙的主宰者们(Masters of the Universe)之间平时相互说的，得到彼此的点头赞赏和认可。只是有时候他们忘了，不该在老百姓面前说出这些来；这不，现在乌合之众们都知道了。

也请读者们注意一下，这两位先生在捍卫什么：他们在捍卫自己的特权。让施瓦茨曼先生生气的是，居然有人提议，他需要跟普通小人物一样赋税；本默切先生实质上是说，美国国际集团得到公众财政救援理所应当，人们不该指望公司高管做出任何牺牲以报答公众。

这很重要。有时候有钱人说话，就跟《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的角色一模一样，他们不需要从社会得到任何东西，只要求吃白食的人别打扰他们。但是，这些人从来都是支持、而不是反对财富再分配的，只不过他们的再分配，是从99%的人那里拿来，给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不是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这是在要求特殊待遇。这不是安·兰德(Ayn Rand)思想；这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指被法国大革命推翻的制度——译注）。

事实上，有时候，社会最上层那0.01%的成员们很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特权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言论也有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副董事长、亿万富豪查理·芒格(Charles Munger)宣称，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政府出手救援了华尔街，不过，因金融危机而陷入财务困境的普通美国老百姓则应该“勒紧裤带，自想办法”。顺便说一句，本默切先生曾在另一次采访中声称，退休年龄应该提高到70岁甚至80岁，而这次采访是在他位于克罗地亚古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 Croatia)的海滨别墅进行的。

问题在于，有钱人总的来说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华尔街得到了救援，而普通劳动者和小房产主们什么都没得到。我们所谓的复苏没给普通劳动者带来任何好处，而上层人士的收入却在飙升：从2009年到2012年，几乎所有社会收入增长的部分都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富人，其中的三分之一则流向了占总人口0.01%的最富有者——也就是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

那他们为什么还怒火中烧、牢骚满腹呢？别忘了，声称有钱人正遭到迫害的不只是几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这种论调在报纸的评论栏目比比皆是。它实际上还是罗姆尼(Romney)去年竞选时的中心议题。

对此，我倒是有个想法。当你有了那么多钱以后，还想通过赚更多的钱设法去买点什么呢？你已经有了好多栋豪宅，还有仆人和私人飞机。你现在真正想要的是赞美之词；你希望整个世界在你的成功面前毕恭毕敬。所以，每当想到媒体、国会甚至白宫里有人在批评你的时候，你就发疯了。

这显然太小气了。然而，金钱能带来权力，由于收入不均越来越严重，这些狭隘的人有大笔的金钱。所以，当他们因为没得到普遍尊重而牢骚满腹、怒火中烧时，其牢骚和怒火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后果。惧怕占社会0.01%的那些人的盛怒吧！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30/c3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0月01日



这或许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方式，伴随着的不是大爆炸，而是耍性子。

众议院上周六的表决显示，只有在不可接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会给政府提供经费，政府关门由此变得近乎不可避免。好吧，暂时停摆并不是世界末日。不过，美国政府违约却可能导致金融灾难。除非国会立即提高美国的举债上限，违约是一定会出现的。不幸的是，许多共和党人既不明白也不在乎。

我们首先谈谈经济问题。

1995年到1996年间的政府停摆事件之后，许多观察人士得出结论，这种事虽说显然很糟糕，但也并非灾难：核心服务得以延续，而结果是让大家不胜其烦，但并没有产生长期危害。这么说仍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克林顿(Clinton)时期的停摆发生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现如今，我们经济疲软，而政府开支的日益缩减正是疲软的一个主要原因。停摆相当于进一步打击经济，如果延续较长时间，可能演变成大问题。

虽说如此，比起国会拒绝提高举债上限的可能性，政府停摆看来并不致命。

首先，触及举债上限会导致巨额的开支削减立即强制生效，几乎肯定会把美国打回经济衰退之中。此外，不提高举债上限还将意味着，现有的美国国债不能按期偿还。而这可能会引发骇人的后果。

原因何在？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一直将美国国债视为终极的安全资产；美国有债必偿的假定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尤其是，当投资者希望就其借贷获得一种绝对可靠的抵押品的时候，就会产生对短期国库券——即短期国债的需求。短期国库券扮演的这一角色至关重要，以致于在经济严重萧条时期，它们偶尔会有略低于零的负收益率，也就是说，它们被视为比现金还好。

现在设想一下，美国国债变得不安全了，竟然没法指望美国有债必偿了。突然之间，整个体系将陷入混乱之中。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各大金融机构或许会匆匆拼凑出替代机制。不过，看似很可能的是，违约将造成巨大的金融危机，让五年前由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触发的危机相形见绌。

任何正常的政治体制都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但我们没有正常的政治体制。我们有的体制是，一大群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迫使奥巴马总统放弃医保改革，方法是以政府停摆、债务违约，或两者一起，来进行要挟。而且在这样的体制里，有头脑的共和党领导层害怕与党内患有妄想症的那派人实话实说。因为他们患有的妄想症，不仅是在经济方面，也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上：共和党激进派普遍排斥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其中不少人也排斥进化论。那么，为什么还要指望他们相信专家发出的有关违约危险的警告呢？的确，他们不相信：共和党议员中有一大批“否认违约者”，他们对不偿债的种种危险置若罔闻。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明理的人都知道，奥巴马不能也不会允许自己被这样要挟，原因不仅在于医保改革是他主要的政治遗产。毕竟，一旦他开始做出让步，顺从了那些为了一遂心愿而威胁毁掉世界经济的人，他还不如把宪法给撕了。可是共和党激进派，乃至一些党内领袖，仍然坚持，奥巴马会屈服于他们的要求。

那么，此事如何收场呢？给政府拨款并提高举债上限所需的票数已经够了，其实一直就够：每个民主党众议员都会给必需的提案投赞成票，也有足够人数的共和党人会这样做。问题在于，共和党领导层惧怕激进派的怒火，一直不愿给此类投票放行。有什么可以让他们转变心意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想想当初是谁让我们陷入经济困境的吧–—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华尔街前来救驾。大财阀会告诉共和党领导层，他们必须结束这种无理取闹。

可是，要是连财阀们也无力控制激进派呢？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要么允许违约发生，要么找到某种途径反抗要挟，拿宪法危机交换金融危机。

这一切听起来很疯狂，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说到底，疯狂的不是形势，而是我们政客的想法，以及给他们投票的人。违约的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column/20131001/c0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0月10日


联邦政府停摆了，我们即将达到债务上限（并引发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至今看不到解决方案。我们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共和党的偏激行径，这一点只有那些有着极端病态的“平衡感”的报道才会去否认。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去年在他们合著的《比表面看来更糟》(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一书中所写的，共和党已经变成了“反叛的局外人”——意识形态极端分子；蔑视代代相承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体制；无法用普遍认同的事实、证据和科学解释来说服；无视其政治对手的正当性。

