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人对工薪阶层的蔑视从何而来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02日


确立奥巴马医改的那部法律的正式名称是《患者保护与合理医疗费用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其中的“合理”部分并不只是与补贴保费有关，同时也应当“减缓增速”，也就是减缓医疗支出看似不可阻挡的上升势头。

许多华盛顿的政治人士对节省开支的承诺嗤之以鼻。这里流行的观点是，除非普罗大众倒霉，就不算真正的改革；真正的节省要来自以下种类的举措，如提高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适用年龄下限（实际上，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得出结论，这样做几乎省不了几个钱），以及把数百万美国人踢出联邦医疗救助(Medicaid)项目。对，几百名医疗与劳动经济学家曾于2011年签署联名信，指出“在政策分析人士眼里能有效地降低医疗支出上升速率的措施上，《合理医疗费用法案》可谓是应有尽有。”不过，此类专家观点过去被基本忽略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医保市场的首秀磕磕碰碰。可是，许多控制开支的措施已经开始生效了，尽管绝不能说全都如此。价格上涨的曲线已在趋缓了吗？

令人惊讶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医疗开支的上升势头已急剧放缓。

好吧，我有义务先打打预防针。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一好消息能持续多久。美国医疗支出的增幅曾于上世纪90年代显著放缓（尽管不及目前的程度大），这很可能要归功于健康管理机构的兴起。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开支的增长再次加快。其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好消息中有多少是因为《合理医疗费用法案》。

虽说如此，事实还是相当惊人。2010年该法案通过以来，真实人均医疗支出——也就是，经通胀和人口增长综合调整后的总开支的上升速率比长期均值的三分之一还小。联邦医疗保险受益者的真实人均开支完全没有增加；联邦医疗救助受益者的这一数据实际上还略有下滑。

这样的好消息归功于什么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仍然萧条的经济，因为这或许会使人们放弃昂贵的医疗。然而，事实表明，这一解释存在多方面的缺陷。首先，尽管经济复苏相当缓慢，2010年时也已稳定下来，但医疗支出的上升趋势仍继续放缓。其次，难以想象疲软的经济对降低医疗费用的作用要超过对总体通胀的抑制。最后，联邦医疗保险按说不应受到经济疲软的影响，但它的放缓程度甚至比私人开销都显著。

有一个更好的解释侧重的是，部分医疗创新似乎在回落，尤其是昂贵的重量级新药没有问世，现存的一些药物又专利过期，可被较为廉价的一般品牌代替。这的确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实际上，联邦医疗保险的药物项目之所以能比最初预期的开销低，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药物仅占医疗支出的10%左右，因此也只能算是10%的理由。

那么，奥巴马医改的哪些部分可能导致了医疗开支的上升势头放缓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该法案减少了联邦医疗保险的“过度支付”——主要来自削减对提供医疗保险优良计划(Medicare Advantage Plans)的私营保险机构的补贴，同时也来自对支付给部分医疗服务机构的费用的削减。还有一个没那么明确但可能性也颇高的答案是，联邦医疗保险改革了向医疗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的方式。现在，如果病人出院后不久就再次入院的比例过高——标志着医治不善——医院就会遭受惩罚。实际上，再入院率的确大幅下降了。联邦医疗保险如今还鼓励从按服务收费转变到“责任医疗”上。前者意味着医生及医院的收入与医疗程序挂钩，后者则会奖励那些在改善医疗与控制支出上取得整体成功的卫生机构。

而且，有证据表明，联邦医疗保险的节省“溢出”到了医保体系的其他部分。也就是说，当联邦医疗保险做到了延缓开支增长势头的时候，私人保险也变得更便宜了。

还有，最大的节省或许尚未来临。独立支付顾问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Payment Advisory Board)仍有待成立。该委员会有权在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增幅超出目标的时候实施节约措施（国会有权推翻），而它没有成立的部分原因在于，几乎可以肯定，委员会的任何任命都会遭遇高呼“死亡陪审团”的共和党人的拖延战术。现在，这种战术受到了限制，委员会的建立也就指日可待了。

简而言之，医疗支出方面的消息相当不错。当然，医保网站的问题解决之前，这样的好消息不大会被听到，也只有到那时，它才会传播开来。不过，透过表面，医改已开始显现出成功的迹象，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最热烈的支持者们的预期。



翻译：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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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03日


这是欢乐的时节——或者至少是在商场里耗去大把时间的时节。按照传统，人们此刻还应该思考不及自己幸运的那些人所面临的困境——比如站在收银台另一边的人。

过去几十年间，很多美国劳动者的日子一直不好过，零售业雇员的处境更是尤为艰难——其中包括你们当地沃尔玛(Walmart)的售货员以及你们当地麦当劳(McDonald’s)的员工。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但美国还是比40年前富裕得多。可是，从1973年至今，去掉通胀的因素，零售业非管理人员的工资——他们本来就赚得就不多——几乎下降了30%。

零售业的普通劳动者，很多都要靠食品券来养家糊口——前提是他们拿得到；还要靠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来支付医疗费——前提是他们可以享有。那么，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劳动者吗？当然能。我们可以保留并进一步推广食品券项目，而不是像共和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大肆削减这一项目；我们可以让医改计划顺利推行，尽管右翼力量一直设法破坏这一计划。

此外，我们还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先来看一些事实。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曾在数年前得到过提高，但以历史标准来衡量，仍然是非常低的，一直落后于通胀和平均工资水平。拿最低工资的是哪些人？大体上就是站在收银台后面的男男女女：在美国，拿最低工资的劳动者近60%都来自食品服务领域，或者在从事销售工作。顺便说一下，这意味着反对提高工资标准的人经常提及的一个理由——即海外竞争者的威胁——是站不住脚的：美国人不会开车去中国买汉堡和炸薯条。

然而，即便国际竞争不是问题，我们仅仅通过以法律形式确立更高的工资标准，就真的能帮助劳动者吗？这样做是否会违背供求规律？市场之神会不会用看不见的手狠狠地打击我们？答：关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是绝对正面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或者影响甚微，同时还能让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增长。

弄清楚这证据到底有多珍贵是十分重要的。通常情况下，可控实验的缺乏会让经济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生效之后美国经济有哪些表现，但我们却无法观察到如果没有经济刺激计划局面会是什么样的，也无法拿两种结果作比较。

不过，谈到最低工资标准，我们手里的很多案例都牵涉到一个州提高了最低工资，而邻州并未如此的情况。假如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有巨大负面影响的理念有任何合理的地方，那么这种影响就应该在州与州之间的对比中体现出来。但它并没有。

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既可以帮助低薪劳动者，又几乎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而且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于今年早些时候估计，把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从当前的7.25美元（约合44元人民币）提高到10.1美元，将惠及3000万劳动者。大多数人将直接受益，因为他们每小时的收入目前低于10.1美元；其他人将间接受益，因为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比如快餐店经理，他们的工资比他们所管理的员工略高(但也只高一点点)。

如今，许多经济学家打心眼儿里厌恶听起来有着价格操纵意味的东西，即便相关证据有力地表明它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这类怀疑论者中间，有些人反对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低薪劳动者。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发放补贴，而不是做出明确规定——尤其应该拓展现有的劳动所得税抵扣计划(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该计划实际上给低收入工薪家庭提供了大量补助。请注意，我绝对支持拓展EITC。

但事实证明，把最低工资和EITC看作互补品——即相互支持的政策——而非替代品，是有充分的现实原因的。两者都应该得到提高。但遗憾的是，鉴于当前的政治现实，国会不可能通过任何一个给贫困的劳动者增加补助的议案。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却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支持。这种支持不只来自民主党人乃至无党派人士；大多数共和党人(57%)以及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士(59%)都表示赞成。

简而言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惠及很多美国人，在政治上其实也是可行的。就让我们尝试一下吧。



翻译：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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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12日


距离美国经济步入大衰退已经过去六年了，距离经济正式开始复苏也已过去四年半了，可是，长期失业率仍然灾难性地居高不下。共和党人对个中缘由自有一套理论。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他们仍然固执己见——结果，130万美国劳动者将于12月底丢掉失业福利，而其中许多人的财务状况本已岌岌可危。

圣诞快乐。

现如今，共和党惩罚失业者的愿望不仅源于糟糕的经济学理念，还属于其惯常的劫贫济富（对食品券说不，对农业补贴放行）行为的一部分。不过，理念的确关系重大——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言：“无论是好是坏，危险的是思想。”失业福利的问题尤为清晰地展示了，对坏事而言，貌似合理却实质错误的经济理念尤为危险。

众多共和党人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失业保险通常给合乎申领条件的劳动者发放之前薪水的40%到50%，降低了找新工作的积极性。据说，劳动者因此更长时间地失业。尤其是，该理论宣称，美国的长期失业劳动人口之所以从2007年的仅仅100万飙升到今天的400万，是因为紧急失业补助计划(Emergency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允许他们在惯常的26周失业福利之后仍能获取救济。

相应地，共和党提出的长期失业解决方案就是加重长期失业者的痛苦：砍掉他们的福利，这样他们就会出门找工作了。至于他们究竟如何在求职人数三倍于空缺岗位的环境中找到工作呢？那就是细枝末节了。

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喜欢引用学术研究——其中一些来自倾向于民主党的经济学家。这些研究似乎证实了失业保险会导致失业的说法。不过，他们并不喜欢指出，这些研究起码是20年前做的，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完全不适用于我们目前的经济形势。

现在，多数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福利对找工作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更是对整体就业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正好相反，失业福利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而削减这种福利会打压宏观经济。

读者请想，砍掉失业福利到底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呢？诚然，某些当下失业的人会比之前更加窘迫，或许会从现在有工作的人那里抢走岗位。可是，有什么理由能让企业雇佣更多的人，而不是换掉目前这批人呢？

或许有人会忍不住提出，劳动者之间更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工资降低，而廉价的劳动力将鼓励雇佣行为。不过，这种主张包含推理错误。如果削减部分劳动者相对其他人的薪酬，那么，接受减薪的人或许能获得竞争优势。可是，所有人都降薪的话，无人能获取优势。唯一的结果是收入普遍降低，而这会造成各种后果，其中包括增加家庭债务负担，因此对整体就业的净作用为负。

关键是，在目前的美国经济之下，限制就业的是需求，而非供应。商界之所以没能雇人，不是因为没法找到愿意工作的劳动者，而是因为没法找到足够的客户。大幅削减失业福利——将带来收入降低继而减少消费的副作用——只会雪上加霜。

不过，别指望共和党要员改弦更张，他们或许只会变本加厉地提出惩罚失业者的理由。比如，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援引长期失业人员难以再入职场的近期研究，作为——已经猜到了吧——砍掉长期失业福利的理由。你看，这些福利实际上对失业者“有害”呢。

好消息是，虽然不尽如人意，白宫及民主党参议员正努力在失业福利即将到期的问题上做文章。坏消息是，他们似乎不愿将延长失业福利作为预算协议的一项前提。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愿去实实在在地捍卫它。

我得遗憾地说，长期失业者的福利很可能会被砍掉，因为铁石心肠——对不幸者彻底的冷酷无情——与糟糕的经济理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话又说回来，最近的每件事不都如此吗？



翻译：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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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16日



看来行家的共识是共和党在刚刚完成的预算协议中成了输家。总体支出会比2011年制定的自动减赤强制约束标准略高一些。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避免了在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上做出任何让步。我想这样可以算民主党得了一分吧。

然而，如果可以说这一轮共和党输了，那么失业者输得更惨：失业救济不会延期，130万工人将在本月底失去经济来源，接下来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救济金耗尽。如果你从一个纵深的视角来看——如果你看看自共和党在2010年控制众议院以来的状况——你会看到一场反政府意识形态的胜利，而这已经对美国劳动者构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首先，说一些关于政府支出的事实。

2013年末的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件事情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许多保守派人士一口咬定在奥巴马时代，政府势力有惊人的增强。他们以为这种政府支出激增是从哪里来的？的确是有一个大型的新项目即将生效，也就是《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但是它根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一旦奥巴马医保全面实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估计将给联邦总支出带来的增长仅为约3%。你要去问那些咆哮着说失控政府的人，他们还能举出别的项目来吗，你得不到答案的。

与此同时，确凿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我们正经历一个政府精简的时代，幅度是空前的；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政府总支出（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自2010年来已经下降了将近3%，人均降幅约5%。

我说空前不是随口说的。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没见过像这样的政府削减，可能自二战后部队复员以来都不曾有过。

减了哪里？情况是很复杂的，但最明显的削减是在教育、基础设施、研究和保护上。《复苏法》(Recovery Act，奥巴马的刺激政策)实施的时候，联邦政府向州和地方的教育系统提供了大量援助。然后援助停止了，地方政府开始解雇成千上万的教师。

与此同时，公共投资在大幅下降——降幅大到很多观察者称之为“暴跌”——州和地方政府取消了交通工程项目，推迟了道路养护。类似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也遭到重创。水土保护方面的支出削减幅度极大。

对于这些残酷的削减，有三件事情要搞明白。

首先，它们是不必要的。华盛顿可能在债务和赤字的事情上大呼小叫，但市场对美国的信用度从来没表现出半点担忧。事实上借贷成本一直保持在接近历史最低的水平。

其次，削减造成了严重的短期经济破坏。小政府倡导者总爱说减少政府支出能鼓励私人支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这么说可以。然而近年的削减是在一个糟的不能再糟的时间里进行的。当时金融危机留下了一片废墟，家庭艰难地应对着房产泡沫时欠下的债务；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商家也不愿意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削减根本就是在推高失业率——随着家庭收入下降，消费支出也就下降了，进一步加大破坏力。

这种结果加剧、延长了美国的就业危机。政府支出的这些削减，是我们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五年多后失业率仍这么高的原因。

最后，如果你看看我列出的削减重灾区，你会意识到它们主要是与长远投资有关的。所以我们不只是面临短期的伤害，我们的长远预期也在恶化，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侵蚀下，这种糟糕的前景显得愈发真切。

那么，再说预算协议：是的，这是民主党的一次小胜。可能还是向着恢复政治理智迈出了一小步，因为一部分共和党人暂时认识到，一个对白宫和参议院都没有控制力的政党是不能够通过敲诈勒索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但是从大局来看，这是一个持续数年的、造成严重破坏的政策，将毫无必要的苦难强加在努力工作的美国人身上。而此次的协议，没有给这种大局带来太多改变。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16/c1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19日



不平等的加剧不算什么新问题。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1987年发行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描写了一个坚称贪婪是好事的新兴富豪阶层。但被“阶级战争”的呼叫声吓倒的政客们，不敢把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当成什么大事情来说。

不过，这一点可能会有所改变。针对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在纽约市长竞选中的胜利，或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对扩大社会安全福利范围的认可，我们可以就其重要性展开辩论。而且我们还没有看到奥巴马总统所宣称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在政策变化中有所体现。然而讨论的大势已经发生很大扭转，足以让那些声称不平等没什么大不了的专家颜面无光了。

他们错了。

把不平等问题搁置一旁的最佳理由是萧条的经济状况。让经济恢复增长，难道不应该比担心增长收益的分配问题更要紧吗？

不是的。别的不说，光是看看不平等加剧对中产阶级美国人构成的直接影响，就知道这其实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不平等可能在我们的经济乱象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和我们在事后补救中遭遇的失败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先来说数据。平均来看，美国人现在依然比经济危机之前穷得多。对底层90%的家庭来说，这种贫困不仅反映出整个经济蛋糕变小了，也表明他们在其中分到的比例在减小。两者中哪个更紧要？令人惊讶的是，答案是两者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说，不平等的加剧速度之快，在过去六年里对普通美国人收入形成的牵制力，已经和糟糕经济状况带来的牵制力差不多大了，尽管这六年里包括了一次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

如果把眼光再放宽一些，你会发现不平等加剧已经成为导致中产阶级收入落后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当你在思考大衰退及此后不怎么大的复苏时，不平等带来的经济以及最终的政治影响也令人担忧。

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一点是，家庭债务增长给我们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债务增长和不平等加剧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可能相关（不过这个说法还缺乏充分依据）。危机发生后，收入不断地从中产阶级流向一小撮精英，这对消费需求构成了制约，所以不平等和经济危机以及之后的复苏乏力都是相关的。

然而，在我看来，不平等在经济灾难中真正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政治性的。

在危机发生前的几年里，华盛顿在减少金融监管的问题上达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两党共识——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来看，这种共识都是没道理的。危机发生时，拯救银行成了当务之急。但拯救完了以后，很快就有了一项新的共识，将增加就业机会抛至一旁，眼睛都盯着传说中的预算赤字威胁不放。

危机前后的两种共识有什么共同点？两者对经济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取消监管让危机成为可能，仓促转向财政紧缩除了束缚经济复苏的步伐以外没干什么好事。然而两种共识都符合一个经济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偏见，随着财富的暴涨，这个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也水涨船高。

如果我们尝试去思考，在持续不断的就业危机中，华盛顿怎么就迷上了削减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的事，我前面说的就格外明显了。这种执迷在经济上从来就是说不通的：当经济陷入深度萧条，利率达到历史最低点时，政府应该多花钱，而不是相反；在一个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时代，我们没有时间去关注未来几十年的财政隐忧。而对这些项目的攻击也不是公众需求的反映。

通过对极富有人群的调查可以看到，他们和普通大众不一样，认为预算赤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赞成对社会保障项目进行大幅削减。这些精英显贵当然左右了我们的政策议程。

这就引出了我的最终观点。在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中，我相信一些大错特错的言论是出于一些专家想要将我们的经济议程去政治化，让它成为技术性的非党派问题。但那是痴心妄想。即便一些问题看上去纯粹是技术性的，阶级和不平等最终也会决定——并扭曲——辩论的方向。

那么，总统是对的。不平等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迎接这个挑战吗？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19/c1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24日



《活宝三人组》(The Three Stooges)里有一集，我记得相当清楚，科里(Curly)不停地用脑袋撞墙。莫(Moe)问他为什么那样，他回答：“这样一停下来感觉就特别好。”

我觉得这很好笑。但我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高级财政官员在为自己的灾难性政策辩护时，科里的逻辑会成为他们的主要理据。

说一点背景：2010年，尽管仍处在金融危机制造的一派严重萧条景象中，多数的富国选择了财政紧缩：削减开支，在有些地方还要提高税收，以期把经济崩溃时暴涨的预算赤字降下来。经济学基本知识告诉我们，在经济萧条时采取紧缩政策会加剧萧条。但这些人，我们开始称他们为“紧缩党人”，坚称削减开支能带来经济扩张，因为它们能提升商业信心。

其结果，仿佛与一场宏观经济学的对照实验并无二致。三年过去了，信心的童话始终没有显现。在欧洲这个紧缩党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地方，初现端倪的经济复苏很快变成了二次衰退。事实上，欧元区和英国在此刻的经济表现关键数据，相比大萧条时期的对应阶段是滞后的。

如今对于民生的代价的确跟上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是拜一些政府政策所赐，比如就业保护和一张强大的社会安全保障网——而这些正是紧缩党人打着“结构改革”的旗号坚决要求废除的。

这些破坏真的是紧缩造成的吗？两者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紧缩越严厉，增长成绩越差。以爱尔兰为例，那是最早开始实施极端紧缩政策的国家之一，在2010年初被作为楷模广为传颂。三年后，反复宣告经济已经扭转颓势的爱尔兰仍然有两位数的失业率，尽管已经有成千上万正值工作年龄的爱尔兰公民移居海外。

简而言之，在经济史册中，经济低潮期实施紧缩政策会产生的压制效应是再清楚不过的。但紧缩党人永远不会承认错误。（在我的经历中，几乎没见过有人这么做的。）结果，现在他们又要抓住最新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你看，有的紧缩国家已经开始恢复增长了啊。英国看起来正在出现有力的反弹；爱尔兰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季度；连西班牙的经济都开始有点微弱的生命迹象了。紧缩党人开始举行胜利大游行。

这其中最厚颜无耻的大概是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George Osborne)，该国紧缩大业的头号推动者。一等积极的增长数据出现，奥斯本先生立马宣布“那些支持B计划的人”——即紧缩党人的反对者——“输了这场辩论。”

好吧，且不提一两个季度的波动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这个常理，我们来看看他的说法。

首先，英国近期的增长并没有改变过去将近六年来的现实，自国家陷入衰退后，真正的GDP仍然是低于此前的最高点的。往长远看，整个故事依然说的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如我所说，业绩记录上看还不如英国在大萧条时期的表现。

其次，必须要了解在奥斯本的英国，紧缩有一段怎样的历史。他的政府在最初的两年里一直在做大事：大幅削减公共投资，增加国家消费税等等。而后这个政府放满了脚步；它没有逆转紧缩的势头，但也没有采取比以往更严厉的紧缩措施。

问题是这样：除非不停地被不利因素打击，经济本来就是倾向于增长的。那么奥斯本先生暂时停止惩罚后，英国的经济终于开始抬头，其实并不意外。

但这是他的紧缩政策生效的证明吗？除非你接受活宝三人组逻辑，按照那个逻辑，不停地拿脑袋撞墙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因为一旦停下来就舒服了。

那么，我明白，紧缩党人也许还是会拿到政治分。政治学家告诉我们，选民是短视的，他们根据选举前一年左右的经济增长来选择领袖，不会去看一届政府执政期间的总体表现。所以一个政府可以不怕持续数年的萧条，因为只要在最后关头撺出一点增长，还是能赢得选举。

但那是政治。至于经济学，在紧缩党人敲锣打鼓的荒诞庆典面前只会给出一个回应：吖咳。吖咳。吖咳。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24/c24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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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25日



