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考研选导师。我在陈荒煤和钟惦棐两位影界名流之间犹豫不决。两位前辈我都不了解，只知鼎鼎大名。
父亲过来瞧了一眼说，钟惦棐吧，五七年著名的电影大右派。我父亲对右派情有独钟。当年听说要响应党号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前进，正在大山里考察植物的父亲准备好了意见发言稿，不顾山高水长路远，拼命往回赶。幸亏山洪冲垮了道路，被困数周，等赶回来，不仅反右结束，连扩招都错过了。
父亲讲经过磨难的人善于思考，钟惦棐对电影的认识一定有过人的深刻之处。
我与导师相识于口试考场。当时包括钟老在内的五位考官坐在台上。钟老先让我讲讲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发展最具借鉴价值的东西。我以60年代美国电影学院毕业的一帮“电影小鬼”为例，讲他们怎样借鉴欧洲电影的艺术养分改造好莱坞，讲中国电影应该在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渐变发展。钟老很欣赏“渐变发展”这个观点，他站起来把椅子往台下拉，说我不要在台上当先生，我要到台下当学生。弄得我又感动又激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钟老坦承看不懂新潮电影《黄土地》，因为它异于常规，没有戏剧故事。我侃了一通电影新观念和视觉语言应当成为叙事主导啥的。这个问题答完后，考官们就全把椅子拉到台下来了，我被请到台上继续侃。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3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关系。我说这个问题我放弃，没好好想过，与其不懂装懂地乱扯，不如老老实实得零分。考试结束后，我成了钟老的女弟子。
我生于1957年，钟老跟我开玩笑，说见到我就见到了自己的右派派龄。
钟老对“右派”有不少妙论。记得他说，世上本来就有左中右，左派可以是一派，右派为什么不可以也是一派呢，人多点人少点而已。不是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左派消灭了右派等于消灭了自己，没了右，也无所谓左了嘛。
钟老是全国影评学会会长，大影评家。当时的电影评论主要是文学评论甚至是政治评论，艺术评论缺缺。大多搞电影评论的人不了解电影。钟老希望能改善评论脱离创作实践的状况。那天，研究生们在钟老家开周会，钟老提出要让我们去摄制组跟片实习，当场决定我去跟陈凯歌的《孩子王》；师妹去吴天明的《老井》；师弟去谢晋的《芙蓉镇》。那天碰巧阿城也在，他穿着那种说传统相声时穿的长衫在一旁表演徒手捉苍蝇。钟老问任编剧的阿城，宁娜去《孩子王》组该没问题吧，他点点头。师妹吃惊地悄悄问：写《棋王》、《孩子王》的阿城怎么会在这儿？我答阿城姓钟啊，是钟老的儿子。钟老说吴天明那儿不会有问题，余下就是往谢晋老师那儿写封推荐信了。不过我们得快点行动，不然影片就拍完了。大家满心欢喜地派阿城上街割肉做中饭。不一会儿，他拎回来肉案上剩的最后一块肥得要命的“丹顶鹤”。不过，配上厨房里一堆腌制榨菜的四川菜头，我们吃了一顿美味菜头宴。可惜跟片实习计划被学校否决，说研究生必须先上完课再出去搞实习啥的。钟老为此郁闷很久。
我们常跟着钟老一起看“出了问题”的电影，讨论得失；去各种研讨会，支持创新。更多的时间是聊天互相学习：他从我们这里找新信息，新思想；我们听他讲电影界“那过去的事情”。他说起50年代初同江青一起为电影《武训传》去武训家乡搞调查，绞尽脑汁也弄不到搞臭武训的黑材料。最后只得把一个比武训小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楞说成是武训耍流氓的受害者。于是“苦操奇行”的武训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变成了“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一九八七年三月，钟老病重。他一直在医院等阿城从美国赶回见一面，终未等到。
钟老的追悼会场面令人难忘。室内空间太小，来悼念的人人山人海，大家只得把场地延伸到室外。几大本签名簿很快满了，记得陈凯歌、张艺谋等都来了。我们在树之间拉了很多长绳，上面很快密密麻麻缀满白花、唁电和送别的悼词。后到的连绳子上的空儿都没有了。西影厂厂长吴天明送来了三层楼高的大挽联，因为周围的树都不够高，只好铺在地上。冰心女儿吴青写的挽联格外醒目：锣鼓一声，冤沉海底，亮节如山，常为人间宜榜样；文章百万，呕心化珠，沥血作玉，拼将生命铸银坛。
我后来找到西方电影评论家邵牧君老师，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当年与钟老反复讨论过的渐变发展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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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阿城：父亲
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象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心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象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做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谁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做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一九七八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一九七九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代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代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代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代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代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把。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三月二十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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