然而这个故事里还有一点是更为要紧的。保守派领导人的确是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但同时他们又是极其无能的。事实上，他们的无能已经引发了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也就是无能到了无法意识到自身之无能的地步，并使之笼罩一切。

看看《纽约时报》周日发表的一篇关于当前危机的起源的报道，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原来，年初有一群老面孔——科氏兄弟(Koch)、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政治机构，以及其他几人——在共和党大选落败后曾密谋对策。他们在讨论重新考虑那些被选民明确拒绝了的想法？不是，他们商量的是敲诈勒索，他们坚信政府停摆的威胁会迫使奥巴马总统放弃医疗改革。

这纯属在说疯话。无论如何，医疗改革是奥巴马在国内取得的标志性政绩。如果你觉得一个已经被他打败的、不受欢迎的共和党过来吓唬他一下，就能让他放弃自己的传世功绩，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把拒绝敲诈当成了一个原则问题来处理，那你肯定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然而这些一心想要敲竹杠的人似乎完全没想过，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有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的。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们正在作出的反应，这些人没有告诉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正在干蠢事。领袖们所做的，就是敦促手下拿债务上限而不是政府停摆为对象，来尝试着敲诈一把。实际上，直到上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还在对他的同僚打包票，说总统肯定会在敲诈面前低头。目前看来，共和党领袖刚刚意识到，奥巴马一直以来的说的那些话，可能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对于共和党变成了一帮启斯东警察(Keystone Kops)般的政治蠢货，许多人似乎感到不可思议——也许应该称他们为博纳(Boehner)草包（博纳是众议院现任议长——译注）？共和党的元老们似乎对此尤为震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直否认共和党变得越来越偏激。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

多年以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代共和党已经无法严肃地思考政策问题。无论是气候变化问题还是通胀问题，共和党人只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任何相反的证据都被斥为骗局，是自由派的巨大阴谋的产物。

曾几何时，共和党还是可以将问题区分对待的，尽管拒绝接受任何异己的客观性，却也维系着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对政治的现实认知。然而这是不可持续的。该党对政策的态度早晚必然会影响到它的政治战略，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只听巧言令色的人的话，对传递令人不安的消息的人，我们将予以谴责。

想想2012年大选所发生的事吧，我说的不是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败选，而是所有围绕着他的政治专家，显然都完全没有想过他是有可能输的。民意调查一边倒地表明，奥巴马会获胜，然而共和党的分析师却斥责民调结果“有失偏颇”，并指责媒体是出于他们所说的自由派偏见，才报道这些民调的。卡尔·罗夫(Karl Rove)如今正在请求众议院共和党人理智一些，请他们接受2012年的大选结果。然而就在大选当夜，他还曾试图威胁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收回有关俄亥俄州已被奥巴马拿下——亦即奥巴马实际上已经当选——的正确判断。

对我们而言很不幸的是，即使是大选落败的打击也不足以戳破共和党的泡沫；它依然是一个被一厢情愿的空想笼罩着的政党，对令人难堪的现实，它几乎视而不见。现在，该党领袖已经笨拙地把自己逼入了死角。

每个不在泡沫之内的人都意识到，奥巴马不能也不会在威胁之下妥协（共和党威胁说，如果他不妥协，众议院就会令经济瘫痪）——这是因为，哪怕是任何一点让步，都会把敲诈勒索变成一个正当行为，使之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过，共和党领袖才刚开始领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他们显然对如何找台阶下去没有半点头绪。与此同时，政府关着门，债务危机迫在眉睫。无能竟然可以如此可怕。



翻译：经雷、张薇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10/c1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0月12日


现在看来，共和党人或许已经决定无条件提高举债上限了，不过相关细节尚不明确。这可能是这种勒索战术的终结，但也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期限很短的提高。触及举债上限的隐患仍旧存在，如果政府停摆的政治后果依然对共和党不利，那就更是如此。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触及举债上限，将面临怎样的选择呢？或许你可以猜到，所有的选择都很糟糕。而问题在于，哪种糟糕的选项造成的伤害最少。

眼下，奥巴马政府强调，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假如触及举债上限，美国政府将陷入整体违约的境地。许多人，甚至包括政府的同情者在内，都怀疑官员们只是在此时此刻不得不这样说而已，因为不能给共和党任何借口淡化其所作所为的严重后果。不过，就算的确没有选择吧，那么整体违约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财政部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触及举债上限将导致政府进入“延迟付款状态”(delayed payment regime)：在手头有现金时，按照收到账单的先后顺序进行支付，其中也包括国债利息账单。而每天收到的账单总金额会超过现金收入，这就意味着欠款越来越多。这种状况可能会立即引发金融危机，因为此前被看做最后的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会被评定为违约资产，有可能迫使金融机构抛售美国国债，并寻求其他形式的抵押品。

这样的前景非常可怕。所以很多人（尤其是亲共和党的经济学家，但不仅限于这些人）提出，财政部可以换个做法，“区分轻重缓急”：它可以全额兑付国债，从而让现金短缺的压力落在其他事情上面。至于“其他事情”，指的是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除了国防和利息费用之外，它们在联邦政府的支出中占了大头儿。

某些支持区分轻重缓急的人似乎相信，只要我们一直支付利息，一切就会安然无恙。我要给出四点原因，证明他们错了。

首先，美国政府仍然会违约，不能依法履行付款责任。你可能会说，社会安全福利开支之类的东西和应付的国债利息不同，因为国会无法拒付国债，但它如果愿意，可以批准一项法案，削减福利。但是国会尚未批准这样的法案，除非它真的批准了，否则社会安全福利就和应该付给投资者的款项一样，具有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

其次，我们在2008年的危机中开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当时，华尔街得到了政府的救助，而深陷困境的工薪阶层和购房者却所获甚少，甚至一无所获。现在如果优先支付利息，只会重蹈覆辙。我们会再一次发出这样的信号：金融业能享有特别待遇，因为如果得不到，它就能以拖垮整个经济相要挟。

再次，无论时间长短，削减开支都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磨难。设想一下：由于政府不再支付报销款，参加了联邦医疗保险的患者无法在医院里就诊。

最后，区分付款的优先次序或许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立即爆发，但仍然会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影响。届时我们需要考虑即刻削减开支，这种做法与泡沫破裂后房地产市场大跌的影响大体相当，后者是造成2007年至20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最重要原因。单单这么做，就足以把我们推进衰退的深渊。

而且事情不会到此为止。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税收收入也会大幅下降，而政府已经无法举债，那就只能被迫再次削减开支，从而造成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税收收入继续下降等等后果。所以，即便可以避免一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式的金融危机，我们还是会迎来一场比大衰退还要糟糕的经济衰退。

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许多法律专家认为还有一个办法：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总统其实可以选择违抗国会，无视举债上限。

这样做不会违反法律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不履行联邦政府的义务同样会违反法律。假如众议院共和党人把总统推到了无论怎么做都会违法的境地，为什么不选择一种对美国伤害最小的做法呢？

