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忆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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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忆旧时已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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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效果图看上去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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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顶一回吧！

天慧星

封面漂亮，内容更是棒！

星光

～～～～ 祝贺《天涯忆旧时》— 海外知青文集出版发行 ～～～～

今年，对千千万万当过知青，上过山，下过乡的人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今年是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 40 周年，也是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纪念。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场历时十年之久，牵动了千千万万家庭，卷入了 1700 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留下了多少让人涕泪横流的故事，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为了将这段历史留下来，为了让后人以史为戒，不重蹈覆辙，在大江南北，海内海外，这些当年的知青，荒友们以各种形式，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很多知青也拿起笔，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感受，有一大批崭新的知青文学问世。。。

就像一位朋友说的：倘如大家都能在有生之年写写这段“空前”的历史，它或许就会有“绝后”的可能。

《天涯忆旧时》是一本海外知青文集，它汇集了27名作者的31篇作品，包括纪实和小说。这部知青文集的作者现在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定居。他们都在中国“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里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又在海外的“洋插队”中有了更深的人生体验。曲折的阅历、艰苦的生活沉积提炼出一块块人生瑰宝。他们笔下的故事，不管是纪实还是进一步再创作，都超越了“无怨无悔”的空洞理念。他们文字中的异域色彩有别于其它同类作品，给知青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今天，我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为知青历史填上一笔。


《天涯忆旧时》

前言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四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运动，持续了十年之久，即使不算文革前的老知青，也涉及一千六百多万人，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是我们生命旅程中无法磨灭的一部分，不但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可回避，也是近代史中必书的一笔。

这么多人经历了那些蹉跎岁月，各自的经验当然不同，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也有差异。有的快乐，有的难熬，有的热闹，有的孤独，有的美好，有的痛苦。因此，我们不可能对如此丰富的经历做出同一种反应。这种纷繁复杂的人生，绝不是一首歌，一个说法就可以拍板论定，也不是一本书，一个大文豪就能够描述穷尽。后悔也罢，励志也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不可能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我们没有必要让一代人共同行动，对此作出一致的反应。与之相反，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普通人个性化的回忆和独立的见解。

上山下乡的风霜雪雨已经凝结出很多知青丛书，现在又多了一点海外的声音。本书所选的作品，无论是纪实还是小说，都反映了作者在认真地检查自己的生活，试图从中提炼人生的价值。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检查的生活等于虚度。”人与其它动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人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人会思考，能够在生活中找到意义，总结经验，发现真善美。有些人还擅长写作，在写作中理顺自己的思想，用优美的文笔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感想。从而，我们就给后人留下了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轨迹，留下了经验，留下了美。我们思想了，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虚度。我们写作了，我们的生活对于后人来说也没有虚度。

这部知青文集一共收入了27位作者的31篇文章，分为纪实和小说两个部分，并附有一些旧时照片。这些作者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定居。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作者回顾往事的特殊角度。他们都在中国的“广阔天地”里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而今却生活在海外，从事各行各业，不少人还颇有建树。人在天涯忆旧时，空间维度加大了。这种由距离赋予的特色，不仅是布莱希特在讨论戏剧时所说的间隔美，而更有拓宽的观念，文化的比较，习俗的交错和道德的迥异。远离故土，他们酿制的思乡之酒就自然而然地带有异色它香。这种清淡的醇香既来自他们文字中的异域色彩，又来自“洋插队”的各种体验。有意无意的比较和对照，使他们的回忆有别于其它同类作品，给知青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些普通人鲜活的的回忆和独到的见解为历史万花筒增加了色彩，转动它的后人也许会看到更为缤纷的图案。

                                                               ——廖康

《编后记》

　最后一页轻轻翻过，我合上了这本将近四十万字的长卷。

　身在大洋彼岸，我新的家园，眼前依然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故国河山。隆隆机声震撼着亘古沉睡的北国荒原，骏马驱赶着云朵般的羊群奔腾在茫茫草原，陕北的窑洞，秦岭的梯田，黄河流过荒凉贫瘠的黄土地，一路抛洒下多少苦辣酸甜！我随着一篇篇文稿，穿过淮河流域，进入四川云南的丛山，再乘长江风涛，伴着两岸稻香，来到遍布蔗林的海南……。

　这块土地，深藏着一代人的过去，这本书里，记载着一群人的回忆。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轨迹，曾是兵团的拖拉机手，农场的农工，茫茫大草原上的羊倌，巍峨群山中的开荒者，乡村的大队干部，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社队小学的民办教师，或者是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头衔——“知识青年”，一段共同的经历——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个共同的转折——远离故乡开始新的生活。

　岁月匆匆，我们相逢在虚空幻境，凭借互联网的便利，天涯忆旧，共诉衷情。一位热心的网友提议，让我们把这些往事变成铅字吧，与同代人分享悲欢，给后辈人留下些记忆，让人们从更多的层面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抱有同样宗旨的朋友们很快响应，在她的策划下，组成了一个编辑小组，隔洋跨海联系出版社，通过虚无空间和一位位作者协商，征集文稿，增减删改，筹集经费，……

　可是，实现这个愿望谈何容易！世界太浮躁，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听听昨天的故事？几番风雨，几度波折，几次转机。可是，没有人轻言放弃。大家不折不挠的努力让这批书稿渐趋成熟。

　本书的作者们都经历了土插队和洋插队。曲折的阅历，艰苦的生活，沉积提炼出一块块人生瑰宝。他们笔下的故事，不管是纪实还是进一步再创作，都超越了“无怨无悔”的空洞理念。大多数作者都可以从个人恩怨中解脱，用过来人的视角来看待大千社会，理解那个蹉跎年代。

　虽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文科训练，飞越大洋以后，很多人连母语都有些荒疏。可是，我们有的是认真和执著。文稿经过一篇篇审阅，一遍遍反复修改，基本上杜绝了错字别字，并且使这本书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其中的小说篇更有奇葩展现，令人欣慰。

　一切似乎还在昨天，四十年就已经过去了。年华使这一代人鬓发苍茫，进入了回忆往事的阶段。倘如大家都能在有生之年写写这段“空前”的历史，它或许就会有“绝后”的可能。

                                                            ——凡草

星光

《天涯忆旧时》目录和点评  

纪实篇

巴甫洛点滴（小蚕）
焉知三十载 重返北大荒（馄饨侯）
茫茫大山（广玉兰）
“广阔天地”里的青春年华（乐飞）
无奈的选择（凡草）
兵团的故事（炉匠）
那山那水那人（常静）
最后一课（悲歌）
秦岭岁月（星光）
我的大学梦（关中）
炉火温馨（楼兰）
江营轶事（芦紫）
沙南海岛忆当年（书刊）
有缘知青来相会（陈酒）
蔗林鱼塘边的岁月（阿忆）
偷鸡摸狗（闫庚函）
高家沟的春夏秋冬（晨晓）
那里有一面静静的湖（何家声）
无梦的年华（湘平）
山村回忆（方青）
下乡十年（冬至）
逝去的年月（水原）
老哥的故事（书刊）
三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木子）
回乡梦（湘平）
世间女子（黎娉儿）

小说篇

河东四子（上、下）（独善斋主）
乡村野魂（杨夏舟）
麻油汤面条（凡草）
迷茫的杭盖（黎京）
一枝花（芦紫）

精彩点评

——德方评《河东四子》： “华子被埋葬在高岗子上，她那年轻美丽的躯体将永远陪伴着这抔黄土，这条小河，和这湾偏僻的乡村……”那样的青春、那样的理想……连同那样的我们都被埋葬在了那“高岗子”上，不会再有那样单纯的一代人了……

——廖康评《乡村野魂》：我感叹杨夏舟之“鬼才”！并不是指他写鬼魂和幻觉，而是指他运用语言的独特方式和能力，以文字奇异俊俏取胜。他对景物的描写不仅美、生动，而且产生一团诡秘的气氛，恰如其分地烘托其故事情节。

——谢宝瑜评《麻油汤面条》：凡草像个法术高强的巫师，一下就把你的灵魂摄去，推进一个女知青的躯体，让人身不由己地进入那个年代，亲自经历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堕入无助和绝望的深渊。可叹的是，《麻油汤面条》里的故事不是凭空虚构，也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的遭遇。

——简杨评《迷茫的杭盖》：黎京自身的经历十分传奇，可是在《迷茫的行盖》中，“我”基本是一个叙述者。通过“我”的见证，作者引出并塑造了多位知青的形象。剧烈的家变，社会的动荡，初萌的爱情，新生的生命，苦闷的挣扎，一系列沉重而悠长的人生主题，象河水一样，在《迷茫的行盖》中蜿蜒流淌。

——俞越评《一枝花》：芦紫的文字大气，不扭扭捏捏，只是平实生动地讲述久远时代里的故事，多笑里带泪。故事里，有叙事的力量，让人读着有宋元话本小说的味道，《一枝花》里就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历史。


Mini-review of: Look Backward, O'God: an anthology of lost youth by Overseas Chinese Zhiqings, edited by Fan Cao et al., 2008. KF Publishing Company Group, USA.

In 1968, at the p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Mao and his associates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 millions of Red Guards they had mobilized imposed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regime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Faced with this mob of energetic youth with unbridled enthusiasm, Mao launched a full-scale Zhiqing movement，that is, sending ‘educated youths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and up to the mountains’ in order to shift the burden of this unemployed segment of urban population to the rural area. This political campaign lasted over 10 years, involved more than 16 million young people, and affected virtually every household of urban dwellers. This was the “Lost Generation” of China. Majority of them now is struggl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or they are aging rapidly, lack the kind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to be employable in an IT age economy, and have to shoulder the burden of supporting their octogenarian parents and for some, even unsuccessful and thus still dependent children.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anthology consist of 27 overseas Chinese who were all such Zhiqings at that time, and are among the lucky few who left China after its re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 of them have now settled in the West with successful careers in their chosen professions.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Zhiqing” movement, they recalled those formidable years of their lives with bittersweet sentiment, ghastly memories, and yes, sometimes tad nostalgia. However, this collection is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similar works in the contributors’ unique experience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authors are well educated in the West, and they can look back with critical minds, added dimensions, and fewer biases.

This anthology consists of 31 pieces in the forms of autobiographical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as well as “fictions” with real people in mind. There are some old photos as well. Undoubtedly, this collection will not only flash back the long-gone nightmares but also remind us of the chilling impact upon the people who live under a dictatorship. We should all treasure the kind of freedom we enjoy everyday and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by Shang Nengfan尚能饭)





本书在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时由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总策划：星光 　　主编：凡草

编委：星光  聿人  常静  关中  晨晓  湘平  金凤  风雨

先磨

咖啡和小熊的故事

作者：小蚕

   它是一条不明不白的狗，连名字都不明确。

   实在记不起来我们当时管它叫什么。因为它长了一身咖啡色的油亮的短毛，这里我权且把它叫咖啡。我始终也没弄清楚它是怎么成了我的狗。那年我随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了巴甫洛。巴甫洛，很酷的名字。不过这地方跟伟大的俄国生物学家攀不上什么关系，只不过是纳西语“野猪冲”的音译而已。野猪冲，乍一听阴森恐怖。即使不像当年林冲险遭毒手的地方，也该是个野猪时常出没，古木参天阴风习习的去处。其实谬也。早年或许有过的野猪和古木早已在人类和自然的斗争中绝迹，剩下的只不过是金沙江边的一个平凡的小村。

   知青户坐落在村西的十字路口。北院墙有一个可以过一辆推车的大窟窿。自从我们开始生火做饭以后，渐渐地开始吸引了各种动物到我们的院子里来，从麻雀到猫狗。每当开饭的时候，这帮家伙们便围成半圆，眼巴巴地瞅着，巴望着谁的嘴里掉出一星半点饭渣，它们便一哄而上，你夺我抢。咖啡是内中的一位常客。它不像其他的动物那般无档次，只是远远地守望着，一旦有机会，便迅猛出击，常常是稳、准、狠，弹无虚发。我觉得有意思，便特意抛点食物给它。咖啡会意，对我摇摇尾巴。日子久了，便常常以二主子的模样蹲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对那些太没规矩的鸡鸭猪狗呵斥一通，然后献媚地冲我摇尾巴讨赏。不知从何时起，它干脆搬到我屋子的窗户前住下，俨然非认这个主子不可了。

   大约野猪冲早先还真有过野猪，村里有不少猎狗的后代，当地叫撵山狗。咖啡便是其中一条。它通体咖啡色，只有肚子是白的，四蹄踏雪。若不是鼻子上一块酷似戏台上小丑的白斑，它应该是一条还算漂亮的小猎狗。猎狗一般不屑看家，若是对什么人不满，它会不声不响地潜到你身后，然后往你脚后跟上“咔嚓”一口。当然不是照死了咬，只是给你点颜色看看。咖啡因此得罪了不少村民。好在村里没有动物管理机构，没有人将它捉去处理。由于咖啡极会察言观色，很快就得到其他知青的认可。它的悟性很高，不久就学会了一套小把戏，稍息，立正做得有模有样。最可笑的是它还会把前爪搭到鼻子上敬军礼。修长的前腿站得笔直，若有其事。逗得大伙开怀大笑。奖赏自然是大大的有。渐渐的，咖啡成了知青户的一员。每当开饭的时候，它便进行它的日常演出。

   有了食宿，有了工作，咖啡却有点得寸进尺起来，每得一点食物，也不似从前那样受宠若惊，开始有点“你理当给我”的意思了。有时一场表演曲终人散时，若是得不到赏赐，便很是呜呜地忿忿不平。

    巴甫洛离丽江城一百多里地，知青们常常找各种理由回家。每当一个知青从家里回来时，大家便分享他（她）从家里带来的食物。这时知青户就跟过节似的。咖啡是最兴奋的一个，只见它忙出忙进，尾巴高频摇动，又是敬礼，又是立正，企望分到点城里的食物。多数时候，它总是能如愿以偿。我们几个女知青把它给宠坏了。饼干是经常有的，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有点罐头肉之类的。咖啡常常很得意地享受着它用献媚讨好换来的佳肴，时不时对那些不如它幸运，馋涎欲滴的同类或异类发出呜呜的威胁。

   咖啡也有碰壁的时候。知青户有一个叫“弯弯绕”的男生，出奇的小器。队里分红的时候，户长代表大伙儿把钱领到户里，分钱时，因为每份不是整数，需要四舍五入，弯弯绕的那份正好被“舍”了几厘。弯弯绕那个心疼。最后，他十分委屈地要求给他的票子必须是新的，作为补偿。

   那天弯弯绕探亲回来，咖啡不知好歹，照例要饼干。这饼干好几大分一块，您说弯弯绕他能给吗？咖啡卖力地表演了小半晌，弯弯绕愣是一毛不拔。咖啡心里那个委屈。嘀咕着直围着弯弯绕徘徊。最后它似乎放弃了吃饼干的念想。眨巴着三角眼思忖良久，突然抽身上了楼，大伙正在热闹兴头上，谁也没在意。

   第二天一大早，楼上突然响起了弯弯绕的嚷嚷声：“谁干的好事！”叮叮咚咚一阵楼梯响过之后，弯弯绕把一双散发着尿骚臭的鞋甩到了当院。男生宿舍在楼上，弯弯绕早上起床时，发现自己平时穿的鞋被尿湿了。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女生们捂着嘴嗤嗤地笑，男生们则“王顾左右而言它”，生怕粘着自己。弯弯绕站在当院骂街，气得呼呼直喘。突然，他把眼光落在了墙犄角的咖啡身上：这厮一脸贼相，正鬼鬼祟祟准备开溜。大伙一下明白过来，弯弯绕抄起一柄锄头追出去好远。弯弯绕从此和咖啡结下了仇，一见就打。咖啡到知青户的次数也越来越稀了。不知从何时起，咖啡断了踪影。大约找到了更好的去处，或是遭了意外，不得而知。

   咖啡走了以后，知青户里少了许多笑声。大家开始埋怨弯弯绕太小肚鸡肠。弯弯绕自己也觉得颇无面子。早些时候，由于弯弯绕会持家，大家一致推举他当了户里的事务长。这天弯弯绕去赶集买菜，见到金沙江对岸迪庆过来的一位藏胞在集上卖小狗。其中一只小黑狗毛茸茸的，眼睛又黑又亮。弯弯绕不禁爱不释手，把户里买菜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用买菜钱买了小狗。