这是三个钱坑的故事，也是货币退化的故事——很多人都有这种奇怪的决心，想把时钟往回拨几个世纪，回到很多进步发生之前。

第一个钱坑是真正的矿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波尔盖拉(Porgera)露天金矿，世界最大的黄金出产地之一。这座金矿在侵犯人权和环境损害方面臭名昭彰——保安人员犯下强奸、殴打和杀人罪行，大量可能有毒的尾矿被倾入附近的河流。但是，黄金价格虽然近期已经从高位回落，却仍然是10年前的三倍，所以他们还是得继续开采。

第二个钱坑要古怪得多：冰岛雷恰内斯拜尔的比特币矿。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哎呀，确切的原因其实很难说，但是目前有人愿意买，因为这些人相信别人会愿意买。从设计上说，它是一种虚拟黄金。所以和黄金一样，比特币可以开采：你可以挖掘出新的比特币，不过只有通过解决非常复杂的数学运算才能做到，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能力，也需要大量的电力为电脑供电。

在冰岛的雷恰内斯拜尔，有水力发电提供的廉价电力，也有充足的冷空气来冷却飞快运转的电脑。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真实的资源，被用来创造这种没有明确用处的虚拟物品。

第三个钱坑是假设的。1936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增加政府开支。但是和现在一样，此类建议在当时也遭遇了强烈的政治阻力。所以，凯恩斯就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政府把装满现金的瓶子埋在废弃的矿洞里，让私营部门自己花钱去把那些现金挖出来。他表示，更好的办法是让政府修建道路、港口和其他有用的东西——但即便是毫无用途的开支，也会带来经济亟需的提振作用。

真是聪明——但凯恩斯还没说完。他接着又指出，现实中的黄金开采活动很像是他的思想实验。毕竟，黄金矿工们做的事情就是不遗余力地把钱从土里挖出来，虽然用印刷机印钞票可以制造无限量的现金，而且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成本。然后，挖出来的金子被迅速埋藏，地点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简称FRBNY)的金库。在那些地方，成千上万根金条在闲置着，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我想，如果凯恩斯知道过去六、七十年里的变化如此之少，可能会觉得既嘲讽又有趣。用公共支出对抗失业的理念仍然遭到敌视；矿工们仍然在破坏地理景观，以便增加闲置黄金的囤积量（凯恩斯把金本位制度称作“野蛮的遗物”）。比特币更加突显了这件事的玩笑性质。毕竟黄金还有一些真正的用途，比如说填补蛀牙，而现在，我们却在耗费大量资源去创建“虚拟黄金”，它只不过是一些数字串。

我觉得，亚当·斯密(Adam Smith)会感到沮丧。

斯密常常被视为保守派的守护神，确实也是他最早论断了自由市场的必要性。但现在较少被提及的是：斯密也极力主张对银行进行监管，而且他还为纸币的优点谱写了一曲经典赞歌。他明白，钱是促进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国家繁荣的源泉。有了纸币，一个国家无需把很多财富变成白银和黄金这样的“死库存”，就可以开展商业贸易。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增加黄金的死库存而开采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甚至更古怪地，无时无刻不运行着强大的计算机，只是为了增加一个数字的死库存？

如果你跟那些看涨黄金的人聊一聊，他们会告诉你，纸币是政府发行的，不能指望政府不会令货币贬值。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货币贬值的情况却越来越少见。在对通胀失控的警告持续了多年之后，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如今明显不是太高，而是太低。即使从全球来看，真正高通胀的情形也非常罕见。尽管如此，有关极度通货膨胀的骇人言论仍然不绝于耳。

比特币的吸引力似乎或多或少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它的高科技和算法属性，所以人们认为，比特币必定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但是不要被华丽的表象所愚弄：事实是，我们正在毅然决然地走向这样一个时代：钱意味着可以在钱包里叮当作响的东西。无论是热带还是苔原地带，在挖矿的同时，我们也在挖着一条回到17世纪的路。



翻译：土土、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25/c25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12月28日




美国的100多万失业者将得到一份最残酷的圣诞“礼物”。他们的失业救济将被切断。你看，国会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如果你找了几个月还没找到工作，那肯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所以，你需要额外的刺激：那就是极端的紧迫感。

因此，失业者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处境就要雪上加霜了。显然，有工作的人的生活会舒服很多。然而就业市场的持续低迷也会让他们蒙受损失。那么，让我们讨论一下有工作的劳动者面临着什么样的苦境吧。

有些人会告诉你，雇佣关系就像其他任何市场交易一样；劳动者出售某种东西，雇主们则要购买他们提供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做一笔交易。但是，任何在真实世界工作过的人——或者看过漫画呆伯特(Dilbert)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事实上，就业一般会涉及一种权力关系：你有一个老板，他告诉你该做什么，如果你拒绝，你可能被解雇。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雇主们重视自己的员工，就不会提出无理的要求。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有一首乡村音乐的经典曲目叫做《我不要这工作，滚开》(Take This Job and Shove It)。然而目前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一首歌叫做《我不要这个耐用消费品，滚开》。

所以，雇佣是一种权力关系，而高失业率极大地削弱了工人在这一关系中已经处于弱势的地位。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种弱势地位量化，只需要看看辞职率——每月主动辞职的劳动者比例（不是被解雇）就可以了。显然，一名劳动者想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有很多理由。不过，辞职有风险；除非一名劳动者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否则的话，他（她）不知道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份新工作，也不知道新工作与旧工作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差。

当失业率很高、求职者数量大于工作机会的时候，辞职的风险会大得多。因此，可以预计，经济繁荣时期辞职率会上升，经济低迷时会下降——事实的确如此。在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间，辞职率大幅下降，目前仅有部分反弹，反映出经济复苏的不足和乏力。

现在想想这对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意味着什么吧。经济强劲时，劳动者就有了更多的筹码。如果他们对待遇不满意，而且知道如果自己被解雇很快能找到一份新工作的话，他们就可以选择辞职。可是，在经济低迷时，劳动者手里就没什么牌可打，雇主可以加重他们的工作负担，或者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或者两者皆有。

是否有迹象表明现在正在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为什么会出现。就像我刚才所说，经济复苏乏力不足，而这种低迷的所有负担都落在了劳动者肩上。企业利润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幅下降，但是很快出现反弹，而且不断飙升。实际上，目前，企业的税后盈利比2007年萧条之前的水平高了60%。我们不知道这种盈利增长有多少是来自于劳动者的恐慌因素——也就是企业可以压榨那些知道自己无处可去的劳动者。但这至少是部分原因。事实上，尽管无从确证，企业在经济低迷时期的盈利状况比充分就业时更好是有可能的。

此外，如果说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何我们的政治制度对失业者漠不关心，我不会认为这很牵强。不，我并不认为企业高管们正密谋着如何保持经济低迷。但我认为，降低失业率之所以不是首要政治任务，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劳动者来说，经济可能很糟糕，但美国的企业过得挺好。

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改变那种目标的优先级安排是很重要的。

最近在进步派中出现了一种有点奇怪的辩论，一些人认为，民粹主义和对不公正的谴责是偏离正轨，充分就业才应该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正如一些主要的进步派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充分就业本身就是民粹主义的主张：低迷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者失去工作的主要原因，而企业和富人阶层过分强势，是我们对就业问题置之不理的主要原因。

目前有太多美国人生活在对经济的恐慌中。我们可以采取很多行动来结束这种状态，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把就业问题重新提到议程上来。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28/c2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03日



2012年，一直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的奥巴马总统预言，自己的连任最终将击退共和党的“狂热”。事实却并非如此。

然而，右翼拒不妥协并不是2012年困扰美国人民的唯一恶疾。我们还深受财政狂热之苦：尽管联邦政府能以极低的利率借到钱，但几乎政界和媒体界的所有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预算赤字是我们最严重、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华盛顿没有讨论大规模失业和不平等现象急剧恶化的问题，反而基本上只去关注削减开支（会加剧就业危机）和瓦解社会安全保障（会加剧不平等）的所谓的必要性。

因此，好消息是，不同于茶党(Tea Party)的狂热，这种狂热终于褪去了。

的确，斥责财政政策的依然大有人在。一些新闻机构也仍对这些人崇敬有加。正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前不久所指出的那样，许多记者保持着老习惯，“把其他一切观点都当做党派或政治纷争来报道，唯独认为削减赤字是一个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目标。”但那些批评者已经无法再去定义哪些观点值得令人尊敬了。比如，因为呼吁增加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最近遭到了那撮“惯犯”的攻击，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最终却只是提高了沃伦的名望。

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认为，至少有四件事情碰巧让削减赤字这种思想失去了市场。

首先，“中间路线”背后的政治前提——在既增税又削减开支的“大妥协”(Grand Bargain)中，共和党中的温和派愿意做出让步——站住不住脚了。共和党人中已经没有了温和派。虽然共和党内部的茶党和非茶党人士之间争论不休，但这些争论涉及的是政治战略，而非政策内容。

其次，增税和削减开支已让联邦债务骤跌。这其实不是件好事，因为过早削减赤字会损害我们依然很疲软的经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过去三年里史无前例的财政紧缩，我们现在可能已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了。但正在下跌的赤字削弱了“中间派”的这个至关重要的恐慌策略。即便是对联邦债务的较长期预测，看上去也根本不再令人惊慌。

说到恐慌策略，2013年是记者和公众终于厌倦了那些喊狼来了的人的一年。曾几何时，听众会全神贯注的倾听有关财政末日的预言。例如，奥巴马的赤字委员会联席主席埃尔斯肯·鲍尔斯(Erskine Bowles)和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曾警告说，严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在两年内出现。但那是近三年前的事情了。

最后，在2013年里，债务恐慌在学术上的论据终于失去了说服力。通常，经济学家之间的技术性讨论对政界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政界人士几乎总会找专家——或者很多情况下所谓的“专家”——说出他们自己想听的内容。但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或许是个例外。

有人可能没注意到或是忘记了，多年来，欧洲和美国斥责财政政策的人高度依赖两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合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当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超过90%时，便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从一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就对这一说法表示了质疑。尤其是，增长缓慢往往会导致债务增加而不是反过来这一点很明显。比如，日本和意大利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然而，在政界，这个90%的说法成了真理。

后来，马萨诸塞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研究生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重新运算了相关数据后发现，只要更正一个小错误，再多加一些数据点，那个看似确凿的90%悬崖就消失了。

如此看来，批判财政政策的人似乎不是根据统计证据决定自己的立场的。正如老话所说，他们就像醉酒者对路灯竿的使用一样，只是用来支撑自己，而非用来看清事物。但突然之间，他们失去了这一支撑，连带着也失去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假装经济需要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的合理性。

但是，这都有关系吗？你可以说没关系——虽然那些指责财政政策的人可能失去了对舆论的控制，但我们依然在做可怕的事情，比如削减面向长期失业者的福利。然而，虽然政策依然很糟糕，但我们终于开始讨论像不平等现象这样真正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虚构出来的财政危机了。这也一定是往正确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翻译：陈亦亭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03/c0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14日



突然间，志存高远的政治家们也可以谈论帮助穷人了，甚至必须这么做。这对民主党人来说很容易做到，他们只需要做回FDR（富兰克林·罗斯福）或LBJ（林登·约翰逊）时期的民主党就可以了。但这对共和党来说要难得多，作为一个劫贫济富的政党，他们已经难以甩掉“罗宾汉的对立面”的帽子。

共和党要甩掉这个帽子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它实在是名副其实。共和党人正在竭尽全力地伤害穷人——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如果他们在2012年的选举中胜出，他们还会施加更大的伤害。此外，共和党对穷人的残酷不光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恶意（虽然这是部分原因）；它还深深根植于该党的理念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共和党领导人最近在演讲中声称他们真的在乎穷人，但几乎完全举不出具体的政策。

让我们共和党近期的表现说起。

美国当前最重要的政策是推出了《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即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然而，共和党控制的大多数的州拒绝实施这个法案的一个关键部分，即扩大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从而拒绝向500万低收入美国人提供医疗补助。奇怪的是，即使提供这笔补助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他们仍然费尽心机地拒绝让穷人获得补助；联邦医疗补助扩大带来的几乎所有成本都会由华盛顿支付。

与此同时，这些共和党控制的州正在削减失业救助、教育融资等福利。如我所说，说共和党正在竭尽全力伤害穷人，这并不夸张。

如果2012年赢得了国会选举，共和党又会做些什么？其实和现在差不多。别忘了，自从2010年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以来，共和党提出的每一个预算提案都涉及对联邦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扶贫项目的大幅削减。

话说回来，共和党人就不能改变他们的态度么？很遗憾，答案是，基本上不可能。

首先，他们坚定地相信，帮助穷人的努力实际上只会让贫穷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会令穷人工作的积极性的降低。公平地说，这个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的确，在应用于失业保险时，这完全是扯淡。认为失业率很高是因为我们“给不工作的人发钱”是一个谬误（无论你把失业者搞得多么绝望，他们的绝望无助于制造工作机会），而这个谬误被包裹在一个谎言里（几乎没有人为了获得救助选择继续失业）

然而，我们零敲碎打、杂乱无章的扶贫计划，的确对努力改善处境的低收入家庭形成了惩罚效果：挣得越多，能领取的福利金就越少。实际上，这些家庭面临很高的边际税率。他们每多挣一美元，就要被政府收走一大半，某些情况下甚至不低于80美分。

问题在于，我们能够采用何种手段来降低这些高企的实际税率呢？我们可以干脆大幅削减福利金；这样只会让穷人雪上加霜，从而降低找工作的积极性。穷人不仅会生产率下降，还会活得更为悲惨；当你营养不良又缺乏医保的时候，很难享有低边际税率的好处。

或者，我们可以放满福利金削减的步调。实际上，这就是奥巴马医改众多未曾言明的优点中的一个。就是说，它不仅改善了众多穷人的生活，还增加了他们的积极性，因为随收入提高而医保福利逐步减少时，这些家庭还能获得补贴，而不是一旦富到不够格领取联邦医疗救助(Medicaid)的时候，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不过，用这种方式来增加积极性意味着，在福利制度上增加开支，而非削减，而且必须用向富人增税的方式来为之承担成本。然而，难以想象共和党的任何领头人物会愿意走这条路，或是这样做了之后，能在无可避免的初选挑战中赢得胜利。

关键是，一心向往小政府及给富人减税的党，或多或少地非得伤及穷人，而不是助他们一臂之力。

他们能改弦更张吗？这么说吧，共和党人并非一向如此。实际上，我们所有的重大扶贫项目，无论是联邦医疗救助、食品券，还是劳动收入税收抵免，过去都得到了两党的一致支持。或许将来的什么时候，共和党会重返温和道路。

不过此时此刻，共和党人与美国穷人为敌，难以自拔。无论保罗·瑞安(Paul Ryan)和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之流如何卖力地想说服我们并非如此，这一点都改变不了。



翻译：王湛、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14/c1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20日



我一直没太注意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自从明确了他不会偏离欧洲破坏性的、紧缩思维政策的正统观念之后。但是他现在却做了一件着实让人震惊的事。

我说的当然不是他和一个女演员之间的所谓外遇，即便那是真的，也既不令人吃惊（法国人嘛），也不会让人不安。不是那事，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信奉名声扫地的右翼经济学教义。这提醒我们，欧洲持续的经济困难并不能仅仅归咎于右派的糟糕主意。不错，那些冷酷无情、执迷不悟的保守派一直在主导着政策，但他们也一直受到那些没有脊梁骨、糊里糊涂的中偏左政客的怂恿和支持。

目前，欧洲似乎在从其两次探底的经济衰退中复苏，出现了一点增长。但是，这小小的一点起色是在经历了好几年的经济灾难性表现后才出现的。怎么样个灾难法？回想一下就知道了：到1936年，也就是大萧条的第七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在快速增长，人均实际GDP不断达到新高。相比之下，如今欧洲的人均实际GDP依然远低于2007年的峰值，充其量也只是在缓慢增长。

也许有人会说，比大萧条时期表现得还差真是个非凡的成就。欧洲人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么说吧，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欧洲国家最终都抛弃了正统经济教条：他们放弃了黄金标准；他们不再试图平衡政府预算；有些国家还开始大量增加军备，这种做法的一个副作用是提供经济刺激。结果是1933年开始出现的强劲复苏。

就道德、政治和人类的角度而言，现代的欧洲比那时的好多了。对民主的共同承诺给欧洲带来了长期的和平；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高失业率带来的痛苦；协调行动遏制了金融崩溃的威胁。不幸的是，欧洲避免灾难的成功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导致政府抱住正统教条不放。尽管欧元是一种货币桎梏，但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它。没有了增加军费开支的需求，因此也没有一个国家解除财政紧缩。每个政府都在做着安全、据说是负责的事，衰退也就一直在持续。

在这种衰退和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法国并不是表现特别糟糕的国家。显然，它落后于德国，后者一直由其强大的出口业支撑着。但法国的表现却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好，我说的不只是那些处在债务危机中的国家。法国的增长已经超过像芬兰和荷兰这些严守正统理论的国家。

没错，最近的数据显示，法国在欧洲整体出现起色时表现不佳。大部分观察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内，都把最近的脆弱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紧缩政策。但是，现在奥朗德开始大谈他要改变法国未来方向的计划，这却未免让人感到绝望。

奥朗德在宣布打算要对企业减税，同时削减（不具体的）开支来平衡税收的减少时说，“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供给问题，”他进一步说，“实际上，供给创造需求。”

天哪。这几乎与早就被证明是错的萨伊法则(Say's Law)一字不差，该法则声称不可能出现整体的需求短缺，因为人们必须将收入花在某些东西上。这其实是不对的，从2014年初的现实问题来看，更是错上加错。所有证据都表明，法国的制造资源过剩，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都因为需求不足而无用武之地。要证明吗？只需看看通货膨胀率，它在快速下滑。的确，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出现日本式的通货紧缩的危险越来越大。

不是在别的时候，而是在这种关头，奥朗德采用那个名声扫地的教条，有什么意义呢？

正如我说过的，这是欧洲的中偏左派无能为力的迹象。四年来，欧洲一直发着紧缩烧，其结果大多是灾难性的；目前的一点起色被当作好象是政策的成功而庆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些政策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你可能会指望中偏左的政治家极力主张改弦易张。然而，在欧洲所有的地方，中偏左派充其量（比如在英国）只对那些政策提出了软弱无力的批评，而通常则是简单地畏缩屈从。

当奥朗德成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时，我们当中有些人曾希望他也许会采取不同的立场。然而，他却陷入了通常的畏缩，这种畏缩现在已经变成了智力崩溃。欧洲的第二次萧条将继续下去。



翻译：张亮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20/c2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21日



在美国，贫富差异的现实状况越来越严峻。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下层的那一半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下滑，而顶层那1%却上升了将近三倍（最顶层的0.1%增幅的还要大）。我们可以也应该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严肃的讨论，然而，有一个浅白的事实是不需要争论的——当前构建起来的美国资本主义，正在动摇中产阶级社会的根基。

可是，当然，还是争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著名格言：当一个人要靠着对某件事情的不理解来拿薪水时，要让他理解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但我觉得，这同时也反映出，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是多么令人反感，看上去简直就是在挑起阶级战争——或者你可以会觉得，这表明阶级战争已经打响了，进攻方是财阀。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誓要混淆统计数据真相的战役。这场战役在某些地方格外的不加掩饰，几乎就是直截了当地歪曲事实；某些地方则老辣一些，用眼花缭乱的步法苦心经营，编制出一套富人理应富有的谎言。

在歪曲事实方面的例子，看看《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布雷·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最近的一篇专栏就够了，文章先是（错误地）指责奥巴马总统犯了一个事实性的错误，接着声称贫富差异的加剧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很大的增长。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自1979年以来收入增长为186%！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你是对的：它只是个名义数据，没有排除通胀因素。经过通胀校正的数据，也可以在那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表格里找到；从中可以看出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噢，请注意，截止本文刊出之时，《华尔街日报》网站还没有改正这个低级错误。

好了，以上我们看到明目张胆的扭曲是什么样。那么哪些是做的比较漂亮的呢？

我曾经说过，保守派看来在死守一个观点，即贫穷基本上是穷人的性格问题的结果。这个说法也许曾经有那么一丁点道理，但在过去三十年里，穷人面对的主要障碍，更多地是能给出公道薪水的工作机会匮乏。然而贫穷是活该的谎言依然在继续，相对应地，富有乃天经地义的胡话也不绝于耳。

他们是这样说的：美国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让自己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结婚并维持住婚姻，诸如此类。基本上富有就是谨守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一个回报。

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即便以它自己的标准，它假设的机会也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一个公立大学的资金支持遭到削减，学费大幅升高的年代，有多少穷人的孩子，甚至劳动阶层的孩子，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连家庭稳定性这样的社会指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一个经济现象：就业机会匮乏对家庭价值观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然而这种讹说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没能辨清贫富差距加大的真正赢家是谁。白领职场人士，即便是相互结成了夫妻，处境也顶多算过得去。大赢家是一个小得多的群体。在“占领”运动中流行起来的“1%”这个词，对上升中的精英阶层是一个不错的概括，不过如果非要说的话，它划得范围太大了：顶层这1%中，有一个更小的群体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利益，即最顶层的0.1%。

这些天之骄子都是些什么人？虽说并非全部，但绝大多数都是金融领域的某种高层。这些人有没有资格挣这么多，我们可以具体探讨，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能混到这个水平，可不是靠着谋略、清白和清醒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理应富有的讹说还能如此坚挺呢？主要是通过一种以稀释为手段的扭曲策略。为贫富差距辩护的人几乎永远不会说那1%，更别提真正的大赢家了。实际上他们会说上层的20%，顶多说到5%。听起来似乎是个无害的选择，其实不是，因为这里面把已婚律师和华尔街的狼群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句，迪卡普里奥的那个叫《华尔街之狼》的电影在金融圈子里相当受欢迎，主人公的事迹博得了他们的喝彩——这是我们认识新镀金时代现实的又一个线索。

不过，我也知道这种现实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总有没被财阀收买的人，他们希望能描绘出一幅不一样的风景。然而，尽管这些事实带有众所周知的民粹主义偏见，但它们终归是事实——我们也终归需要面对。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21/c2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25日