当然，这会引起一片哗然，还可能面临许多法律上的挑战——不过，我如果是共和党人，如果的确要提起诉讼阻止政府为老年人支付医疗费用，我会感到不安的。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现在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我们触及举债上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愿我们不必真的知道。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12/c1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0月15日


有个邻居一直在找你麻烦。他先是无中生有地起诉你，你们俩都要背负巨额的诉讼费。然后，他又威胁伤害你的家人。但是现在，他却想要“妥协”：他打算撤诉——这对你们双方都是好事。但作为回报，你必须把你的汽车送给他。对了，他还说不会再威胁你的家人——但这个承诺只能维持一个星期，过后他还会照旧威胁。

这也算是妥协？等等，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你邻居的亲戚一直在背后教唆他，现在这些亲戚十分愤怒，他们觉得你的邻居还应该要求你把自己的狗杀掉。

现在你就明白当前的预算谈判是怎么回事了吧。

上周五股市大幅上涨，因为人们以为，在政府关门和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打算放弃一些“赎金”要求。但是，共和党人提出的要求，似乎正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瑞安(Paul Ryan)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评论文章上提出的“妥协”方案：撤销“自动减赤”(sequester)计划中的一些预算削减——两党都反对“自动减赤”；削弱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但是不会以增加税收作为交换条件；仅仅是暂时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但这样我们很快会再次陷入危机。

我不认为瑞安理解了“妥协”的意思。首先，他未能提出白宫唯一不会也不能妥协的条件：不要再用债务上限的问题敲诈勒索。然而，即使是这个不公平到荒唐的方案也未能让保守派活动人士满意。他们抨击瑞安基本上没有触及医保改革。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触及债务上限了？非常有可能；没人知道答案，但是细心的观察人士认为，在把钱花光之前，达成任何协议的可能性不会高于50%。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的失灵看起来像是一个长期问题，而不是一次性的。即使债务上限被提高到足以暂时避免债务违约的程度，即使政府停摆能以某种方式结束，那也只是暂时缓口气。保守派活动人士根本不会放弃通过敲诈来达到目的的想法，而奥巴马政府已经下定决心，面对敲诈绝不让步，这很明智。

那么，这种状况将如何收场？美国怎样才能回到可以治理的状态？

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我们再熬13个月，让选民们通过投票惩罚共和党的所作所为，把众议院的控制权交给民主党。最近的民调的确显示，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会有较大优势。但是别忘了，众议院的民主党候选人在2012年实际上“赢了”，也就是说，他们总得票数高于共和党。然而奇怪的选区划分——部分原因在于选区划分不公，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导致共和党仍然取得了多数席位，民主党或许需要大幅领先才能夺走共和党对众议院的控制。

其实，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而且人人心知肚明，可以把它称作“南部民主党人”(Dixiecrats)的相反情形。

过去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早从1938年开始，民主党人表面上基本控制了国会，但是实际上的控制权通常掌握在共和党和一些南方保守派人士组成的联盟手中，后者徒有民主党人之名，并无民主党人之实。你可能不会喜欢这个联盟的所作所为，其中一项就包括，他们扼杀了全民医保，如果不是他们，我们65年前或许就有全民医保了。但美国当时至少还有正常运作的政府，没有困扰于现在折磨我们的这种疯狂。

而现在，我们具备了一个类似联盟的所有要素，但是主角的身份正好相反。尽管共和党领袖予以否认，但与我交谈过的所有人都认为，要通过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来让政府重新开门，并提高债务上限，从而避免债务违约，其实很容易，只要众议院愿意讨论这样的议案。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这些议案会得到所有民主党人，以及某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主要是相对温和的非南方人。就像我上文所说的，这是“南部民主党人”的相反情形。

问题是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不会允许进行这样的投票，因为他担心党内激进派的强烈反弹。这就指向了一个更宽泛的结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共和党激进派的极端——这是改变不了的，而是共和党非极端人士的懦弱（称他们为“温和派”都有点夸大其词）。

未来几天的问题是，市场迅速下挫和大企业的紧急呼吁能否让非极端人士挺直脊梁。我只能说，“南部民主党人”的相反情形是走出目前乱局的唯一出路。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15/c15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0月19日


政府重新开门了，我们没有债务违约。好日子又回来了，是不是？

这个嘛，不是。一方面，国会只是通过了一个暂时的应急方案，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发现自己又在重蹈覆辙。你可能说，共和党人要是再挑起矛盾，他们简直是疯了。但是他们已经疯狂地引发了这次的对抗，所以，你凭什么认为他们能得到教训？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要意识到，阻挠和勒索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并不是共和党使政府关门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相反，这是一个一直在持续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共和党夺取众议院领导权的时候。破坏很严重：如果众议院多数党没有做这么多破坏经济复苏的事，美国的失业率会远低于目前的水平。

要评估目前已经造成的破坏，可以从宏观经济咨询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的一份报告开始，这份报告已经被广泛援引，报告估计，“受到危机驱动”的财政政策——自从2010年开始就成为常态——过去三年已经让美国的经济增长损失了大约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累计经济损失——美国能够，本来应该，但是没有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为7000亿美元左右。公司还估计，如果没有发生政治上的乱局，失业率将会比目前低1.4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目前的失业率本应该低于6%，而不是高于7%。

你不需要认为这些数字就是对的。事实上，我对该报告评估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做法有诸多怀疑，报告所依赖的研究结果在严格审视下并不能站得住脚。

然而，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咨询公司夸大了实际情况，那就错了。它们评估结果的主要依据，是2010年以来自由开支在GDP中的比重的急剧下滑。这类支出与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等项目上的支出不同，每年必须由国会批准。既然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整体需求不足，支出的减少同时打击了增长和就业。

此外，报告没有考虑其他不良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基本上是2010年共和党成为多数党的直接结果。最突出的两个糟糕政策就是，提高工资税和大幅降低对失业人员的救济，虽然找工作的人数仍然是工作岗位空缺数量的三倍。这两项政策都降低了美国劳动者的购买力，削弱了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拖累了增长。

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可以说，这些评估政治勒索破坏性的数据低估了已经造成的危害。选举是有后果的，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获胜的一个后果就是，在我们能够而且本应该走向全面复苏的时候，经济仍然脆弱。

但是为什么共和党的需求如此持续地产生了抑制经济增长的效果？

一个原因是，共和党仍然决意发动自上而下的阶级战争，尽管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战争格外具有破坏性。他们认为对方日子过得太舒服，就削减了对失业者的福利。但即便是在正常时期，这么做也是残忍的，更何况在经济业已低迷的时候，还会产生破坏就业的副作用。捍卫对富人减税的政策，同时愉快地取消对普通工人的减税措施，意味着把钱从可能花掉它们的人那里夺走，交到可能存下这笔钱的人手里。