   回到户里后，大伙起先还对此略有微词，后来见小狗实在可爱，也都围上来七嘴八舌为小狗起名。最后还是弯弯绕争到了命名权：小狗一身长长的卷毛，很像一只小黑熊，就叫做了小熊。

先磨

这次轮到男生宠小狗了。弯弯绕一伙利用职权，每逢他们当值做饭，常常把好吃的尽数与那狗吃。小狗见风就长，不到几个月，竟成了一只大熊。立起身来，几乎和一条壮汉一般高。百十斤重的身条，再加上一身长毛，往那一站，煞是威风。很多年以后，在电视上见过同样的狗，叫做藏獒，说是很名贵的，那是后话。

   早就风闻藏狗聪明，果然名不虚传。小熊每顿要吃一大碗饭，就觉得要为大家做点什么。它很快就发现了北墙上的大窟窿。那时大伙有一笔“安家费”，生产队用它为我们置办了不少农具，就放在院子里。贫下中农们觉得这是“公家的”物件，常常从窟窿里进来随便拿。小熊觉得这是个立功的机会，便把看院护宅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每天天一亮，它便上班了。只见它蹲在离窟窿不远的屋檐下，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人们，风雨无阻。只要有人走进窟窿，它便大声提出警告。偶尔有人混入院内，抄走一件农具，它便追将出去，拿农具的人常常吓得扔下家伙就跑。它还不肯罢休，非要押着那人把农具送回原处方可。等到天黑收工以后，小熊才下班，回屋领取一份晚餐。

   有了小熊以后，知青院里倒是清静了不少。平时有事无事总要到知青院转悠转悠的主儿少了很多。小熊又极善辨别各种人。不久，谁是知青，谁是农民就分得清清楚楚，很少弄错。有时邻村的知青过来玩，小熊总是热烈欢迎。有一次一个外乡的知青路过，进来闲聊，他穿了一件当地老乡常穿的羊皮坎肩。小熊汪汪叫了起来，他喝道：“瞎了眼了，我是知青！”小熊立刻化敌为友，热情洋溢地摇起尾巴来。

   如此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很快引起了公愤。一次公社书记在大会上点了小熊的名，给它宣布了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阻碍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书记还责令我们尽快把小熊处理掉。知青们本来就一肚子气，好，感情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就是把墙挖一个大窟窿，家里的东西随便拿呀？自然没去理会书记的指示。

   几个月后的一天，书记突发异想，前来造访我们户。可能是因为本公社曾培养出过一位国家级的知青典型，登了报，扬了名，书记脸上金光灿灿，有点想到我们户再造辉煌吧。当书记带着党的温暖一脸阳光地走进我们户时，小熊却不识时务地咆啸起来。平素八面威风的书记也招架不住偌大一只藏狗的穷追，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书记已经弃盔撂甲逃窜出好远。待我们喝住小熊，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惊魂未定的书记早已恼羞成怒骂骂咧咧走远了。

   小熊闯了如此弥天大祸，大家很是提心吊胆了几天。上边却出乎寻常地平静，好像啥也没发生过。正在我们庆幸躲过一难的时候，小熊突然病了，上吐下泻，口吐白沫，连药也灌不进去。下晚，它似乎好了点儿，我们几个女生正在屋子里收拾准备睡觉时，小熊摇摇晃晃进来了，吃力地摇着尾巴。它把前爪伏在地上，抬起眼看着大家。我突然看见小熊的眼里流出了眼泪。大家都很惊奇。我们以为是小熊病得难受，大家围过去，抚摸了它一阵。小熊似乎好了些，摇摇晃晃又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发现小熊死在它平时“上班”常蹲的地方。大家这才明白，小熊昨晚是在和大家告别。它从女生那里出来后，又到男生那边重演了同样的一幕。

   正当集体户所有知青围着小熊的尸体伤心的时候，民兵排长从墙洞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一见小熊就大声说：“哈，死了！”说完转身就走。这话引起了知青们的怀疑，平时很“良民”的户长一个箭步冲上去拦住他，几个大个儿围了过去，七嘴八舌地追问起来。这个阵式激怒了排长，他甩下一句话走了：“是书记叫我派民兵下的毒，你们敢把我怎样？只可惜了我那块好肉！”

   烧了很久的水开锅了！愤怒化成沉重的寂寞。村里的上工哨刺耳地响起来，知青户里却没有一个人动窝。

   还不到歇午晌的时候，社员们正在村西头的大田里薅苗，通向后山的道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巴甫洛集体户全体知识青年穿戴整齐，用一块门板抬了小熊缓缓向后山走去。两个男生用口琴吹奏着哀乐，女生则仿效当地送殡的习俗，捧着一碗米饭，一面镜子。

   为一只狗出殡！这似乎是这帮城里人荒唐而又夸张的恶作剧。正在干活的几个小年轻立刻兴奋地打起唿哨，婆娘们也开始嬉笑起来。

   队伍渐渐走近，笑声却次第低落了下去。知青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恶作剧的痕迹，却是认真的悲愤。村民们被震慑住了，似乎隐约地感觉到这背后有点什么。送殡的队伍就这样穿过村民们的注视，向后山走去。后山是巴甫洛世世代代埋葬祖先的地方，我们在离村子墓地不远的地方给小熊下了葬，并用一块大石头作为墓碑。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很多比这大的事也都过去了，时间淹没了多少人和事，不知巴甫洛后山上小熊的坟茔还有任何痕迹？



作者简介


小蚕，自称天虫（显然是自家未能成龙之托辞），七十年代末曾在云南丽江石鼓插队。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大学，后出国留学。现在美国某金融机构工作。业余时间喜欢写写画画，号称三脚猫，自得其乐。平时喜欢随心所欲，高谈阔论，嗑瓜子聊天。虽然衣食无忧，但不喜欢高跟鞋，不喜欢浓妆艳抹，常常戴顶大草帽找借口在院子里挖地种菜。或爬山，或种树，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皆是故日当知青落下的病很。想来插队竟然落下一辈子的烙印，终归没修炼成小资、大资，在那大雅之堂上周旋。草根一世，最难忘那些风雨岁月，之所以尚能在股市万丈红尘之中破船载酒泛中流，全借了当年扛锄头练就的定力。往事如烟，却没有随风散去，难却热心人的邀请，小文几段，录在这里作抛砖引玉之用。

点评: 结构前后照应，叙事平和细致，狗的可爱、可怜跃然纸上。表面上一只狗被打跑消失，一只狗被下毒身亡，实际上却映衬了一代知青悲惨无助的生存处境。

星光

先磨，谢谢！

慢慢把你的那些点评都贴过来吧，评得真好。

先磨

9# 星光

Thank you!  I will.

先磨

茫茫大山

作者：广玉兰

   　苍茫的暮色，寂寥的原野，沉郁的群山。

   　天暗云低，令人感到压抑。不知怎么，这份沉重，这份压抑，似曾相识。一些很久以前的记忆，片段的，模糊的，竟在不知不觉间连接起来。

   　山，茫茫苍苍的大山。在那黯淡的山的轮廓前面，影影绰绰浮出一个身影。你的身影。像一片云，像一团雾，像没有对准焦距。但那的确是你，只是那身子是走了形的。

   　我已无法在心里描绘出你的脸。时间像细浪淘沙，不动声色却固执地将往事一波又一波冲刷，记忆的砾石不知不觉地被磨蚀，被镂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在我心里就只剩下了一个轮廓，一个影子。后来就连这影子也变得淡淡的，模糊不清了。

  　 山里的冬天总是阴沉沉的。那天，我站在村口，目送你渐渐远去，化成铅灰色苍茫天地之间的一个小点。

  　 考上了大学，终于要离开这个被命运推来，被世界遗忘了的穷山村，人人都说我应该高兴。我微笑，却没有欢欣。一副担子在肩上压了太久，突然卸下，浑身已经麻木而感觉不到轻松。嘴里已是五味杂陈，塞进一块糖，那甜，也是变了味的。

  　 你说是来我们队换糯谷，走了十五里路，还翻一座山，却并不见你担着粮筐。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应该可以潇洒地互道珍重，挥手而别，我却为什么感到怅然若失？

  　 我的东西摊了一床一地。还有两天就要离开了，正在理出那些再也用不上的东西送人，像斗笠，像半新的解放鞋，像锄头镰刀……

   　你只管坐着，默默看着我把那些东西搬来搬去拿进拿出。我感觉到你的凝视，像一只无形的勺子，在我心里掏啊掏的。我机械地走来走去，好像一停下，整个房间就会凝固起来。

　　忘了是什么时候和你认识的。

  　 那天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公社。迎面便是一座大山，黑戚戚的山头，直耸入云端。隐隐约约能看到山上像白线一样弯弯曲曲的，那是山路。听说翻过这山便是湖南地界了。抬眼四顾，一座接一座的大小山头，重重叠叠地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五十个知青站在当地面面相觑。从那天起，大山就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来自不同的中学，两个队又隔了十五里路和一座山，平时从不来往，只在知青开会时见过几次。赶集时碰上，你也只和孝云说话，你们俩都是知青班长，说的老是你们开会的事，我自然插不上嘴。

   　山里的茶花开了又谢。好像是第五年上吧，茶花开的时候，孝云走了，被推荐上了井岗山专区的卫生学校。怪不得那年的茶花开得特别好看。孝云比我能干，也比我能说会道，是我们两个里当家的。分手那会儿，半天她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我不在，你一个人要千万小心。”车开了。在车门关拢那一刻，她扳着车门大声叫起来，“我会写信的！”

   　那天赶集，不知怎么你就和我搭起话来。你说话时很沉着，眼神总像在探究什么。过去觉得你有点冷漠，又有点深藏不露。你倒反过来说我，这些年老像是躲在孝云背后的影子，冷冰冰让人不敢靠近。我们笑起来，彼此彼此吧。是动物自卫的本能吗？那个年头，既弱小无势，又被推到了社会最底层，要想不受伤害，只有把自己深深隐藏起来。

   　这以后，好像每次去赶集都会碰上你，没碰上的时候还有点牵记的。那时，公社的知青越来越少，能碰上个说上海话的就特别高兴。那一次我只提了一句，来时的路上邻村的孩子追着骂我，还用石头扔我，回家时你就轻描淡写地说要去我们队上问点事儿。然而到了我们村口，你又说天快黑，得赶紧回家了。

   　打倒“四人帮”那年，好像天也开了心，年成忒好。大队里一高兴，要组织个文艺小分队，拉一台节目去四乡演出。要是节目好，来请的人多，大队就能收入不少现金，又能让社员欢欢喜喜看着戏过年。大队长想当然地以为，像我这样的“上海妹俚”肯定会演戏，就抓了我一个美差，让我给他们编排节目。把你羡慕得要死。

   　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湖南花鼓戏剧本，是说一个农村女子智救红军伤员的故事。我把一些难唱的拖腔掐头去尾，改编成了独幕小歌剧。还照着花鼓戏的调调，加了两段众人伴唱。那时没什么好听的歌，小分队里几个回乡知青像迷上了流行歌曲似的，吃饭走路都哼哼着那些歌子。

  　想不到那年你也没回家过年。你们男生一向比我们豁得出，没钱也照样能扒车回上海，我可从来不敢。另外两个男生走了，你却留了下来。

   　我们的节目果然大受欢迎。大队里十个生产队都演遍了，附近的大队也来请。上你们队演出。村口站了一大群人，嚷嚷着要看“上海妹俚”演戏，其实我只是坐在下面伴奏的。你们村在山背后，看上去比我们那儿更闭塞。

   　你领我去看你们知青班住了六年的“家”。知青住的房子都大同小异。你们的原是一间堆柴禾的偏屋，我们的则是房东家死了几口人以后没人愿住的厢房，都是泥地黑墙的茅草房。你打开所有装“宝贝”的瓶瓶罐罐，我就毫不客气地大吃你家里寄来的大白兔糖和奶油饼干。你笑说，以后可要加倍偿还的。我突然发现，你笑起来眼睛其实很柔和。

   　我在整台节目里只有一个角色，在一个活报剧里演江青。大家都说当地妹俚扮相太土气，没有江青味儿，只能我来客串。我摆了几个江青的身段，你乐了，拿出一副黑边眼镜让我戴上，煞有介事地左看右看，说这样才像。我们哈哈大笑。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想到，四人帮倒台，是不是该我们知青转运了？

   　那时全公社五十个知青已所剩无几。三个被推荐上了学，其余的自找门路去了别处，但没有一个是回上海的。我们甚至羡慕上海扫垃圾倒马桶的清洁工，没有城市户口，知青连清洁工都不能当。家长们苦苦地求人送礼，想尽办法把孩子转去上海郊县或浙江农村插队。那些女知青，去了以后多半是马上嫁人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和井岗山区相比，浙江毕竟离上海近多了嘛。就这样，我们大队十个人只剩下了我一个。

   　

先磨

世界果真说变就变了。一听说要恢复大学招考，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你听了沉默良久。总觉得打那以后，你看我的眼神里就有了一丝忧郁。还是我过分敏感了？劝你也去试试，你苦笑。都快成文盲了，还考大学呢。从来没学过数理化，又没有文学天份，考什么呀？就是考农科也得数理化吧。我们只有小学毕业，又荒废了那么多年，连那点有限的墨水也差不多全葬送在泥里土里了。离考试还有好几个月呢，拼吧，人生能得几回搏啊？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但你只是沉默。

   　我考取大学的消息在公社不胫而走。好几次去赶集都没碰上你。直到那一天，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笨拙地开玩笑，但总觉你笑得有点僵硬。原先我们是对等的，像黑暗里的两只困兽，因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而同病相怜。现在，一扇门突然向我打开，门外是阳光和生机。我自由了！但我却无法与你分享我的心情。不管我说什么，都会触你心境。一夜之间，我们已不再是对等的。尽管我小心翼翼，尽管你竭力洒脱，我们之间的距离和落差，已经明明白白地刻在那里。对此，我们也是同样的无能为力。

   　你站起身来说要回家了，像来时一样突兀。

   　我送你，一直把你送到村口。那里横着通往县城的公路。这条路，我已走了无数次。但这一次，我却再也不用走回来了。公路的另一边是队里一垅垅的稻田。冬天田里光秃秃的，只有一截截枯黄风干的稻茬。一条小路穿过田野，通往山那边。那是去你们村的路。你去了以后也多半不会再来这村了。

   　就在这里，我们的路，分岔了。

   　我走的那天，下着阴湿的雨夹雪。村里男女老少来了好多人。有真和我有交情的，也有当初咒过我们知青分走他们口粮的。一些当初穿着开裆裤，向我们要糖吃，不给就骂，就向我们扔石头的小孩子，如今已跟着大人下地挣工分了。有两个跟我们同龄的，当初手把手教我们插秧割稻，教我们砍柴烧火的女孩子，出嫁时我也送了“哭包”，当过伴娘的，正好回娘家，也来了。人人脸上都笑得开了花似的，口口声声要我千万别忘了这山里。

   　我有点吃惊。也许他们并不是来送我，而是来观看这村里最后一个上海人的离去吧。村子里再也不会听到“阿拉阿拉”的上海话，再没有外人来分走他们的口粮，分吃他们过年过节的猪肉和塘鱼了。但这村子，那段岁月，真的能像用扑克牌玩“通关”一样，把那八年的牌挪到一边，把现在的牌又接回到八年以前去吗？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这山里，怎么可能呢？而这山里，也会记住我们吗？我们的脚印，我的，孝云的，你的，所有来过这里的知青的脚印，也会久久地在这村里的泥路上，水塘边，田埂上留着吗？

　   两年以后，知青终于大批大批地回城了。当时只知，那是云南的知青集体发难，请愿绝食争取来的。又过了很多年，我才听说，那个时候，上海也有人卧轨了。去时，我们是一整车皮一整车皮地被装去的。回来的时候，却是零落星散。但几百万个的一个个，一群群，也足以让城市震撼了。我想象不出，但我知道，你也一定在那些人里面。当你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那个已经对你有点陌生的城市，你有没有感到困惑，有没有想到将来的日子也许会更加艰难呢？