“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

这段话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写下的，不过也适用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更理想的世界里，我们的领导人应当竭尽所能地克服这两大缺点。

不幸的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远没有那么理想。现实是，领导人哪怕能直面这两大经济失败中的任一项，我们都该觉得是走了大运。如果应验了广为报道的说法，奥巴马总统将把国情咨文演讲的重点放在贫富不均问题上，那么每个人都应为他欢呼。

当然了，现实不会如此，而是总统将遭到两面夹击。每当收入分配的问题浮现的时候，那些司空见惯的右翼“嫌犯”会一如既往地高呼，“阶级斗争！”然而，也会有看似更为冷静的声音认为，总统打错了靶子：他的头号任务，应当是就业，而非贫富不均。

他们错了。

首先，就业与贫富不均就算不是一回事，也存在紧密关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并非无可辩驳——急剧扩大的贫富不均问题为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而且，危机后极为不公的收入分配则延长了衰退之势，其中尤为突出的方式是让欠债家庭难以走出泥淖。

此外，有更为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破坏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高失业率已成为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及收入停滞不前的一大主因，就是对有工作的幸运儿而言，也是如此。

还有，政治上，贫富不均与宏观经济政策已密不可分。很早以前就显露出，对赤字的痴迷在过去几年间极大地破坏了政策议程 ，而这种痴迷实际上并非源于联邦债务方面的忧虑。实际上，它主要是为了，利用债务焦虑来将美国坑蒙拐骗到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道路上，尤其是对穷人施以援手的那些福利。比方说，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瑞安(Paul Ryan)去年提出的开支削减计划中，三分之二要让低收入家庭付出代价。

与利用财政恐吓战术来扩大经济不平等的企图相应的是，对不平等问题的强调，也可能转化为对破坏就业的紧缩政策的抵制。

不过，奥巴马之所以关注贫富不均问题，最重要的理由是政治务实。不管喜不喜欢，简单的事实是，美国民众能“理解”不平等，却不那么理解宏观经济。

在政治评论家中，长期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民粹主义并不吸引人，美国人并不关心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的确，美国是一个崇尚成功的国家，不是一个憎恶成功的国家，但看到“第二次镀金时代”(Second Gilded Age)极端的不平等，多数人仍然会感到不安。皮尤(Pew)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以及高达45%的共和党人）支持政府采取行动遏制不平等；尽管比例较小，但仍属于大多数的民众支持向富人征税接济穷人。以上情形都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财富的分配到底有多么不平等。

相比之下，关于宏观经济最基本的真相，传达起来也十分困难，比如在经济不好时需要通过财政赤字来支撑就业。你可以说奥巴马本来应该更努力地传播这些观念——当他开始呼应共和党的论调，说联邦政府需要像美国家庭一样勒紧裤腰带之时，许多经济学家都极为难堪。然而即使奥巴马尝试了，他是否能成功也颇值得怀疑。

请考虑一下1936年发生的事，富兰克林·D·罗斯福刚刚以巨大优势赢得连任，胜选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靠赤字支出的政策。现在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但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经济快速复苏，失业率也急剧下降。但是公众仍然固执地坚持着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在大选之后，盖洛普(Gallup)调查了选民的意见，多数受访者呼吁要平衡预算，支持和反对的比例超过2：1。不幸的是，罗斯福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他平衡预算的努力又很快把美国送回了经济衰退。

重点在于，在美国经济面对的两大重大问题中，奥巴马更容易在不平等这个议题上打动选民。而他在企图打动选民时也需清醒地认识到：承认政治现实没什么可耻的，只要你在做正确的事。

所以我希望在周二晚上的演说中，能听到就业问题，也能听到对歇斯底里关注赤字的人的反击。但是如果我们听到的主要是不平等和社会正义，倒也不错。



翻译：黄铮、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25/c25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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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28日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存在明显的经济代价：尽管生产率在提高，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而不断增加的债务让我们更难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外它还有很高的社会成本和民生代价。比如，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严重的不平等导致了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和更高的死亡率。

但是不止如此。事实证明，极端不平等不仅造就了一个跟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脱节的阶级，同时还赋予了这些人巨大的权力。

眼下的一个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他就是身家亿万的投资人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风险投资公司KPCB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写给《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编辑的一封信中，帕金斯哀叹“百分之一”的人所遭受的公众批判——并把这些批判跟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相提并论，暗示我们正走在通往又一个“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路上。

你可能会说，只有他才这么疯吧，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刊登这样的东西。但帕金斯并不是唯一的特例。他甚至不是第一个把累进税支持者比喻为纳粹的金融巨头。早在2010年，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就声称，提议堵住对冲和私募基金经理的税收漏洞，就如同“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兰”。

还有一些富豪忍住了不谈希特勒，但仍然抱有同样偏执多疑和狂妄自大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并且大言不惭地宣扬它们。

我知道这么说不太温和。但看看华尔街指责奥巴马总统妖魔化和迫害富人的各种发言和文章吧。奥巴马只不过说了一些明摆着的事实，即有些银行家举止不当。再看看这些指责他的人中，有多少提出过自我中心得离谱的说法，说他们受到的感情伤害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家庭债务和过早实施财政紧缩之类的事情。

那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如果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2012年获胜，极富阶层，尤其是华尔街那些人，实际上会比现在在奥巴马任内的获利多。随着布什减税政策的部分取消，以及为支付医疗改革而进行的大幅加税，1%阶层的税率已或多或少回到了前里根时代的水平。同时，在过去一年里，金融改革派也取得了一些令人大为意外的胜利。对那些基本上靠监管薄弱聚敛财富的投机钻营者而言，这可是个坏消息。因此，可以证明，那1%的人输掉了一些重要的政策之战。

但任何群体都会有面对批判的时候，在政策冲突过程中发现自己站在了失败的一方；这就是民主。问题是，接下来会怎样。普通人会从容应对。即使政治上的挫折让他们愤怒、苦闷，他们也不会大呼自己受到了迫害，把批评他们的人比作纳粹，坚持认为世界是围绕他们的情感伤害转的。但富人不同于你我。

的确，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更多财富，随之也就有了更多权力。他们有吸引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在自己身边的能力，很多时候的确就是这样。这些人会说他们想听的话，但从不告诉他们，他们有多愚蠢。他们习惯了被尊重，不仅是来自自己雇佣的员工的尊重，还有那些想让他们捐助自己竞选的政客的尊重。因此，当发现钱无法买到一切，无法让自己远离逆境时，他们很是震惊。

我还怀疑，如今的金融界巨头对自己的成功的本质缺乏自信。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制造产品的行业大佬。相反，我们说的是那些投机钻营者，他们把钱倒来倒去，靠着每次倒手时从中揩一点油水致富。他们或许会吹嘘说自己创造了就业，让经济运转了起来，但他们真的在创造价值吗？我们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我怀疑，一些富人自己也怀疑，正是他们自己的那种自我怀疑导致他们更猛烈的抨击批评者。

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当我们读到类似于帕金斯或施瓦茨曼的不满言论时，很容易想起FDR（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他当时提到了“有组织的财阀”势力的仇恨，并声称，“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不过，不幸的是，与FDR相比，奥巴马总统没做那么多事，无法得到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富人的仇恨。但除了进步派给予肯定的工作，奥巴马也做了其他事——而且就像FDR一样，他和进步派总体说来确实应该欢迎那种仇恨，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做了正确的事。



翻译：王湛、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28/c2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2月11日



周三，无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主任道格拉斯·埃尔蒙多夫(Douglas W. Elmendorf)说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失去工作和选择少干点工作不是一回事。一旦失去工作，你会陷入严重的个人和财务困难。另一方面，如果你选择少干些工作，多跟家人在一起，“我们不会同情。我们会祝贺你。”

只要明白这一点，谎话连篇的反医保改革运动中最新出炉的那个谎言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往回倒一点。在周二，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财政和经济前景报告，其中包括两篇关于《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效果的附录。

第一篇附录基本上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但却是一颗重磅炸弹。“奥巴马医改”的糟糕开局至今仍影响着关于医保改革的公共讨论，致使讨论都假定该项目依然是一场灾难。此前已经有人在说，近来事情有了大幅的好转——只是现在算是比较明确了。预算办公室预测，医保交易所在第一年的签约量只会比预期略少一点，而原本无医保、现在可以享受医保的美国人，人数几乎达到了去年春天的预期。

然而第二篇讲劳动力供应的附录，却引起了许多错误的解读，把前面那个好消息给淹没了。

医保改革会减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这从来都是很明确的。比如有的人会提前退休，因为他们不需要再为了保住医保而工作下去了。还有的人会减少工作时数，把更多时间给他们的孩子，因为是否有保险不再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份全职工作。更微妙的是，工作的动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因为医保补贴数额会随着你的收入上升而下降。

预算办公室现在提高了对这些影响的预估，认为医保改革会使全国人口总工作小时数减少1.5%到2%，还加了一句帮倒忙的表述，称这“相当于减少了约200万名等效全职劳动力。”

为什么说帮倒忙？因为政客们以及——实在抱歉，不得不说——太多的新闻媒体都立刻抓住200万这个数字，彻底扭曲了它的含义。比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很快就通过自己的Twitter账号说：“在奥巴马医改之下，数百万勤奋的美国人将失去工作，即使保住工作，工作小时数和薪资也将下降。”

这句话从头到尾都是错的。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没说有人会失业。它非常明确地表示，之所以做出了工作时数会下降的预判，“几乎完全是因为工人会选择减少劳力的供应”（粗体为作者所加）。我们已经看到，埃尔蒙多夫在第二天尽可能地做出了解释，说这种自愿减少工作时数与非自愿的失业是毫不相干的。噢，还有，由于劳动力供应下降，薪资会上升，而不是下降。

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预算办公室认为，医保改革在未来几年里其实是会降低失业率的。

需要澄清的是，目前预计的工作时数长期下降不完全是好事。选择多和家人在一起的工人会获益，但同时他们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负担，比如他们缴纳的工资和收入税会减少。就是说，奥巴马医保除了保险补贴以外还会有别的一些成本。然而，无论你怎么算，这里面涉及的成本都是相当微小的，可不像坎托接下来在Twitter上发的那条所说，有“灾难性的影响”。

那么坎托是在骗人？还是他对政策的基本原理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亲眼看看报告，直接就开始宣扬自己对报告的错误解读？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即便是一无所知，那也是有意的一无所知。别忘了，反医保改革运动在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抓住一切由头，竭尽全力阻止没有保险的人得到保险，此事与真相和逻辑从来无关。

想想就知道了。我们听到了莫须有的死亡委员会。我们听到了《合理医疗费用法案》会造成赤字剧增的错误论断。我们听到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保费会增加的恐怖故事，这个故事经过我们的审视已经被推翻。如今我们又见到，一个不痛不痒的技术性预测，被曲解成一个大规模经济破坏的故事。

与此同时，在现实世界里，美国的医保改革尽管有瑕疵和缺失，却是在稳步向前的。不会有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不会的，倒是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将得到一种安全感，他们现在知道自己可以得到、且负担得起所需的医疗保险了。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11/c1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2月12日



时间回到1987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同事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出了一本好书，名叫《脑冷心热》(Hard Heads, Soft Hearts)。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这本书呼吁采纳坚决但仁慈的经济政策。但不幸的是，我们实际上得到的——特别是来自共和党的，虽然不仅仅来自他们——却恰恰相反。要证明如今共和党心冷脑热的特质，很难找到一个比上周事件更好的例子了——参议院共和党人再一次采用拖延战术阻止对长期失业者进行补助。

我们对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究竟了解多少？

首先，它仍然维持在接近历史最高点的水平。长期失业人口是指那些持续27周或更久没有就业的人，以往的数据显示，长期失业人口通常占总失业人口的10%到20%。而如今这一比例是35.8%。延长的失业津贴从2008年起生效，然而如今我们却允许它失效。结果就是，没有几位长期失业者现在还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支持。

第二，据美国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的乔希·米切尔(Josh Mitchell)调查发现，如果你认为典型长期失业的美国人就是“那些人”——非白人、受教育程度低等等——中的一位，你就错了。一半的长期失业人口是非西语裔的白人。比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作者，大学毕业生失去工作的机率较低，但一旦他们失了业，他们实际上却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加入长期失业者的队伍。年龄超过45岁的工作者更是有可能会长期失业。

第三，在一个不景气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失业的人群会一直无业下去，因为雇主们实质上会歧视失业者。许多人都曾怀疑这种情况的存在，去年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兰德·加亚德(Rand Ghayad)对此给出了有力的肯定。他发出了几千份虚构的简历求职，发现如果虚构求职人失业超过6个月，即使他或她会比其他求职人更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潜在雇主们回复申请的可能性也要低得多。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指出，长期失业人口主要是客观形势的牺牲品，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极其不景气的时刻，在求职人数为空缺职位三倍的情况下，他们不幸失去了工作，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一旦这发生了，失业这一事实的本身就让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新工作。

所以，政客们如何能有理由终止向他们不幸的美国同胞们提供菲薄的经济援助呢？

一些共和党人老调重弹，再次提出我们负担不起更多赤字的理由，来为上周的拖延战术辩护。实际上，民主党人在提出延长失业津贴的同时，也提出了增加税收收入的措施。但不论如何，这种反对都显得不合时宜。如今的联邦赤字不仅是在下降，而且很明显下降过快，已经抑制了经济复苏。

然而，共和党人通常都会为拒绝帮助失业人口找理由，声称我们有那么多长期失业人口，是因为人们找工作不够努力，而延长的失业津贴就是他们不够努力的部分原因。

这么说的人——比如说像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那样的人——可能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然而事实上，他们所兜售的是一个不靠谱的想法，与所有的事实证据相左。比如说：如果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工作，那么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为什么没有导致工资上涨？

但是众所周知，证据都带有自由主义的偏见。他们的经济原则越是失败，保守派就越会强烈地坚守这一原则，还记得美联储采取的行动原本是要带来飞涨的通货膨胀吗？五年多前的一场金融危机让西方世界陷入萧条，这种萧条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场持久战，从而让正统的自由市场理论沦为无稽之谈，但五年多以后，我们还是很难找到一位改变了想法，或者说有任何思维改变的共和党领导人。

这种对证据的绝对排斥与他们极度缺乏仁慈之心是相符的。

如果你关注有关失业问题的辩论，就会发现，要在共和党人中找一位对长期失业者流露哪怕一丝同情的人，都是如此困难，这令人震惊。他们总是把失业表现成一种选择，是一种只会发生在那些并不真正想工作的失败者身上的事。事实上，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他们先是有了对失业者的轻视，然后才有了为强硬政策找出的所谓理由，作为事后的辩解。

结果就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活生生地抹去了——被潜在的雇主拒绝，被政客们所抛弃。而这些政客的头脑之浑沌，只有其心肠之硬才能匹配。



翻译：曹莉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12/c1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2月17日



随着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明确否认说奥巴马医改在破坏就业，一部分（虽然肯定不是全部）共和党人已经不再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了，开始转向另一个争论。他们承认，好吧，任何因医疗改革导致的工作时数减少，都是工人自己的自愿选择——但正如保罗·瑞安(Paul Ryan)议员所说，这依然是件坏事，因为他们会失去“工作的尊严”。

咱们来说说这话在21世纪美国是什么意思。

抽象地去谈工作的尊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薪水如此不平等的情况下，谈平等的尊严根本是犯傻。2012年，最顶尖的40位对冲基金经理和交易员共得到16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12亿元）的薪酬，相当于40万名普通工人的收入。如此悬殊的差距，真的有人相信工作有平等的尊严吗？

事实上，最不乐意去尊重普通工人的努力的，恰恰是那些中了财富大奖的人。过去几个月里，我们被许多愤怒的亿万富豪轮番教训了一通，他们生气的是自己的优越地位没有得到捍卫和承认，他们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比如上周在CNN财经(CNN Money)上，投资家萨姆·泽尔(Sam Zell)捍卫了受到“嫉妒”的“百分之一”，并断言“百分之一更努力。百分之一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人人有尊严！

还有一个不尊重工人的群体：共和党政客。2012年，众议院多数派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议员为庆祝劳动节，发了一条臭名昭著的Twitter，祝贺……那些自己创业的人。大概那一条引起的强烈反对让他有些愧疚；在不久前共和党的会议上，坎托先生据称曾向同僚发出呼吁，要他们尊重一下没有自己生意的美国打工人士。显然，这里面暗示他们以前没有给予这样的尊重。

总的来说，美国劳动者对自身价值的体认，要强于富人或保守派政客给予他们的哪怕最微乎其微的一点尊重。然而，还是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自身经历认识到，勤奋的工作不足以带来财务上的安全感，或给孩子提供像样的教育。在上月《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实施以前，很多人要么无法得到医疗保险，要么无比害怕失去带有保险的工作。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挣扎里谈工作的尊严是很虚妄的。

那么，怎样才能给美国劳动者的生活带去更多尊严，而不是巨大的收入差距呢？不如向他们保证：医疗、向其子女开放的机遇、最低工资这些不可或缺的东西不会消失，哪怕他们被老板炒了鱿鱼，或是工作岗位流向了海外。

试想：说起提升美国老年人的尊严，将他们从相当普遍的贫困和依赖之中拯救出来，还有什么措施比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的效果更好？华盛顿的财政批评者已经把“福利”变成了个坏词，但这些项目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赋权能量和解放力，正是因为它们让美国人可以得到社会安全福利，并能无条件地置身于联邦医保覆盖范围内。

与此相反，保守派企图废除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安全网，代之以最低限度的项目和私人慈善，这实际上就是要剥夺低收入工人的尊严。

不仅如此：这还是在打击他们的自由。

当今的美国保守派热衷于谈自由，讥笑自由派在鼓吹的是“保姆政府”。可一旦说到时运不济的美国人，保守派就摆出一副言语刻薄的家长作风，衣食无忧的国会议员跟处境艰难的家庭讲起工作尊严的大道理。此外他们也开始鼓吹强调干预的政府。比如众议院共和党人企图往农业法案里加入一个条款，允许各州对食品券领取者强制实施毒品检验。（我的博客上有一位评论者提出建议，应该对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雇员进行强制毒品检验，这些机构得到了巨额暗补。这一招肯定会让他们惊慌失措。）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乎美国工人的尊严和自由，你应该支持增加福利，而不是减少，支持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而不是去削弱它。

你尤其应该支持和赞美医保改革。不要理会那些宣称奥巴马医保是奴隶制的人；现实是《合理医疗费用法案》能给数百万美国人带去力量，让他们真正得到政客们假装在热爱的那种尊严和自由。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17/c1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2月18日



上周的重大产经新闻是，康卡斯特(Comcast)宣布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达成了收购协议。超级庞大的康卡斯特是提供有线电视与高速互联网服务的巨头，相形之下，时代华纳不过一般庞大而已。如果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康卡斯特将就此成为行业内的绝对霸主，拥有大约3000万的用户。

那么，请允许我提出关于这起潜在交易的两大问题。首先，为何我们竟然会考虑让它通过？其次，何时开始我们不再担心垄断，原因何在？

在第一个问题上，互联网宽带与有线电视行业本已高度集中，五六家企业包办了大多数的客户。曾几何时，反垄断部门看到此情此景很可能会尝试分拆康卡斯特。任其扩张则是难以想象的。

康卡斯特的首席执行官宣称无需多虑：“这笔交易不会在任何相关市场上减少竞争，因为我们两家公司并不存在重叠或竞争。实际上，我们各自运营的区域在邮政编码上没有任何重合之处。”不过，这番说辞显然不诚恳。对康卡斯特进一步扩张的重大忧虑，并非是降低地方市场上对客户的竞争——原因之一在于，该级市场上本来就没什么有效的竞争可言。真正的忧虑在于，康卡斯特将拥有比现在更强大的力量来左右为其数字渠道输送内容的供应商，而且，它在上游推动苛刻交易的能力将使潜在的下游竞争者更加难以在地方层面上打破它的垄断。

关键是，康卡斯特完全吻合强盗男爵的老式垄断观念。之所以叫“强盗男爵”，是因为它们类似于在莱茵河畔修建城堡的中世纪领主，从来往人群身上一概榨取买路钱。收购时代华纳的交易实际上将加强康卡斯特的堡垒，因此必然是件坏事。

有趣的是，倡导这笔交易的种种标准说辞中似乎少了一种老生常谈：我还没看到任何人提出，该交易会促进创新。或许是因为，谁敢这么说都会被嗤之以鼻。实际上，众多专家认为，通讯业巨头的大权扼杀了创新，使得美国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的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最近撰写了《被俘虏的观众》(Captive Audience)一书，直指这一问题。

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此类情况不只发生在通讯行业。垄断已成为拖累美国整体经济的重大因素。

美国两党曾经一致倾向于采取强力的反垄断措施。不过，在里根任期内，反垄断政策式微。从此以后，垄断权的衡量指标一直在快速攀升，比如特定行业销售额集中到几家巨头的程度。

起初，反对垄断监管的观点援引经济效率来强调并购带来的所谓好处。后来，另一种主张流行起来，即世道变了，对垄断的种种老套忧虑已经过时了。我们难道不是活在全球竞争的时代里吗？新技术的创新性破坏力量难道没有三天两头地打翻旧行业，并推出新巨头吗？

虽说如此，许多商品，尤其是服务，实际上并未面临国际竞争：新泽西州的家庭用户可用不上韩国的宽带。而且，创新性破坏的能量一直被夸大了：微软(Microsoft)或许是衰败中的帝国，却仍然依仗着数十年前确立的垄断地位赚得盆满钵满。