我们还应该看到坏点子的威力。2011年，胜利的共和党人迫不及待地采纳了一个在欧洲已经流行开来的概念——“扩张性紧缩”(expansionary austerity)———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削减支出实际上能通过增加信心来提振经济。此后发生的一切彻底否定了这个概念：在发达国家，大幅的支出削减已经被认为与衰退加深有关。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最终发布了一个相当于检讨书的东西，承认自己严重低估了削减支出的危害。然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相反的事实面前，今天的共和党人却没有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共和党的错吗？当然不是。奥巴马总统反对削减支出的立场不够坚定，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本来也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转向仍要大部分归咎于控制着众议院的极端主义者和勒索者。

事情本可以变得更糟。本周，我们没有跌下悬崖。但我们仍然走在一条根本不通的路上。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19/c1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0月26日



过去，如果一个人到处声张“世界末日就要来了”，那么他就会被贴上怪人的标签，别人也不会把他当回事儿。而现在呢，所有优秀的人都在警告灾难即将到来。事实上，想要被人尊重，你或多或少都必须认可财政末日这个白日梦。

没错，我说的就是白日梦。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整个华盛顿生活在对债务危机的恐惧里。虽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种危机一直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因为美国自己发行美元，而且以美元负债。但是，那些散布恐惧情绪的人就是不肯罢手。

比方说，请思考一下亿万富豪投资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最近，他对福利项目的负担发出了警告，这引发了轩然大波。（天啊，怎么别人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论点？）他当然可以谈论那些十几二十年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结果，他谈的不是这个。他似乎感到有必要警示大家，一次比2008年更加惨痛的金融危机正迫在眉睫。

还请大家考虑一下反对财政赤字的组织“解决债务问题”(Fix the Debt)，该组织的领导人是无所不在的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和厄尔什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在我眼里，该组织如预期一样就当前的预算协议发布新闻稿，把焦点转向他们最喜爱的议题。但是，他们不满足于宣称，美国长期存在的预算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当然是正确的）。他们还非得警告说，“如果继续拖延，不去面对我们的债务问题，就相当于放任火情蔓延，这样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我之前就已经提过，对于这类末世预言，有两点颇为有意思。首先就是，这些末世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错了，却没有反思自己言论的前提——背后原因可能是，新闻媒体对于他们总是抱有极大敬意。在我看来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些“灾难即将到来”阵营里，没有人，我说的是没有任何人，曾经试着解释一下，这些在预测中将要出现的灾难，背后的原理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意识到，这些对灾难即将到来的宣传，长期以来霸占着我们的广播频率和报纸的来论版面，那么从这些发表悲观言论的人的角度上说，其实这还真不错。比方说，我刚刚重读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来论文章，他警告说，我们的预算赤字将会导致通胀和利率高企。那么现实中为何出现了低通胀和低利率这种结果？他在文章中说，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让人们放松了警惕。”

很有意思的是，那些通常敬畏市场智慧的人，只要市场没有按照他的意见而恐慌，就会不假思索地宣称市场是错的。不过，最引人瞩目的，是这则预言的时间点：格林斯潘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6月，距今天将近三年半的时间——但是现在，通货膨胀和利率仍然很低。

那么格林斯潘，这位退休了的大师，既然错得这样离谱，又错了那么久，他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观点？答案是根本没有。他的新书（这本书不怎么好）声称，“一味偏爱无节制的赤字支出，是我们国内的头号经济问题。”

与此同时，再来看一下经常被人预言，却从未出现的债务危机：在两年半前的一次参议院作证时，鲍尔斯警告说，我们有可能在大约两年内遭遇一次财政危机，他敦促所有听众都“停下一分钟，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亚洲金主”不再购买美国国债，“结果将会如何”。但是他和他的阵营中的其他人有没有真的想过，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其实也没有。他们只是猜测，以为会造成利率攀升和经济崩溃，但是理论和证据都证明这不是事实。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请看一下日本吧，这个国家跟美国一样，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以日元负债，而且他们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要比我们高得多。自上任以来，首相安倍晋三说服了投资人，即通缩已经过去，通胀即将到来，这样一来日本国债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他实际上就是在推动这个市场失去信心，而这正是那些担忧负债的人害怕的。但是，这对于日本经济起到了完全正面的效果！利率仍然很低，因为人们预期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相当于美国的美联储）会继续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日元也在贬值，这是好事，因为这帮助日本的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开始加速。

那么，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害怕债务灾难呢？当然，你也许以为，那些鼓吹债务灾难的人里，肯定有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但是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所以，当你下次看到一个穿着西装，貌似一本正经的人宣称，我们正踉跄于财务灾难的悬崖边沿时，请千万别害怕。到现在为止，他跟他的朋友们说的一切都是错的，基本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翻译：邓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26/c2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04日



最近，共和党人、俄亥俄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做了些让人意外的事情。首先，他绕过自己党派控制的州议会，去推动扩大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的覆盖范围——这项计划由联邦政府出资，是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时候，他又对自己的政治同盟毫不留情，声称，“我关心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人像是要对穷人开战。他们说，如果你处于贫穷状态，那么你肯定是没志气，又懒惰。”

很显然，做出此种结论的人里面，卡西奇算不上头一号。但是这样话从一个声誉良好的（不过可能从此就不一样了）共和党人嘴里说出，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此人之前一直以激烈倡导保守言论著称。共和党对于穷人和不幸者充满敌意，如今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以至于他们把别的一切都已经抛诸脑后——关于这一情况，只有那些刻意盲目的观察家才会说看不到。

而大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我们首先谈谈，究竟是什么让右翼焦躁厌恶。

有些时候，我还能看到专家声称，推动茶党(Tea Party)运动的，基本上是对于预算赤字的担忧。这是痴人呓语。你去听听CNBC的里克·圣泰利(Rick Santelli)那奠定基调的咆哮：没有一句有关赤字的话。事实恰恰相反，对于政府可能会帮助“失败者”，逃避房子被收走的命运，这里倒是有很多长篇的激烈抨击。或者，去看一下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或者其他右翼电台名嘴的讲稿。他们谈得多的，不是财政责任，而是政府是怎样回报那些懒惰且配不上社会福利的人。

担任领导职务的共和党人会努力改变他们使用的语言，但是这只不过是语气上的调整，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很明显，他们还是千方百计要让穷人和不幸者获得尽可能少的帮助，对此他们充满热情——正如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所说的——国家的社会安全网正在成为“安抚四肢健全者的吊床，让他们安于过上依赖他人的生活”。同时，瑞安的预算提议中提到了大幅减少福利安全保障项目的预算，诸如食品券和联邦医疗补助。

许多州拒绝扩大联邦医疗补助覆盖的范围，这种令人震惊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穷人的敌意已达到了一个高点。请记住，联邦政府将会为这次补助覆盖的扩大出钱，而支出的这些钱除了能帮助接受救助的人，还将惠及医院和本地经济。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大多数州政府甚至愿意付出很大的经济和财政代价，想方设法不让穷人获得此项补助。