　   我们站在村口。山区的冬天潮气很重，田野里无遮无拦，阴飕飕的山风直往脖子里钻，冷到骨子里。你伸出手来。你的手温热而粗糙，我能摸到你手心里硬邦邦的老茧。我站得离你那么近，近得能看见你鬓边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这些东西在一个二十几岁人的脸上，显得那么无情的不相称。

　   我不再回避你的凝视。我知道，迎着你的目光，我能看到你心的深处。我也不怕你看到我的。但你却突然转过身，一言不发，大步走进了寒冷。

　   你的身体立刻成了等候多时的北风的猎获物。它毫不留情地包抄过来，将你攫住，将你随心所欲地轻侮戏弄。风鼓起了你灰色的罩衫，你把头往棉袄里缩了两下，加快了脚步。曲曲弯弯的小路裹着你灰色的背影渐行远去，渐渐被田野吞没，终于和前面那座灰褐色的大山混在一起。

　   你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

　   旷野里的风恣意抽打着我的头和脸，长驱直入我的衣领和袖口，把我的身子冻成冰块。抬眼四望，茫茫苍苍的大山，绵延不断，像一层层的堡垒，横亘在面前。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助。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记不清你的脸。偶尔的记忆的浪花，也是轻微的，转瞬即逝。我知道你早已离开了那里，早已离开了大山。但不知为什么，大山的阴影却总是与你联在一起。有的时候，和大山一起出现的，也有孝云，和我自己当年的身影。

　   人们说，大山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那萧萧的山风，那淙淙的山泉，就是她的话语和歌声，在诉说着几百年几千年的大山的故事。她的故事里，会不会有我们呢？这样的故事，除了我们自己，也许不会再有多少人爱听了。那段日子，也不再被人记得了。但是大山不会忘记的，就像山风和山泉一样，不会消失的。

　   你，曾经与我共过大山的朋友，愿你平安。


作者简介

　　广玉兰：上海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一九七零年春天去江西井岗山区插队落户。当过一年半的赤脚老师。一九七七年考入上海某大学动力机械专业。八六年留学美国，读工程硕士。现在美国重机械工业某公司任工程师。

点评: 感情真挚浓烈，语言直接晓白，有的比喻十分形象传神。本文的特色是用第二人称“你”，颇具询唤意义，使叙述更加亲切温馨。

先磨

兵团机务排

作者：炉匠

    机务排就是农场中驾驶和维修拖拉机的小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沿用解放军的建制，管农场叫“团”，分场叫“营”，营下是连，连内的建制有排和班，比如农工排、机务排、炊事班等。

    东北地广人稀，兵团一个连要种上千公顷的地（一公顷合15亩）。几百口人种这么多地，非机械化不可，拖拉机是耕作的主力。除了春种秋收、夏天中耕外，拖拉机还做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们连队是新建连，（我们来之前是一片亘古荒原），离团部营部都很远。平时拉个种子、化肥，过年过节拉个年货猪肉，紧急时送个病号等都得靠拖拉机。因此我们兵团人把拖拉机看成有血有肉的亲密伙伴，就像农民对待牛一样。拖拉机一发动，带着钢铁的铿镪，浑身散发出无比的力量，明亮的头灯照在没有电源的垦荒营地上，成为工业文明的唯一标志。

    只有每日把汗水洒进土地的农民才能真切地体会拖拉机的强大无比。在夏锄的时候，人们顶着启明星和晨露下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里一锄一锄地努力工作，干到烈日当空，干到夕阳西下，再干到满天繁星，天黑得苗都看不清了，有时一垄还没有锄到头。可拖拉机拉起三十米宽的中耕机，相当于三十个人齐头并进，几千米长的地块两个小时就走一个来回。一天下来毫无倦意，相当于几百人的工效。在农忙的时候，拖拉机二十四小时不停，拖拉机手两班倒，一班十二小时，大干十来天才能干完。而全连的农工，只是去锄拖拉机顾不上的地边、地角和小块地。也还要每天披星戴月，一季下来瘦下十斤肉脱掉几层皮。在靠力气吃饭的农场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老大，因此拖拉机得到农工们近乎于神的崇拜。

    爱屋及鸟，拖拉机手们也靠着拖拉机的威风获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很实际的。拖拉机手一下车，总有人递烟划火。帮哪个老乡拉麦秸柴火，常常被请到炕桌边端起小酒盅。就算你是农工排长、党员，连里的大红人，见到机务排的小助手照样得陪笑脸，跟拖拉机手闹别扭不是好玩儿的。要不然下次拉沙子，给你点颜色看看，车只要停得偏一点，装起车来每一锹都要多费点力气，一车下来，几个兄弟就累个气喘嘘嘘，汗湿棉袄，做了不少无用功。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一来大家都是实心眼，党员红人也不摆架子，尊重开车的；二来驾驶员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干这种缺德带冒烟，坑害自己兄弟的事儿。

    我到兵团后五个月就被选进了机务排。按说这种较受尊重，受累相对少的活应该轮不到我。我那时父母在文革中住牛棚，算是出身不好，见人总低着头，到兵团的表现也不突出。为什么我能被选上，至今我也不清楚。后来问过连长，他只说喜欢傻大个。

    其实对拖拉机手的主要要求并非“根正苗红”，三辈子贫农出身；也不必是五大三粗，干活像头牛；更重要的是一种灵气。什么叫灵气不易写出，且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冬天深夜出车去拉煤，回来路上车熄火了。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熄火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拖拉机工作时不管天气多冷，发动机的内部温度都保持在摄氏85度左右，一旦熄火，就要求驾驶员在几分钟内发现问题，重新发动。否则二十分钟内机体温度就会降到冰点以下，冷却水就会结冰，涨破机体使车报废。因此若几分钟内不能修好，就只能放掉冷却水，弃车回营。这样驾驶员和跟车的兄弟们就可能会在深夜的严寒中冻掉鼻子耳朵，甚至迷路被冻死。

    这就要求驾驶员的脑子在几分钟内“嗅”出原因，并用正确的方式修好。但一种症侯候有多种原因，如果搞错了，不但修不好，反而浪费了宝贵的几分钟。好的驾驶员则有一种近乎巫术的灵气，往往一下就想到问题，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我那时锻炼出来的灵气直到几十年后还有。多年后洋插队，有几次穷朋友的破车在外抛锚，来电请我去急救，我赶到后常常在半分钟内发现原因，连自己都惊奇。

     我十分感谢挑我上机务排的知遇之恩。别看我小炉匠灰溜溜的不起眼，可怀里还真揣着金刚钻，一定得干出个人样来。

    我从小不通文骚风雅，只喜欢摆弄电器机械。上小学时字还没认全，就常站在新华书店里一本一本地读有关电器和汽车的书。文革时停了课，我也经常到车库去玩，帮着司机师傅擦洗零件。去兵团之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东方红54拖拉机结构图解》，没几天我就看得倒背如流。刚到机务排不久，车长（也是连长，选我上机务排的人）带着我去几十里外的团部修理场，为车做大修保养。在这过程中要把整个机车拆碎，清洗检查后再装回。面对一堆第一次看到的零件，我竟能一件不错地说出名称和功能。

    这虽使他吃了一惊，但却并未对我大加赞赏，反而对我的缺乏灵气摇头叹息，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我缺乏的灵气是一种先天的不足，文化传统造成的。在中国做技术工作的讲究“口传心授”。徒弟对师傅从来都要察言观色，极尽恭敬。师傅在工作时徒弟要眼明手快，师傅往哪个镙钉上一看，徒弟就要了解意图，随手递上尺寸合适的扳手。只有师傅高兴了，口传心授才能顺利。有时师傅对徒弟是有戒心的，要避免“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就更要求徒弟取悦师傅，又眼明心快，才能半学半偷，从师傅的一举一动中领会。这是中国几千年拜师学艺的传统经验，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眼立见”。做中国师傅的徒弟不管是刻图章，焊铁壶还是车钳铣刨，没有眼立见是万万不能的。我当徒弟之前是个学生，既没有“眼立见”又觉得知识来的太容易。那时只顾欣喜若狂地发现机车肚子里的秘密，还不时自高自大地向师傅卖弄，全然没注意到师傅在干什么，期望我干什么。

    师傅那时虽然心里不满，却没当时对我这个小白脸发作。只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对旁边别的连队的师傅发了牢骚。说我“两手插兜，吹着口哨，眼睛一点都不看他”，这种没眼立见的徒弟他从来没见过。那位外单位的师傅趁我师傅上厕所的时候委婉地向我传达了师傅的不满，并耐心地向我传授了“眼立见”的秘诀。我听后如醍醐灌顶，一通通百，马上像换了个人似的。几天后我就把师傅哄得团团转，机油抹了一身一脸，落了个手脚勤快，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印象。

    冬季结束后，连队开始了春耕。北大荒的春耕和别处不同。春天开始时，只有白天表土才化开几厘米，下面还冻得像混凝土似的，但这时就要抓紧“耙地”，也即松土，为播种做准备。我们连的地都是头年开出的生荒地，春耕时要先用重耙把草根切碎。这种重耙又叫草原耙，据说能把柏油马路切下块来。我第一次工作就是牵引草原耙。这种重耙很窄，只有一米五宽，是五个直径７５厘米的钢制圆盘串成一串，每盘外周是六个大缺口，边缘磨得像刀一样锋利，深深地切入土地，再把碎块带出来。

先磨

夜班时，周围一片漆黑。为我导航的只有远处的三盏灯。北方山冈上的一盏明灯是十
几里外龙镇街头的一盏路灯，因为是水银灯所以格外明亮。东方山岗上也有一盏灯，
但有五十多里远，不很亮。南方一盏灯是兄弟连队的一盏路灯。我们连队虽然近，
但因为无电，只点油灯，几里外就看不见了。在没有人工灯光，空气又非常明净的
荒原里，天上的星星极为明亮璀璨。在城市中从没有这种感觉。我才明白为什么各
个民族的先人都对星空那么崇拜，而且有那么多神话。夜复一夜明显地看到斗转星
移，银河变了位置。记得70或71年春天，看到一颗美丽的大慧星，明亮的尾巴足有
两三个月亮那样长，略带弯曲。它从落日后就清楚地挂在半空，直到半夜才离去。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天象竟无人注意，广播报纸上没有，周围的人也熟视
无睹。只能自己暗自惊叹造物的美丽。多年后美国的同事们经常聊起观看慧星的经
历，他们往往要坐飞机出国到最佳的观察地点，用高级的摄影器材拍得精美的照片，
挂在办公室内向人炫耀。问他们70年代初是何慧星造访却无人答得出。我常常怀疑
这年代久远的记忆是否正确，但那里夜复一夜在拖拉机里观看慧星的经历却是那么
真实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在田里开拖拉机的操作很简单，主要是轻轻地拉两根操纵杆，微微调整前进方
向，使农具处理过的地面不重耕不漏耕。行话叫“把住堑”。进一块地首先要开出
第一道堑，以后只要在第一道堑的基础上把住堑就行了。开第一道堑讲究直，以后
把堑才省力。打堑时拖拉机手盯住远处的一个目标，一直开下去。在大连队多机作
业时，往往由最有经验的老家伙打第一道堑，大家跟随其后。播种时堑直最重要，
中耕，秋收都要跟着播种时的堑走。据说某连队一直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打堑。
有一次这老兄眼神出差儿，竟用远处山坡上的一头牛作为标志，那牛一边悠闲地吃
草一边倘佯，使这条几千米长的堑一会偏左一会向右，出了大波浪。那年中耕、收
割都费了不少力，大伙骂了他一年。听师傅讲了这个故事，我倍感打堑的神秘。我
们新建点车少、地少，地块也小，经常自己打堑自己把，操作多了也不难，只要保
持头部不动，再在车窗玻璃上找一块泥点作准星，用眼将它对准远处的目标，三点
成一线就行了。关键是在没有偏离之前就看出倾向及时改正，才能保证打出一条笔
直而流畅的堑。堑越直操纵杆的动作越小，旁边的人几乎看不到动，只凭手下感觉
力度的微小变化来调正远处目标在窗上芝麻粒大小的偏移。慢慢熟练了一切成了下
意识，开车的时候脑子就腾出来，既可以思绪万千，也可以半醒半睡。

    一夜往往是很漫长的，机车拉重耙时走得比人还慢，几百米一条堑要走个半天，
人清醒着不想事是不可能的。我最多的时候是想技术。比如说怎样实现机车的自动
驾驶、自动把堑等。再想远一点儿造台无线电话，实现机车和连队，连队和营部的
无线通讯。再就是一些幻想，怎样将人的思想从脑子里用电线引出来，这样人际间
的交流就不必受语言速度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在那些漫长的夜班里，现实和幻想在
脑中一遍一遍地交映，弥补着年轻而空虚的心。但我从未构想过与艺术有关的问题，
或构思一部小说。我只受过小学教育，让我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秘密之类的大问
题无缘。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一代人对哲学和宗教问题完全无知并有本能的反感。
我的思想被限制在技术方面。我还常想三十年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连队会
变成什么样？我只记得我想我会变成一个七级技工，又懂机械又懂电。我们连队也
会变得很好，比如河岸上会有些路灯，大家吃完晚饭会在河边散步等等。

除了乱想，更多的时候是困倦难忍。打夜班日夜颠倒，白天常常睡不好，时间一长
夜里就没精神了，常常半睡半醒。我的师傅是连长，他白天公务繁忙，晚上和我打
夜班，开始时还睁一眼闭一眼，过了几日看我这新手熟了，就放心大睡，可把我给
苦坏了。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就在地头把车停下闭闭眼。可过了一会
睁眼一看车竟然还在往前走，向地外一个水泡子（水塘）开去，要是把车陷进去那
可不得了，是大事故。情急之下一脚踩下离合器，可车还是不停，连忙用双脚踩下
制动器，双臂挽回操纵杆，可车还是不停。连长也被我惊醒，大喊站下站下。可拖
拉机没有闸，只有辅助转弯用的制动带，刹车不灵。一急之下就挂上了倒档，一松
离合器只听_铛一声，车猛地向后一窜，我们俩才真正清醒了。原来车根本没动，是
幻觉。可是为什么两人同时出现同样的幻觉却不明白。

  机务的辛苦除了夜班的劳累还有白班的尘土。当荒地开成良田，地表就产生细细
的粉尘，春季播种耙地时机车被尘土笼罩，一天下来脸变得很黑，只有眼圈和嘴角
是白的。身上则是汗水和泥。两个人一班常能喝一桶水，有十几升。

    春播结束，麦收未来之际，我们机务排就去开荒。在北大荒开荒时先用大犁把
表层的土翻个个。千年荒原长满了草，每年能长一人多高，地面下全是草根，有像
毛毯一样的结构，足有２０厘米厚，这层草根和土可以切成一块一块来砌墙，十分
暖和。开荒时大犁常被草根堵住，就需要一个人坐在犁上挥舞“二齿子”（一种农
具），一看到堵塞快形成时就捅几下。夜班坐大犁时常常与狼为伍。荒原上野狼成
群，白天不常见，但夜里却大摇大摆围着车转。车灯照着狼眼就像一对对明亮的小
灯笼。大犁常翻出一窝一窝肥硕的田鼠，狼们就跟在后面吃。大犁一过，硕鼠四处
奔逃，狼们就一嘴一个，吃得满嘴鲜血。久而久之，狼们知道犁后有美味，看到车
灯，听到车声就从远处跑来，一群群跟在犁后跑，胆大的狼离犁尾不到一米。田鼠
被翻出后逃得很快，狼离犁越近就越容易捕到鼠。我坐在农机手的位子上，常常与
两米外的狼四目相对。哺乳动物四目相对就意味着挑战。狼的反应常常是龇着牙向
后一坐，作应战状，同时停住脚步，一秒钟后犁已向前走了一段，狼有了安全距离，
再低头吃鼠。我面向前背对着狼，常常怕哪个狼疯了窜上来咬断我的脖子。但同时
又在紧张地操纵农具，防止草根堵塞农具。一忙也就忘了与狼共舞，倒也从来没出
过事。