此外，完全有理由相信，垄断本身阻碍创新。克劳福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通讯业巨头不加约束的权力消解了取得进步的积极性：客户们无处可逃的时候，干嘛要升级网络或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同样的现象可能会在阻碍宏观经济上起到重要作用。美国近期的实践中出现的一大谜题是，利润与投资之间脱节。利润在GDP中的占比创下历史新高，企业却没有把收益再次投入到生意中去。它们纷纷转而回购股份，或者坐拥巨额现金。倘若这种创纪录的利润中许多代表的是垄断利润，就必然会造成此类现象。

换句话说，是时候重拾对垄断权的忧虑，回到我们一直以来应当坚持的做法。从迷途上回归正轨的第一步是显而易见的：对康卡斯特说不。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18/c1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2月24日



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即“刺激政策”，已经有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案带来的众多益处已经十分明显。它在终止经济滑坡上发挥了作用；它创造或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它在公共和私人投资领域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

同时，它也是一场政治灾难。这政治灾难的后果，是刺激政策未能奏效的印象，而这印象，又成为今后经济政策的梦魇。

先来说说刺激政策发挥的益处。

采取刺激政策的依据是，我们的整体支出正面临巨大缺口，金融危机和房产泡沫破裂给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通常会用降低短期利率来抗击衰退的联储，已经无法凭一己之力面对如此严峻的滑坡。那么，刺激政策的想法就是暂时先提振一下经济，一方面通过政府增加直接的支出，一方面通过减税和公共援助，提高家庭收入，鼓励更多的私人支出。

刺激政策的反对者嚷道，赤字支出会导致利率大幅上扬，对私人支出产生“挤出效应”。然而倡导者反击称，在极度低迷的经济中，过剩产能和过剩储蓄泛滥成灾，不会出现挤出效应——这是个在接近充分就业时才有的问题。支持刺激的人是对的：利率根本没有上扬，反倒是下降至历史低点。

那么刺激政策的益处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呢？这个比较麻烦，因为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很难把复苏法案的效果从中独立出来。不过，多数严谨的研究都发现，它在就业和产出上发挥了有力的正面作用。

从欧洲进行的大规模自然实验可以看到，政府支出的剧烈变化能构成怎样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你看，在欧元区里，也就是在使用欧洲共同货币的国家群体里，有一部分国家被迫采取了严苛的财政紧缩，这等于是刺激的反面。如果这世界真的如刺激政策反对者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些紧缩计划不应该对经济造成严重不利的影响，因为政府支出的削减会被私人支出的增长抵消。然而实际情况是，紧缩所导致的产出和就业下降是可怕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灾难性的。在那些采取严厉紧缩政策的国家里，私人支出不升反降，将政府削减开支的直接影响进一步放大。

而所有证据都表明，奥巴马刺激政策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短期效应。可以肯定也会有长期的好处：从绿色能源到电子医疗记录等各方各面得到了大规模投资。

可是为什么所有人——或者更准确的说，除了真正去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以外的所有人——还是认为刺激政策是失败的呢？因为刺激生效后，美国经济的表现依然不佳——算不上灾难，但是不佳。

这里边的原因是很浅显的：美国在承受一个巨大的房产泡沫留下的恶果。房地产业至今还没有全面恢复，消费者仍受制于在泡沫时期背上的巨额债务。刺激政策规模太小，时间太短，无法克服如此极端的恶果。

不过我要说，这不是在事后找借口。我的老读者都知道，我在2009年初可以说是有点抓狂的，当时我警告说复苏法案力度不够——还说由于这种不足，法案到头来反而会败坏刺激政策理念的名声。这一点已被证实。

奥巴马政府是不是本可以争取到更多，坊间一直有争论。政府对前景的过分乐观加剧了破坏，而这种乐观是基于一个虚假前提：一旦金融系统恢复信心，经济会很快反弹。

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美国的财政政策在2010年以后一直走在完全错误的方向。刺激政策被认定失败后，创造就业这四个字基本上在华盛顿的讨论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预算赤字的一往情深。在复苏法案和食品券、失业救济金等社会安全网项目的作用下，政府支出曾有短暂的提升，但后来又开始下降，其中公共投资的情况最糟。这种反刺激政策毁掉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

换句话说，刺激政策这个故事总体来看是个悲剧。一场好但还不够好的政策行动，最终被人说成是失败，从而给极具毁灭性的路线错误埋下伏笔。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24/c2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2月26日


还记得“死亡税”吗？遗产税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富豪税，仅影响人口中的极小部分，而且大多由非常富有的继承者缴纳。虽说如此，但右翼还是成功地说服了许多选民，让他们相信遗产税是强加在美国劳苦大众身上的残忍负担，全美的小企业和家族农场都因为要上交毁灭性的遗产税而破了产。

大家或许会认为，此类令人心碎的例子实际上颇为少见。大家错了：它们不是少见，而是根本不存在。尤其是，从来都没有人举出过卖掉家族农场来缴纳遗产税的任何当代真实案例。整个“死亡税”宣传攻势仰仗的是，激起人们对纯粹臆想出来的受害者的同情心。

如今，他们又在反对医保改革上故伎重演。

我不太清楚，保守派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对付医改的首选方案不会成功。他们准备等着奥巴马医改注定的失败，然后坐享政治回报。但它没失败。经历了糟糕起步后，参保人数稳步回升。在加利福尼亚州，网站从一开始就运行良好，参保人数已超过了此前对第一年的数据所做的预测。参保人员的年龄结构老于策划者的期望，但并不足以引发保费激增，更别提保守派动不动预言的“死亡漩涡”了。

而且，保守派并没有备选方案。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就无人胆敢提及医改或许会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右翼人士在探索一种新的策略。这种策略依靠的是，强调奥巴马医改造成可怕伤害的案例。问题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找到任何真实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右翼最近进行的几次尝试吧：

■ 在代表共和党对国情咨文演讲所做的正式回应中，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提及了“斯波坎的贝蒂”(Bette)。按照她的说法，贝蒂失去了自己好端端的医保，被迫每月多付700多美元（约合4300元人民币）的保费。当地记者找到了贝蒂的原型，发现罗杰斯的说法是彻底的误导：贝蒂原有的保单提供的保障极为有限，而且，她能够以低得多的开支买到好得多的医保。

■ 在路易斯安那州，伪草根组织“美国繁荣”(Americans for Prosperity)一直在播放针对参议员玛丽·兰德里欧(Mary Landrieu)的广告。该组织的大部分资金似乎来自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等富豪的捐款，也为他们所控制。在这些广告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看似路易斯安那普通居民的人收到了通知，因为奥巴马医改，他们的保单被取消了。可是，这些广告里的人实际上是雇来的演员，里面上演的情景也不是真实事件的再现——按照“美国繁荣”组织发言人的说法，是“象征性的”。

■ 在密歇根州，“美国繁荣”推出的一则广告中倒是以真人为主角。不过，她说的是真话吗？广告显示，患有白血病的朱莉娅·布恩斯特拉(Julia Boonstra)声称自己的保险被取消了，但她负担不起新保单所需的自掏腰包的部分，而“一旦我没药可吃，就会死。”然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格伦·凯斯勒(Glenn Kessler)试着进行了事实核查后发现，由于保费降低，她省下的钱，极有可能等同于自掏腰包部分提高的钱数，甚至还可能超过。当被问到这些数据的问题时，“美国繁荣”组织的发言人报之以虚张声势和含糊其辞——广告的重点是“因为血癌而备受煎熬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什么清爽干净的白宫幻灯片”。

对于右翼显然没法找出受苦受难的现实案例，就连医改支持者也多少有点意外。当然了，肯定在某个角落会有某些人真的因为一场影响成百上千万美国民众的改革而受损。那么，右派为什么没法找到并利用这帮人呢？

最可信的解释是，真正因奥巴马医改而受损的人，基本上不太值得同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要么是因为资助医改的特殊税种而受到影响的大富豪；要么是非常健康且至少比较富裕的男青年——他们不能再买成本低廉的最基本医保了。这两群人都没法演好催人泪下的广告。

是啊，右翼希望找到的是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最好还是女性，正面临着医改带来的财务灾难。因此，他们就在传播这样的故事，哪怕一直没法找出真实案例。

嗨，我倒是有个主意：干嘛不找一群演员来拍广告，让他们扮演一些同时因奥巴马医改而失去医保、因死亡税而失去家族农场的人呢？反正你打算说谎，还有什么底线。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226/c2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01日



大家都知道，由于共和党的抵死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国内经济议程止步不前。这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像《美国就业法案》(American Jobs Act)这样的政府提案如果能成为法律，美国的经济状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议程也止步不前，但原因却大不相同。尤其是该议程的核心——拟建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似乎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不仅是由于在国外的谈判遇到困难，也因国内两党对它心存疑虑。

其实说起来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TPP到底是不是件好事还远不清楚。奥巴马总统该不该在这件事情上投入政治资本就更难说了。我通常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但如果TPP夭折了，我可能不会怎么灰心泄气，甚至还会有点如释重负之感。

总的来说，对贸易协议这东西你首先得知道：它们已经不同于以往了。贸易谈判的辉煌时代——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回合”(Kennedy Round)曾大幅降低了世界各地的关税——早已离我们远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而言，老式的贸易协议是其自身成就的受害者：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什么保护主义需要去消除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平均关税率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进口限制的报告显示，关税总成本低于GDP的0.01%。

对服务的隐形保护——比如说，一些规章制度可能会阻止保险业的外来竞争——必定会带来额外成本。但“贸易协议”主要关乎于其他事情，这一点至今如此。它们真正的关键尤其在于产权——捍卫药品专利权和电影著作权等权利的能力。TPP也是如此。

TPP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对它大肆渲染。支持者喜欢摆的事实之一，就是现在参与谈判的国家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大约40%，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协议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相当自由了，所以有没有TPP差别不会太大。

与此同时，反对者则把TPP形容成一个巨大的阴谋，说它会破坏国家主权，把所有权力都拱手交给企业。这种说法也过度夸张了。企业利益集团对抗政府行为的法律手段的确有所增强，但是奥巴马政府没有在偷偷拿民主做交易。

不过TPP会导致某些企业在知识产权上有更多控制权，比如药品专利权和电影著作权。

从全球角度来看，这是好事吗？可能不是。我们这里谈论的产权也可以被称为“合法的垄断”。诚然，暂时的垄断是我们回报创新的方式，但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垄断就值得商榷了——而且，这跟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论点没有任何关系。

眼下，强化知识产权控制权所惠及的公司往往来自美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TPP符合美国的利益。对药业大亨有益的事情，显然不一定总是对美国有利。

总之，无论是从全球角度还是从美国角度来看，TPP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似乎也看不到有赞同它的政治共识。

在国外，谈判各方最近开会的新闻，听起来就是那种毫无进展的情形：声称在往前走，其实没有实质性成果。在国内，无论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还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都站出​​来反对将至关重要的“快速通道”权授予总统。“快速通道”即对任何协议都可以进行干净利落的直接表决。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会去推动TPP。目前的经济形势往好里说也算疲软，而且他自己的党派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为什么还要在TPP上浪费时间和政治资本呢？

我猜测，有两股势力在合力推动TPP：一股是华盛顿的传统智慧——“非常严肃的人”永远支持减少福利项目，支持贸易协议，另一股是陷入20世纪90年代时空陷阱的官员，当时新民主党人试图通过全面走向全球化来证明自己不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官员依然活在那段日子里。但是，不管动机为何，推动TPP似乎都跟经济和政治现实存在着怪异的脱节。

所以，如果TPP真的无疾而终了——看起来有可能，请不要为这个贸易协议哭泣，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01/c0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04日



最近，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公布了2008年货币政策会议的文字记录，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天哪，读起来真让人泄气。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美联储的官员看上去对正在形成的经济风暴简直一无所知。但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可以如此执迷不悟。经济正一落千丈，而美联储的许多人却只想谈通胀。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马修·奥布莱恩(Matthew O’Brien)做了统计：2008年8月，通胀被提到了322次，相比之下，失业仅被提到28次，系统性风险或危机被提到19次。在2008年9月16日——雷曼倒闭的第二天！——的会议上，通胀被提到129次，失业被提到26次，系统性风险或危机仅被提到过4次。

长期以来，研究大萧条时期的历史学者一直对当时政策讨论中暴露的愚蠢感到不可思议。例如，面对毁灭性的通货紧缩漩涡，英国央行却一直执迷于想象中的通胀威胁。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Ralph Hawtrey)的著名表述是，“这就相当于在诺亚(Noah)时代的大洪水中，大叫‘着火了，着火了！’ ”然而事实证明，就像七八十年前的前辈一样，面临金融危机的现代货币官员同样会错误地固执己见。

这不光是2008年的错误。尽管已经一错再错，但是那些被认为有理有据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却仍然在固执地关注着假想的物价上涨威胁。如果你过去五年里一直在看CNBC，或阅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观点文章，或关注某些著名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你就会一直生活在通胀失控的警告中，他们说通胀随时会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对通胀的执迷从何而来？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没能分清基础通胀与整体数据的短期波动之间的区别，后者主要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波动造成的。尤其是汽油价格，每年都对通胀产生巨大的影响，只要汽油价格上涨，人们就能听到可怕的警告；然而这种波动并不能说明未来会发生通胀。

他们也不明白，在经济受到压抑时印钱不会引发通胀。我本来可以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但在2008年或2009年初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也许情有可原。

然而关键是，在通胀上的执迷一直都在，年复一年，尽管一系列的事件已经驳斥了执迷于通胀的所谓理由。这告诉我们，起作用的不光是糟糕的分析。在根本层面起作用的，是政治因素。

如果你看一看那些执迷于通胀的人都是谁，这一点就很明显了。尽管少数保守派人士认为，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多而不是更少行动，但他们几乎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影响。整体来看，大多数保守派人士都执迷于通胀，而几乎所有的通胀执迷者都是保守派人士。

为什么会这样？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永远不应该寻求缓解经济困境，因为私营部门永远最明白该怎么做。上世纪30年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强烈反对任何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抗击萧条的做法，熊彼特警告说，这么做会让“萧条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现代保守派人士的观点通常不会表现得这么尖锐，但基本上差不多。

这种反政府态度的另一面是，任何刺激经济的尝试，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津巴布韦，我们来了！这种观念如此牢固，以至于无论它错得多么离谱，仍然一年年地延续了下来。

最终，所有这些观念都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要采取强硬行动、实施惩罚的偏好存在关联。英国记者威廉·基根(William Keegan)曾经将这形容为“施虐狂货币主义”，而这种观念如今仍然存在着。

这有什么关系吗？的确，美联储并没有向“施虐狂货币主义者”投降。可以看出，虽然汽油价格在2011年的另一次波动短暂地推高了整体通胀率，而且共和党人激烈地抱怨美元“贬值”，但美联储并没有惊慌失措。

但我想说，通胀执迷者的危言耸听已经吓到了美联储，否则的话，美联储可能做得更多。此外，这也是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可能解决我们长期就业危机的行动都会遭到反对。

如我所说，我们过去曾惊讶于政策制定者在大萧条期间的执迷不悟。而这次的大衰退来袭时，尽管我们有机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但却重复了他们的所有错误。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10日



虚伪是恶毒向美德的致敬。所以当你看到，共和党人争先恐后地宣称对美国的穷人抱有深切关怀，这是一个好迹象，显示出社会规范有了积极的转变。不再蔑视47%的民众，而是要去表达虚伪的同情。

由保罗·瑞安(Paul Ryan)众议员领导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新近发布的关于贫困的宏大报告，又给出了更多让我们保持乐观的理由。瑞安曾经需要依赖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机构提供的“奖学金”。还记得吗？传统基金会曾颇为荒唐地宣称，瑞安的预算提案能把失业率降低到2.8%，之后又努力掩盖这种说法。然而这一次，瑞安倒是引述了很多真实的社会科学研究。

不幸的是，他引用的那些研究，并不能支撑其论断。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贫困为何能持续时，整个前提具有明显谬误。

要想理解这份新报告从何而来，不妨回顾一下瑞安两年前说过的话：“我们不想把安全网转变成吊床，诱使健全的人去心满意足地过依赖他人的生活，消磨他们的意志力和努力追求完满生活的意愿。”他其实在这里提出了两个论断，首先，消除贫困的项目会让人滋生自满情绪，也就是说抑制工作的意愿。其次，自满，也就是穷人做不到尽其所能地去工作，是延续贫困的原因。

预算委员会的报告几乎完全是在讨论第一个论断。文中提到劳动力参与率出现了大幅下滑，还宣称下滑的原因是缓解贫困的项目，因为这种项目打消了工作的意愿。接着，报告就给出了200页文本和683个脚注，如此设计是为了制造一种印象，让人们以为学术研究文献支持报告的论断。

可惜实情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瑞安和他的同事们完全错误地表述了研究的结论，导致许多知名学者因为自己的研究受到误读，愤而表示抗议。然而，报告中更常见的做法是，通过暗示来表达观点。比如，它会先就一个项目的不良后果做出论断，接着提到若干个关于该项目的研究，这样就会产生那些研究支持其论断的印象，即使研究结论恰恰相反。

对于消除贫困的项目，学术界的研究到底持什么观点？关于食品券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效果，就有很好的证据支撑。这两个项目招致了瑞安最大的怨恨，而他的预算案也计划大幅削减它们。食品券似乎的确会导致工作和工时数量下降，但影响是有限的。而联邦医疗补助对工作热情几乎不会产生影响，或影响极小。

一项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尽管许多项目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显著的副作用，但它们的总体影响是很微小的。”简而言之，瑞安的贫困报告，就像他著名的预算计划一样，是诈骗。

现在仍然可以说，大幅增加反贫困项目的资金投入，的确会削减工作的意愿。但是与其他国家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美国的低收入家庭远比其他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工作得更多，因为美国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向穷人给予的帮助都更少。这样说来，激励的确会对工作意愿产生一些影响。

但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如此担心这个问题呢？瑞安想让我们相信，社会安全网编织出的“吊床”正是如此之多的美国人一直陷于贫困的原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

毕竟，如果向穷人给予慷慨的援助会固化贫困，鉴于美国对待穷人远比其他富国要恶劣，于是他们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那么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即生来贫穷，但通过努力提高了社会阶层的人的比例）应该在西方世界领先才对。但事实完全相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要比多数其他发达国家更差。

原因不难猜测：如果营养不良、缺乏充足的医疗服务、缺乏良好的教育机会，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实际上，我们现有的反贫困项目能帮助人们上进。例如，较早得到食品券的美国人，在之后的生活中比没有得到食品券的人更健康，工作效率也更高。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之所以有这么多美国人还陷于贫困当中，原因并不是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太多了，而是政府的帮助太少了。

于是又回到了“虚伪”这个话题。看到瑞安这样的人至少开始讨论帮助穷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们帮助穷人的设想，涉及削减福利并且为富人减税。很好笑，这怎么能行呢。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10/c1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014年03月11日





收入极端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吗？如果要追问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表示同意，尽管不少保守派人士认为，收入分配话题应该整个从公共讨论中被禁止。（前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希望禁止使用“中产阶级”这个术语，称它是“充满阶级嫉妒的左派语言”。谁知道呢？）但是，对此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美国政治界，标准答案是“做不了太多”。差不多40年前，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阿瑟·奥肯(Arthur Okun)出版了一本名为《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的经典书籍，声称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会削弱经济增长。这本书为随后的几乎所有辩论设定了前提：自由派认为再分配的效率成本比较低，保守派则认为它很大，但是大家都知道，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多多少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似乎并不正确。采取措施来减少21世纪美国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可能会促进而不是削弱经济增长。

我们先来看看证据吧。

在不同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差别很大，这一点众所周知。具体而言，美国和英国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远甚于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种差异主要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结果。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今夏我将开始为那里做一些工作）收集的数据显示，主要收入——工资、薪酬、资产，等等——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分配得非常不平等。但税收和转移支付（现金或实物援助）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根本上的不平等：美国也减少了一些，但不多，很多其他国家相对来说大大减少了这种不平等。

那么，通过再分配来减少不平等的举措削弱经济增长了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进行的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显示没有。IMF可算不上是左翼组织。第一项研究调查了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历史关系，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偶尔“暴涨”。上个月发布的第二项研究对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进行了直接调查，发现“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再分配似乎是良性的”。

总之，奥肯的“重大抉择”似乎根本就称不上一种得失权衡的抉择。没有人说我们应该照搬古巴的做法，但是调整美国的政策，使其部分向欧洲的范例靠拢，可能会提高而不是降低经济效率。

现在肯定有人会说，“但是，欧洲的危机难道没有证明福利国家导致了破坏性影响吗？”没有。欧洲在没有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建立货币联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欧元区内，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和再分配措施较少的国家相比，那些大举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更加安然地渡过了那次危机。

但是，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怎么可能是良性的呢？慷慨地援助穷人，难道不是削弱了他们工作的动力吗？针对富人收税，难道不是削弱他们努力变得更加富有的动力吗？说得都没错——但动力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资源也很重要——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很多人都缺少资源。

尤其是想一想这个大受欢迎的口号：我们应该追求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如果你不知道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的生活境况，可能还会觉得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棒，但是对于那些了解现实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几乎40%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或者接近贫困的状态中。你真的认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吗？

事实上，跟富裕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迅速拉大。这不仅对那些不走运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很糟糕，而且还对人类潜能形成了巨大的、不断增加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可能是无形的，但肯定是强力的。

我不会声称减少收入不平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那些最富有的人从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及税率提高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的。但是，有一点相当清楚：对不平等现象采取措施是一件好事，不仅对穷人是这样，对中产阶级也是如此（不好意思了，桑托勒姆参议员）。

总之，对1%的人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不利。如果我们不希望继续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我们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11/c1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17日



四年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怀疑和震惊中，眼看着精英阶层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完全偏离正轨。仅几个月时间，整个西方世界有影响力人士都说服了自己和彼此，认为预算赤字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对大规模失业的担忧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结果，政府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这种做法深化并延长了经济危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如今，这种情况又出现了。突然间，似乎每一个有分量的人物都在告诉彼此，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力市场却没有出现任何“不景气”——传说中的工资上涨就是证据——美联储需要马上开始上调利率，从而遏制通胀危险。