问题是，事情不总是这样的。不妨回头看一下1936年，当时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获得共和党提名，准备竞选总统。从很多方面说，兰登的提名演讲预示了现代保守主义者热衷的一些主题。他对于经济没有完全复苏，以及失业率持续高企怨声载道；对于经济持续疲弱，他认为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也因此造成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又会影响经济。

但是他也表明了如下观点：“随着大萧条而来的，不仅仅是如何恢复经济的难题，同样棘手的是，如何在经济恢复之前，照顾好那些失业者。任何时候，缓解他们的压力，都是我们明确的责任。我们全党保证，我们绝不忽略这一责任。”

你能想象一位当代的共和党提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么？在现在的共和党里，他们总是觉得失业人员生活太安逸，失业保险和食品券等福利项目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呵护，因此，他们没有意愿走出家门，寻找工作；在这样的共和党里，肯定不会有人说这番话。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社会学家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意识形态：如果市场总是对的，那么那些穷困潦倒的人肯定是应该受穷。我还想说的是，在一些共和党领导人的脑子里，他们还在做着青春期自由意志的美梦。保罗·瑞安在2009年就曾经声称，“我们现在似乎是生活在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里似的。”

但是按照利特尔的话说，还存在着那个抹不去的污点：种族问题。

民主团(Democracy Corps)是一家倾向民主党的公共意见研究机构。他们邀请若干共和党党派的成员参加焦点小组座谈，并在一份近期得到广泛引用的备忘录里，报告了座谈结果。他们发现，共和党基层“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口日渐增多的国家里，对其白人的身份十分敏感”——他们认为，社会福利保障帮助了“那些人”却没有帮助他们自己，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非白人群体推向了民主党。没错，那个被许多州拒绝的联邦医疗补助拓展计划如果实施，将会更多帮助到贫穷的黑人。

那么，这确实是一场针对穷人的战争，而且正好遭遇经济困境，又加深了困境中的痛楚。而这场战争正是当下美国政治最重要，起到决定意义的问题。



翻译：邓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06日



德国官员对美国大发雷霆，不仅是因为默克尔的手机被监控的事情。眼下让他们怒火中烧的是，美国财政部有关外国经济与货币政策的报告中出现的一个（长长的）段落。在这段文字中，美国财政部提出，德国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可大致评估贸易均衡的指标——是有害的，给“欧元区以及世界经济创造了通货紧缩的倾向”。

德国人愤怒地指出，这种说法“莫名其妙”。“德国不存在什么失衡，因此也无需对促增长的经济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整，”德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

可是，美国财政部的表述是准确的，而德国的反应则令人不安。一方面，它意味着德国乃至欧洲的决策者依然不愿直面经济问题的本质。就这件事而论，全世界的决策者都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反应也表明，很不幸，当德国的经济政策遭到任何批评的时候，该国的回应往往是高呼不公。

先来看一些事实。还记得“中国综合征”吧？由于币值低估，这一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一直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是的，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存在，但的确已经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德国则取代了中国的位置：去年，世界上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最大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德国。而且，以顺差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德国是中国的两倍多。

迄今为止，德国已经在差不多10年时间里连续保持了大规模顺差。不过，德国的顺差起初是与南欧国家的大规模赤字相对应的。大笔德国资本流入这些国家，因而欧洲整体而言尚能基本保持贸易平衡。

后来，经济危机爆发，流向欧洲外围地区的资本出现断档。债务国被迫——部分是在德国的坚持下——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让它们的贸易赤字得以削减。但有件事不大对头。贸易失衡的削弱应当是对称的，即德国的顺差和债务国的逆差应该一同收窄。可是，德国根本未能做出任何调整；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逆差全都下降了，而德国的顺差并未滑落。

这对欧洲来讲是件极为糟糕的事情，原因在于，德国的按兵不动放大了紧缩政策的代价。以西班牙这个危机爆发前逆差规模最大的国家为例。它得直面惨淡的光景，学会量入为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西班牙的整体失业率接近27%，青年失业率接近57%，这却并非无可避免。德国的不作为是西班牙遭受苦难的一大原因。

这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件坏事。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由于南欧国家被迫削减逆差，而德国又并没有降低顺差，欧洲整体上在累积巨额贸易顺差，从而让世界经济难以走出萧条的阴影。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官员对这一切的回应是愤怒地发表声明，宣称德国的政策一直无懈可击。抱歉，但首先，这无关紧要，其次，这与事实不符。

无关紧要是因为：雷曼(Lehman)倒台五年后，受困于需求的长期不足，世界经济仍然处于萧条之中。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国家有贸易顺差，用老话来说，就是在以邻为壑。它使得对邻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减少，花在它身上的开支增加，从而抢走邻国的饭碗。至于这样做是出于恶意还是好心，根本无所谓，反正结果都一样。

此外，事实证明，德国并非无可指摘。德国与邻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让该国出口商受益匪浅。若非如此，他们的产品无疑会以坚挺的德国马克而非疲软的欧元标价。然而，德国一直没能遵守己方的承诺：为了避免欧洲陷入萧条，在邻国被迫削减开支的同时，它得扩大消费，但它并没有这样做。

当然，德国官员一概不会承认。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值得所有人效仿。至于庞大的贸易顺差不可能存在于所有国家之中这一尴尬的现实，根本没被放在心上。

问题在于，不只德国人如此。与德国的贸易顺差会产生破坏作用类似，在美国，削减食品券和失业救济等福利，同样也会毁掉本土就业机会。共和党政客们打算像德国官员那样闭目塞听，不去理会任何试图指出错误的人。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许多决策者到现在还没弄清，这场危机的本质在于消费不足。看起来，他们是永远也弄不清了。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06/c0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09日



自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以来，五年零十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按照官方的说法，这场衰退在2009年年中就已结束，但没人敢说我们经历了全面复苏。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如果不是许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还要高得多。长期失业人数，即失业时间长达半年或以上的人数，是衰退前的四倍。

这些枯燥的数字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悲剧：痛失居所、事业被毁、年轻人无法开启自己的生活。许多人一直呼吁出台以创造就业为宗旨的政策。然而，他们的呼吁被传统谨慎的声音淹没了。这些声音说，我们不能在就业问题上花更多钱，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背上更多债务。我们甚至不能雇佣失业人员，并把闲置的积蓄利用起来，修建公路、隧道和学校。别管短期问题，我们必须从长远着想！

颇具苦涩的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因为未能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实际上一直在牺牲未来。如今被当做稳健政策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自残，它会在未来多年里削弱美国。这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很遗憾地说，我相信他们。

实际上，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每年主办的大型研究会议。今年大会的主题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报告的话题有好的（比如拉美近年来惊人的稳定），也有不好的（欧洲仍在持续的危机）。但很明显，本次大会的重量级报告将聚焦真正丑陋的东西：因容忍高失业率而使美国长期前景遭受巨大损害的证据。