    夜里荒原中车灯下各种动物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狼的眼睛偏绿，_子的眼睛红
红的，狐和獾的眼睛则是金黄色的。一天深夜，我在离连队十来里外的一块地“75垧”
作业。当开到地头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时，车灯突然扫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在离地一
人高的位置上赫然挂着一对明亮的“灯笼”。这么高绝对不是动物，鬼呀！我汗毛
直竖，脑子嗡得一下，魂飞魄散。当时距离太近了，本能的反应就是加大油门，拉
杆，正面压上去。幸亏机车速度很慢，一秒钟之后我再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穿着
白制服的人，是炊事班的哥儿们“老倭瓜”。原来我们那天走得急，离开时他还没
蒸好夜班饭的豆腐馅包子。只好半夜挑着担儿，循着车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
里路来送饭，差点成了我的车下鬼。

    我们连队小，只有两台机车，“503号”和“504号”。那些车都是50年代从苏
联进口的德特－54拖拉机（我国仿制的型号叫东方红－54）。二十几年下来，哪坏
修哪，似乎永远不会报废。兵团地多机车少，车比人要贵得多，谁要是为抢救机车
而献出生命绝对是英雄而不是傻瓜。我们的一位哥儿们说，“毛主席讲过，世间一
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因此车比人贵是不对的”。连长师傅听了，大不以
为然，接口说不对，不信你不论到哪个连队去，拿你跟人家换一台拖拉机来，保证
没人愿意换（他可是个子高高的帅哥，金不换的好性格）。

先磨

农忙时，两车昼夜不停。人员两班倒，我们一般下班时先去加满柴油，再开到
停车场保养，并与下一组换班。换班的车一进场，油门拉到顶熄火。顿觉万籁俱寂，
原来充满两耳的巨大的轰鸣声立即消失，只留下淡淡的蝉鸣般的耳鸣，笼罩着周围
隐隐的说话声和鸟鸣。听觉要等几分钟后才能恢复。我作为一个助手，跳下机车就
立即忙碌起来，补充各处的润滑油，并检查机件有无破损。拖拉机之所以能在恶劣
的环境连续工作，全靠保养得好。每班下班后需要加油检查之处有几十处，因此要
求手快眼准。先抄起黄油枪，风扇、水泵、张紧轮……一路注下去。补完黄油，再
提起机油壶，检查引擎油尺、启动机、引导轮、承重轮……最后检查减速齿轮箱，
补充冷却水等等。手快的十几分钟就完了。夏秋季作业时，履带上糊满泥和草，就
要多花时间，先清理烂泥再加油。一路加油时还要发现问题隐患。小洞不补大洞吃
苦，农忙时机车爬窝一天损失是很大的。

      下得夜班，无比轻松地享受着归属自己的一天。但多数时间是想立即回屋睡
觉。但有时也看着蓝天白云，不忍把那么美好的一天睡过去。夜班打多了，人不见太阳，
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那时东北没有什么污染。晴天保证是标准的艳阳天。碧蓝的
天空浮着高分辨率的雪白云朵，丝丝伸手可及。葱绿的原野点缀着灿烂的野花。几
十里外山岗也轮廓清晰。脚下的纳莫尔河欢快地绕过连队，河水来自远山，清澈见
底，水质比得上矿泉水。在河边洗脸真是一种享受。开拖拉机尘土多，眨巴眼睛都
掉渣。保养完又总是一手油泥，打几遍肥皂都搓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用河里的细
泥搓，差不多干净了再用肥皂。洗完手后再洗脸，洗头，打好肥皂撩起清凉的水一
冲，只见清澈的河面上出现一片乌云，带着一夜的征尘渐渐远去，疲惫不堪的心灵
也被清洗干净。

     有时车坏了，少了一个夜班，就好像过节一样，白班的也跟着一起修。最常见
的毛病是“呲缸垫”。拖拉机工作时，燃油在气缸内的高压下爆燃，推动活塞做工。
这个高温高压的环境被气缸盖和缸体封闭起来。缸盖和缸体的接合处要用一个软垫，
保证在热胀冷缩各种温度下都能紧密结合。这缸垫是铜片夹着石棉做成。时间一长
就会被高压气体冲破。缸垫损坏后，冷却水被吸入气缸，再变成蒸气从排气管喷出。
水蒸气对机体有极大的腐蚀。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就必需立即停车更换缸垫。换
缸垫是集体工作，常需5-6个人，助手们先上去把缸盖上方的零件，比如空气滤清器、
喷油管、进排气管等等全部拆去，露出缸盖。再用大号扳手把固定缸盖的21个大螺
丝一一拧松，最后四个小伙子拴麻绳，串扁担，“一二三”抬下缸盖，换上新缸垫。
这时副驾驶或资历较高的助手就走上来。拧紧缸盖需有一定的讲究，对小助手不放
心。为保证缸盖对缸垫压力均匀，拧紧固定螺丝要有一定顺序，而且每个螺丝的松
紧要相同。缸盖拧紧后，在一边叼着烟，袖手旁观的老师傅才神气活现地出现，调
整气门间隙。

     这修车在兵团像盖房杀猪一样是一集体工作和社交场面，同时也是老师傅向人
们炫耀技术的好机会。旧时代师傅的技术就像圣灵头上的光环，能在众人和助手面
前保持一个神圣不可超越的形象。换完缸垫后调整气门间隙就是一种高技术工作。
德－54拖拉机有８个气门，对每个气门调正时都必须在曲轴的某一特定角度上进行。
不懂原理的人就要琢磨很久才知道规律，还要把这迷一般的规律记下来。我真佩服
那些老师傅，有的连文化都不好，读书磕磕绊绊的，所有的知识都是自己琢磨出来
的。对拖拉机这么个复杂的机器，这种经验性的积累往往需要多年的努力用心，简
直是自己为自己编一套教科书。这种努力得来的知识肯定要倍加珍贵，对徒弟们自
然不肯轻易亮出。只有对“眼立见”极好的徒弟，信任得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才肯教
一点。在调气门间隙的时候，师傅在上面，叫徒弟在下面慢慢地摇摇把，一会儿叫
摇一会儿叫停，“咯嗒咯嗒”地把气门臂晃来晃去，还不时地用扳子拧拧。徒弟真
不知在干什么。气门调得好的机车马力十足，声音“钢钢”的。气门调得不好时，
机声沉闷马力低下，老远就能听出区别。师傅的水平就在此一招，而在下面摇摇把
的徒弟却不知啥时才能知道其中奥妙。这样代代相传，徒弟学会了，熬成了师傅，
对自己的徒弟也是严密封锁。就像今天的人对商业秘密似的。

先磨

这种神秘的传统到我们这代就结束了，我们的捷径是从书本上获得知识。书上
的一小段就把为什么要调整气门间隙，为何调得好马力大等等讲得清清楚楚。再有
一张插图，就讲曲轴在什么角度时调哪个气门。明白了道理，再看一眼就全懂了，
剩下的就是手下的准头，体会一下间距在0.2毫米时的“咯嗒”声是啥样的。我少年
轻狂，看了没几分钟就口出妄言。那时是大锅饭时代，干不干都是320大毛的工资，
技术和饭碗已彻底脱节。于是师傅就叫我上来试试，让众人看个笑话。我也不加谦
让，只想为同辈的小助手们伸伸头。就让一个哥儿们儿摇曲轴，仔细观看气门开关
的规律。乍看起来气门七上八下地动着眼花缭乱，可找规律并不难。看了两圈就找
到了三缸排气冲程的上止点，在此位置上调正了二四缸的进气门，虽然自己对多大
的咯嗒声是0.2毫米没体会，但知道那螺丝一扣是１毫米，拧到将近退五分之一圈正
好。用手晃晃，咯嗒声差不多，于是信心增了，又摇又调一会儿就完了。那老师傅
也呆了，只说以前三分场的七级技工“付大埋汰”也是这么干，紧紧松松，不用咯
嗒。大脚（我的外号）这小子是怎么琢磨出来的？车修好了，重新发出铿锵的引擎
声，像新车一样。同辈的小助手们也一片欢笑，都说我有这两下子是不是因为跟
“师娘睡过”？

    去过兵团的知青大都有让自己自豪的故事。几年后文革结束，大批知青离开兵
团，返城再“待业”。这时的知青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中有成熟的管理干部，有经
验丰富的会计、文书，有医术精湛的外科主刀，有农业技术部门的骨干，有知风报
雨的气象员和受孩子们欢迎的教师。更多的则是能肩负三百斤麻袋上跳板的力士，
能开百人宴的大师傅，气死鲁班爷的巧木匠，和像我这样有灵气的拖拉机手。我们
为黑土地付出了青春。

作者简介

炉匠：生于北京，文革时小学断学。1969年领军大衣销户口去黑龙江兵团。历任农
工，拖拉机手，卫生员，电工。1975年由全连投票推荐成工农兵学员。文革后考上
本校研究生，寒窗十年终成博士，正宗国产。后出国洋插队又熬八年方成正果。现
在任教于美国一医学院，手下爱鼓捣，口中常唠叨，教书实验，乐此不疲。

点评: 佩服炉匠的经历，他的吃苦耐劳是我人生学习的榜样。把那么多事情和感想放在一起写真不容易，给作者提几条意见和建议：

1，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我”在机械方面很有灵气，因此后面再次出现的灵气应换成另一个词。

----这虽使他吃了一惊，但却并未对我大加赞赏，反而对我的缺乏灵气摇头叹息，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我缺乏的灵气是一种先天的不足，文化传统造成的。

2，有三处形容“我”是：一，小白脸；二，傻大个；三，灰溜溜的；读起来有点矛盾，描写应该一致。

3，根据内容，可以写成好几篇独立的回忆文章，比如：一，大力士拖拉机；二，我和师傅；三，我怕狼；四，白天与黑夜；如此等等。

4，作者其实很通文骚风雅，只是有关拖拉机和田里翻土的技术细节介绍过多，冲淡了文采本身。但耐心细心的读者肯定会非常喜欢下面这些精彩的描述的：

----因此我们兵团人把拖拉机看成有血有肉的亲密伙伴，就像农民对待牛一样。拖
拉机一发动，带着钢铁的铿镪，浑身散发出无比的力量，明亮的头灯照在没有电源
的垦荒营地上，成为工业文明的唯一标志。

----在靠力气吃饭的农场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老大，因此拖拉机得到农工们近乎
于神的崇拜。

----我们连队虽然近，但因为无电，只点油灯，几里外就看不见了。在没有人工灯
光，空气又非常明净的荒原里，天上的星星极为明亮璀璨。在城市中从没有这种感
觉。我才明白为什么各个民族的先人都对星空那么崇拜，而且有那么多神话。夜复
一夜明显地看到斗转星移，银河变了位置。记得70或71年春天，看到一颗美丽的大
慧星，明亮的尾巴足有两三个月亮那样长，略带弯曲。它从落日后就清楚地挂在半
空，直到半夜才离去。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天象竟无人注意，广播报纸上
没有，周围的人也熟视无睹。只能自己暗自惊叹造物的美丽。多年后美国的同事们
经常聊起观看慧星的经历，他们往往要坐飞机出国到最佳的观察地点，用高级的摄
影器材拍得精美的照片，挂在办公室内向人炫耀。问他们70年代初是何慧星造访却
无人答得出。我常常怀疑这年代久远的记忆是否正确，但那里夜复一夜在拖拉机里
观看慧星的经历却是那么真实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慢慢熟练了一切成了下意识，开车的时候脑子就腾出来，既可以思绪万千，也
可以半醒半睡。

----下得夜班，无比轻松地享受着归属自己的一天。但多数时间是想立即回屋睡觉。
但有时也看着蓝天白云，不忍把那么美好的一天睡过去。夜班打多了，人不见太阳，
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那时东北没有什么污染。晴天保证是标准的艳阳天。碧蓝的
天空浮着高分辨率的雪白云朵，丝丝伸手可及。葱绿的原野点缀着灿烂的野花。几
十里外山岗也轮廓清晰。脚下的纳莫尔河欢快地绕过连队，河水来自远山，清澈见
底，水质比得上矿泉水。在河边洗脸真是一种享受。开拖拉机尘土多，眨巴眼睛都
掉渣。保养完又总是一手油泥，打几遍肥皂都搓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用河里的细
泥搓，差不多干净了再用肥皂。洗完手后再洗脸，洗头，打好肥皂撩起清凉的水一
冲，只见清澈的河面上出现一片乌云，带着一夜的征尘渐渐远去，疲惫不堪的心灵
也被清洗干净。

----气门调得好的机车马力十足，声音“钢钢”的。气门调得不好时，机声沉闷
力低下，老远就能听出区别。师傅的水平就在此一招，而在下面摇摇把的徒弟却不
知啥时才能知道其中奥妙。这样代代相传，徒弟学会了，熬成了师傅，对自己的徒
弟也是严密封锁。就像今天的人对商业秘密似的。

fancao

tyxzadmin，
谢谢你在这里讨论这本书。可是，我看不到照片，不知为什么。
先磨，
谢谢你的评论。
那我就接着这条线往下贴吧。就请你接着评好了。

fancao

封面漂亮，内容更是棒！
天慧星 发表于 2008-12-8 02:20 PM

天慧星，你好。
以前没见过。很高兴你喜欢这本书。

fancao

青儿的故事

作者：常静

　　青儿要出嫁了，那年她刚满十八岁。

　　青儿是牛家屯的妇女队长。她的俏模样在方圆十里八村数一数二，身段也无可挑剔，该丰满的部位丰满，该细柳的地方细柳。她性格刚烈，开口像机关枪，走路像一阵旋风，跟她同行要一溜小跑才撵得上。

　　出嫁的头一天，几个媳妇围坐在青儿娘家的土炕上，用做针线活的线帮她绞脸，面皮开得光光的，眉毛修得细细的。她那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舍不得剪掉，被媳妇们绾成髻，插了根鲜艳的簪花。经村妇们灵巧的手一捣持，青儿就俨然一副地地道道的小媳妇模样了。

　　我去看她时，她的脸上羞羞地红，一副小女人闭月羞花的媚态，与往日那个麻利泼辣的青儿判若两人。说真的，我更喜欢她做姑娘时无拘无束的样子。

　　明天她就要过门，成婆家的人了。在乡下，媳妇在家里没有地位，忍气吞声，低眉下眼，一直得熬到做婆婆为止。青儿只大我一岁，还没有完全脱掉孩子气的我，真不敢想象嫁人是什么滋味。

　　　见我来了，青儿异常高兴，二话不说，一把将我拉到炕头上。我与她并排盘腿坐着，她亲热地拽着我的手，旁若无人，跟我叽叽呱呱地说起话来。看得出来，她很兴奋，也有些紧张。临了，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明天一定要早点来呦！”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告辞了，不敢再回头多看她一眼。不知什么鬼使神差，我就是想哭。

　　青儿是个干农活的好把式，与她做人一样，透着一股豪气和洒脱。每次收割，她领着村里一帮妇女，往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头上一站，身体有节奏地一起一伏，镰刀在她手里耍出一个个弧形，手起刀落，庄稼在她脚下一片片倒下，又被码得整整齐齐。那个漂亮，令人瞠目。

　　我欣赏青儿的豪放无羁倔强不驯，她喜欢我的真诚天真，加上年龄相仿，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每次下地干活，她都要我紧挨着她拿垄。她一边忙活自己那条垄，一边就手帮我一截。这样，我断断续续总是能跟上大溜，其他体力弱的村妇和女知青们就会被甩出很远。

　　青儿娘家生活十分拮据。老爹是队长，人称牛队长，是个转业军人。他长得人高马大，国字脸，粗眉大眼，紫红脸膛，说话像铜钟，蒲扇般的大手还一挥一挥的，很有些气魄。他争强好胜，事事都不甘落在别人后头。可偏偏老婆的肚皮不争气，一连气儿地生了四个丫头片子。老婆因为生孩子落下一身病，瘦得皮包骨，可他还是不饶她，整天缠着，直到给他生了个小子才罢休。可怜的女人，病得哼哼叽叽，一大半的时间都躺在炕上，成了废人。家里也因嘴多底薄，穷得锅朝天碗朝地。青儿是老大，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在家里，也是起五更爬半夜，伺候老，照顾小。家境特殊，造就了青儿刚强的个性。

　　青儿的未婚夫是本屯富裕户老李家的二儿子，叫李满仓。小伙子长的是要个头有个头，要模样有模样，还有个一杠子压不出个屁的好脾气，与青儿倒蛮般配。

　　俩人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农村颇为罕见。恋爱的全过程也很简单，每天一起下地干活，头顶同一片云，脚踩同一块地，磕磕碰碰，打打闹闹，两人在众多人的眼皮底下，稀里糊涂地磕绊到了一块，就爱上了，就恋上了，青儿就被娶到李家的炕头上了。