公平地说，与引导了上一次错误政策转向的那些紧缩政策的支持者相比，这些呼吁收紧货币政策的人们考虑得更加周全，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动机。但他们提供的建议可能具有同样大的破坏性。

好吧，这次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精英观点这一转变的起点，是工资水平在停滞了多年之后已经开始迅速增长。的确，衡量工资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出现了上涨，而上个月的增幅尤其明显。

但这可能是暴风雪造成的数据上的假象。正如高盛(Goldman Saches)的经济师们所说的那样，在天气恶劣的时期，平均工资水平通常会上升——这不是因为真的有人涨了工资，而是因为，因暴风雪赋闲在家的人们的工资，往往低于那些工作不受影响的人。

此外，我们有很多衡量工资水平的指标，但只有一个指标明显增长。我们所说的工资上涨是否真实发生了，根本不确定。

何况，工资上涨又怎么了？过去，工资水平大约每年增长4%——是目前速度的两倍还多——一直与低通胀保持一致。这很好地证明了美联储应该提高通胀目标，这意味着寻求让工资增速提高，比如每年5%或6%。为什么？因为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如今也对“低通胀”风险提出了警告：通胀率过低可能会让美国重蹈日本的覆辙，受困于经济停滞和棘手债务。

那么，总地来说，我们正在走出劳力市场淡季是有可能的，但情况同样有可能恰恰相反，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最谨慎的做法无疑是等待：等到有充分证据证明工资水平在上升，然后继续等，直到工资增速至少回到危机前的水平，最好比那还要高。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越来越多人大声呼吁我们不要等待，而是立即或至少在近期提高利率。这又是为什么？

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一直活在1979年。也就是说，他们永远警惕着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涨，不知怎么，他们就是注意不到，这种情况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这也许就是那一代人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符合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成见，但对通胀威胁的幻觉仍然对经济讨论有着异常大的影响力。

还有施虐货币论(sado-monetarism)：这种态度在银行业的圈子里十分常见，它认为，施加痛苦实际上是好事。一些个人和机构——比如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永远希望利率增长。他们的理由变来变去——是大宗商品价格；不，是金融市场稳定；不，是工资水平——但政策建议永远不变。

最后，尽管当前的货币政策讨论不像之前的财政讨论那么明显地具有政治动机，但很难不去怀疑，阶级利益正在发挥作用。相当数量的评论人士似乎莫名其妙地就是看不惯工人涨工资，尤其是在债券持有人的回报仍然很低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把自己当成了投资者，任何能让我们接近充分就业、进而让工人拥有更多议价权力的东西，都会让他们不自在。

无论根本动机是什么，在近期收紧货币政策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我们正在缓慢、痛苦地从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中走出来。这种复苏是很容易中断的，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几乎毫无疑问会重蹈日本的覆辙，未来几十年都会深陷困境。

工资增长真的开始加速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很不确定。但如果是真的，我们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值得庆幸和鼓励的迹象，而不是通过收紧货币政策将其扼杀。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17/c1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20日




关于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共和党事实上的智慧领袖保罗·瑞安(Paul Ryan)，我们能说出不少负面的东西。但你得承认，他是个长于表达的人，他的本事是能让别人觉得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此，看到瑞安先生为近来的一些言论作辩解的样子，就显得有些滑稽了，他把持续性贫困的原因归结于一种“文化，尤其是在我们的老城区，男人不工作，一代又一代的男人，对工作的事想都不会去想。”他说他只是“没说清楚”。你怎么能说这是暗中表达种族主义思想呢？你看，他甚至都引用了严肃学者的研究——例如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这样的人物，最著名的论断是黑人在基因上劣于白人。哦，等一下。

得明确一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瑞安先生本人是个种族主义者，他甚至不见得在有意摆弄隐语。但这无关紧要。他能说出这番话来，是因为这就是保守派私下里整天在说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派要抢走你的血汗钱，送给“那些人”，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保守主义思维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

种族的确是一块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可以帮助你理解美国政治中许多原本无法理解的东西。

比如保守派据说是反对大政府和高支出的。然而，就在共和党州长和州议员们阻止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扩大的同时，共和党却对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适度削减成本措施表达了愤怒的谴责。这种自相矛盾该作何解释？好吧，看看很多联邦医疗补助的受益者都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皮肤的颜色，不是内在特征——和典型的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有什么区别？谜底揭晓了。

还有，保守派，尤其是茶党，之所以反对施舍，据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个人责任，一个人在社会中必须承受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但我们却很少见到愤怒的茶党谴责对华尔街的大规模援助，以及给高管们的巨额奖金，那些高管是靠着政府的资助和担保得以逃脱灾难的。实际上，以里克·圣泰利(Rick Santelli)在CNBC上那场著名的咆哮为代表，这场运动最受不了的是对低收入借贷者提供资金援助，哪怕一丁点暗示都不行。这些借贷者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答案你已经知道。

我们这个依旧种族主义化的政治格局造成了一个奇怪的后果，保守派至今还在组织力量反对懒汉拿福利，尽管无论是懒汉还是福利都早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未存在过。让圣泰利怒火中烧的抵押贷款援助，其实从来没实施过。右翼人士怒斥的食品券滥用传闻，到头来几乎都证明是不实的，至少被严重夸大过。瑞安先生的“黑人不想干活”的贫困原理已经过时了几十年。

要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还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美国存在着大把的机会，而顽固的贫困完全是因为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破产。毕竟那时候蓝领工作的薪水还很不错，失业率很低。真实的情况是，机会远没有美国富人想象的那么多；正如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所证实的，工业撤离城市中心意味着，少数族裔工人是真的没法前往那些好工作的场所，所谓贫困的文化根源，实际上是缺乏机会的后果。不过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许多观察人士没能看到这一点。

然而，在过去40年里，给普通工人的好工作已经消失了，不只是在老城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排除通胀因素后，美国男性劳动者的薪资已经下降了60%。经济机遇的萎缩影响到全美一半的人口，有许多原本作为黑人文化破产之明证的行为——婚姻破裂、药物滥用等等——已经可以在劳动阶层的白人中间看到。

然而，这些令人尴尬的现实并没有穿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世界。本月早些时候，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在瑞安先生的主导下发布了一份205页的报告，讲的是所谓反贫困战争的失败。对于实际工资下降的影响，这份报告是怎么说的？根本只字未提。

由于没能体认美国机会减少的现实，保守派手里就只剩下老一套的隐语了。瑞安不是不善表达——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脑子里只有这些。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20/c2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25日




目前似乎没有重大经济危机正在发生的迹象，很多地方的决策者都为此而自我夸耀。比如，欧洲的决策者们正在因西班牙的经济复苏而沾沾自喜：该国今年的增长速度似乎会至少比先前的预测快两倍。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西班牙经济增速是1%，而不是0.5%，该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低迷，青年失业率高达55%。就连这也可以被当成是个好消息，只能说明我们已经对可怕的经济状况司空见惯。现在的状况之糟糕，已经超出了几年前每个人的想象，但大家似乎越来越接受这种悲惨局面，已经把它视为一种新常态。

这种事是怎么会发生的呢？当然，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考，部分原因是有人让我对日本摆脱通货紧缩陷阱的举措进行一个新的评估。我认为，我所称为的“怯懦陷阱”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既是指一些政策制定者某种贯彻始终的倾向：他们大体上拥有正确的思路，但在现实中却畏首畏尾；也是指这种怯懦最终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导致的事与愿违。

换句话说，叶芝(Yeats)说得对：最优秀的人信心尽失，最糟糕的人却满心狂热。

关于“最糟糕的人”：如果在过去几年里，你对经济辩论有所关注，你就知道美国和欧洲都有势力强大的“痛苦党团”(pain caucuses)——这些党团极有影响力，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的政策。美国和欧洲的“痛苦党团”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它们都总是错误，又从不自我怀疑，其斑斑劣迹同样令人侧目。

在美国，华尔街和国会各有一批人，五年多来一直发布着耸人听闻的警告，说会出现通货膨胀失控和利率飙升。你可能会认为，既然这些可怕的预言一个都没有成真，人们可能就会重做考虑，但是这些年来，同样这一批人还在受邀作证，而他们也仍然在老调重弹。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采用严厉的紧缩计划已经四年了 。这些计划的设计者告诉我们不要担心它们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会是积极的，因为紧缩政策会激发人们的信心。不用说，信心仙女从未出现过，而经济和社会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些权威人士却说，紧缩必须继续，直到提振信心为止。

那么，优秀的人有怎样的反应呢？

优秀的人的确有，他们不认为大规模失业的局面是无法挽救或者是不应该挽救的。奥巴马政府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经济模式——没有问题。美联储(Federal Reserve)顶住了那些声称魏玛之春、通货膨胀即将来临的人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公布了研究成果，驳斥通货紧缩无痛的说法。但是，这些优秀的人似乎从来不愿意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

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由于当时糟糕的经济局面，这项计划的力度明显不够。这并非所谓的后见之明。我们当中有些人一开始就警告称这项计划可能力度不够——而且因为它被过度吹嘘，持续的高失业率可能最终会使公众对整个刺激计划失去信心。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人们不太了解的是，美联储其实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从一开始，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就排除了最可能会发挥作用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那些发出愿意容忍（至少临时容忍）较高通胀率的信号的政策。所以，他们实施的政策让人们失望，最后还给人留下了无所可为的印象。

甚至连日本可能也处于同样的状况——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日本彻底摒弃了过去的政策，最后采纳了西方经济学家在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一直推崇的激进货币刺激政策。然而，人们对整体情况仍然缺乏信心，在制定通胀目标等政策方面，仍然倾向于把标准订得低于实际需要。这样，日本无法实现“经济腾飞”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新政策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增长，根本不足以使它真正摆脱通货紧缩。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优秀的人会这么怯懦，而坏人却充满自信。我认为，答案与阶级利益存在很大关系。但是，这是另一个专栏应该讨论的问题。



翻译：土土、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25/c25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26日



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克提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不单单是记录了如何有越来越多的收入汇聚到一小群经济精英的手中。他还有力地证明，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

要明确的是，皮克提承认我们还没有真的回到那个年代。迄今为止，美国1%人口经济地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高管薪酬和奖金，而不是投资收入，更不是财富继承。但是，美国富人榜前十名中有六位是财富继承人，而不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并且如今那些经济精英的子女一开始就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正如皮克提指出的，“逐步走向寡头统治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这让我们很难乐观得起来。”

没错。并且如果你想要再多几分悲观，就想想美国众多政客们在做些什么吧。或许美国寡头统治的萌芽还没有完全成形——但是我们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看来已经是在一心捍卫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了。

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如今的大共和党更关心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家庭的利益，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拼命做出与之相反的虚伪姿态。但我怀疑，认识到共和党有多么偏爱资本回报，又是对工资收入多么不屑的人却比较少。可被继承的资本收入支配着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要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就要从实际政策和政策建议出发。人们普遍认识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竭尽所能地为最富人群减了税，并且他将中产阶级纳入减税范畴，实质上是政治上赚吆喝的赔本买卖。但却没有那么多人明白，享受到最大的减税优惠的并非那些高薪人士，而是那些剪息票的投资者和有大笔遗产的继承人。没错，最高一档的劳动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了35%。但是由于股息被作为普通收入征税，其最高税率却从39.6降到了15%——而遗产税却被完全取消了。

这其中的一些减税优惠在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完全取消了，但重点是，布什时代大力推出的减税措施主要是减了非劳动所得的税赋。而当共和党重夺国会的一个议院后，他们立即推出了一项计划——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的“路线图”——呼吁取消利息税、股息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根据这项计划，一些完全依靠继承财富生活的人将无需支付任何联邦税。

与这种向富裕阶层倾斜的政策相对应的，是一种说辞上的倾斜；共和党人似乎常常一心要赞美“就业创造者”，却忘了提到美国就业者。2012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为了纪念劳动节在Twitter上发了著名的一条，歌颂企业主。最近，坎托据说在大共和党的一次会议上提醒自己的同僚：多数美国人为他人工作，这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奥巴马对商界人士的所谓诋毁完全站不住脚。（另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根本没这么做过。）

事实上，不仅多数美国人不是企业所有者，而且企业所得以及绝大多数的资本收入，都越来越集中地汇聚在少数人手中。1979年，1%收入最高的家庭得到了17%的企业所得；到2007年，这同样一群人却拿着43%的企业所得和75%的资本利得。但这一小群精英却得到了大共和党全部的爱，和它政策面的多数关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请记住，两位科氏兄弟都位列美国富人榜前十名，还有四位沃尔玛的继承人。巨大财富买得巨大政治影响——不仅仅是通过竞选献金。许多保守派生活在一个由智囊团和俘虏媒体组成的智力泡泡中。这些媒体归根结底是由几位财大气粗的献金人提供资金。毫不意外的是，那些身在泡泡之中的人会本能地认为，对寡头有益即是对美国有益。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结果有时看来会十分好笑。但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身在泡泡之中的人会代表他们的赞助人行使巨大的权力。而向着寡头统治的飘移仍在继续。



翻译：曹莉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26/c2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3月31日





随着贫富不均问题成为美国话语中的一个日益突出的议题，右翼人士一直在疯狂抵制。一些保守人士辩称，集中精力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并不明智，对高收入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不公平，他们认为，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劳动所得。还有人认为，这违背了美国精神——我们一直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如果认为某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太多了，那就有悖于我国的传统。

他们说的没错。没有哪个真正的美国人会说，“如果各州和国家对不公正的财富获得方式缺乏有效的限制措施，就会催生一个由超级富豪和经济力量强大的人士组成的少数阶层，这群人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然后呼吁，“对富人征收累进遗产税……随着遗产规模的上升，税额会大幅上升”。

这个左翼人士是谁？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些话来自他1910年著名的新国家主义演讲。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对财富极端集中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呼吁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巨额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例子：1919年，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顺便说一句，他的“债务紧缩”理论是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困境的关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的演说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在警告“非民主的财富分配”的效应。他在演讲中支持了通过对遗产课以重税来限制财富继承的多个提案。

限制财富集中，尤其是针对继承的财富，并没有停留在口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美国引领了累进税制的崛起，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美国1913年引入了收入税，1916年引入了继承税。皮凯蒂甚至说，“对过高收入征收没收性赋税”——即旨在减少收入和贫富差距、而不是筹集资金的赋税——是“美国的发明”。

这种发明可以追溯到杰斐逊对人人平等的小农社会的愿景。当罗斯福发表演讲时，许多有见地的美国人意识到，极端的贫富不均不仅让这种愿景成为空谈，美国还面临着沦为由继承财富主宰的社会的危险——也就是说，新世界可能变成旧欧洲。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公共政策应该寻求限制贫富不均，这既是因为经济原因，也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说，巨额财富是对民主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怎么被排挤到主流之外，甚至被认为不合理的？

想想在2012年的大选中人们是如何对待贫富不均和向高收入者征税的问题吧。共和党称奥巴马对富人有敌意。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如果你最大的愿望是惩罚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那么投票给民主党吧。”民主党人激烈地（而且真诚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然而实际上，罗姆尼是因为奥巴马的想法和泰迪·罗斯福如出一辙而对其加以指责。这怎么就成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罪过了？

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财富集中不再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当今的经济中，成功者靠的是自己的奋斗，他们的上层地位都源于自己赚来的收入，不是继承来的。但这个观点二三十年前就过时了。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最新研究发现，最顶层人士——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零点一——所拥有的财富自上世纪80年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在已经达到泰迪·罗斯福和欧文·费雪发出警告时的水平。

我们不知道这些财富中有多少是继承得来的。但是，你可以看看《福布斯》(Forbes)杂志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在前50名富豪中，大约三分之一曾继承大笔财富。还有三分之一的富豪已经65岁或以上，他们很可能会把大量财富留给他们的继承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一个世袭的财富贵族群体，但是如果不作出改变，再过几十年，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社会。

简言之，任何把谈论财富集中危险性的人妖魔化的做法，都源于对过去和现在的误读。这样的言论没有违背美国精神；其实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传统一致。它根本没有与现代世界脱节。那么，谁会成为这一代的泰迪·罗斯福？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31/c31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02日



几个月前，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未来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总干事玛琳·塞尔泽尔(Marlene Seltzer)在《政治人》(Politico)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消除技能的鸿沟》。他们在文章开头煞有介事地写道：“目前，将近1100万美国人没有工作。然而与此同时，又有400万个职位空缺”——据说这证明了“当前找工作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和雇主需要的技能是有很大差距的”。

实际上，在瞬息万变的经济世界里总是会有一些空缺职位，尽管同时又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而目前空缺职位和失业人数的比例远低于正常水平。同时，对于工人技能不足导致高失业率的说法，有多项细致的研究都认为没有证据支持。

然而，但凡有点分量的人，至今仍对美国存在巨大“技能鸿沟”的判断深信不疑，因为他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说。这是“僵尸看法”(zombie idea)的绝佳例子——这种看法本应该被证据杀死，但怎么杀它都不死。

它造成的破坏则是巨大的。不过，在说破坏前，我们先来说说，对于技能和工作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

是的，接受过许多正规教育的工人，失业率会比教育程度低的人低，但这一点无论经济状况的好坏都是一样的。关键问题在于，教育程度各异的所有人群中，失业率都比金融危机前要高。从各职业领域看也是这样：所有职业大类的工作者，境遇都比2007年要糟。

的确有一些雇主在抱怨，说他们很难找到具备所需技能的工人。可是你们拿钱出来啊：如果雇主真那么急需某种技能，他们应该愿意开出更高的工资，吸引有这些技能的工人。然而在现实中，很难看到某个工人群体的薪水出现大幅上涨，你能找到的案例都是跟传统智慧完全不符的。比如，会操作缝纫机的工人现在得到了大幅加薪，这是好事，但我非常怀疑那些大呼小叫说有鸿沟的人，心里想的是不是这类工作。

除了失业率和薪资方面的证据，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反驳技能鸿沟的说法。经过对雇主的细致调研——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近来开展的研究——研究人员不约而同地发现，就像这家咨询集团所断言的，“对技能鸿沟危机的担忧被夸大了。”

唯一可能对“技能鸿沟”的说法有利的证据，是长期失业率的急升，这有可能表明许多工人不具备雇主要求的技能。但其实并非如此。目前我们对长期失业者有很多了解，他们在技能上跟那些被裁员后迅速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基本上没有分别。那他们怎么回事？正是因为没有工作，才使得雇主看都不想看这些工人的资质。

那么为什么这个技能短缺的谬论不但能存活到现在，而且还能继续成为“人所共知”的东西？这个嘛，整个过程在去年秋天有过一次很好的展示，当时一些新闻媒体报道称，有92%的企业高管说的确存在技能鸿沟。这个说法是根据什么得出的？一次电话调查，高管们在调查中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以下哪一项对美国劳动力技能鸿沟中的‘鸿沟’做出了最佳描述？”后面是一系列选项。如此诱导性的问题，仍然有8%的参与者表示不存在鸿沟，已经相当惊人。

问题在于，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原地兜圈子，不停重复技能鸿沟的故事——或者能通过《政治人》这样的媒体平台阐述一下技能鸿沟就更好了——这象征着你是很严肃的，是一种部落身份的申明。僵尸就这样拖着步子继续前行。

不幸的是，和债务危机近在咫尺的谬论一样，这个技能谬论正在对真实世界的政策产生可怕的影响。财政政策的灾难性路线错误以及联储的不作为已经对经济构成严重的破坏，急需采取措施，可大人物们不去关注这些，反倒假装对美国工人的弱点痛心疾首起来。

此外，在就业率和工资停滞不前之际，利润和奖金却在飙升，这时候抛出技能鸿沟谬论，把工人的困境归咎于工人自身，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这种奇观上引开了。当然，说不定这正是那么多企业高管喜欢这个谬论的另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需要杀死这僵尸，不要再为让工人受罪的经济找借口了。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02/c02krugman/

王木木

王木木: 亲爱的七星妹子，您的五彩缤纷已经 6 days old，krugman 12，谣言简报 gone，where are you? 听到呼唤没有？
deepocean: 同感。勺妹出什么事情了？ (4-14 13:25) 回复 删除
发哥: 莫非是“哀莫大于心死”？勺妹啊，凡事都要看开些。  (4-14 14:04) 回复 删除
红豆: 别闹啊    总觉得这次勺M有点不太一样  你们在cnd 见到勺M了吗  (4-14 14:44) 回复 删除
红豆: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呢    希望勺M一切都好也    (4-14 14:42) 回复 删除
nj89: 勺妹私奔了，没时间陪你们玩了。。。 (4-14 15:21) 回复 删除
红豆: 跟谁呢？      (4-14 23:39) 回复 删除
deepocean: 看看还有谁也不见了。  (4-15 02:44) 回复 删除
panda: 同感 (4-14 17:10) 回复 删除