为什么会是这样？据这份报告（其平实的标题是《美国的总供给：近期的发展和对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Aggregate Supp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我们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低迷已通过多个渠道造成了长期损害。那些长期失业者最终会被认为不能雇佣；销售疲软导致企业延后投资；新企业不能启动；现有企业在研发上投入不足。

这还不算，报告的作者——其中一人是美联储研究和统计主任，所以说这些人绝非鲜为人知的学者——量化了这些影响，结果很吓人。他们提出，经济疲软已导致美国经济潜力下降了大约7%，这意味着我们一年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约合6.1万亿元人民币）。而且我们说的不只是一年的损失，而是长期损失：每年损失1万亿美元，持续多年。

这个估算值是通过一些复杂的数据运算得到的最终结果，你可以质疑相关细节。你可以说，嗨，或许我们每年只损失了8000亿美元。但是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因为未能有效应对大规模失业，甚至没把失业问题列为一大政策重点，我们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长期损害。

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令人苦涩的讽刺，因为我们之所以针对失业问题采取的行动那么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赤字抨击者的说教蒙骗了，他们把自己包裹在长期责任的斗篷里，成功地让公众以为，长期责任的全部含义就是控制住政府债务。

这根本就讲不通，甚至按照它自己的逻辑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当中有些人想要解释的，债务虽然可能会构成问题，但不会让国家变穷，因为那是我们欠自己的钱。说我们向子孙后代借钱的那些人，没有做好这道数学题。

没错，如果赤字推高利率，从而阻碍生产性投资的话，债务可能间接地让我们变穷。但是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正是经济疲软导致投资水平偏低。而导致经济疲软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削减公共投资）所产生的抑制效果——这一切的理由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使其免受一种（被严重夸大的）过度负债的威​​胁。

这种损害还有可能逆转吗？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对此感到悲观，我觉得也是如此。美国很可能会用几十年的时间为过去几年犯下的错误买单。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自我伤害的故事，由于它是在责任的名义下进行的，因此搞得更糟。此时此刻，这种损害仍在继续。



翻译：陈亦亭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09/c0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14日



债券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上周五下调了法国的信用评级。这个举动成了热议新闻，很多报道看上去在说法国陷入危机了。但市场只是打了个哈欠：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的法国借贷成本不为所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是标准普尔的举动，需要放在一个财政紧缩政治的大语境下来看待。我说的就是政治，不是经济。这场针对法国的阴谋——我就随口一说，但的确有不少人在抹黑这个国家——清晰地表明欧洲和美国一样，那些对财政骂骂咧咧的人并不是真的在乎赤字，事实上他们会用债务恐惧来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企图。法国拒绝就范，因此就不断成为负面政治宣传的靶子。

容我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一年前《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宣称法国是“欧洲心脏里的定时炸弹”，说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问题跟它比起来不算什么。2013年1月，CNN财经(CNN Money)的高级特约编辑宣称法国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说这个国家“正在向着经济坟墓走去”。类似这样的观点在经济新闻通讯里随处可见。

照着这样的说法，法国的数据应该是最糟糕的。然而你实际看到的数据表明，这是一个经济上正在经历困难的国家——哪国不是呢？——但总的来说和它的大多数邻国一样好，或者更好，当然得承认德国是一个很大的例外。法国的增长最近有些缓慢，但还是比荷兰这样的要强很多，后者的评级仍然是AAA。根据标准的估算，十几年前法国工人的生产力其实还要比德国工人高一些——你知道吗，现在还是。

同时，法国的财政前景明显不需要担忧。自2010年以来，它的预算赤字已经大幅降低，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预计，债务与GDP的比例将在未来五年内大致保持稳定。

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负担又如何呢？与所有富裕国家一样，这在法国也是个问题。但是，法国的出生率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高，这部分是因为政府实行了一些项目来鼓励生育，并且为有工作的母亲改善生活。所以，法国人口未来的走向比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邻国要好得多。此外，法国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它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也能在未来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好处。

然后从数字上来看，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国理应受到什么特别的责难。所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有条线索：两个月前，欧盟负责经济及货币事务的委员——也是严苛财政紧缩政策的主要推手——奥利·瑞恩(Olli Rehn)，否定了法国似乎堪称典范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因为它的基础是增加税收而非减少开支——他宣称，提高税收将“破坏增长，阻碍就业机会的创造”。

换言之，不管我关于财政纪律都说过什么，你们都应该拆掉自己的社会安全网。

标准普尔对降级的解释虽然不那么清楚，但其含义基本一样：法国之所以被降级，是因为“法国政府目前针对税收，以及产品、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做出的预算和结构改革，不太可能大幅度改善法国的中期增长前景”。这又是在说，别管预算数字如何，法国都要减税、放松监管。

你或许以为，雷恩和标准普尔的要求建立在可靠的证据之上，那些证据表明，削减开支其实比增加税收对经济更有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IMF的研究表明，想要在衰退期减少赤字，采取相反的做法才对：暂时提高税收比削减开支造成的伤害小很多。

还有，要是有人开始谈论“结构改革”的种种奇效，千万不要轻信。那只是放松监管的代称罢了——而且并无证据表明放松监管一定能带来好处。还记得吗？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0年，爱尔兰因为结构改革而得到了高度赞扬；2006年，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还称其为“光辉榜样”。可是结果如何呢？

如果说这段情节让美国读者听来很耳熟，那是因为的确应该耳熟。事实证明，美国那些抨击财政监管的人，几乎总是对缩减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的规模更感兴趣，而不是削减赤字。目前看来，欧洲的紧缩主义者与他们非常相似。法国在没有让穷人和不幸者承受痛苦的情况下负起了财政责任，这简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它必须受到惩罚。



翻译：经雷、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14/c1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19日


四年前希腊陷入困境时，有的分析师（也包括我在内）以为，我们将开始见证欧洲的共同货币——欧元的终结。其他人稍微乐观一些，认为那些跟改革挂钩的临时援助——也就是所谓的严厉的爱，会很快推动经济复苏。两派观点都错了。我们最后获得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经济危机，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每一次，当欧洲看似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政策制定者们总能找到方法避免全面灾难的爆发。但是每一次露出真正复苏的苗头的时候，肯定又会在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现在又出现了之前的情况。不久前，欧洲官员宣布，欧洲大陆已经触底反弹，市场重获信心，经济重新开始增长。但是现在，人们又有新的担心，因为通缩的幽灵开始浮现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就怎么应对这个问题，人们开始激烈辩论，吵得不可开交。

介绍一些背景信息：欧洲央行(ECB)相当于欧洲的美联储。他们本该将通货膨胀控制在2%左右。为什么不是零通胀呢？有好几个原因，但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整个欧洲的通胀率太接近零的话，就意味着经济遇到问题的南欧地区实际上出现通缩。而通缩会带来恶劣的经济副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来说。

因此，当欧洲的通胀水平远低于预期目标，人们感到非常担心；过去一年中，消费者价格仅增长0.7%，而除去波动剧烈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价格仅增长0.8%。