　　办喜事儿的那天，村里人几乎都齐全了，远道的七姑八姨二叔三舅的也赶来了。李家的屋里、院里挤满了人，娃娃们穿红着绿，你追我赶地嘻笑着、打闹着；女人们推着、搡着，三五一堆地扎在一起扯着张长李短；男人们抽着、喝着、嚷着、吼着，个个脸红得像块红布头。笑声、吵闹声一阵高过一阵，菜香、酒香转眼间飘遍整个屯子。

　　院里临时搭起了各家现凑的大大小小的方桌圆桌，饭桌上铺天盖地摆满了大米干饭，猪血肠炖酸菜，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大豆腐炖白菜。上菜的全是大盘子大碗，连水桶、洗脸盆也派上了用场。盛着红高梁酒的酒坛子在每张桌子上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

　　新娘子穿了一件偏襟大红袄，描了眉，施了粉，说话的语调也比平日软了许多。新郎官着了一套不太合体的卡叽布中山装，也没个话，只是冲着道喜的人憨憨地笑。他寸步不离地跟在青儿的身后，看着他的媳妇呼风唤雨屋里屋外应酬。

　　那天，集体户的知青全到了。男知青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变着法子刁难和捉弄青儿。他们说，不逗白不逗，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啦。青儿给他们点喜烟，被他们噗地一口就吹灭了，点上，吹了；又点，又吹。急得青儿头上直冒虚汗，又不好发作，还得陪着笑脸儿。女生们实在看不下眼，就出来给青儿解围。一胳膊肘子把男生撞得直喊娘，男生尴尬地嘿嘿傻笑，又不敢对女生发火。

　　就这样，闹腾了整整一天，村人们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说的说了，该乐的乐了，该醉的也醉了。慢慢地，人散了，天也黑下来了。

　　青儿婚后，小两口的喜庆日子没过上几天，她老爹就确诊得了肺癌，到了晚期。全家如晴天霹雳，天塌了一般。青儿听到这个噩耗，自己先病倒了，不饮不食，不到一个礼拜，人就脱了相，眼眶都塌了。我去看她时，她躺在炕上，脑门上一串拔火罐留下的紫印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眼泪一双一对往下掉。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她，就只好陪着叹一阵气落一通泪。

　　青儿老爹从确诊到去世，不过三个月的光景。那一天，青儿家里人好像都有预感。

　　记得那是个仲夏的夜晚，知青们收工回来吃了晚饭，在院子里又拉又唱。青儿一脸焦急脚步匆匆直奔院子而来。她边走边喊，“你们快去吧，我爹恐怕熬不过今晚儿啦！”

　　全户的知青三步并两步跟着青儿一溜小跑往她家里赶，有人在忙乱中踩掉了前面人的鞋子，那人就捡起鞋子，夹在胳肢窝里，光着脚丫追上去。户里的狗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没头没脑地前后左右乱跑乱窜。

　　跑到青儿家院门口，大家都愣住了。

　　院子里有灯光！当中摆了一口厚重的棺材，从屋里临时拉出一根电线，灯泡就吊在棺材的头端，随夜风摇曳，发出淡淡幽幽的光，看上去有些瘆人。我的心提到嗓子眼，战战兢兢地躲在青儿身后，不敢向棺材里张望。

　　有人喊道，“队长还在动呢！”我禁不住壮着胆子望过去，只见牛队长瘦了足有两三圈，脸色惨白，双眼塌陷，面孔被病痛折磨得走了形，一件崭新的黑制服套在他身上，里面空荡荡的。他的眼睛半睁半闭，手指在棺材板上艰难地抓挠着，声音微弱却撕扯人心……

　　看见他还活着，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抢着跟他说话，对着他耳朵喊，“我们来看你了。”听了我们的话，他的手指明显地动得快了些，在棺材板上发出了“吱吱”的响声。真不敢想象，平日在我眼里那个高大、有威力、有尊严的队长，此刻是那么无助，那么绝望，那么可怜和渺小。

　　活人入棺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据说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没敢问。后来才知道，人死在自家炕上不吉利。

　　村民们闻讯陆陆续续赶到了，人们压低了声音相互打着招呼，在青儿院子里越聚越多，黑压压一片。估摸着过了有一袋烟的时辰，我实在不忍心看着队长咽气，就先告辞了。

　　回到户里，我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也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我对青儿一家今后命运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她老爹生命即将消失的惋惜。青儿是家里的老大，几个弟妹都还小，老娘又跟个废人没两样，她爹这一撒手，一家人的重担无疑就要落在青儿肩上，可她才只有十八岁啊！

　　正当我拿出日记本，想要记点什么，村里突然停电了！那晚，月亮一直没露头，四周一下变得黑漆漆的。我蓦地有了一种不祥之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听不远处传来了哭天抢地的惨叫和哀嚎，令人不寒而栗。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相信世上一些事的巧合。为什么队长咽气的瞬间，村里突然停了电？难道“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老爹去世后，青儿和她男人一起搬回娘家住。从此，李满仓成了倒插门的女婿。这一大家子的日子也越发不好过，青儿老爹看病、下葬的钱都是向别人拉的饥荒。眼看着她一家的窘境，年底分红时，我把自己一年分到的现金分文不剩塞给青儿，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

先磨

好象没贴完. 19# fancao

昨夜雨

17# fancao

有时要重刷屏幕一两次，才能看到照片。

fancao

20# 先磨
是啊，到了极限。好在后边没有几句话了，就用了个删节号 。

fancao

17# fancao  

有时要重刷屏幕一两次，才能看到照片。
昨夜雨 发表于 2008-12-29 06:41 AM

果然如此，看到了。谢谢！

先磨

19# fancao

不久，高考制度恢复。中榜后，我拖着行李卷回了城，和青儿断了联系。

　　三十年后，我又见到了青儿，小两口住在我们知青当年住过的砖瓦房里。她还是那副风风火火、快嘴快舌的样子，身体还像当年一样结实，只是额角、眼角添了些细细麻麻的皱纹，像刀刻一般，皮肤显得更黑更粗糙。他们唯一的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分出去过了。两口子把个小家里里外外墙角旮旯拾掇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看得出来，他们的日子过得挺红火。地里除了粮食作物，还种着各式各样的时令蔬菜，隔三差五拿到集市上卖，弄几个活泛钱，家里添个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衣裳鞋袜啥的，也就不犯难了。

　　我们又一起拉着手，坐在当年我曾睡过的那铺炕上，扯着不咸不淡的家常。三十年不见，要说的话有一大箩筐，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当家的李满仓还是年轻时那副德行，像一截木头似地戳在墙角，叭哒叭哒地闷头抽烟，偶而，看我们两眼，示意他在听我们说话，自己却一声不吭。

　　青儿再三挽留我住一夜再走，我真后悔不该早早答应了高中同学晚上的聚会。

　　临走时，我提议和青儿合个影。李满仓手举相机喀嚓一响，把我和青儿定格在当年集体户的大门口。

作者简介

    常静，于1975下乡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后回城，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通过国家教育部考试，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1987年回国后继续任教。1991年以探亲身份，携儿赴美。后定居美国，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2006年随夫暂居马来西亚。

点评:看得出作者的文学素养，纪实中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颇具小说语言的风格。

fancao

无望的明天

作者：星光

我下乡的时候，虽说毛主席变成了华主席，但中国的一切仍然沿着毛泽东的轨迹运行。对于我和中学同学来说，毕业后除了下乡插队，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临走前母亲一边默默地为我准备行李，一边忍不住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想着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农村，而且天各一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她身边，怎能不让她这个当母亲的伤心难过。从她看着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份伤痛，能感受到她因为不能帮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家下乡，插队远行，对自己的自责和痛苦。

那个年代，楼院的大人们晚上聚在一起，谈论的大都是从各个渠道听来的知青政策的可能改变和从各个知青点传回来的小道消息。当时上山下乡已经进行了十年，由于看不到希望的前途和不能掌控的命运，很多知青在想家、空虚、苦闷中挣扎。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有人在抽烟喝酒中麻醉自己；也有知青在那孤独无助的生活中谈恋爱、找朋友，以寻找彼此的安慰；而为了争取那难得的上调名额，也有知青在知青点里勾心斗角，反目成仇。随着上山下乡涉及的知青人数和家庭越来越多，那传回城里的坏消息也越来越多。从有的知青熬不过那苦闷的日子自杀，到有女孩在农村谈恋爱怀孕偷偷回城里来打胎；从有的知青点打群架致残，到普遍存在的知青抽烟喝酒……这些时时传回来的坏消息，让城里这些知青的父母们格外地挂牵着那些下到农村去的孩子们，成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走之前父母对我说，“你才十六岁，就要离开父母，去农村独自闯荡了。从今以后再苦再难，一切就都要靠你自己来应付。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比家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就这样带着他们的叮咛和嘱咐我来到了农村。刚下乡时，除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每天的强体力劳动让我难以适应，最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空虚无聊和前途的不确定。那时的知青政策变幻无常，没人知道我们会在农村呆多长，住多久。那没有希望的明天，让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不堪承受的折磨。只有麻木自己，过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

我们村子没电，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真不知该做些什么。那时候真想家啊，晚上吃完饭，大家就坐在黑暗中想着远方的家，互相聊着以前在城里的那些趣事，想父母在家里正在做着什么。想家想得厉害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常常是一个女生的眼泪就能把我们大家都惹得伤心一场。那时也常常给家里写信，在煤油灯下记日记。不管是点里谁接到了家里的来信，都会念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从中找到一星半点知青政策改变的消息。

晚上无事我们常常在月光下随着飞的口琴声一起唱歌，唱那些过去的老歌，和刚刚学会在当时的知青中流传很广的知青歌曲。这些知青歌曲大都曲调凄凉，歌词也都悲观伤感，让人唱的伤心落泪。记得有一首《火车呀火车你慢些走》，这样唱道：

“火车呀火车慢些走，让我再看一看远走的朋友。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火车一声长笛，寂寞就上心头，寂寞就上心头。”

“火车呀火车慢些走，让我再看一看亲爱的朋友。满肚的心里话，说也说不够，火车一声长笛，我们就分了手，我们就分了手。”

虽说大家都很苦闷，也不知今后的前途在哪里，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但仍然和村里的农民一起，过着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的生活。

一天我们正在苞谷地里锄草，常驻公社的知青带队干部匆匆赶来，把红从地里叫走。从他那严肃的面孔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工后赶紧跑回知青点，看到红正在那里低头整理行包，准备回家。一看到我们，红哇地一声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喊着“姐姐，姐姐啊，你死得好惨……”

原来在另一个山区插队的红的姐姐娟，坐着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公社去办事，山路上拖拉机翻了，压在拖拉机底下的娟当场就断了气。一个不到20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我们和娟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彼此都非常熟悉，听到她就这样死了，我们都惊呆了。也忍不住和红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第二天红就走了，去参加她姐姐的葬礼，听说在葬礼上她母亲哭得昏死过去，而且后来很长时间都悲伤过度，精神不太正常。单位为了照顾她家里，很快就把红抽回兰州到她父亲的单位做了工人。她是我们知青点第一个回城的，不过，是用她姐姐的死作了代价。

娟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欢蹦乱跳的年轻人可以就这样瞬间从人间消失，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她的死是那么的突然，那样的不幸，又是那样的不值得。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她怎么会就这样突然离去，死在这异乡。而她的命运，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们头上啊。送红走后，我们知青点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笑声。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熬着。下乡半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了家里一封厚厚的来信。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妈妈告诉我，姐姐终于被招工了，不过没有回到兰州，而是招到白银的铝制品厂当工人。听说那是一个建在山里的三线工厂，说是上调，等于从农村当农民调到大山里面去当工人。姐姐不太想去，她一直盼望着能抽回兰州，回到父母身边。不过知青办的人说，如果不去，就等于自动放弃招工名额，以后再也不会考虑她了。所以姐姐虽是千百般的不愿意，最后也不得不服从分配，先去报到再说。看到这里，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姐姐高兴，还是难过。

信写到这里，信纸上的字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妈妈写道：“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哥突然被知青办的人强送回来了。说他在知青点里整天自言自语，觉得有人要迫害他，狂躁起来还会砸东西、打人，像个疯子一样。回到兰州后，他在家里也是又哭又闹，几个人都制不住他，不得已，只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医生说他属于狂燥型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上电休克疗法。每次看到他们强制性地给他上电休克治疗，以及治疗后他那傻呆呆的模样，我的心都要碎了……”看到这里，我的头轰得一下，眼前模糊一片。“哥哥疯了，怎么会？过年探亲回家时他不还是谈笑风生，好好的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但那白纸黑字就躺在那里，我又怎能把它当成幻觉。

妈妈在信尾嘱咐我，“不用回家，回来也帮不上忙。也不要太牵挂家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坏消息了……”

我拿着那封信，呆呆地坐在那里，泪水禁不住流下脸颊。哥哥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从小学习一直不错，父母对他格外钟爱，我知道如果他真疯了对我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从那一刻起我对家里格外地牵挂，生怕妈妈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听到我哥哥的坏消息，点里的人都对我格外关心照顾。他们安慰我说：“我哥哥只是暂时想不开，思想上受到了刺激。只要治疗及时，以后会恢复正常的”。这也是我当时心中最大的愿望，希望再见面时那个神气的哥哥能再次出现在我眼前。

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过年回家探亲，我才又见到了我哥。他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服用抗狂躁药治疗。而那药物让他失去了原有的神气，变得傻呆呆的。一天到晚都蹲在墙角，自言自语着什么。家里也曾试着给他减少药量，但每次药减到一定量，他就又会烦躁闹事，搅得家里鸡犬不宁。我们曾找一切可能的医疗条件给他治病，也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他有一天能恢复正常。但这一切都只能是梦想，妈妈也跟着他流了几十年的眼泪……

就这样哥哥从插队到今天疯傻了三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么多年来，是我的父母和我们姐妹们一直在经济上、生活上维持着照顾着他的生活。可是下乡前，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神气活现的小伙子啊。我知道哥哥的遭遇只是那千千万万知青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像他和娟这样在这场运动中致死，致残的，还会有很多，很多……

让人气愤的是，哥哥疯了以后被中途病退回城居然还要占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能够留城的指标，最后我妹妹也不得不被迫下乡。所以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插过队，当过知青，无一幸免。

fancao

无望的明天（续）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找到哥哥变疯的原因，希望找到那个把他从正常人逼疯的诱因。我和他们知青点的人详细地谈过，一起回忆过当时的一些细节。除了他下乡的地方是甘肃最穷的地方之一，当地严重缺水，人畜的饮水只能依靠村里挖的大水窖积攒的雨水过活；除了他们知青点不太团结，下去不久大家就都分灶做饭，自顾自以外，我还真找不到什么特殊的打击或诱因。记得他们知青点的一位老大哥对我说，“你哥变疯没什么奇怪，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打击，在那种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日子里，我也快疯了。”

想想他说的也对，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前途的明天，是当时的知青生活中最压抑，最难以忍受的部分。而这些又造成了多少悲剧……

记得一个知青在她的知青回忆里说：“我们本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我们本该有美好的向往和爱好的，我们本该有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

fancao

24# 先磨

多谢先磨

昨夜雨

诸位不肯动手把格式代码去掉，我也无奈。:)

先磨

请问什么叫格式代码? 28# 昨夜雨

先磨

26# fancao

没想到性格活泼开朗的星光的家庭也有过如此不幸的遭遇.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应该向
这一代知青道歉,补偿他们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财政部应该设立专款,妥善安排知青的
晚年生活.能够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就不能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呢?