王木木

红豆: 专门去农场看过了，勺M的农牧场的确是无人看管也  自四月九日起勺Mj就没有登录过了。  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还有北京大哥和鹤兄，
红豆: 也都是很久没有消息了  (4-16 23:22) 回复
ms_lt: 哎! 抱抱豆豆 (4-16 23:24) 回复
红豆: 谢谢妹妹  勺M下田是最积极的，还从来没有这么久不露面呢。  (4-16 23:25) 回复
昨夜雨: 是不是谁梦里喊了一声，把TA给吓跑了？  (4-17 00:07) 回复
红豆: 不知道也。我真的有点担心呢。    (4-17 00:20) 回复
deepocean: 本导早就发现勺妹不对劲了，像个小绵羊。现在好了，索性不露脸了。 (4-17 00:51) 回复
红豆: 就是啊，真的很奇怪也。  不是你捣鬼了吧？      (4-17 01:07) 回复
deepocean: 没有啊，你看我也是挺想念勺妹的。  (4-17 01:13) 回复
deepocean: 说不定跟你近来不积极参加小站活动有关。  (4-17 01:03) 回复
红豆: 我每天都来的啊，就是发言的时间很少了。    (4-17 01:08) 回复
deepocean: 要多发言啊。 (4-17 01:13) 回复
红豆: 这不是发了吗？      (4-17 01:15) 回复
马骝: 勺M被惦记啦？这么皮实的一个人，不会有事啦。 (4-17 06:45) 回复
发哥: 勺妹，你就算光荣了也值啊！ (4-17 09:16) 回复
王木木: 发哥，您伟大光荣，不正确。 (4-17 09:51) 回复 删除
发哥: 所以说伟光正俱全，大不易，几千年才会出的不世之才。 (4-17 10:06) 回复
nj89: 勺妹决定改行卖保险，现正在学习班学习呢。。。  (4-17 12:33) 回复
budcaudill: 完了。被你囚禁在地下室了！ (4-17 12:40) 回复
deepocean: 原来跟你私奔了。  (4-17 12:43) 回复
发哥: 大勺省吃俭用几年的血汗钱被你骗走，正准备告你呢！他忙着在写诉讼。 (4-17 12:49) 回复
blue2: CND 看过吗？ 那里才是他的老家。 (4-17 15:02) 回复
pilot: 真的假的？也许，勺妹去改行当南闺蜜了？  (4-17 16:03) 回复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10日



经济狂人热切盼望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出的每个新版本。别管那些预测，我们等待的是其中的分析章节：内容总是挺有趣，甚至是颇具争议性。最新的这份报告也不例外。尤其是第三章，尽管文中声称分析的是（经通胀调整的）真实利率的趋势，但是实际上有力地证明了应当提高通胀目标，而不是遵循发达国家采用的2%的现行标准。

这一结论也与IMF的其他研究相符。上个月，该组织的博客——对，IMF开了个博客——探讨了“低通胀”(lowflation)带来的问题，发现它的破坏性直追真正的通缩。早前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分析了高负债的历史经验，发现愿意让通胀蚕食债务的国家——包括美国——比其他地方的表现要好得多，比如一战后死守货币与财政正统理念的英国。

不过，IMF似乎感到，不能直接说出自身的分析显然指向的结论，而是在报告中措辞委婉，保留了抵赖的余地：这一分析“或许可以指向适宜的货币政策框架”。

那么，是什么让显而易见的东西说不出口呢？直白地讲，我们看到的是传统观念作祟。然而，传统观念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我越来越确信，我们之所以在应对高失业率上失败，很大程度上与阶层利益有关。

首先，我们来看看提高通胀的道理。

很多人明白，物价水平持续下降是件坏事：没人想变成日本那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通缩中苦苦挣扎。但较少被人理解的一点是，通胀水平为零并不是一条红线：通胀0.5%的经济体，会出现不少与通缩0.5%的经济体相同的问题。正因为如此，IMF发出警告，“低通胀”正使得欧洲处于日本式停滞的风险之下，尽管（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缩。

事实表明，适度通胀可以达成多个有利的结果。它有益于欠债者——因此，当高悬的债务问题阻碍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涌现时，这也有益于整体经济。它鼓励人们消费，而不是坐拥现金岿然不动——在经济欠佳之时，这又是一桩好事。此外，它还能发挥经济润滑剂的作用，在需求不断变化的时候，更易于调整薪资与物价。

可是，到底多大的通胀算适度？欧洲目前的通胀率不到1%，显然过低，美国当前的通胀率也高不了多少。不过，如果回到欧美的官方通胀目标2%，是不是就足够了呢？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够的。

听我说，货币专家早就明白适度通胀的道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当2%的目标固化为政策规范的时候，他们认为2%就足以完成使命了。特别是，他们以为2%的通胀就足以让流动性陷阱极少出现。在流动性陷阱中，零利率也不能恢复充分就业。可是，美国如今已经在流动性陷阱里徘徊了五年多。显然，这些专家们搞错了。

而且，正如IMF的最新报告显示的那样，有力的证据表明，当前的全球经济变化趋势是，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囤积现金，而不是让资金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流动性陷阱的风险，除非提高通胀目标。不过，报告从头到尾都不敢直接点明这一点。

那么，明摆的事情为何不能说出口？一个答案在于，那些一本正经的人喜欢通过呼吁做出艰难的抉择和牺牲（当然是让其他人），来证明自己的一本正经。他们痛恨听到不涉及更多苦难的答案。

人们不禁要怀疑，这种态度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阶层偏见。二战后，美国利用低利率和通胀卸掉了部分的债务负担。这种做法常被称为“金融抑制”，听起来挺糟糕。但是，究竟什么人宁愿大规模失业，也不愿选择适度通胀与资产小幅缩水呢？好吧，大家知道是哪种人：塔尖的0.1%人口，“只”拿了薪资总额的4%、却拥有财富总量的20%的那群人。适度提升的通胀，比方说4%，将有益于绝大多数民众，但不利于超级权贵。猜猜看，谁又掌握了有关传统观念的话语权呢？

此时此刻，我并不认为阶层利益坚不可摧。就算会伤及那0.1%，好的道理和政策有时也会占上风——否则我们永远达不成目前的医保改革。但我们的确需要看清形势，并且意识到，与许多事情一样，在货币政策领域，有益于超级大富豪的东西对美国民众没有好处。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10/c1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15日



足有700万，天哪！《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也就是“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在踉跄起步后，实现惊人逆转。2014年度参保的最后期限3月31日临近之际，在“交易所”——这部法案设立的销售医保的特殊市场——申请医保的人数激增。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地认为，起初设立的700万注册目标无法达成，但现在的数字却超越了这一预期。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取决于问的对象是医改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知道，反对者认为其中大有深意，而支持者却谨小慎微。就在这一件事情上，医改的敌人们恰恰说对了。这的的确确是非常大的手笔。

当然，不会有多少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人会痛快地承认，这710万且还在持续增加的注册人数意味着医改的重大胜利。可是，他们对这一结果的反应说明了一切——“这是欺诈！数据做了手脚！”保守派的思维定势与共和党的政治策略完全建立在去年10月的情形会不断重复的假想之上，即奥巴马医改的推行会成为绵延不断的灾难。如今医改正走向成功，他们手足无措了。

那么，为何有许多医改的支持者出言谨慎，告诉我们不要对这个数字过度解读呢？好吧，在技术层面上他们没错：具体的注册数据对医改法案发挥作用的影响不大，而且尽管3月份的参保人数激增，但可能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不过，我得说，他们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理解《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关键是，它是一种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系统，用复杂的方式来做一件本质简单的事情。医保改革最大的风险一直在于，这一计划可能会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而搞砸。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不要忘记，给每个人提供医保并不是件难事，可以简单地通过政府管理的单一项目实现。不仅许多其他发达国家拥有这种“一方掏腰包”的政府提供的医保，而且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此类项目——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行不通，将联邦医疗保险扩容至全民在技术上其实很容易。

可是，出于几个原因，政治上的确行不通。首先是保险业势力强大。要想让医改在这10年里展开，就无法将保险业排除在外。其次是，实际上，通过雇主获取医保的1.7亿美国民众对自己的保险计划基本满意，而用未知的新保险来替代现有医保的做法毫无成功的希望。

因此，医改必须大部分通过私营保险机构来实现，而且是现行系统的补充，而不是全盘替换。结果，它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不应被夸大：医改的基本情况只需几分钟就能解释清楚，而且目前的复杂程度是必不可少的。共和党人之所以迟迟不能兑现为《合理医疗费用法案》提出一个替代方案的承诺，是有原因的：如果要囊括过去没有保险的人，奥巴马医改的所有要素，包括补贴及饱受攻击的个人强制参保规定，均必不可少。

虽说如此，奥巴马政府还是建立了一个新系统，民众并不是直接收到一封来自联邦政府的信件，上书“恭喜，现在你有医保了”；而是必须上网或打电话，从几个选项中作出选择，而相应的保费取决于计算结果，其中要考虑包括不同的补贴额度在内的多种因素，如此种种。在这个体系中，有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出纰漏。一直以来，最糟糕的设想是，保守派抓住其中的技术问题来攻击整套医改。去年秋季，这种噩梦般的设想差点就变为现实了。

然而，噩梦已经结束。只要愿意研究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早就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当前的政治局限下，奥巴马医改的整体框架是合理的。如今我们还知道，技术细节问题也是可以掌控的。医改将会取得成功。

是的，这也是民主党人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他们可以指出，医保体系已经在为数百万美国民众提供生死攸关的援助，而共和党人本来指望用它的惨败来竞选，如今却无可应对。真的是什么也没有。迄今为止，攻击广告中主打的所谓的奥巴马医改恐怖故事中，没有一个经受住了质疑。

因此，我建议支持医改的人士尽管去庆祝。放心大胆地去嘲笑那些自信满满地预言医改注定完蛋的右翼吧。

显然，前路漫漫，几乎可以断定媒体会把医改中每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当作事关存废的灾难来大肆宣扬。不过，鲁布·戈德堡式的系统已经挺了过来；医改已经赢得了胜利。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15/c15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19日


四年前，当哈得逊河道下亟需一条新的铁路隧道时，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却突然取消了这个美国最大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些人指责他野心勃勃地觊觎总统之位，坚信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那些憎恨政府、憎恨公共交通的共和党死忠。我也有这样的看法。

尽管一个隧道项目被取消了，另一个却正在进入尾声：随着Spread Networks贯通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山脉，该项目即将竣工。不过建设Spread隧道的初衷不是为了载客，甚至也不是为了运货；它是为了搭起一条光纤，可以把芝加哥期货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之间的通信时间缩减3毫秒（千分之3秒）。铁路隧道项目被取消了，Spread隧道却修建了起来，这个现象可以告诉你很多，让你知道如今的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谁在乎这3毫秒呢？答案是高频交易员，他们靠比同行快远远不到1秒的速度买入或卖出股票来赚钱。难怪在抨击高频交易的畅销新书《快闪小子》(Flash Boys)中，作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一开头就讲述了Spread Networks隧道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却与刘易斯的抨击无关。

想想吧。刘易斯把高频交易从业者描绘成恶棍，把那些试图阻止他们的人刻画为英雄，你可能会赞同他的立场，也可能不会（在我看来，这个故事里没一个好人。）但无论你赞同与否，花费数亿美元来节约3毫秒的时间听上去都是巨大的浪费。它属于一种更普遍的情形，即社会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给金融投机交易，而从中得到的回报却寥寥无几，或者毫无回报。

这种浪费到底有多大？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托马斯·菲利波(Thomas Philippon)的一篇论文显示，每年浪费的金额约为数千亿美元。

菲利波在论文的开头描述了一种常见现象：金融增长远远快于整体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从1980年起，我们开始废除为防止“大萧条”重演而建立起的金融监管体系，银行家、交易员等一些人手中积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增加了近一倍。

这些资金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回报呢？就大家所知，回报很少。菲利波表示，金融业的增长远远快于它吸纳的储蓄和它管理的资产。现代金融的捍卫者喜欢说，它在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它把资金分配给了生产力最高的地方——但是这种说法很缺乏说服力，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华尔街的最高成就涉及到把数千亿美元引导到了次级抵押贷款上。

华尔街的朋友们也曾经声称，复杂金融工具的大量出现降低了风险，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使得金融危机成为过去。错，大错特错。

但是如果规模庞大的金融领域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安全、更高效，那么它又在做什么呢？一个答案是，它正在把小投资者当傻瓜耍弄，让他们在战胜市场的徒劳努力中浪费大量金钱。你不用相信我，但这是美国金融协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会长2008年说的。另一个答案是，大量的钱流入了投机活动，这些活动让个人中饱私囊，对社会却毫无贡献。

你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的“无形之手”会确保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一致。然而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知道，说到投机活动，那种观点就行不通了。早在1815年，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就因为比其他人提早几个小时知道了滑铁卢大战(Battle of Waterloo)的结果，大赚了一笔；你很难说这如何让英国变得更加富庶了。要说Spread Networks通道提供的3毫秒优势如何让现代美国变得更富庶，甚至比那还要更难；但这种优势对投机者来说显然很有价值。

简而言之，我们给金融业提供了太多资源，但获得的回报却寥寥无几，或者没有——有可能为负数。菲利波认为这种资源浪费占到了GDP的2%，但我认为，即便这个数字，也低估了庞大金融业的真正投入。现代金融的崛起，跟美国的贫富悬殊重新达到“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水平，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所以，别再管那些高频交易究竟带来多大损害的争论。正在破坏我们经济和社会的不仅仅是高频交易，而是整个金融业。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19/c19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22日


负责集合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力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已开始公布最新评估报告草稿。从大部分内容看，其描述正如人们可能预想的那样严峻。没有重大政策调整，我们依旧在走向灾难。

但有一项评估结果却惊人地乐观，尽管是有条件的：这项评估研究了气候变化减缓的经济学。尽管该报告呼吁采取果断行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它也断言这种果断行动带来的经济影响却小得出人预料。事实上，即使是依据评估报告所考虑的最大胆目标来加以衡量，估计这种行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减少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约为每年0.06%。

这种经济乐观主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它反应了一场许多人并不知晓的技术革命：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尤其是太阳能的发电成本，最近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下降。

然而，在论述这场革命之前，我们先略微说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总体关系。

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条件下，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字越大通常就意味着污染更多。是什么让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爆炸式的经济发展。然而，其它条件并不是必然相等。经济增长与污染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共生关系。

左、右两翼人士常常都不明白这一点（我不喜欢那些专家将所有问题都说成“两方都错”，但在这个问题上，这种说法恰恰就是正确的）。在左翼方面，你有时会发现，环保主义者强烈主张，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必须放弃经济不断增长的想法；而在右翼方面，人们常常断言，任何限制污染的努力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毁灭性影响。然而，我们没法在增加财富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是没道理的。

我还要补充一点。每次只要提出环境问题，主张自由市场的人们似乎都特别地没有信心。他们通常鼓吹自己的信念，认为市场的魔力会克服一切障碍——私营领域的灵活性以及创新才能很容易对付土地或矿物质稀缺这样的限制因素。然而，如果对他们说市场友好型环保措施，如对碳排放实行碳税或碳排放限额交易(cap-and-trade)体系是可能的，他们突然又会断言成本巨大，因而私营领域无法承受。这种矛盾极其可笑！

合理的立场一直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任何其它方面的经济学完全相同——只要我们给予公司和个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他们就会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会采取什么形式？直到几年前，人们的最佳猜测仍然是，会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包括提高保温效果，更多节能型汽车和增加核电等等。

然而，许多人都没有太把可再生能源当回事。没错，碳排放限额交易制度为风电及太阳能发电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这些资源说到底会有多重要？我不得不承认本人也曾持怀疑态度。要说实话，我认为风电与太阳能发电成为主角的想法是嬉皮士昏头昏脑的一厢情愿。

但我错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其一贯不带感情的措辞指出，自2007年发表上次评估报告之后，“许多可再生能源技术已经显示出了极大的性能提高与成本降低”。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愿意公开展示出更多热情，去年发布的一份有关清洁能源的报告标题就是《现在革命》(Revolution Now)。听上去有点夸张，但是了解到仅仅是从2008年起，太阳能组件价格已下降超过75%以后，你就会觉得这并不夸张。

由于这一技术的飞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现在能够将“脱碳”发电作为一种现实目标来谈了——由于燃煤发电构成了气候问题的很大一部分，解决方案的一个重点也应该在那里。

甚至不需要特殊的鼓励也有可能实现脱碳，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指望这一点。相反，关键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现在是很容易实现的。

那么气候威胁就解决了？应该如此。科学是可以信赖的，技术是现成的，经济性方面也比任何人预期的都好。阻碍拯救地球的，只有无知、偏见与既得利益的结合。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错呢？哦，等等。



翻译：曹莉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22/c2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23日


三年前，瑞典曾被广泛认为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模范。该国出口受到全球贸易疲软的冲击，但迅速反弹；受到规范监管的该国银行安然度过了金融风暴；该国有力的社会保障计划支撑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且不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瑞典还有自己的货币，于是就有了不可多得的灵活性。到2010年中期，经济产出迅速提升，失业率快速下降。《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宣称，瑞典“是经济复苏领域的巨星”。

之后，“货币施虐癖”(sadomonetarists)就来了。

在那之前的故事是：2010年，瑞典经济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好。但是失业率仍然处于高水平，而通胀水平很低。尽管如此，瑞典中央银行(Riksbank)还是决定开始提高利率。

瑞典央行内部对于这个决定存在不同意见。当时的副行长、也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前同事拉尔斯·斯文森(Lars Svensson)极力反对大举提高利率。斯文森是世界上研究日本式通缩陷阱的顶尖专家之一，他警告说，在经济依然低迷时加息，可能会让瑞典面临相似的风险。然而他发现自己受到孤立，于是在2013年离开了瑞典央行。

果然，加息后不久，瑞典的失业率就停止下降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来得稍晚一些，但毕竟也发生了。“经济复苏领域的巨星”把自己变成了日本。

那么瑞典央行为什么犯下了这样一个糟糕的错误？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的说辞也变来变去。起初，央行行长宣称，加息的目标是对抗通胀：“如果现在不提高利率，在更远的未来，我们恐怕就会面对更严重的通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达到2%的通胀目标。”但随着通胀滑向零，与据称很重要的目标相比跌得越来越低，瑞典央行提出了一种新的理由：收紧货币供应意在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从而避免金融体系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官员们为一个不变的政策编造了新的理由。

简而言之，这活脱脱就是货币施虐癖的经典例子。

我用这个词是经过了推敲的，并不只是想出言粗鄙。（这个词是《观察家》[The Observer]的威廉·基根[William Keegan]发明的。）至少按我的定义，货币施虐癖是金融官员和评论人士中的这样一种常见的心态：本能地厌恶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即使失业率高、通胀水平低。在国际组织中会发现很多货币施虐癖，在美国他们通常待在华尔街，或者在具有右翼倾向的经济院校里。我很高兴地说，他们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总会不断地骚扰美联储，要求停止提振就业的举措。

当我形容那种对低利率的厌恶是出自本能，我的确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尽管货币施虐癖对其政策观点所提出的理由，仿佛是逻辑连贯的分析，但他们并不会因应变化情况而调整自己的政策观点——只是会编造新的理由。这有力地表明，我们看到的只是本能的感觉，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立场。

的确，瑞典央行为提升利率不断拿出不同说辞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效仿，比如总部位于瑞典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家银行面向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也是货币施虐癖的大本营。就像瑞士央行的做法一样，国际清算银行也调整了加息的理由——要应对通胀！要保障金融稳定！——可是从来没有调整政策诉求。

这种本能的厌恶到底从何而来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富裕债权人的利益的本能认同，而不是通常更穷的债务人。但我相信，这种厌恶还有另外一个来源：许多金融官员希望摆出严肃、意志坚强的姿态，也乐于通过给别人制造痛苦来显示自己多么强硬。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货币施虐癖都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在瑞典，他们在胜利之际扭转战局取得惨败，将经济成功的传奇转变成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停滞和通缩。

而且他们还可以在未来造成更大的破坏。金融市场最近相当平静，没有发生银行业危机，欧元区瓦解的威胁也不会很快出现。但如果以为经济复苏的局面已经确定，恐怕就错了，而且那种想法也是危险的。错误的政策很容易破坏我们仍然迟缓的经济进展。所以，那些穿着黑西装一本正经的人告诉你，应该停止所有的宽松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时，请千万小心。看看那帮人对瑞典都做了些什么。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23/c2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28日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确实成了一个现象。别的经济学书也曾经畅销过，但皮克提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它让保守派大惊失色。所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特库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警告说，必须对皮克提的作品进行反驳，否则“它就会在知识界传播，重塑政治和经济观念，而未来所有的政策论战都会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展开。”

那就祝他好运吧。这场辩论中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到目前为止，右翼似乎未能对皮克提的论述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击。他们做出的反应全都是贴标签。具体而言就是宣称皮克提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等会儿再谈贴标签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皮克提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我们面临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剧的经济学家，也肯定不是第一个强调收入差距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而最富有的阶层却收入飞涨。皮克提和他的同事的确给我们的知识增添了大量的历史深度，也揭示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但我们知道这一点已经有一阵子了。

重点并不在此。《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

在过去二十年里，每当有人尝试把顶层人收入高涨变成政治议题，保守派的回应都是从两个方面辩解：首先，否认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好，否认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坏；如果抵赖不成，就宣称顶层人士的收入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换来的正当回报。不要管他们叫“那1%”，或“富人”，他们是“就业岗位创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财产，那还怎么用这种说辞搪塞？如果越来越多人的财富，并非来自创业进取，而是来自继承，又该怎么说？

皮克提阐明了，上面这两个问题并非泛泛而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确实是由一个继承来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阐述道，我们正走在退回那种状态的道路上。

那么，如果一个保守派担心这份诊断书可能成为向富人加税的理由，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以试着以有理有据的方式反驳皮克提，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就像我说的，实际上全都是贴标签。

我想，自己不应对此感到惊讶。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而不在智力上摔跟头。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与此同时，只要任何人对自由市场原则从任何角度提出疑问，都会被“抹红”，自从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类的人试图阻挠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时开始，这就已经成了右翼的标准操作程序——不是证明那种理论是错的，而是谴责那是“集体主义”。

不过，看着保守派们一个接一个地谴责皮克提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很令人惊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库奇斯，也把这本书称作是“软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财富不平等，你就会成为马克思主者。（或许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个议题的。最近，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谴责“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调”，因为你明白的，美国没有阶级。）

不出意料，《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评论扯了很远，从皮克提呼吁用累进税制作为一种限制财富集中的方式，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邪恶。可这种措施像苹果派一样美国，主张这样做的曾经不仅有主要的经济学家，还有主流的政治人物，最高包括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总统。《华尔街日报》只有这点本事么？答案显然是：是的。