人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于是在上个礼拜，欧洲央行降低了利率。就政策决议来说，这一决定很显然是正确的，但也很显然力度不够：欧洲的经济当然需要刺激，但是欧洲央行的这一行为，最多也只能起到微小作用。当然，这个动作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这一决定却在欧洲央行内外引发了大量争议。而且，至少是对那些还记得欧洲的可怕历史的人来说，争议的内容所预示的兆头相当不好。这是因为，对于欧洲货币政策的争议不只是思想之争那么简单；它听上去越来越像国家之间的斗争。

比方说，究竟是谁投票反对降低利率？欧洲央行委员会中的两名德国成员都是反对者，此外还有荷兰和奥地利央行的负责人。而在欧洲央行之外，谁对于降息的批评又最严厉？是德国经济学家，他们不仅攻击欧洲央行降息行为本身，还强调了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国籍。汉斯-韦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是一位影响力颇大的德国经济学家，他表示，德拉吉不过是想要给意大利提供低息贷款。德国《经济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评价此次降息行动时表示，“这是一道强制命令，来自新的、位于法兰克福的意大利央行。”

这类含沙射影的评论对于德拉吉是相当不公平的，他在控制欧元危机方面做出的努力完全称得上是一个英雄的所作所为。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可能欧元在2011年或者2012年就崩溃了。但是这里暂时不谈人格问题。让人害怕的是，现在局面正在演变成为条顿人对抗拉丁人，而本来应该将欧洲弥合在一起的欧元，实际上反过来却让欧洲分崩离析。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部分原因是对别国的成见：德国民众一直都非常警惕这样一种可能，即懒惰的南欧人会拿走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但是还有一个切实的问题在这儿。现在，虽然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经历大萧条似的失业率，但是德国却经济情况良好。德国人如此厌恶通货膨胀，但如果欧洲央行成功地将欧洲平均通胀水平拉回2%附近，那么这将大大推升德国的通胀水平，远超2%，可能会达到3%甚至以上。

这听上去很糟糕，但是欧元理论上应该按照这种方式运作。事实上，欧元必须按照这种方式运作。如果你跟其他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有时候你就必须要经历比一般水平要高的通胀。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那些年，德国的通胀水平低而西班牙等国家的通胀水平相对较高。现在根据游戏规则，双方位置互换，问题是德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些游戏规则。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清晰的回答。

正如我所说的，真正的悲哀在于，欧元本来是应该将欧洲弥合在一起的，不论是从实际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它本该促进更紧密的经济纽带，甚至培育出人们对共同身份的认同。但是我们实际上获得的，却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的相互愤懑和不齿。而且现在还看不到结局究竟会是如何。



翻译：邓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19/c1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21日



如果花些时间跟货币官员呆在一起，你肯定会常常听到他们提及“正常化”这个词。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但是大多数的货币官员都同意，现在不是捂紧荷包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必须宽松信贷，并保持低利率。但是，这些穿着深色西装的人们还是翘首以盼，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回归自己的正常工作——当派对开始进入气氛，把酒拿走。

但是，要是我们经历的过去五年是新的常态的话，该怎么办？如果类似经济萧条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不是一两年，而是几十年，又该怎么办？

你可能会以为，这类思路的猜想只是边缘激进派的观点。虽说这样的设想确实是挺激进的；但是绝对说不上边缘。好几位经济学家早就开始提出这些设想了。而现在，这些想法开始进入主流。事实上，所谓的“长期经济停滞”的设想——不景气的经济长期持续，进而成为常态，充分就业的情况甚少出现——近日在备受尊崇的经济会议，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盛大年度研究会议上被人有力的提出。而提出这一设想的，不是别人，正是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是的，就是那个拉里·萨默斯。

如果萨默斯是对的，那么，那些体面人所说的与经济政策有关的一切都是错的，而且，在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观点都会是错的。

萨默斯以这样一个本应很显而易见，但常被人忽视的论点开始：那场引发大萧条的金融危机早就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按照多数的标准来说，这场危机早在四年多前就过去了。但是，经济仍然萧条。

接下来，他提出一个相关的观点：在危机之前，我们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房产和债务泡沫。就算巨大泡沫推动了消费，整体经济的表现也只是一般而已——劳动力市场还算过得去，但也谈不上兴旺，而经济也没有景气到引发巨大的通胀压力。

萨默斯接着总结了一条重大教训：他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常态，就是缺乏需求——最起码也算是轻度经济萧条——只有通过泡沫刺激才能重新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

我还想提出更进一步的例证。不妨看一下家庭债务和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60年到1985年，这一比例大体稳定，但是从1985年到2007年则快速而迅猛地攀升，终于2007年金融危机袭来。但是，就算在家庭债务持续攀升期间，整体的经济表现最多也只能算是平常，我们并没有看到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的迹象。向前看，我们显然不可能回到那债务不断攀升的年月。但是这就意味着更加疲软的消费者需求——而如果没有强劲需求，我们又怎能够重新实现充分就业呢？

证据再一次显示，我们现在的经济常态，就是轻度的经济萧条，如果出现短暂的繁荣，只不过是因为泡沫和不可持续的借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答案可能是，人口增长的放缓。人口增长会创造对于新的住宅，新的办公楼和其他一切的需求；当人口增长放缓，这些需求也随之降低。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长，美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同时随着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全美的劳动力增长则更为迅速。但对我们来说，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你能够看到个中影响：就算在房地产泡沫的巅峰，我们新建的住宅数量也远没有1970年代多。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持续的贸易逆差。逆差从80年代开始出现，此后虽然一直波动，但却从未真正消失。

为什么这些因素都需要考虑？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央银行的人应该停止讨论什么“退出计划”。宽松信贷应该且很有可能伴随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所有那些关于政府债务的可怕故事。按照一些人的逻辑推演，会说什么“现在可能还算不上问题，但是等到利率攀升就有你好看”。

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说，如果我们的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的话，我们就必须长期遵循萧条经济学的镜子法则——这个时候，美德是恶习，谨慎就是愚蠢，想要节约的更多（包括那些控制财政赤字的努力），却让所有人的境遇更糟糕。

我知道，很多人非常讨厌这类言论。这冒犯了他们心中的对错标准，甚至他们的道德观。经济学本来应该是关于艰难决定的学说（当然，都是别人付出代价）。经济学本来不应该劝人多花钱的。

但是正如萨默斯所说，金融危机“会一直持续，直到真正结束为止”，而经济的现实已然如此。现在看来，现实似乎是，经济危机之下的法则将会适用很长一段时间。



翻译：邓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21/c2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25日



多年以来，想在美国政治圈被当回事的人们都要遵守一个金科玉律。那就是：你必须表明自己愿意以“福利改革”的名义削减社会保障。这实际上与数据无关，数据从来没有反映出社会保障面临着严峻危机。相反，这是一种身份声明，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表明你是体制内人士，愿意以财政责任的名义给人们（当然，是其他人）制造痛苦。