昨夜雨

29# 先磨

格式代码就是用来帮助定义文字特征，比如大小颜色等等。

有的网站在缺省状态下不支持格式代码。所有拷贝过来的文字，相当于只有文本，没有格式代码。但是我们这个网站的编辑软件支持格式代码，这样从别的地方拷贝过来时，原先的格式代码都予以保留。我目前没有找到拒绝用户格式代码的设置。

问题是，有的格式代码是有效的、但也有一些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冗余的。比如说，一个代码从开始定义到结束定义，中间没有任何文字，这就是“无效的”。还比如说，一连串的文本都有各自的定义，但所以的定义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冗余的”。还有一些代码，在网页里没有意义，或者重复定义，这些也都是无效的。

我的这个帖子，就是提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http://www.tianyaxiaozhan.com/viewthread.php?tid=74&extra=page%3D1

在编辑状态下，按“原码”键，就可以看出自己贴子里的格式代码。你的帖子现在都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无效的“格式代码”。现在有一些用户报告，说是贴子的长度限制太小。可是真正的原因，却在于是帖子里有太多的格式代码。

这里你可以看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删去所有的汉字——不到100字。剩下的这些，就是格式代码，基本上都是无效的。至少有300-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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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ao

诸位不肯动手把格式代码去掉，我也无奈。:)
昨夜雨 发表于 2008-12-31 12:27 PM

我现在用的格式代码只有最基本的。去除以后就没有段落，没有空行，全成一锅粥了。

昨夜雨

32# fancao

打开源码确信没有格式编码后，去掉源码那个选项。再一段一段加上一个回行（enter）一个空行（enter again）就好了。一些必须的格式还是建议用上，比如标题、作者等等。正文中的格式尽量简单些，看上去的效果反而更好。

先磨

风雨,

谢谢你的耐心解释,似乎看懂了.就是说长篇文章(多少字为标准?)要先复制到notepad上，
然后再搬过来。我的电脑找不到notepad,我可不可以先复制到word上,然后再粘到这
里?

昨夜雨

Word的格式最成问题。格式清楚过程中，千万不要用Word或者Wordpat。

在Windows XP下，按"Start"->"Run", 输入"notepad"就可以把Notepad叫上了。

在Windows Vista下， Ctrl+Alt+Del, =》Start Task Manager, =>File =>Run, 输入"notepad"就可以把Notepad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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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营轶事
作者：芦紫

   1968年10月16日，颍河轮船码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在市委领导的祝福声中，我们一百多名第一批知青，胸戴红花，身背背包，手捧市委赠送的毛选雄文四卷，登上了轮船。随着一声高亢的汽笛，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霎时间岸上船上哭成一片，仿佛生离死别。

   我看着混浊的河水和枯黄的岸柳，心中没有一丝伤感，反而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和兴奋。自从66年开始文革，两年多来，举国颠狂，青春虚掷，风云诡谲，前程未卜。感觉像一个等待判决的囚犯，现在决定命运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人生如逆旅，天涯何处不可停留，不就是下乡嘛，就下呗，我立即第一批报了名，晚走不如早走，没听说“第一批欢送，第二批不送，第三批押送”吗，不要给脸不要脸。

   轮船顺水而下，不久就到了沙洲。在区委开过欢迎会，我们就乘渡船到了河南的江营。在那里我整整呆了三年。

房 事

   江营是一个约有500人口的村庄，分成三个生产队。说是江营，其实80%村民都姓刘，附近6-7个村的人也大都姓刘，据说都是五百年前由江西移民来的一对夫妻的后代。我和张献陈志分在二队，队长刘德忠，四十出头，是个高大狡黠的汉子。会计刘炳忠，约五十岁，健谈而随和，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俩把我们带到一个面朝南的房前说，这就是你们的住房，房主刘兆林在他外地女儿家常住，不回来了，这房子由他哥哥刘兆森代管。从外面看，这房子很破旧，土坯墙根角已松泡，屋顶的麦草也日久蓬乱。一进门，左手一只大水缸，后面一个土灶，烟囱从墙上伸出去。右手边一张大床，南墙上一个窗户，临窗是个一摸乱晃的破木桌，桌边一个尺把高的树墩算是椅子。靠北墙赫然放着一口大白茬棺材，猛一看挺瘆人的，队长说着床和棺材都是刘兆森的，暂放这，以后抬走，问我们怕不怕，我说，嗨！怕什么，就放这吧。

   那时，每个插队知青有国家拨给的安家费250元，其中有82元为建房费，还有0.3立方木材票，建房费和木材票都给了生产队，队长说现在大忙，等明年春暖后给我们盖，先凑乎住着。凑乎了十几天不行了，一下雨有两个地方漏，队长派人修修补补，又凑乎了月把，有一天下大雨，早上醒来感觉天特别亮，一看，西边的墙和烟囱都没了，被雨淋倒了，我们睡得死，那么大的动静，竟未知觉，幸亏倒向外边，否则我们三个在梦中就见阎王去了！我们马上去找老德，他吓得脸发白，要是我们被砸死，他至少要蹲十年大牢，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老德让我们回城去呆一星期，他派工把房子做了一次大修，加固了四壁，新换了房草，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能凑乎的窝，老德此后再也不提给我们盖房之事，那木材票和钱用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床 事

   到江营的第一天，安顿好行李，打开铺盖，就准备睡觉。刘兆森的床上放着一张秫秸织的“箔”，把褥子被单铺上，被子枕头放好，就躺上去。张献个太大，三人一排，有点挤，不能翻身。一头睡两个，一头一个呢，要闻脚臭。折腾了好半天，不能入睡。忽然陈志建议，我们谁到棺材上去睡就好了，我说好主意，只是棺材盖板中间略高容易滚下来摔着，不如睡在棺材里面，此计大妙！说干就干，我们爬起来，把放在棺材板上的12卷雄文用报纸包好，放在窗台上，压住那挡风的塑料薄膜。没想到市委赠送给我们战天斗地的精神原子弹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棺材盖还挺沉，我们三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掀下来。张献先进去躺一下，说不行，有点小，我去躺一下说不错，只用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正好。陈志也想睡棺材，我说行，今晚我睡。明天你睡，一天一换，当晚无话。第二天爬出来，张献问，感觉如何，我说还不错，只是棺材上面口小，稍感气闷，并且我睡觉不老实，不小心翻身，头就碰在棺材上，慢慢适应就好了。第二天陈志睡，然而只睡了三天，好日子就到头了，因为“下放学生睡棺材”的新闻已风一样传遍了江营，当然刘兆森也听说了，并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说我们睡坏了他的风水，影响他死后托生转世，就找了几个人把棺材和床都抬走了。

  没了棺材和床也难不住咱，我们找来几十块土坯靠墙围成一圈，中间填满麦秸，铺上被褥，又宽敞又暖和，过了一冬。开春以后，地气上升，就开始有虫子活动。有一天竟然看见一条蛇正往墙根下的一个洞里钻，我立刻抓住它尾巴想把它拽出来，农民们看见了说，快松手，快松手！这蛇是屋龙，是镇宅子的，不能伤害。我立刻想起小时候捉蛇生病的事，就松手看着它钻进去。但总害怕半夜蛇会爬到被窝里，我们就到沙洲每人买了一张小床，告别了地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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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 事

   据说男知青在农村都作过贼，我们也不例外，偷鸡摸狗没干过，倒不是我们谦虚，而是那年头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养，偷不着。只能偷点桃子李子等瓜果，一般也不偷本村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俗话说，饥寒起盗心，我们盗窃却不是为饥寒所逼，纯粹是好玩，寻求刺激。常玩的把戏是到商店的柜台上，乘营业员转身去货架上拿东西，偷走她的圆珠笔、发票本和算盘。被我们偷过几次后，营业员们革命警惕性大为提高，首先发票本被放在玻璃下面，圆珠笔和算盘都用细绳拴住，只要看见我们晃过来，就俩眼瞪得贼大，到货架上拿货时仍半侧着脸，眼角的余光还瞟着我们，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论偷，我和张献不相上下，属初段水平，我作过的最大案就是偷过照像馆的一盒底片和沙洲中学的一把椅子，底片没啥用，曝光后就扔了，椅子却取代了树墩成为我们的高档家俱。张献也没有啥好吹嘘的，只有从体委偷回来的一个闹钟，还算拿的出手，唯有陈志，别看他笨手笨脚，称不好秤，不会游泳，一辈子未学会骑自行车，他用气筒给板车轮胎打气的架式早已是全村人的笑料，但在偷盗时却胆大心细，手脚麻利，是悟性极高的九段神偷，我和张献远远瞠乎其后。

   一个冬天的上午，我们在沙洲集上转悠，走到邮电所墙后，见左右没人，陈志说：想不想吃糖？废话，谁不想吃糖！那就吃吧！陈志变戏法一般地从敞怀的短大衣下拿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玻璃罐，里面有大半罐水果糖。张献对着陈志擂了一拳：“好小子，真有你的！我怎么没看见你偷呢？”我也没看见，原来就在我和张献和营业员搭话的那会，陈志趴在玻璃上看东西，起身时大衣襟在柜台上一掠，糖罐就进了怀里。我们一连吃了三天才把糖吃完，也没忘记用糖衣炮弹去腐蚀几个贫下中农的小孩，糖罐用来装盐，亮晶晶地在乌黑的土灶头上很闪光了一些时候，直到后来也变成黑色。

   自从糖罐事件之后，我和张献对陈志五体投地，甘愿当他的助手，再闯沙洲。不过这回糖罐免谈了，所有商店的糖罐都放在柜台里边，使我们鞭长莫及，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很郁闷。又不甘心空手而回，就转悠到区委，领导们正开会研究大事，我们瞄上了电话机，我和张献前后把风，一有情况就“风紧扯乎”，开溜。陈志的活干得真利索，几秒钟的功夫电话机，两节灯塔牌大干电池都进了他的黄挎包。回到江营，把那两节大干电池接上小灯泡，夜里照明还挺好。电话机没用，就把它拆了，留下那手摇发电机，把贫下中农的孩子抓来上电刑，把小孩的手指按在电极上，使劲摇动摇把，就有电流出来，虽不强大，但能把小孩麻得直叫唤。拆下的电话机壳就扔进猪窖的蓄水洞中用土掩埋好，没准那天会成为出土文物呢！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区委开大会，吴书记作报告：现在这个这个阶级斗争嘛，啊，是越来越尖锐，啊，越来越复杂了！几天前区委的电话机被盗走，啊，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谁会偷电话？偷了有什么用？！种种迹象表明，啊，是隐藏在大别山里的国民党特务下山了，他们有电台，要用电话联系，所以这电话机是被特务偷走了，啊！——同志们啊！——未等吴书记说完，我们赶快溜了，真怕再听下去憋不住，会大笑出声。

   陈志最辉煌的一次是撬门从工人俱乐部抱回来一台四管红灯牌收音机，从此每天夜里我们就听短波，不是老兄（修）就是老弟（帝），有时也听老蒋，但老蒋台噪音太大，不好听。有一天突然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美国阿波罗号登月了，真使我无比激动，这一人类文明史中的壮举，中国人竟懵然无知。后来才知道当时全世界仅有中国和北韩未报道此新闻。

   有一天干活时，我忍不住说，现在美国人已经登上月亮了。好多老乡听着稀罕，七嘴八舌，你说人上月亮，坐飞机上去的？我们村学识最渊博，看过《东周列国志》的刘兆环说，小芦呀，上月亮的是嫦娥，嫦娥奔月，没听说过？月亮上还有个吴刚，吴刚伐桂，没听说过？那都是讲古记，哄小孩的，你也信？哈哈哈哈……他晃着光头，咧开大嘴笑起来，哈哈哈哈……周围的人也一起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跟着大笑，直到笑出了眼泪。我不能解释，否则追查谣言，我可能要做牢甚至杀头。就在那一刻，我完全体会到了威虎山上小炉匠的悲哀与无助，凄凉与绝望。炉匠兄，你死得好苦哇……

作者简介

   芦紫：安徽怀远人，1968年插队淮北，曾任教师，后进大学，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硕士，同年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就职于某国家实验室从事病毒学研究，为资深科学家。近来用中文创作，为业余网络写手。

炉匠

16# 先磨

谢先磨点评。业余写手有人点拨，如独行夜路看见灯光。

先磨

看到这里，忽然发现女作者擅长感情的微妙抒发和场景的细腻描写，而男作者喜欢陈
述归纳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前者重文学性，后者有历史感，正好相得益彰，互补成趣。
37# fancao

先磨

我不会写,只会瞎评,佩服你们. 38# 炉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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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情怀

作者：阿忆

   遇到大明是当知青的第二年，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

   我那天在工地帮大队出了一版黑板报，心里嘿嘿一笑：谁会注意这些无聊文章？

   正苦笑着，不远处走过来几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其中有个拿着根长竹竿的男青年。

   几个人停在黑板报前，评评点点。一个矮胖干部走过来，“阿女，一定是你出的板报，很好嘛。你是知青吗？”我说：“是呀。”那个干部继续有兴趣地跟我聊起来。

   拿竹竿的青年人偶尔望望我，没有说话。

   聊了一会儿，几个干部坐在一边，开始吸烟。年轻人走过来，问：“你是新来的知青还是赤脚医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

   我说：“我是赤脚医生的赤脚医生。我在大队的赤脚医生那里受训三个小时就背上药箱了。很厉害的。”两个人一起轻松地笑起来。

   他说他叫大明，在这里当知青很多年了，现在负责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测量计算，那个跟我说话的是公社副书记。

   我觉得像是碰上了老朋友，不觉话多起来。大明话不多，只是三、两句。

   很快，大家互相说再见。大明对我摆摆手，似乎不想那么快结束谈话。

   过两天，寒流到，气温骤降到五、六摄氏度，但工地一样要继续开工。

  我们生产队负责的鱼塘已经挖得差不多了，深深的，塘里渗出很多水，一片泥浆。

   每个人都要脱掉鞋袜，一脚深、一脚浅地下到泥塘里。最要命的是担着两筐泥从塘底走上
那一路泥泞的斜坡小路去倒泥，一不小心就会摔得满身泥浆，我们叫“坐飞机”。一有人“坐飞机”，大家就轰然大笑。

   又是一趟，我慢慢地撑着从塘底走上斜坡，边走边紧张地数着：一、二、三……，别滑倒！别滑倒！

   一头汗，两脚泥浆，喘着气，我刚倒了泥往回走，突然发现大明在我身边，手里还是拿着根长竹竿。他关切地打量着我一身泥浆，“今天不出黑板报吗？我拿来了一些钉子和木块，想帮你把那黑板钉牢靠一些。”

   他的突然出现和关切的眼光，让我呆了一会，北风一吹，突然觉得整个人打起颤来。“谢谢你”一说完，就说不出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明天到县城开会。你以后到公社办事情的时候，可以找我，我比较熟悉那里的人和环境。

   我缓过气来，笑着说：“在县城开会也要拿着这长竹竿吗？”我指着那泥泞小路说：“那是个大滑梯，比幼儿园的滑梯还好玩。”

   回到工地，队里最小的阿娣乐开了，大声嚷嚷：“哎呀，我看见那个男知青的眼光一直看着阿忆。他一定喜欢上阿忆啦。”

   农民们喜欢开男女之间的玩笑，我已习惯了。我说：“我都不认识他，他是谁呀？”一些老队员说：“他是附近大队的知青，每年都负责工地。阿忆啊，你快点跟他好上吧，我们明年就会分上块好地，不用像今年那样分到烂地一块，这么冷还要天天踩泥浆。”

   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结束后，我们回到生产队，又恢复了沉闷的生活。

   一天傍晚，几辆单车叮叮咚咚来到村里，阿娣满街大声地叫：“阿忆，有个男仔来找你啦！”我出来一看，大明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前面。他看到我说：“我们今天有事刚好经过你们大队。”接着，似乎若无其事地问：“明天公社有一个知青大会，你去参加吗？”

   我说：“我很想去。但这里坐车不方便。骑自行车嘛，每次骑在那些细细的田埂小路上我就慌。”

   大明笑笑说：“我载你去吧，我也可以送你回来。明天在大队门口等我好吗？”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坐上大明的单车尾座，开始时觉得有点兴奋，但慢慢感到不好意思。特别是经过静悄悄的大片甘蔗地和稻田的时候，心里更紧张。

    我这是怎么啦？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我这算不算答应做了人家的女朋友呀？哎呀，我的天呀。我该下来走路还是应该继续坐下去？

   大明似乎感到我的紧张，不紧不慢地问：喜欢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黄书，哦，不，是纸张发黄的书。他说他订了很多杂志，有无线电技术，还有什么的。

   我说，我很重呀，坐你的车尾我很不好意思。弄不清为什么在农村干了这么多体力活，体重还在不断增加，农民们都笑我，说我这头“猪”可以“出”了。每个农民都有上缴猪肉的任务，一头猪养到一百斤以上才算合格。