现在，替美国的寡头们辩解的人显然没能做到条理分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也节节败退。钱仍然能说了算——的确，现在金钱的声音比过去更加响亮，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以罗伯茨(Roberts)为首的最高法院。不过，观念仍然意义重大，它能影响我们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讨论，并最终影响我们的行动。皮克提的著作引发的恐慌显示出，右派在观念上已经乏善可陈了。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28/c28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4月30日



某种程度上讲，克莱文·邦迪(Cliven Bundy)原来是一个粗鄙种族主义者，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这名牧场主在联邦土地上放牧，却拒绝支付费用，并招来一群持械者来支持自己的抵抗。为何说遗憾呢？因为他的高声咒骂让保守派轻易脱了身，得以与他的行为划清界线，而不必面对他们的运动已步入歧途的现实。

这场对峙的实质是对自由理念的曲解。对右翼的太多人而言，自由的概念已演变成，富人随心所欲而不考虑对其他人后果的一项权利。

先从土地利用的小话题说起。出于历史原因，联邦政府在美国西部拥有大片土地，其中一部分向放牧和采矿等活动开放。与任何土地所有者一样，联邦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对使用其财产的行为收费。它与私人拥有者唯一的区别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政府都收费过低——也就是说，没有收足本可以拿到的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收费之低甚至都不足以弥补这些私人活动带来的成本。实际上，政府正在利用自身对土地的所有权来补贴牧场主和采矿企业，而出资方是纳税人。

诚然，暗中从纳税人的补贴中获益的部分人，仍旧让自己和其他一些人深信，他们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狂野西部的福利寄生虫。

这就意味着，将邦迪视为某种自由意志主义英雄的做法，说白了就是发疯。试想一下，他在属于邻居的土地上放牛，但又拒绝为此付钱。那么，这显然属于盗窃行为，而在别人试图阻止盗窃的时候挥舞枪支，就变成持械抢劫。本案中公众为土地拥有者的事实，不应带来任何差别。

那么，像Fox新闻频道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一样，曾大张旗鼓地鼓吹邦迪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无疑，部分原因是对政府的普遍妖魔化——如果有人看似在反抗华盛顿，他就是英雄，别管什么细节问题。但人们不禁要怀疑，另一部分原因与种族有关——不是邦迪露骨的种族主义，而是政府从勤劳的美国民众手中夺取钱财来交给“那些人”的笼统观念。戴着牛仔帽的白人，尽管从政府补贴中获益，却必然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

不过，最大的原因是——至少在我看来——邦迪闹剧是过分简化问题的副产物，而这种简化似乎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右翼行为方式的核心。

曾几何时，美国保守主义容纳了关于政府作用的相当成熟的观点。保守派在经济学上的最高典范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此人主张，如有必要，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萧条。保守派也曾囊括了严肃对待污染问题的环保主义者；他们主张采用碳排放限额交易体系或排放税等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而不青睐死板的法规。

然而，今天的保守派领导人看着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听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演讲而长大（里根的实际执政记录要比传说中灵活得多）。他们坚称，私有财产权是绝对的，而政府永远在制造问题，从不解决问题。

棘手的是，这种信念在当今世界里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给他人带来成本、但又缺乏经济激励来避免的私人行为。比方说，你或许想宣称，农场主在自家田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可是，如果他使用了污染水源的杀虫剂呢？或者是让微生物加速获得抗药性的抗生素呢？你或许想宣称，政府干预向来无用；然而，还有哪一方能处理类似的问题呢？

好吧，一个答案是矢口否认，坚称此类问题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妄图夺取我们自由的精英主义分子一手炮制出来的。与这种反智主义一脉相承的是笼统的简单化，吹捧那些不理这一套的所谓普通人。这就是右翼的《鸭子王朝》时刻（《鸭子王朝》是一档讲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家人经营猎鸭生意的热门真人秀节目，2013年底因其中一人发表了反同性恋言论而引发争议，一度遭电视台搁置，但经过一番关于宗教与言论自由的讨论后，该节目得以保留——译注）。

大家可以看到，给人留下快人快语的万宝路硬汉印象的邦迪，恰好符合这种思维定势。不幸的是，事实表明，他比人们想的更加口无遮拦。

我希望，这桩邦迪闹剧至少会让曾经支持他的一部分人反思，扪心自问，为何会落到声援——尽管为时不长——这种人的地步？不过，我并不指望他们会那样做。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30/c3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5月06日



上周四，众议院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故意误导他人的医改现状报告，其目的是在意想不到的成功面前维持医改失败的假象，该报告对数字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歪曲。你震惊了吗？

你没有震惊，但你应该感到震惊。主流政客从前并不总是试图通过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本例中虚假的统计数据——来推动自己议程。当这些手法成为了一个大党派的标准操作程序时，对于美国的未来而言，这可不是好事。

该报告的背景是：《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虽然起步蹒跚，但由于参保人数后期出现了激增，超过早前预测，该法案的执行情况大大改观，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这才是2014年真正的大政新闻。参保者的年龄结构有所改善；保险公司对风险分摊体系感到大致满意。多项独立的调查证实，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比例大幅下降，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两年中，这个法案将达成其总体目标，只有那些拒绝扩大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州是例外。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种情况很麻烦，因为他们把所有赌注压在了医改方案会无可挽救地失败上。“没人能让奥巴马医保方案发挥效果”，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几周前表示（当时情况已经相当明显，这个方案的效果不错）​​。他们能对好消息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其实，他们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错了，并且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讲讲如何让这个法案的效果变得更好。哦，对不起——我忘了，我不是在为白宫记者晚宴写笑话。

共和党人真正做的，是自从奥巴马医保方案的新闻开始转向正面以来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向医疗改革投掷尽可能多的烂泥，希望有几块能粘上去。他们宣称保费飙升，实际上保费却低于预测。他们还坚称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医保，其实那不过是旧保单被大批量取消，其中绝大部分由新保单取而代之。他们大嚷奥巴马政府在做假账。（以己度人？）当然，他们还不断传播一些可怕故事，说奥巴马医保方案给人们带来了怎样深重的痛苦，而这些故事中没有一个禁得起查验。

现在他们的最新说法又出笼了——很多参保者实际上并没有支付保险费。显然这是在故技重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战术上的变化。以前他们对奥巴马医保方案的攻击，有很多缺乏事实依据；而这一次，他们的说法有一项真实调查作为支持，该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参保人尚未缴纳首期保费。

但这个调查被人做了手脚。（你惊讶吗？）它问保险公司有多少参保人支付了首期保费，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首期保费的缴纳截止日现在还没有到，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是在3月15日之后参保的。

这项调查被如此明目张胆地断章取义，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奥巴马医保方案遭受的攻击不只是虚假的，有些还故意进行了歪曲。设计这项调查的工作人员只有知道很多信息，才能这么歪曲数字，这意味着他们肯定已经知道，奥巴马医保方案实际上进行得不错。

那么，为什么共和党会这么做呢？遗憾地说，他们的欺诈之举看似疯狂，实际上却是算计好的。

首先，这会煽动铁杆选民的情绪。在这份欺骗性的报告发布后，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共和党领导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奥巴马医保方案并未失败。但忠诚的共和党员就不知道了。就像其他撰稿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一样，我也收到了大量邮件，这些发件人知道——他们就是知道——保险费在暴涨，知道比起获得了医疗保险的人，多得多的人失去了保险，还知道所有可怕的故事都是真的，而那些说法不同的人全都是自由派的托儿。

此外，即使每个指责都在证据面前不堪一击，经常反复性地说医改失败了还是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凯泽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逾800万人在医保交易所参了保；但这项调查也发现，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个数字低于预期，医保方案开展得并不好。

所以，共和党人传播医改的虚假信息，是因为这么做的效果很好，也是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没有迹象表明，当他们的指责被证实是虚假之辞时，他们付出了什么政治代价。

这种状况应该让你觉得惊骇。如果一个党派认为捏造数字效果很好，当这个党派完全控制了国会时，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会出什么事呢？如果这个党派重掌白宫，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会有什么好事，这是肯定的。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6/c06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5月12日


《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在旗下的《阿尔法》(Alpha)杂志发布了最新的“富豪榜”，也就是对25位薪酬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能挣好多钱。吃惊吗？

不过在断定这份报告无甚新意之前，我们还是考虑一下这25个男人（对，的确都是男人），2013年总共挣了210亿美元（约合1300亿元人民币）意味着什么吧。具体而言，我们来考虑一下他们的财运怎样驳斥了人们对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的误解。

首先，现代不平等的关键并不在于毕业生，而是在于寡头。为极速加剧的不平等辩解的人，总是想遮蔽真正的富豪赚取的巨额收入，把他们藏在一群有些许小富的人背后。他们并不谈论那1%或者那0.1%，而是会谈论大学毕业生高涨的收入，或者收入水平最高的5%人。这样转移焦点，目标是柔化收入不平等的图景，显得我们讨论的仿佛是普通白领专业人士，通过教育和勤奋力争上游的故事。

然而很多美国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勤奋努力。例如，教师。然而他们却赚不到大钱。去年，那25位对冲基金经理赚到的钱，比美国全部幼儿园教师整体收入的两倍还要多。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就有：上层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巨大鸿沟，直到里根(Reagan)时代才出现。

其次，忽略所谓“就业岗位创造者”的种种说辞吧。保守派希望你相信，在现代美国，巨额回报都给了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建立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然而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却并不是以此谋生的，他们从事的生意是金融投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形容，这是“猜测普通人会怎么预测普通人的行为”。由于他们的许多收入来自佣金，不如说他们实际上从事的生意是，说服别人他们能预见普通人对普通人的猜想。

过去或许还能面无表情地辩解，所有这些投机取巧的勾当都是有建设性的，金融界的经营实际上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与他们取得的回报相称。然而现在，证据显示对冲基金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桩坏买卖，只有基金经理除外，他们提供的回报率并没有高到足以证明自己应当拿到那么多佣金，他们也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

在更宏大的意义上，我们仍然面临着失控的金融业所引发的危机阴影。尽管通过让纳税人买单救助银行，避免了全面性的灾难，但是要想弥补损失掉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以及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我们差的还远。考虑一下这样的历史，你真的愿意宣称美国收入最高的人——他们大多数人要么管理金融业务，要么是大型企业的高管——是经济英雄吗？

最后，观察一下富豪榜，就能发现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他的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表达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即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富人主导的社会，而且他们的财富许多源自继承，而非工作。

乍看上去，这一点并没有那么明显。富豪榜中的人物毕竟是白手起家。但总体而言他们致富的时间都是很久以前。就像《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的马特·莱文(Matt Levine)指出的，现在顶尖的基金经理中，许多人的收入并非来自用他人资金进行的投资，而是来自他们自身积累的财富所取得的回报。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赚钱这么多，原因是他们本来就已经很富有了。

而且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长期来看，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极端的财富不平等；的确，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例已经回到了“镀金时代”的程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高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投资收入，而非薪酬。继承成为巨额财富的最重要来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基本上是因为它涉及税收。

针对高收入者和拥有巨额财富者征收高额税收，是美国长期的传统，这一设计意在限制经济力量的集中，同时提高财政收入。然而当下，一旦提到恢复这样的传统，就会面临愤怒的指责：对富人征税是有破坏性的，是不道德的。有破坏性是因为，这样会使就业岗位的创造者不愿努力工作；不道德是因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赚到的钱。

然而这种论调的核心基础在于，我们对富人都是怎样的人、富人的钱是怎样赚到的存在的错误理解。下次听到有人宣称迫害富人有多么残忍时，请想想那些做对冲基金的家伙，再问问自己，让他们多缴一些税，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吗？



翻译：王童鹤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12/c12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5月22日



以任何正常标准衡量，金融危机以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是个可怕的失败。的确，我们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但是，我们花了六年多时间，就业率才重新回到了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水平——我们原本应该在这些年间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岗位，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长期失业率仍然几乎是2007年的三倍；往往背负着大学贷款的年轻人则面临着十分不确定的未来。

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最近发表了一本名为《压力测试》(Stress Test)的书，讲述了他的经历。这六年间，有四年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总体而言，他认为自己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的这种自我肯定并非独一无二。可供欧洲政策制定者吹嘘的成果更少。在欧洲，就业基本没有任何起色，而且还有好几个国家其实正处于萧条程度的困境中。不过，他们也在自我褒奖着。

面对客观上如此糟糕的记录，怎么能够感觉良好？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因为人的正常倾向，去找借口，去辩解自己已经做出了各种局限下的最大努力。而且，盖特纳的确可以把许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归咎于共和党“焦土政策”式的阻挠。

然而，还存在一些另外的情况。在欧洲和美国，很大程度上主导经济政策的是这样一种隐含的口号：“挽救银行从业者，就挽救了全世界”——也就是说，恢复了金融体系的信心，经济繁荣就会随之而来。政府采取的行动的确已经恢复了金融信心。不幸的是，我们依然在等待许诺中的经济繁荣。

盖特纳的书用很大的篇幅对美国的金融救援进行辩解。他视之为重大成功——如果将金融信心本身当作目标的话，这的确是一种成功。雷曼兄弟破产后，信贷市场曾一度举步维艰，但在盖纳特当政的第一年里，情况就大体恢复到正常水平。股指出现反弹，而且创造了新高。就连次贷抵押债券——曾经毒害金融体系的臭名昭著的“有毒废物”——最终也恢复了绝大部分的价值。

由于这种金融复苏，救援华尔街的行动最终甚至没有花费纳税人多少钱：复苏后的银行有能力偿还借款，而政府得以售出股权，还获得了利润。

然而，实体经济的反弹体现在哪里？工作岗位又在哪里？看起来，仅拯救华尔街还远远不够。原因何在？

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一个理由是，美国政策过早地“转向”，将关注点从就业转到预算赤字。盖纳特否认他对这种转向负有任何责任，反而宣称：“我不属于紧缩派。”按照他的说法，面对共和党人的反对，奥巴马政府已竭尽所能。这种论调与独立报道相左：在这些报道中，盖特纳曾嘲笑，财政刺激是不会产生长期效益的“糖果”。

然而，财政紧缩并非经济复苏如此令人失望的唯一原因。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地产泡沫的遗留问题——巨大的家庭债务负担——对经济构成严重拖累。可以说，即使不经过国会批准，奥巴马政府本也能够采取多种措施来减少债务负担。但是，它却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支出为此拨付的专向资金。为什么呢？根据许多说法，最大的障碍在于，盖特纳始终反对减免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这可以理解为，他全力支持救援银行，但却反对向普通家庭施以援手。

《压力测试》中强调，任何合理规模的按揭债务减免都不可能对经济有多少促进作用。然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阿蒂夫·米安(Atif Mian)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刚刚出版了新书《债务屋》(House of Debt)，其中的观点与之大相径庭。米安和苏菲在博客中指出，盖特纳在这个问题上的计算错得离谱——是数量级有误——在量化债务在阻碍支出方面的作用时，他赋予债务的权重远远低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共识。而且他还没有考虑到，止赎事件大幅减少本可能带来的更多好处。

说到底，对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策的描述一直带有惊人的双重标准。不良贷款必定涉及借贷双方——如果说借款人不负责任，那么向他们放款的机构也是不负责任的。可是，危机袭来时，银行从业者犯了错误能毫发无损，而普通家庭却要承担全部后果。

事实证明，拒绝帮助负债家庭非但不公平，而且也对经济极为不利。华尔街又回来了，整个美国却没有，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双重标准。



翻译：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2/c22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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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5月27日


葡萄牙辛特拉——未来几天，我将参加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赞助的一个论坛。无论日程表上是怎么描述的，这个论坛的真正议题将是欧洲大陆过早采用单一货币所引起的破坏性财政混乱。让这个话题更加伤感的是，由于欧洲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困境，人们都忽视了欧洲在另一领域出人意料的更长期的卓越成就：创造就业。要知道，在这方面，欧洲曾经落后于其他地区。

什么？你不知道这回事？好吧，这不奇怪。美国媒体对欧洲经济体的报道很负面，尤其是对法国的报道。占据我们政治讨论的主要是罗宾汉主义的对立面：经济的成功需要“劫贫济富”——如果对富人课以重税，他们就没法创造就业了；而除非穷人别无选择，否则就不会安心工作。依照这种想法，高税率、福利优厚的欧洲国家一无是处。因此，欧洲的经济体系必定在瓦解，而且大量新闻报道都把这种想象中的瓦解直接当成了事实。

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是的，由于货币引发的混乱，欧州南部正在经历经济危机。但包括法国在内，欧州北部国家的表现要比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的要好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十分惊人的事实：处于黄金劳动年龄（25到54岁）的法国人找工作要比美国的同龄人更容易。

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上世纪90年代，欧洲在就业方面的确困难重重；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欧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而问题的本质看似显而易见：就像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经常警告的那样，欧洲的社会福利网已经成为了一个“吊床”，它削弱了主动性，助长了依赖性。

但是后来，有趣的事发生了：欧洲的就业状况开始大幅改善，而美国却一落千丈。在布什政府上台不久，法国黄金年龄段的就业率超过了美国；两国目前的就业率差距比上世纪90年代末还大，而这次是法国领先。其他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的表现还要更好，比如瑞典和荷兰。

如今，法国年轻人的就业率仍然大大低于美国同龄人——但这主要是因为，法国为学生提供的经济援助远远多于美国，所以，他们不需要勤工俭学。这是坏事吗？还有，法国人的假期比我们多，退休比我们早。你可能会说，法国激励早早退休的措施实在太慷慨了。但在向真正应该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的核心问题上，欧洲如今轻松地把我们打败了，虽然根据自由市场强硬派的说法，社会福利和市场监管应该极大地破坏就业。

有人认为，美国的失业者是因为被政府福利照顾得太安逸，所以不努力找工作。对了，我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残忍的实验，实验对象就是就业危机中那些最可怜的受害者。去年底，国会拒绝为长期失业救济延期，切断了数百万失业者的经济来源。由此陷入绝境的长期失业者更快地找到工作了吗？不，丝毫没有。不过，通过让失业者更绝望，我们似乎只做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加深了他们的绝望。

我相信，许多人会断然否认我说的欧洲的种种优势。毕竟，自从欧元区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不少欧洲人）就锲而不舍地将其描述为福利国家瓦解的证据，认为这些国家因为对社会正义的杞人忧天而被拖下水。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欧洲最强经济体的福利制度也十分慷慨，其程度是美国自由派做梦都不敢想的，比如德国。

但是，就像我一直努力告诉人们的，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一出道德剧，总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萧条可能会发生在基本面非常强劲的经济体，比如1929年的美国。无论如何，引发了欧元区危机的政策失误——主要是在缺少单一货币所需要的那种银行业和财政联盟的情况下，推行了欧元——基本上与福利制度无关。

真实的情况是，与美国主流的经济理念相比，欧洲式的福利制度更具弹性，在创造就业方面也更加富有成效。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7/c27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5月30日



下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预计将宣布旨在遏制全球变暖的新规定。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其中细节，但反环保团体已经在预言，此举成本巨大，经济在劫难逃。别买他们的帐。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均显示，我们可以在不让经济付出多少代价的情况下大幅减排温室气体。

只要问问美国商会(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就知道了。

好吧，美国商会周三公布的报告原意并非如此。显然，它意图留下的印象是，环保局的新规定将造成极大破坏。可是，如果把注意力放到报告的内容而非论调上，大家就会发现，尽管商会极尽歪曲之能事，但真实成本是非常小的。我将在后文解释，这份报告几乎肯定夸大了保护气候的真实成本。

尤其是，文中考虑的减碳计划很可能比我们实际将会看到的情况要激进不少，而报告据此得出结论，从现在到2030年，以不变美元计算，该计划的成本将达每年502亿美元（约合313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意在让人觉得是大手笔。然而，倘若读者对美国经济稍有了解，这就好比是从邪恶博士的口中平静地吐出“一百万美元”。现如今，这根本不算是多大的数目。

请记住，我们目前的经济规模为17万亿美元，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因此，美国商会实际传达的讯息是，我们可以采取激进的气候举措——此类举措将彻底改变国际谈判的格局，为全球性行动奠定基础——而我们的经济进项仅会减少0.2%。根本很划算嘛！

或者，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商会对每个家庭承担的成本的估算：每年200美元。既然美国户均年收入逾7万美元，而且会随时间推移继续增长，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一影响不及1%的一半。

有一种更为有效的比较方式：五角大楼发出警告，全球变暖及其后果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对此的回应是，提出一项立法修正案，要求禁止军方对此议题进行任何考虑。）目前，我们的防务预算为每年6000亿美元。再花上这一数字的8%来减轻一种严重威胁的话，难道真的是挥霍无度吗？

而且，以上分析均基于的是反环保团体自己给出的数据。几乎可以肯定，真实成本将比之更小，原因有三：

首先，商会的研究假定，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及与之相关的碳排放增长将为历史基准值：每年2.5%。然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我们应会看到未来的增长较之放缓，从而使得排放目标更易于达到。

其次，在商会的分析中，大部分减排源自用天然气替代煤炭。这忽略了可再生能源领域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太阳能，而这种能源应该会让碳减排更加容易。

第三，美国经济仍一片萧条，而在这种情况下，在遵守能源监管的所谓合规成本中，许多根本算不上是成本。尤其是，设立低排放的新工厂将让本会闲置的人力与资本投入运转。如果说这会产生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刺激美国经济增长。

大家或许会问，如果说采取抗击全球变暖的行动的成本如此之低的话，美国商会为何要如此激烈地予以反对？问题的答案，当然了，是商会服务于特殊利益，尤其是煤炭业——对美国好的事情对科氏兄弟不好，反之亦然——还有，商会是在迎合共和党内与日俱增的反科学情绪。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反环保分子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宣称，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将继续燃烧越来越多的煤炭。恰恰相反。的确，我们需要一项国际协议来减排，其中包含对不遵守规定的国家实施的制裁措施。然而，美国不愿采取行动一直是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的最大障碍。倘若我们开始认真地应对全球变暖，就将既为欧洲与日本从善如流创造条件，也为协同起来对世界其他地区施加压力奠定基础。

