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郎：花眼醉语（三）

选举结束，我的Beefeater还没有喝完，继续我的醉话。

上文谈了总统候选人，这里再顺着谈美国的民选官员。

我们在大选时，除了选总统，也选联邦参议员、众议员；也有同时选州长、州议员及法官的。这些候选人也被归为民主党、共和党或其它党派。正如我们知道美国的所谓“党员”身份与中国的“党员”完全不同，美国的民选官员的党派属性与中国也完全不同。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说，这些党员极其缺乏“党性”。

以前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为例。他是共和党员，以州检察长的身份从长期盘踞纽约市的民主党手中夺过市长的位置。在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帕塔基随后向竞选第四次连任的民主党州长科莫挑战时，朱利安尼宣布支持科莫，共和党内自然大哗。因为纽约州是传统的民主党的地盘，当时民间舆论倾向科莫可能再次当选，而结果偏偏帕塔基胜出。朱利安尼押错了宝，日子就很难过了。他打电话向帕塔基祝贺当选州长，帕塔基不接电话。只是美国好像没有对“叛党”的党纪处分。直到“911”事件出来，朱利安尼在纽约市的救灾复兴中表现神勇，一时成了“明星”，这个局面才有改观。他随后还出来竞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现在又被川普引为辅弼人员，进入共和党的高层核心。这种事情，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有党员干部胆敢支持异党分子夺权，那至少被立即清除出党，在战争年间，干脆就地正法。

我不知道当年科莫许了朱利安尼多少好处，换来朱的背书。但我相信这些好处大抵是州里对纽约市的政策倾斜，很可能是帕塔基没有完全应允朱利安尼的。当然，这些政策倾斜肯定有助于朱利安尼管理纽约市，会给朱带来政绩，但同时也必然有利于纽约的市民。美国民选官员的这类“政治交易”，很难讲是为“公”还是为“私”，但绝对不是为“党”。这也反映了中美之间“党”与“国家”的关系的不同。现今中国这个国家是“党”的，所以军队是党的，媒体姓“党”，即使普通百姓，其“红心”、青春和生命都要交给“党”。在美国，“党”只不过是因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形式和工具。其实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欧洲就已经有党；随后出现的共产党，也一样是松散的组织。直到列宁手中，特别是在斯大林当总书记之后，这个组织才成为“有铁的纪律”的，唯上命是从的准军事性（或黑社会性）的东西。“共产党”是神，是绝对的主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依靠这样的组织，自然容易夺取政权，维持统治；党的成员也就分享到一份执政者的特权。

中国的孔孟之道宣传“学而优则仕”，传统知识分子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找到为朝廷服务的机会。现在对大陆知识分子最具吸引力的出路也是当公务员。而想进入“领导核心”，则必须归“党”。美国知识分子大多以个人兴趣寻找工作，其中自然也不乏立志从政的，但这些人极少有走“党途”的。根本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官位来自上级领导：第一把手，组织部门；而美国的官位来自选票。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进入官场者最大的兴趣都在于追求和保持手中的权力，所以他们必然追随、听命于能提供权力的人或机构。那在中国就是党的领导人，而在美国就是选民。为了权力，他们都可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每个国家都有检察机构。但是从宪法开始，中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首先是为了维护“党”的“领导”，而美国的检察系统是为了维护选民的利益。这就是“专制”与“民主”的根本区别，也是我们看到的中美“党员”在“党性”方面表现不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