   大明说：啊，你这头“猪”也不算太重嘛。我真的用单车载过大肥猪啊，差点连人带猪摔到路边的水沟里。你准备以后做什么？

   我说我最希望去上大学，我们在写大批判文章中长大，所有认识的字就是黑板报上那几个字。你怎么不去上学呢？

   大明沉默了一下，说：我当然很想上大学，但我估计我很难有这个机会了。

   大明继续不紧不慢地说：你下乡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事情就慢慢学吧。

   第一次跟男人这么静悄悄地赶路，听到的像是大哥哥的语言，心里又开始紧张，“突突突”跳起来。大明的车技很好，一路稳稳当当的。

   我问：你今天怎么不带竹竿呢？

   大明说：嘿，我今天不是载只“猪”吗？看来那根竹竿要扔掉了，听说以后再也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我去养猪更好。

   我说：太好了，我再也不要走那些泥浆路。我们生产队的人还叫我拉拢腐蚀你呢，叫你以后不要分那种烂泥浆地给我们。

   大明“哦”的一笑，车头一摆，两人差点摔到小路边。

   两人边骑边说着话，不知不觉快到公社所在地。

  我时而捂着嘴偷笑，时而觉得有点眩晕，心里不安起来：回家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再坐他的车？

   到了会场，大明说他有事，出去一下。主持会议的干部就是那位矮胖的公社副书记。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语言，然后表扬一些知青，接着提到知青在工地出黑板报，他的一双眼睛开始在会场上搜寻，我赶快把头拼命放低，不想让他看到。

   大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会场，看到我那躲闪的样子，走过来，一脸疑惑。我指指那个副书记，暗示我不想他看见我。

   他笑笑，干脆拉把椅子，一下子坐在我旁边。我心里紧张起来，乱套了。

   定了一下神，我慢慢地对他说：“大明，我我我，我今天要到知青兰姐家里一会儿，再到镇里找我们生产队的朋友，我会坐她的车回家的。谢谢你啦。真要谢谢你。”紧张得眼泪差点要掉出来。

   大明看着我那紧张样，笑笑说：“好啊，你就坐朋友的车回家吧。有需要的时候找我吧。”

   看到大明关切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再看他了。知青大会是怎么结束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呆呆地一个人站着。

   

fancao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60 秒，请不要灌水！
   有人过来拍我肩膀，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广东话说：“嘿，阿忆，跟你打了几次招呼你都没有看到。到我家坐坐吧。”一看，是兰姐。

   兰姐在上海出生长大，被分配到边远的农场当知青。因为成份不好，一次又一次的招工回城或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她的份。兰姐在农场里患了几次大病，身体越来越差。家里有人建议，不如嫁给广东老家的人，那里也算有几个远房亲戚照顾着，可能没有农场那么艰苦。

   经人介绍，兰姐开始与一个农民通信。那人寄上一封信，并附上照片，信里只有几行粗粗的大字：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力照顾你一生。

   兰姐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千里迢迢来到完全陌生的村庄。在“未婚夫”的家里住了两天后，决定结婚。

   上一次见兰姐的时候，我看着她白晰俊秀的脸，一连串地问：“你当时会说、会听广东话吗？”“你能像当地女人那样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吗？”

   兰姐拍拍我的头说：“其实语言关并不是最难的。我从小听我祖母说一些广东话，我是会听唔识‘港’（讲）。我最怕的是打赤脚下田这一关。”

   我跟着兰姐到了她家。

   兰姐屋里是典型的当地农民摆设。厅的角落里有一个煮饭的大灶，墙角堆着一捆捆拿来烧火的甘蔗壳。墙上挂着两张兰姐小时候的照片，一朵花似的小姑娘。

   看着麻利地洗菜、烧火的兰姐，我很难想像她是一位会拉小提琴、会画画的上海姑娘。

   兰姐说：看看你，什么事弄得那张脸像个红苹果，让人想去咬一口。不怕男人们把你抢去当老婆吗？

   我说：兰姐，你跟我说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吧。

   兰姐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要听什么嘛？哎呀，你们这些小女孩就喜欢听爱情故事是不是？我没有故事。我那时很喜欢我的一个邻居男孩，他比我大一届，后来到北京读书。

   我问：你拉过他的手吗？

   她说：没有。后来他被分配到新疆，我只收过他一封信，信里写了几首诗，说他不可能回上海了。后来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她接着说：看来你这傻阿忆就像我那么傻呀。我是结婚那天晚上才碰到男人的手，当天晚上差点要暈过去了。

   我哇哇大叫起来：哎呀，太可怕啦。干嘛结婚就一定要碰男人的手呀？

   兰姐说：在农场的时候，有几个干部曾经暗示我，叫我跟他们睡觉。有个人整天把手伸过来，把张脸凑过来。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才想赶快离开农场。

   我说：为什么你老公这么有眼光，你是外地人呀？

   她说：他是个老实善良人，现在是生产队长。他说一看我信里画的画就喜欢，说孩子们长大后会有文化。

   我问：你画什么了？

   她说：我画了一窝小猪和一只大猪。写信的时候，我老担心着那个长得像猪头的干部，一边想一边画，就画出来一只大肥猪。觉得不好看，就不断添上一只只小猪。

   我说：哎呀，我不会画画，以后不会有人喜欢我了。我也不要人家喜欢我。

   兰姐说：哈哈，看你脸又红了。什么事情这么紧张？

   兰姐跟我边吃边说。兰姐说她看见大明坐我旁边了。她认识大明，是个老知青，很好的一个男仔，说话少，做事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不能上调。

   兰姐说：阿忆啊，我没有机会回上海了。我会在这里生小孩、养一窝窝的小猪。我真希望你呀、大明呀这些好朋友留在这里陪陪我，几个月见一次面也不错嘛。但你还很年轻，路子多着呢。看看，跟男仔还没有拉过手就慌成这个样子了。吃吧，吃吧，这豆角是我今天一早在自留地里摘的。

   从兰姐家里出来，我去找了在镇里工作的同村的朋友。她那二十六英寸的女式单车载着我这一百多斤的“猪”，磕磕碰碰回到村里。

   晚上，看着窗外的皎洁月亮，听着附近的狗叫猫叫，闻着空气中混杂的煮猪食的糠菜味道和猪圈味道，我拿出纸和笔随便画起来。不知不觉画了一排排的甘蔗地，不知不觉其中一根甘蔗越长越高，像一根长竹竿。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村口一阵叮叮当当的单车铃声，我猛然一惊，期待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但铃声渐渐远去，村口恢复平静。

   又过几天，我在河边洗衣服，突然听到阿娣大叫：“阿忆，有个知青仔找你！”

   我一阵兴奋，愣了一下，接着赶快跑去附近鱼塘边的一个茅坑。我用手整理一下头发，拉拉衣服，用双手摸着发热的脸。

   又兴奋又慌张又紧张又害怕，我的双脚挪不动了。听着几只苍蝇嗡嗡叫，看着鱼塘里的鱼时而跃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直站着、站着……

   大明以后再也没有来找我。我也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以后是回城、读书、工作。

   很多年过去了，大明和兰姐的记忆仍在心底。

   我们这代人在朦胧情怀刚刚开启的时候，刚好在做知青。那时的特殊环境和教育使我们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经历和感情。

   祝愿大明兰姐们生活幸福！

作者简介

阿忆：1974年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1978年回城。虽然只当了短短的三年多知青，但这些“当农民” 的记忆在头脑里仍很生动。后来在美国圆了大学梦，目前定居美国。最近又当起了“老师” 。看着现在课堂上坐的“美国学生” ，不禁有时会想起30多年前的农村孩子和当年的乡村生活。

fancao

我不会写,只会瞎评,佩服你们. 38# 炉匠
先磨 发表于 2009-1-2 07:54 AM

评论很重要。

先磨

写作的切入点很好，布局漂亮。不管是从心理活动还是到肢体语言，恰如其分地描绘
了少女朦胧情怀的清纯可爱。再版时建议去掉末尾几句话：-----我们这代人在朦
胧情怀刚刚开启的时候，刚好在做知青。那时的特殊环境和教育使我们有很多现代
人难以理解的经历和感情。 祝愿大明兰姐们生活幸福！
42# fancao

fancao

老哥的故事

作者：书刊

   哥是1968年下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刚上初一。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串联、罢课、武斗……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在家里逍遥了几年，糊里糊涂的就算毕了业，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记得哥毕业分配的那天，他回到家里，站在厅中央，两手作拿纸宣读状，模仿老师的口吻，嘴里念念有词：ＸＸＸ高要县，ＸＸＸ三水县，ＸＸＸ东莞县……那一本正经，惟妙惟俏的样子，把少不更事的我和小姐姐都逗笑了，可是母亲听了却哭了。那年，哥刚满16岁。

   哥去了一个叫牛岭的地方插队落户，下去后很快就和同村的年轻人混熟了。他们的知青屋里经常聚了一帮年轻小伙子，有一次和当地的后生哥一起打牌，说好了打输要罚，农民兄弟给知青吃的是五指菱角，也就是用指关节猛敲前额，敲到起大包叫做起角。农民后生哥手粗劲大，敲得知青们眼冒金星，呲牙咧嘴，痛苦不堪。开头知青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可是他们的手指没有贫下中农的粗，农民兄弟的头又特别得硬。后来有一个知青，赢了以后转身进到里屋，出来后神秘秘地掏出一火柴盒大小的纸包，上面写着NaCl，打开来一看，里面有约半勺白色一粒粒晶体的东西，那知青故弄悬虚地说:看见了吧，这化学物品叫做氯化钠，上面写的就是它的分子式，你把它给吃了！农民兄弟一听让吃化学物品，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可是知青们不依不饶的，一定要他吃，哪怕是舔上一口也行，这位可怜的农民兄弟最后都给吓哭了，直求饶认输。等到农民兄弟们走了以后，知青们把那包盐一扔，笑得在床上打滚。

    和哥一起插队的一位肇庆知青，突然有一天被公安局抓走了，说他是特务，判了几年刑，这事在知青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他知青好生纳闷，这么一个特务在身边，怎么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他的特务行为呢？不过此事掀起的涟漪过后，大家也渐渐地忘淡了。二、三年以后，当这个知青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同样引起了震惊，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啦？一问，才知道是公安局搞错了，同名同姓，等弄清楚不是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劳改场呆了上千个日日夜夜。抓得不明不白，放也不明不白，没有解释，没有平反，只是“放出来了”。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也没有任何部门为之澄清。

    农村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知青们战天斗地，扎根农村的革命意志消磨掉了。几年下来，知青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严峻的事实：城市已经不属于他们，而农村也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就是生于斯，养于斯的那个地方，也不能轻易地回去了。七二年春节，下乡的哥和去了农场的二姐回广州家里过年，尽管被遣送下乡的父亲没能回来，一家总算有了难得的短暂团聚，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可是一天深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吆喝声惊醒。我家在文革中已经被抄过几次了，母亲慌忙地去开门，门刚一打开，立刻闯进一帮凶神恶煞的街坊大姐和派出所警察，街坊主任一面盯着哥和姐，一面宣布：“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我们今天来查户口，无户口人员一律不准逗留。”然后命母亲：“把户口本拿出来。”户口本递了过去，她一边装模作样地翻翻户口本，一边明知故问地指着哥和姐：“他们俩是谁？有户口吗？”我哥愤恨地瞪着这个从小就看着他长大的街霸，大声喊道：“什么户口本？我有出生纸，白纸黑字证明我是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回来看我的母亲和家人，犯了什么法？！”然而在那个一切都被颠倒过来的年代，哥和姐仍被勒令第二天就必须离开。他们连回自己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知青们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开始了抗争。从七十年代初期，老知青就开始偷渡到香港去。那时候，偷渡就是叛国，抓住是要判刑的。只是后来因为偷渡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知青，才改为拘留几个月。偷渡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那时候的偷渡不外乎两种：爬铁丝网或者游泳，知青们称“扑网”和“泅水”。

    如今已经建设成为现代化特区城市的深圳，当年是人烟稀少，山岗布满铁丝网的边境。这里是走旱路的知青们通向自由世界的必经之路。铁丝网并非２４小时带电，偷渡者利用铁丝网不通电的时候翻过铁丝网，或者剪开铁丝网一个口子钻过去，可是如果正在翻越或剪铁丝网时突然通电，那就一命呜呼了。和触电同样可怕的是边防军的狼狗。边防军训练的狼狗，专门咬男的喉咙，女的胸脯，被狼狗咬死咬伤的不计其数，毒蛇、野兽、毒蚊虫叮咬等就更不在话下了。偷渡者大多数白天隐蔽，晚上行动，边防军白天巡逻，晚上探照灯搜索。探照灯一打亮，如同白昼，把蠢蠢欲动的偷渡者尽收眼底。如果被边防军发现，最好还是乖乖地投降，谁要是想逃跑，那就等着挨抢子或者狼狗的撕咬吧。所以扑网的成功率很低，大多数不是触电，被狼狗咬，就是被抓回来。

    与之相比成功率要大一些的，是游泳偷渡，但要求也更高，风险更大。首先要有能在江海游几千米的过硬本领，一旦出现意外，九死一生。黑夜里，在茫茫的大海上，会遇上吃人的鲨鱼；遇到大船驶过掀起的波浪；遇到暴风雨；遇到巡逻快艇迎面冲撞过来；遇到自己游到中途体力不支，抽筋等各种情况，无论遇上哪一种，生还的机会都很渺茫。

    哥身边的知青朋友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准备着偷渡的事情，哥也按捺不住了，与其无望地在农村消耗青春，不如去偷渡一博。哥积极行动起来，游泳技术迅速提高，游几千米，在水里泡5、6个小时不在话下。哥已经暗地里准备了偷渡的行装，不过，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犹豫再三，决定还是把此事告诉母亲，毕竟，我家只有他一个男孩。哥让准备和他一起走的朋友何权跟母亲说，母亲一听，坚决制止哥的行动。她对何权说：“我知道你们想博一博，也理解你们的处境，衷心祝愿你能成功，但是他不能走，我们家只有这一根苗，现在他父亲正被强制遣散到农村接受改造，是专政对象，如果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如何对得起这个家？叫我如何能够活下去？”何权无言，哥无言。第二天，何权走了。不久，传来他扑网成功，到了香港的消息。哥知道后，冲上白云山顶，仰天长叹！

    之后，哥眼睁睁地看着他周围的好友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何权、明瑞、阿曾、国英、唛仔……而阿全、安成等却为自由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阿全本不用下乡，他的女朋友受到街道恶霸的欺凌，阿全挺身而出，为保护女友，宁愿辞工和她一起去插队，他们在农村结婚，接着有了孩子，阿全担负起了养家活口的重任。可是，农村的生活环境让他觉得有劲无处使，感到窒息绝望。阿全想到香港一搏，告别了娇妻幼女，加入了偷渡大军的行列，结果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剩下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望眼欲穿。安成和国英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一起去偷渡，游到半路，国英体力不支，抽筋了，眼看就要被淹死，安成去救她，把自己的救生圈套到了国英身上，结果国英得救了，安成自己却淹死了。国英去到香港后，历尽艰辛，终于拼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她现在生活得很好，每年回广州，都会请当年的知青来相会，也忘不了去为安成扫墓。

    当年报纸上宣传那些为了一只羊、一根木头而牺牲了年轻生命的知识青年，而这些为了争取自由和基本人权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知青们，他们的事情却被有意掩盖下来，很快被岁月忘却。

    其实，哥也曾经像那些英雄们一样，有过一次英勇行为。有一年，位于广州西郊珠江边上的广州炼油厂发生火灾，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几百个油桶排放在厂码头，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很多人去救火，哥也去了，把油桶移到江对岸，哥也记不清推了几个油桶了，反正一直推到筋疲力尽，最后瘫倒在沙滩上。江面上漂满了油，哥的身上也沾满了油，第二天全身出现了皮肤过敏。