此时此刻，我们尚未看到新气候行动提议的细节，对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分析也有待时日。不过，我们有理由确信，该提议的经济成本并不高，因为这就是种种研究告诉我们的实情，就连反环保分子资助的研究也这么说，而这些人显然希望得出相反的结论。拯救地球将是笔相当划算的买卖。



翻译：黄铮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30/c30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6月04日



我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富人、右翼和事实》(The Rich, the Right, and the Facts)的文章，文中描述一些人出于政治动机，否认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大幅加剧，特别是顶级富豪们变得更加富有了。我发现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在统计数据上做了手脚，对此你可能也不会感到惊讶。

得知情况现在没有太大改变，你可能也不会感到惊讶。那些“惯犯”不仅继续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还反复唱着那些已被拆穿的同样反调：不平等并非真的在加剧；好吧，它是在加剧，但是那不要紧，因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非常大；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任何觉得它成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是我发表那篇文章的年份：1992年。

这就带出了最新的一场知识界的混战。这场混战是英国《金融时报》经济新闻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撰文攻击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引发的。贾尔斯声称，皮克提作品中存在“一系列错误，从而扭曲了他的结论”，事实上并不存在证明财富愈发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确凿证据。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种争论的每个人可能都在想，“又来了”，我也是一样。

果然，随后的讨论对贾尔斯不利。他指责的错误，实际上对于任何有赖于多种来源的研究来说，都是正常的数据调整。而他的重要论断，即没有明显的财富集中度增加的趋势，则是基于一个已经为人所周知的谬论。专家早就警告过，这种谬论相当于把苹果和橘子做比较——而且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里也辨识过这个谬论。

以下内容的信息量可能有点太大，但事情是这样的：无论是对收入还是对财富，我们都有两种证据的来源：一是调查问卷，人们会被问及自己的财务和税收数据。虽然用调查问卷数据来跟踪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状况很有用，但是它会明显低估顶级富豪的收入和财富——不严格地说，因为你很难调查足够多的亿万富翁。所以对这1%，或者0.1%的富豪的研究，主要得靠税收数据。但是，《金融时报》的批评文章把以前的基于税收数据的估计，和新的基于调查问卷的估计进行了对比；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偏差，抵消了财富集中程度加剧的趋势。

总之，这个希望推翻“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的最新尝试，本身已被推翻。这应该没有出乎你的意料。从高端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到奢侈品市场蓬勃发展，有如此之多的独立指标，都显示了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在大幅加剧，任何声称不平等状况没有加剧的主张，几乎都可以肯定是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出了错。

然而，否认不平等的人仍然存在，这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仍然存在道理是一样的：拒绝承认这个事实，或者至少放出一些烟雾弹，符合一些权势群体的利益。事实上，“皮克提的数字全错了”这种说法肯定还会反复涌现，尽管只要认真检查一下，它们就会迅速崩溃。

顺便说一句，我不是在指责贾尔斯为虎作伥，虽然也有一些自诩为专家的人是那样做的。没有哪个人的观点应该凌驾于批评之上。但在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上，批评某个共识的人必须有一些自我意识；他们需要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是在追求智识上的诚实，还是在专唱反调，成为打击自由派信念的专业“打假”人士。（说来也怪，目前在右翼还没有专门批评保守派信念的反调分子。怎么会这样，真是搞笑。）

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是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程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大增加。但取得这些收入、拥有这些财富的人，并不是一直变动的群体。底层的1%人口收入提高，向上流动一个百分点的区间，这是颇为常见的情形，反之亦然。然而从赤贫变成富豪，或者从富豪陷于赤贫的故事，却十分少见——多年时间里平均收入的不平等，与某个特定年份的不平等相比，并没有低多少。税收和福利并不会很大地改变局面。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收入最高的阶层实行的减税，导致税后不平等的加剧比税前不平等的加剧更快。

这种局面令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这符合对富人加税的民粹主义诉求。然而好主意不需要用虚假的借口来宣扬。如果反驳民粹主义的论调，要依靠对不平等做出虚假的表述，那么你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民粹主义者或许是正确的。



翻译：土土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604/c0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6月13日



对于人为的全球变暖，我们知道三点。首先，如果我们不快速采取行动来限制碳排放，后果将非常可怕。其次，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要采取所需的行动并不困难：控制排放——如果能用正确的方式施行——可能会使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幅度不会太大。第三，围绕着减排行动的政治斗争仍然非常复杂。

那么，行动起来为什么如此艰难？是否与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有关？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还得出了一个多少令人惊讶的结论，即主要问题不在于既得利益者。当然，他们的确存在，而且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化石燃料利益团体所提供的资金在维持气候科学并无定论的错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这里的经济利益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大。对气候问题采取理性行动之所以如此困难，其实另有原因——意识形态与反智主义的恶性结合。

不过，在阐述这一点之前，我先来算算经济帐。

我曾在较早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关于碳减排的经济影响的每项研究均发现，所付代价相当有限，就连不怎么严谨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最近由反环保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资助的一项研究。实践经验也指向同一结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宣称，限制酸雨的举动将带来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而事实上，二氧化硫的限额交易系统以极低的代价取得了极大成功。自2009年开始，东北部各州对碳排放采取了限额交易制度，如今，当地碳排放量已经显著降低，同时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比美国其他地方快。环保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敌人。

虽说如此，保护环境是否需要一些领域或地区付出代价呢？的确会，但这个代价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高。

特别是，想想甚嚣尘上的“对煤炭宣战”论。的确，严肃对待全球变暖就意味着，要减少（并最终消除）煤炭能源，而这将对美国靠采煤来提供就业岗位的部分地区造成损害。但是，这种工作已很少存在的事实却不常被提起。

曾经，能源之王煤炭的确是个大雇主：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有超过25万名煤矿工人。然而从那时开始，煤炭行业从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这并非因为产量降低——其实是大幅度提高了——而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煤炭都来自不需要多少工人的露天矿。目前，煤炭开采行业在全美国就业人数中只占0.06%；关闭整个行业所减少的就业岗位，其实少于2007年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期间美国每周减少的岗位。

或者这样说：针对煤炭行业的真正战争，或者至少是针对煤炭工人的战争，发生于一代人以前，而它的实施者不是自由派环保人士，而是煤炭行业自身。煤炭工人最终战败。

煤矿和煤电厂的所有者之所以抵制环保政策，的确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有关，但是即便在这方面，特殊利益看起来也并不太大。那么，对气候政策的反对为何如此强烈呢？

试着换个角度看待全球变暖。有些人从小就非常尊崇安·兰德(Ayn Rand)，认为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总是好的，政府则一直是问题所在，而非解决方案。结果，却有些科学家宣称，无拘无束地追求个人利益将毁灭世界，而政府干预是唯一的答案。不论你提出的干预方案多么有利于市场运作，这都是对自由意志派世界观的直接挑战。

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拒绝承认——愤怒地拒绝。看看任何关于气候政策的大规模争论，否定者那种强烈的敌意和不加掩饰的愤怒绝对会令你震惊。

气候方面的担忧来自科学共识的事实也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它正好会撞到反智主义的枪口上。反智主义一直是美国的一股强大力量，而且主要来自右翼。不足为奇的是，如此多右翼政客和学究迅速诉诸阴谋论，谴责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名研究人员在相互勾结，营造一个巨大的骗局，其实是想为大政府夺权正名。毕竟，右翼人士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或信任过科学家。

所以，当我们试图应对全球变暖的时候，真正的障碍来自经济意识形态——它还因对科学的敌意而得以强化。从某种角度来看，这让我们的任务变简单了：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强迫民众接受大的经济损失。不过，我们必须克服傲慢并停止佯装无知，而这一点，的确很困难。



翻译：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613/c1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6月13日



对于人为的全球变暖，我们知道三点。首先，如果我们不快速采取行动来限制碳排放，后果将非常可怕。其次，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要采取所需的行动并不困难：控制排放——如果能用正确的方式施行——可能会使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幅度不会太大。第三，围绕着减排行动的政治斗争仍然非常复杂。

那么，行动起来为什么如此艰难？是否与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有关？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还得出了一个多少令人惊讶的结论，即主要问题不在于既得利益者。当然，他们的确存在，而且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化石燃料利益团体所提供的资金在维持气候科学并无定论的错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这里的经济利益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大。对气候问题采取理性行动之所以如此困难，其实另有原因——意识形态与反智主义的恶性结合。

不过，在阐述这一点之前，我先来算算经济帐。

我曾在较早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关于碳减排的经济影响的每项研究均发现，所付代价相当有限，就连不怎么严谨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最近由反环保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资助的一项研究。实践经验也指向同一结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宣称，限制酸雨的举动将带来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而事实上，二氧化硫的限额交易系统以极低的代价取得了极大成功。自2009年开始，东北部各州对碳排放采取了限额交易制度，如今，当地碳排放量已经显著降低，同时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比美国其他地方快。环保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敌人。

虽说如此，保护环境是否需要一些领域或地区付出代价呢？的确会，但这个代价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高。

特别是，想想甚嚣尘上的“对煤炭宣战”论。的确，严肃对待全球变暖就意味着，要减少（并最终消除）煤炭能源，而这将对美国靠采煤来提供就业岗位的部分地区造成损害。但是，这种工作已很少存在的事实却不常被提起。

曾经，能源之王煤炭的确是个大雇主：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有超过25万名煤矿工人。然而从那时开始，煤炭行业从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这并非因为产量降低——其实是大幅度提高了——而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煤炭都来自不需要多少工人的露天矿。目前，煤炭开采行业在全美国就业人数中只占0.06%；关闭整个行业所减少的就业岗位，其实少于2007年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期间美国每周减少的岗位。

或者这样说：针对煤炭行业的真正战争，或者至少是针对煤炭工人的战争，发生于一代人以前，而它的实施者不是自由派环保人士，而是煤炭行业自身。煤炭工人最终战败。

煤矿和煤电厂的所有者之所以抵制环保政策，的确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有关，但是即便在这方面，特殊利益看起来也并不太大。那么，对气候政策的反对为何如此强烈呢？

试着换个角度看待全球变暖。有些人从小就非常尊崇安·兰德(Ayn Rand)，认为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总是好的，政府则一直是问题所在，而非解决方案。结果，却有些科学家宣称，无拘无束地追求个人利益将毁灭世界，而政府干预是唯一的答案。不论你提出的干预方案多么有利于市场运作，这都是对自由意志派世界观的直接挑战。

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拒绝承认——愤怒地拒绝。看看任何关于气候政策的大规模争论，否定者那种强烈的敌意和不加掩饰的愤怒绝对会令你震惊。

气候方面的担忧来自科学共识的事实也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它正好会撞到反智主义的枪口上。反智主义一直是美国的一股强大力量，而且主要来自右翼。不足为奇的是，如此多右翼政客和学究迅速诉诸阴谋论，谴责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名研究人员在相互勾结，营造一个巨大的骗局，其实是想为大政府夺权正名。毕竟，右翼人士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或信任过科学家。

所以，当我们试图应对全球变暖的时候，真正的障碍来自经济意识形态——它还因对科学的敌意而得以强化。从某种角度来看，这让我们的任务变简单了：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强迫民众接受大的经济损失。不过，我们必须克服傲慢并停止佯装无知，而这一点，的确很困难。



翻译：陈柳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613/c1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7月14日


近些年，我们学到的一个痛苦教训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政治性，远比我们以前料想的强。你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但在金融危机前，许多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在下——都相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相当广泛的专业共识。

在货币政策上尤其如此。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曾宣布，从2001年的经济衰退，以及随后的复苏中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激进的货币政策能缩短衰退的时间，降低衰退的强度。”那时离现在并不久远。当然，我们的两党曾达成共识，赞成用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应对2007年到2009年的那场严重得多的衰退。是这样的吗？

不是。我写过很多有关“货币施虐癖”现象的文章，这种现象是指，不管情况如何，不断要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其他央行停止提振就业的尝试，并提升利率。我说过，这种现象的持久存在与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和阶级利益有莫大关系。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但现在，我认为阶级利益还会通过一个更天然、更直接的渠道发挥作用。很简单，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或许有助于经济，但它们却会直接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的大量收入来自债券，以及其他一些付息资产——主要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尤其是最富有的那0.01%。

截至目前的情况是：五年多来，美联储一直面临着一个由经济学家、专家评论人士、政界人物和金融业大亨组成的联盟的严厉指责。他们警告称，这么做是在“让美元贬值”，可能会造成失控的通货膨胀。你兴许以为，一些人预测的通货膨胀一直未能变成现实这一点，至少会让人们多想一想，但是你错了。一些批评人士已经为保持政策需求不变找到了新的理由——这关乎通货膨胀！不对，是关乎金融稳定！——但大部分人只是继续重复同样的警告。

这些永远持错误观点却从不存疑的批评人士是谁？他们都来自政治派系中的右翼阵营，我想不到任何例外情况。但右翼人士为何与通货膨胀偏执狂携手而行呢？其中一个答案是，用货币政策抗击衰退是政府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且保守派不愿为政府行动可能会带来积极影响这个说法正名，因为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你最后便可能会赞同政府担保医疗保险这样的项目。

但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导致那些捍卫富人利益的人埋怨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些富人的收入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债券利息，而低利率政策导致这类收入大幅减少。

对低利率的抱怨，采取的形式通常是称低利率给美国那些靠存款利息为生的退休人员造成了危害。但上了年纪的美国人的利息收入主要流向了规模较小、相对富裕的少数人。2012年，美国有利息收入的老年人平均获得了逾3000美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但其中一半人得到的不超过255美元。低利率真正的大输家是那些真正有钱的人——甚至不是最富有的那1%的人，而是最富有的那0.1%乃至0.01%的人。回到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那0.01%的人中，平均每人会有300万美元（按2012年的美元计算）的利息收入。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30万美元——损失相当于这个群体2007年收入的近9%。

损失很大，当然也解释了对美联储政策的许多歇斯底里。富人甚至比大部分人更愿意相信，有利于他们的，就有利于美国，而他们的财富以及财富买来的影响力，确保了总是有大量被认为是专家的人急于为这一态度找理由。于是就出现了货币施虐癖。

这就让我重新回到了经济学政治化这个问题。

现在很清楚的是，金融危机前，许多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想象自己是不受政治争论影响的技术专家。毕竟，他们的工作是引领经济绕过通货膨胀和萧条的陷阱。谁会反对这一点呢？

然而，事实证明，用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萧条尽管符合绝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却不符合一小部分富人的利益。结果，和税收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和阶级冲突、意识形态冲突联系在了一起。

真相是，在一个像我国这么不公平、分化的社会里，几乎一切都和政治相关。习惯了就好。



翻译：陈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714/c14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7月23日



过去5年的很长时间里，关注政治及经济新闻的人士几乎被完全说服，预算赤字与不断攀升的债务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严肃人士不停地发出可怕警告，说美国随时都有可能变为另一个希腊。奥巴马总统任命了一个跨党派的专门委员会，以提出解决所谓财政危机的方案。在首任期内，他还花费大量时间，试图在预算问题上与共和党人谈判达成大妥协(Grand Bargain)。

由于共和党人拒绝考虑任何包含增税的方案，这项大妥协的解决办法最终并没有形成。尽管如此，债务及赤字问题还是从新闻中淡出了。有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原来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虚惊一场。

大多数读者是否意识到，这种财政大恐慌已经偃旗息鼓了，我拿不准——当然，斥责财政赤字的人士还在斥责。他们甚至试图歪曲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发布的长期预测——预测本身显然没有令人警觉的地方——把它当做对他们早先的恐吓战术的一种肯定。因此，现在似乎有必要报告一下这场并不存在的债务灾难的最新进展。

我们先谈谈这些预测数据：预算办公室预计，本年度的联邦赤字仅为GDP的2.8%，而2009年的数字则是9.8%。没错，依然存在预算赤字的事实意味着，以美元计的联邦债务将继续增长——但经济也在增长，因此，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10年内，债务与GDP之比这一关键数据将大体持平。

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及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所以预计10年后情况会出现恶化。但医疗成本的增长已大幅放慢，而医疗成本在可怕的预算状况中占很大份额。因此，尽管存在人口老龄问题，但预计2029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将不会高于二战后美国的债务水平，也不会高于20世纪大多数年份里英国的水平。注意，现在预算办公室预期利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不会比经济增长率高出多少。这种情况反过来会削弱，实际上几乎消除了债务螺旋式上升的风险——在那种上升中，债务利息的成本会驱动债务进一步增加。

不过，债务增长终究不是什么好事。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呢？简单的难以置信。据预算办公室测算，要让债务之于GDP的比例稳定在目前水平上，就需要削减开支，同时/或者从现在起增加相当于GDP的1.2%的税收。如果要等到2020年再实施增税，则需要增加相当于GDP的1.5%的税收。鉴于共和党会一起反对民主党人总统提议的任何东西，从政治上讲，实施增税是十分困难的，但从经济上讲，倒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并不需要对我们的主要社会福利计划做任何根本性修改。

一句话，债务末日警报已经解除。

等等——信心危机风险又是怎么回事？许多人一直警告说这种危机迫在眉睫，其中有些警告还伴随着让人意外的坦率，表示对危机没有发生感到失望。例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用“希腊类比”警告过我们，同时称美国利率与通货膨胀没有大幅飙升“令人遗憾”。

然而，这已经是四年多以前的事情了，目前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能以本国货币得到贷款，不会出现现金短缺，因此跟希腊的情况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事实上，即使在欧洲内部，一旦欧洲央行开始担负责任，明确承诺为了防止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欧元的国家出现资金危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债务危机的严重性迅速降低。你是否知道，仍然深陷债务之中、人口老龄问题比我们还严重的意大利，现在竟能以2.78%的利率获得长期贷款？而永远作为负面新闻报道目标的法国，其支付的利率仅为1.57%？

因此，我们并不存在债务危机，从来没存在过。那么为什么所有的重要人物似乎都持有相反的看法？

公平地说，有关长期财政前景，已经有了某些真正的好消息，主要来自医疗方面。但是，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即兜售债务恐慌是要满足一个政治目的——许多人推出债务危机的概念，就是为了用它攻击社会福利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多年来一直将全体国民的注意力从真正存在的问题上移开，这其中包括极具破坏性的失业、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以及其它问题。



翻译：张薇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723/c23krugman/

SevenStar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7月30日



在最近的裁决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中的保守多数派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企业是人，因而也就拥有所有人的权利。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具体来说就是可以花很多的钱，让政治进程偏向自己这一边。他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包括那些让他们的员工不能享受福利的信仰。然后呢，持枪的权利？

不过，企业人和你我这种人还是有一个重大区别的：照着现在的趋势，我们正在迈步走向有血有肉的人才需要缴税的世界。

目前还没实现：联邦政府的岁入仍有十分之一来自企业利得税收。但这个比例曾经远不止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三分之一的岁入来自利得税，到了60年代还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自那以后这个比例开始下降，税率降低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盛况空前，而政客们也没怎么去阻止这种避税。

因此我们要说说避税策略中的明星：“反转”(inversion)。这是一种法律策略，一家公司宣布它在美国的运营是归某个外国子公司所有，而不是反过来，通过这种角色的反转，公司可以把申报收益从美国课税辖区转移到某个税率更低的地方。

关于反转，最重要的是得明白，美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移居海外”。比如据多方报道，药店连锁巨头沃尔格林(Walgreen)即将在法律上把自己变成一家瑞士公司。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生意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你的街坊药店不会关门，转而开到苏黎世去。这将是纯粹的纸上交易——但它将夺走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税收，而你，纳税人，只能通过各种途径去补这个缺口。

那么，奥巴马总统形容使用“反转”手段的公司是“企业逃兵”，说错了吗？其实没错——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义务”，这跟有没有实质上转移到国外是不相干的。为反转作辩解的人时常宣称，是高税收把企业赶出了美国，这是在胡诌。这些企业没有把生产或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他们的利润仍然是在美国赚取的。只不过现在要逃避这些利润带来的税负。

国会可以打击这种逃税行为——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一家公司不能把自己没有开展什么实际业务的地方称为法定住所，此外，公司宣布自己为非美国企业所需要满足的条件也可以更多，这些可以封阻许多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转项目。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阻止这种无端的财政收入损失呢？没有。

反对打击反转的人通常会说，与其去封堵漏洞，不如改革整个利得课税的制度，也许该彻底停止对利得征税。他们还常说，对企业利得征税会伤害投资和就业。但涉及反转做法的终结，这些都是很蹩脚的观点。

首先，对利得征税的好处很多。总的来说，相比来自工资的劳动所得，美国税收对资本的非劳动所得要更关照一些；企业税是对这种不平衡的补偿。原则上，如果我们充分提高资本收益和股息所得的税率，去补偿企业税的削减，那么就可以维持对非劳动所得的征税——但这个安排是不完美的，而且以我们当前的政治状况，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停止对利得征税还会大幅增加企业管理层的权力。这真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至于改革制度：是的，是个好想法。但最终的改革跟在当下封堵“反转”这个漏洞是互不影响的。毕竟关于改革布局的宏大辩论一直在进行，即便共和党不像现在这样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反对总统的一切提议，即便共和党就在几年之前还赞成这个想法，那也要再吵上几年才能有个决断。为什么要让企业在这些年里继续逃避他们应尽的义务，而我们要坐等僵局出现转机呢？

最后，这些都跟投资和创造就业毫无关系，如果有朝一日沃尔格林改变了“国籍”，它将得以保留更多的利润——但把多出来的利润投资到美国的运营中，对它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事情很简单。我们当然应该就利得课税的方式和额度展开讨论。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堵住这个骇人听闻的漏洞。



翻译：经雷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730/c30kru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