但是，过去一年左右，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之间，我们听到人们公开讨论社会保障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讨论甚至进入了参议院：汤姆·哈金(Tom Harkin)已经介绍了一项可能提高社会福利的法案。几天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国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为扩大社会福利大声疾呼。

这是唱的哪一出？一个解释是，当初那些把削减社会保障奉为正统的财政喷子，如今已经理所应当地失去了说服力。（给荒唐可笑的保罗·莱恩[Paul Ryan]颁奖表彰他的财政责任？说好的债务危机呢？）除此之外，美国整体的退休制度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个制度只有一部分运行良好：社会保障。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增强而不是削弱这个项目。

不过，在证明我的观点之前，让我先来反驳一下仍然不绝于耳的两个有关削减社会保障的拙劣观点。

一个观点是，我们应该提高退休年龄——目前是66岁，计划提高到67岁——因为人们的寿命延长了。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是你应该看看究竟是谁更长寿了。事实上，预期寿命延长的主要是富裕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收入较低、受教育较少的人到了65岁的时候，情况最好的也看不到什么预期寿命会增加的迹象；事实上，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的预期寿命甚至在减少。

因此，这个常见的观点实际上相当于说，因为律师们活的时间更长了，所有我们不能让门房退休。还有低收入的美国人，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我告诉你，他们是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

另一个理由是，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你看，他们的贫困率仅为9%。

这里存在两个严重问题。首先，官方的贫困标准存在一些有目共睹的缺陷，这些缺陷几乎毫无疑问会导致对老年人贫困率的低估。为了获得更真实的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现在定期公布一个补充统计方法，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个方法比较更优越——用这个方法统计出的老年人贫困率为14.8%，与年轻成年人的贫困比率相差无几。

此外，随着美国私人养老体系的失灵开始产生负面影响，未来老年人的贫困率极有可能急剧上升。

如果你看看今天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你很大程度上看到的是往昔经济辉煌的遗存。许多劳动者过去享受着固定收益退休金计划，根据这些计划，雇主们会确保他们在退休之后有稳定的收入。相当多的老年人仍然享受这样的福利（我的父亲就是，直到几个月前去世）。

不过，如今，工人们即使是享有退休计划，通常也都是定存退休计划——基本上就是401(k)养老金计划——雇主们把钱存入一个赋税优惠的账户，账户中的钱最后应该多到足够员工退休后使用。头疼的是，现在看来转向401(k)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败笔。雇主们利用这个转变偷偷削减福利；投资回报远低于告知员工的预期；而且，公平地说，很多人在理财的时候是不怎么明智的。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退休危机，数千万的美国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将急转直下。对于许多人来说，防止他们陷入无助贫穷的东西就是社会保障。我们没有把这个项目私有化，难道不应该感到庆幸吗？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扩大，而不是缩减社会保障。是的，这需要钱，需要额外的税收——这会吓坏那些财政喷子，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增税，这些收入一定要用于减少赤字，而不是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财政喷子把所有问题都搞错了，是时候该跳出他们的思维定势了。

现实地讲，社会保障的扩大不会很快出现。但这是一个应该被纳入讨论的想法——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是个好兆头。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25/c25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1月27日


不用说，奥巴马医改的推出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它是一种怎样的灾难呢？是因为管理的失败，搞砸了一项根本上颇为健全的政策的初步实施？还是说它已经证明《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我们都知道存在分歧的两党分别希望你会持何种观点。奥巴马政府告诉公众，一切问题最后都会得到解决，他们还呼吁国会民主党人保持冷静。而共和党人则宣称，这个项目简直就是无可救药地失败，它必须被取消或者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哎，其实他们根本不愿意用任何东西来代替它。

在这样的时刻，你会很想进行一次受控实验。如果我们在一个看似美国的地方，推出一个看似奥巴马医改的项目，但是项目管理人员有能力，推出了一个运行正常的网站，情况又将如何？

好吧，你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来看看加利福尼亚。

奥巴马医改并不只是在加利福尼亚运行良好。许多运行自己在线医保交易所，而不是依赖于政府医改网站HealthCare.gov的州都表现良好。肯塔基州的网站Kynect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康涅狄格州的Access Health CT也是一样。纽约的情况也还不错。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从2006年开始，马萨诸塞州就有了一个类似奥巴马医改的项目，该项目的实施者叫做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

不过，加利福尼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案例。首先，它规模巨大：如果一个系统能为3800万人服务，它就能为所有美国人服务。此外，加利福尼亚除了有一个真心想帮助无保险人员的政府以外，很难说它有任何其他的特殊优势。当马萨诸塞州开始实施罗姆尼医改的时候，它的无保险居民人数已经相对较少了。然而，当加州开始进行医疗改革时，它22%的非老龄人口都未参保，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8%。

最后，加州官方对追踪登记进程的数据尤为坦诚。而且相关数据越来越鼓舞人心。

首先，登记量在急速增加。此时此刻，每天都有1万多名申请者完成登记，按照这种势头，加州可以顺利完成2014年的总体覆盖目标。还有，请试想一下，如果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取得了与之相当的成功，全国每天大约有10万人完成登记，媒体现在的报道将会多么不同。

同样重要的是登记者的信息。按照计划，医疗改革必须生成一个平衡的风险池——也就是说，除了较年长的、健康状况较差的美国人以外，年轻的健康美国人也需要登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10月，22.5%的加州登记者的年龄都在18岁到34岁之间，略微超过这群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所以，加州的情况是一个概念验证。对，奥巴马医改具有可行性——实际上，如果能得到正确实施，它将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当然，坏消息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没能足够幸运地住在奥巴马医改得到正确实施的州。他们要么被联邦政府医改网站所困，要么就遇到了有着相似或更严重问题的州医保交易网站，比如俄勒冈的网站。他们究竟能否体验到成功的医疗改革？

答案是，或许能。乌云绝不会瞬间消散，但交易网站却在逐渐改善——几天前，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无意中说明了这一点。博纳在一次作秀中尝试在哥伦比亚特区医保交易(DC Health Exchange)网上进行登记，然后神气地在博客上发讯息称，他没有登记成功。然而，他在文章底部发了一条附言，承认医保交易网站在“几小时后”打电话给他，目前他已成功登记。

而且哥伦比亚特区的交易网站称，博纳的办公室让打电话过来帮他完成登记的工作人员拿着电话、听着“大量爱国的等待音乐”等了35分钟；如果博纳的办公室没有这样做的话，这次交易就会更快完成。

变通方案的使用或许会越来越多，例如，鼓励人们直接去找承保人。这样做将暂时使交易网站失去其中一项功能——使价格比较变简单，但它将是一个很好的短期应对措施。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奥巴马医改的成败于保险行业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很快就会大力争取让人们登记。

再说一遍，奥巴马医改的推出是个灾难。但是，抛开那些小问题不论，我们在加州看到了医疗改革的前景。它会成功的。



翻译：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127/c27kru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