    这次抢救国家财产的代价，是哥从此落得了风疹病，一出风疹全身红肿，又痒又疼兼拉肚子，非常难受。这病经常发作，有一次，哥又出风疹了，在乡下熬了几天实在是不行，跑回家来，我们看到他时，被他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整个人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连眼睛、鼻子、口腔都是红肿红肿的，去医院，医生草草地看完，开了药，打发他走的时候，哥问医生：”我这是不是缺乏什么东西？”哥想喝点糖水，那时候糖也要定量供应，如果有医生证明，兴许能买到一斤半斤白糖。只见那医生不耐烦地问：”吃几碗饭啊”“？“两碗。”哥怯生生地回答，那医生低头从眼镜片后面扫了我哥一眼说：“两碗饭？营养够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哥一个偏方，韭菜猪油炒冷饭。猪油在当时也算奢侈品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半斤猪肉的定量，半斤肉票可以买一斤猪网油。哥没有了户口，当然也没有猪肉的定量。老保姆就拿着家里的肉票给哥买猪油，半夜三更起来去排队，如果不排在前几位，就买不着这抢手的猪网油了。每次看见哥吃那香喷喷的韭菜猪油炒冷饭时，我和小姐姐都羡慕死了，恨不能也得风疹块，就可以吃到那香喷喷的炒饭了。说来也怪，经过老保姆的精心调养，后来哥的风疹病还真好了。

    下乡九年，直到７７年底，哥终于被招工回城，进了一个集体单位当工人。之后结婚生子，日子过的平淡，哥也知足。哥原想就这样干到退休算了，可惜好景不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的经济改革大潮又一次冲击了老哥这一样的知青，厂里的效益走下坡路，勉强支撑了几年，终于倒闭了。每个工人只得两万元的补偿，哥失业了。几经转辗，哥去了朋友的一家厨房设备厂，哥努力地干，开料、跑市场、做设计，还自学了电脑制图。可是，小小的厨房设备近年来多了好几个婆婆管理，一个项目需要好多个部门审批，城建、卫生、消防、质检等等，每过一关都要送礼，交手续费，而市场的竞争却越来越厉害。没几年，这私人小厂也难以为继了，老板是朋友，不好意思开口，哥主动提出不拿工资了，有活干时再拿钱吧，就这样，哥又失业了。

    哥已年过半百，要想重新就业谈何容易？这几年，哥没有了收入来源，一家靠嫂子的几百元工资维持生计，日子过的艰难，但是哥从未跟我们诉过苦，伸手要过钱。每一次只要有人找他做厨房设计方案，画图纸，他总是有求必应，家里人都劝他：又没有钱的，画了也是白画，何必呢？哥总是认真地说：“不做设计方案，那就连门都没有，做好方案拿出去，如果能够做成了，不就有钱了吗？”哥从未对生活放弃过希望，他相信，只要努力，一定会有转机的。

    哥的经历，不是千万个老知青的缩影吗？

    哥，衷心地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简介

生长在南国广州，975年下乡插队，1977年考上大学。苏州四年寒窗，毕业后被分配到佛山，８８年东渡日本，现在日本某公司就职。爱好园艺，业余时间怡情于自家庭园，热心环保。

fancao

44# 先磨
抱歉，这几天忙别的事情了，这里没顾上。
请你接着评论。

guangyulan

谢谢凡草星光和各位为这本书的出版花了心血的朋友。一直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今天终于有了机会。

我父母看了以后很感动。我父亲九十多了，硬是一个字一个字把书看完。里面好多故事和知青的遭遇让他看了非常心痛。我过去很少跟他们讲乡下的事情，报喜不报忧。

fancao

玉兰也来了，欢迎！

guangyulan

凡草好，好久没见了。谢谢星光的邀请来这儿。

fancao

回乡梦

作者：湘平

   此行是去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去圆一个梦。

   屈指数来，离开那里已经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的光阴足以让一粒种子长成一颗大树；使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长成一个壮汉。难怪时光的流水已在自己脸上冲出了道道沟痕，尘世的风霜已悄然涂抹着双鬓。

   按我７７年考上大学离开那里时的记忆，从母亲所住的城市出发，需要乘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先到达山城宜丰，再步行二十多里地，才来到茶头村。当年自己作为赤脚医生每月到县城购药，就是这样挑着担子走来走去的。它在我记忆中遥远而偏僻，使我在前几次回国的匆匆行程中一直想去而没有成行。

   然而这一次，我决意前行。

   这次带女儿回国，从北京、上海、杭州一路游览回到家乡，感叹着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驰骋的列车上，又见识了江浙一带农村一幢幢象征着富裕的华丽别墅。我禁不住反反复复地想，我离开二十七年的茶头村也该变了吧？究竟变得怎么样了呢？到家第一件事，我就迫不急待地安排好了行程。一时找不到村里的电话，无法与他们联络上，只好自己摸上门去。

   这些年国内的公路发展真快，国道、省道、地方道，道道紧扣相连。新修的高速公路笔直平展，仅一个多小时我就到了宜丰。一路上，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象和描绘此行前去可能看到的景象。如果今天茶头村民的富裕程度能够达到我离开时县城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也就满足了，尽管这也意味着城乡之间近三十年的差距。

   借老同学的面子，从宜丰县城出发，开车陪我前往的是本县电视台的年青的台长。他才三十岁。看着他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我突然意识到，我离开茶头的那年，他应该正在蹒跚学步吧，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饶有兴趣地观望窗外掠过的景色。从县城到茶头之间那一段大起大落、坑坑洼洼的公路已变得笔直平坦。在距茶头村约十里之外的地方，原先的大片农田上已耸立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办公楼，还有校舍。原来这里是县里新兴的工业园和外商投资开发区，厂区已经延伸到与茶头相邻的村。

   汽车拐弯离开公路，转入进入茶头村的小路，路面只勉强能够容下一辆车。路正在修建拓宽，坑洼而泥泞。同行的台长告诉我，在基本完成国道和省市县各级公路建设后，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和修建乡村小道。

   路两侧依然是记忆中的是大片稻田。正是“懵懵懂懂，清明下种”的阳春三月，今年的暖春已经把路边的秧苗催得一片嫩绿。虽然田里干活的人廖廖无几，地里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与当年无异。

   渐行渐近，已经能看到流经村前的那条清亮的小河，和两岸的青青翠竹、火红杜鹃。我能感到自己呼吸心跳的急促，居然有些手足无措，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竞比每次回家看母亲还甚。乡亲们还认识我吗，那个他们一口一声叫着的“湘平”，孩子们声声呼唤的“春苗阿姨”？

   车到村口，未等停稳，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跳下车，径直往曾经是村头最醒目的小学校奔去。那里还有我同龄的朋友、民办教师带英呢。然而，原先教室前面供孩子们课间活动的小操场上，现在参差不齐地挤满了做工粗劣简陋、半新不旧的房子，显然是前些年才盖的。

   不是星期日，怎么听不见孩子们的读书声或嬉笑声？我有些疑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走近一看，一个个教室空空如也，不但没有老师学生，连课桌板凳也荡然无存！想想这里曾经是一个拥有七、八个公办和民办教师，五个年级一百多名学生的颇具规模的乡村小学呢！

   我有些茫然，只好凭着记忆，找寻着通往原先医疗室的小径。虽然知道曾经的大队合作医疗站早已不复存在，我要去看看那个我生活了四年的老屋，还有住在医疗室隔壁的当年的大队妇女主任，待我如亲闺女的碎英大妈。

   一路走过去，村里显得很安静，静得有几分荒凉，远不如当年那样人丁兴旺、生机盎然。渐渐地，零零散散有几个农家孩子跟着我们看热闹，接着几个好奇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可惜这两代人我都不认识。

   看得出来，原先用作医疗室的那幢厅屋已经物归原主，成了私人住宅，墙上还依稀可辨当年被人写下的“医疗室”的字迹。这里曾经是全村最好的青砖屋，现在虽然旧了一些，也还算整齐干净。厅屋没有关锁，我穿堂而过，逐一看了看那一间间曾经是诊室加药房，我的小卧室，还有藏中草药的小阁楼。我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四个春秋，往事历历在目，顿生无限感慨。

   走出门，我好不容易看见了一张有些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面孔。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好奇地望着我这个陌生人。我笑着走过去自报家门，“我是湘平，以前这里的赤脚医生。”他先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随即认出了我，然后笑逐颜开地握住了我的手。听说我要找碎英大妈，他立即热情地领我前去原先的大队部礼堂。

   礼堂里摆满了旧台子，约有一、二十张，每张台子前有一名妇女在低头干活。走近看，她们正熟练地将加工处理过的一块块一寸见方的光洁小竹片用绳子串起来，编织成凉席。我一眼望见我最熟悉的碎英大妈，她当年才四十多岁，而今该已是七十出头了吧？她仍然是一幅精明能干的样子，丝毫不见老态龙钟或老眼昏花。我紧迈一步，才开口，她竞也立即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叫起来。所有的人都抬起头，停下手里的活围过来。大多数的大姑娘小媳妇我都不认识，那些和我年龄相仿或大我几岁，当年的小媳妇如今的婆婆们，都上来拉住我的手。这个说：“那年我儿子就是你给接生的！他现在在城里做事，早知道我叫他回来见见你！”那个道：“那次我妈生急病，多亏你半夜陪我们去县医院。” 还有人插言：“还记得水英的儿子掉到水缸里，你给他口对口做人工呼吸！”她们将这些往事一一数来，比我自己还记得清楚呢。

   和大伙儿寒暄一阵，拍了几张照片。碎英大妈和几个年长的妇女领我出门，在村里走家串户转了一圈，然后让我上家里去坐坐。走走看看，坐坐谈谈，我逐渐了解到一些我一直关心、最想知道的情况。

村民生活

   近三十年过去，乡亲们富起来了吗？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从村里的面貌看，比三十年前改善不大。三十年的风霜雨雪使很多旧式农家房屋破旧不堪，甚至部分倒塌。新盖的房子不太多，做工也较简陋，而且零零散散见缝插针，缺乏整体规划。村里的卫生条件还很差，走路常常有踩上人畜粪便的可能。整个村庄显得比过去更加拥挤、肮脏和凌乱。

   村里还没有自来水。三十年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都饮用没有净化的池塘水或河水。池塘旁边常常有人往邻近的菜地浇灌人粪尿，粪水又转而流入池塘。河的上游也时常有人洗尿布和粪桶，下游人们却在挑水喝。饮水不卫生是疾病传播的最大隐患，要知道这个村庄里曾经有麻风病例，现在自己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目前大多数村民都在自己的房前屋后修建了一种小型的压水井，村里也组织打了三口集体饮用水井。虽然这些水井恐怕很难达到距离粪便污染源一百米以上的基本卫生要求，但总算是地下水。此外，村民们也开始担心附近的工业区引起对水源的化学污染。

   记得过去村里照明舂米的用电全靠大队自己水力发电，现在茶头村也纳入了全县的电力网，由县城供电局统一提供电力。农民须像城里人一样，每月交纳电费。村民们告诉我，农村的电力价格从原先的每度０.８０元刚刚降到与城市相当的每度０.５６元。这个价格竟等同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民用电的绝对价格（每度０．０７－０．１０美元），这一比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难怪村民们总要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肯开上那萤火虫般微弱的１５－２５瓦的电灯。

   始于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户，这些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走出去了。譬如，碎英大妈的儿子在县城打工，并且在那里买了房成了家；女儿出嫁他乡，也经营起自己的小商店。家里的田地则由老两口耕种，外加编席等副业。村里类似她家的情况不在少数，出外打工的人一般将土地交给家人或他人代耕。事实上，这里人均只有二亩多土地，而一个务农的男劳力可以经营二十多亩地。听说人多地少，现存劳动力过剩是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由于劳动力出走，全村人口已经由原先的一千多几乎减少一半，难怪村里显得人气不旺。

   由此看来，比起过去一个全男劳力每日工分只值六毛钱，当今村民手里的活钱是多了一些。然而，大家给我算了一笔帐，由于现在农药、化肥价格逐年上涨，经营成本大大增加，一个在家务农的男劳力，除去成本、种子、口粮，每年净收入也只剩两、三千元。而如今教育、医疗甚至用电都得花钱，仍然是入不敷出呀！这一点从围观的大人孩子的营养状况、穿着打扮上得到证实。事实上，我在碎英大妈家也没有看到一件稍能象征“现代化”或“富裕”的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电器家俱。

   小康呀小康，对茶头人来说，这恐怕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教育

   小学校到哪里去了？孩子们怎么上学？这是我从踏进村那一刻就产生的悬念。没有孩子们的读书声喧闹声，村里少了许多生气。

   碎英大妈告诉我，由于村民外出打工，村里人口减少，前些年小学校的学生已经减少到五、六十人了。去年，乡里已将茶头小学收编入离村约十里远的宜丰县第四小学。就教学条件和质量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只是对农民家庭来说就大大不便了。现在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到学校寄宿，每周向学校交膳宿费十六元，逐年上涨。再加每年的学费三、四百元，合起来农家供养一个小学生的费用已达到每年一千五百至两千元。这笔说来不算太高的费用，对一个农民家庭可是负担不轻。读小学尚且如此，何况中学、大学呢。

   记得以前孩子们在村里上学，放学前后都得帮家里打柴禾、捡牛粪、拔猪草、放牛羊，尤其是女孩子们，有的还要带着弟妹上学。家里有事，如父母生病，孩子就只好缺课，甚至辍学。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情形在这里也不鲜见。现在孩子们不但不能帮家里干活，还要父母用全年劳动所得去供养上学，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失学率增加呢？还好，据村民所述，去年迁校以来的半年多，还没有听说谁家让孩子辍了学。

   农民的生活观也在改变。三十年前，要动员一个已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去做计划生育手术，是难上难，而现在，每个农民家庭都自觉选择只要一、两个孩子。如果没有特别的天灾人祸，农民还是会咬紧牙关供孩子们上学的。毕竟，仍不富裕的农民还指望孩子上学出息、走出乡间来改变祖祖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状况呀！

医疗

   赤脚医生出身的我，自然最关注目前村民们的医疗保健情况。

   随着八十年代初社队的解体，合作医疗制度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土崩瓦解了。所幸目前村里还有一个私人诊所。碎英大妈领我来到现诊所。只见诊所门口挂着招牌：新昌镇茶头村卫生所。下面列有“服务项目：防保、中西医、妇科、儿科、男女不育不孕症、古怪疑难病症”，看来还百科俱全呢。那幅醒目的对联“真真假假煽人情，古古怪怪治疑病”令我想到“跳大神”的巫医，感到有几分神秘，几分滑稽，又有几分不解。

   诊所的医生不在。他曾经担任过某一时期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说来我也认识。村里人口不多，平时病人自然也少，所以医生自己还下地干活——基本上还是“赤脚医生”本色。事实上，村医用的医疗器械也还是过去的老三件：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水平。

   既然是私人开业，医生总要收一定的诊费。加之这些年来药品器械价格猛涨，哪怕在村里看个感冒一类的小病，病人一次也得花上几十元。所以一般抗得过去的病也就不看了。大病、重病先是在村里看，万不得已才到乡、县一级医院去，那对农家来说就是个大灾难。有道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一次医院，一年活白干”，实际上还远不止如此。在一个设施完备的正规医院，一个阑尾手术收费两千多元，治疗乙型肝炎两万多，心脏手术三万以上。听说村里有人因乙肝住院几星期，花光了能凑足的全部家当一万多块钱，就只好带病出院。

    象茶头这样远离富裕的乡村在全国农村并非少数，农民“治病难”也不是一村一乡的问题，而是全国九亿农民面临的困境。据说中西部地区很大一部分农民都看不起病，大病来临就只能在家等死。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农村因病返贫、致贫的人口已经占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茶头之行，也带给我一个新的信息，并通过网络资料得到进一步证实。目前中国正在开始推行一种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一种个人交费、集体扶植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具体办法是：每年中央财政人均资助十元，地方财经资助十元，农民个人出资十元起始，农民一旦患上重病，便可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医疗补偿。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这一制度已经在各省的一些县市试点实施，计划用八年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推广，旨在缓解农民因大病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我深知这个制度并不完善，她的实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还有许许多多意料之内和之外的困难与问题。然而，她毕竟给了茶头和全国农民一线希望，也给了我一丝安慰。

   茶头之行，将我从回乡梦中拉回实实在在、颇有几分沉重的现实。

   近年来常听同辈的网友们谈论退休后回国，包括办学等计划，自己一直沉默，却也在思考。我还能为我的乡亲们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