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之子任继愈季羡林昨日于京相继去世有悼

老刊

齐鲁之子任继愈季羡林昨日于京相继去世有悼

一日双星陨落矣，悲哉齐鲁失骄子。
长云千里望京都：归去魂兮返故里。
2009-7-12



《任继愈、季羡林昨晨逝世 两位学术巨擘同日西行 》
来源：南方日报 　2009-07-12 07:53:30 　作者：蒲荔子

本报讯　（记者/蒲荔子）昨天，中国两位学术大家先后在北京逝世：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早晨9时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从学术成就来看，就学术影响而言，或拿治学品格以论，两位先生可谓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学界痛悲、举国痛惜！
    本报采访北京大学校办有关人士获悉，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以及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校方已成立治丧工作委员会，将召集相关部门提出妥善的治丧方案。家属在告别室内进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工作人员表示，医院将不再进行专门的告别仪式。上午12时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从会场赶到医院，在季老遗体前满含真情地说：“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此番话令在场者无不动容。12时10分许，季羡林之子季承在电话中表示正在去往太平间路上，一会季老遗体将转至八宝山。季老的追悼会将由北京大学统一安排发布。
    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赵为民11日下午对记者表示，北京大学当晚在该校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南大厅为季羡林先生搭设灵堂，12日起对外开放，供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祭奠。
    记者获悉，为了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两位大家都是山东人，都曾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生前曾过往甚密。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任继愈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县，是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今年4月13日，两人还和何兹全、饶宗颐、冯其庸、袁行霈等一起受邀出任中华书局学术顾问。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季羡林儿子季承、弟子钱文忠，以及和他有过交往的一些学者和名人。他们回忆了季先生的学术、人生和生活故事。季承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透露，季老7月10日下午还写了很多字，亲自用毛笔题词“臧克家故居”、“弘扬国学，世界和谐”，为汶川广济学校题写了“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我给他作了半小时的手臂按摩，他一直是谈笑风生的”。
    对于媒体报道的季羡林先生字画被窃和拍卖事件、以及季承先生与北大就季羡林先生房产的争议，季承对本报透露，这些事情北大已经妥善处理，他对处理结果很满意。
    和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的国学大师饶宗颐近日刚刚做完手术，听闻两位好友同日仙逝，悲痛不已。他给本报独家发来了他亲笔题写的悼词：“国丧二宝，哀痛曷极”。

星光

刚刚听到消息，哀悼！

红豆

怀念季先生。我还记得他的样子呢。

路人甲

大师个P. 季羡林毫无骨头, 晚年之下还写些狗P东西给共党文过饰非. 摆了陈寅恪一道.

要是陈寅恪还在世, 看见季羡林这种样子, 估计也得给活活气死.

红豆

大师个P. 季羡林毫无骨头, 晚年之下还写些狗P东西给共党文过饰非. 摆了陈寅恪一道.

要是陈寅恪还在世, 看见季羡林这种样子, 估计也得给活活气死.
路人甲 发表于 2009-7-12 03:26 PM

是吗？不知道也。只是知道我上学的时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师。

昨夜雨

进来悼念一下！

季老的噩耗从网上看到过，放在头条。但没有注意到任老同一天去世。

老刊

刚刚听到消息，哀悼！
星光 发表于 2009-7-12 11:38 AM

啊，海外消息不是很快吗？

老刊

怀念季先生。我还记得他的样子呢。
红豆 发表于 2009-7-12 12:08 PM

北大学子啊，问好。

老刊

大师个P. 季羡林毫无骨头, 晚年之下还写些狗P东西给共党文过饰非. 摆了陈寅恪一道.

要是陈寅恪还在世, 看见季羡林这种样子, 估计也得给活活气死.
路人甲 发表于 2009-7-12 03:26 PM

横看成岭侧成峰……

老刊

进来悼念一下！

季老的噩耗从网上看到过，放在头条。但没有注意到任老同一天去世。
昨夜雨 发表于 2009-7-12 05:20 PM

任、季二老同为我们老乡山东人，又同日西行，亦为罕见。所以才有“长云千里望京都：归去魂兮返故里”之句。

无疆行者

一日双星落，何止齐鲁失骄子. 同悼!

gators

Just read that 季羡林's major is Indian language and study.

Did he say anything during 64? Was he respectable to 胡适？

无疆行者

任、季二老同为我们老乡山东人，又同日西行，亦为罕见。所以才有“长云千里望京都：归去魂兮返故里”之句。
老刊 发表于 2009-7-13 02:13 AM

听说两位老先生, 一位是临清人, 一位是平原人. 下面是幅Google截图(点击可见大图):

里面有几个参考点: 济南和泰山. 济南旁边的带子是著名的黄河. 聊城南面是阳谷, 东平; 德州旁边的故城是我小时一伙伴的老家. A是行者父系的老家, 与山东只有一河之隔. 以前看京杭大运河, 临清聊城之间依希可见.

longspeak

> Did he say anything during 64?
No, did not see him say anything publicly about 64, 82/28, 911, 75 and all the stuff. Did he have to?

>Was he respectable to 胡适？
That you have to ask Hu Shi himself. But he was respectful to Hu Shi though. :-)

无疆行者

ZT: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待续)

无疆行者

(续前)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往后几年，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待续)

无疆行者

(续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ZT, 完)

无疆行者

ZT:季羨林在他的《病榻雜記》中力辭這三頂“桂冠”：

“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gators

The language cop, why don't you get lost?

> Did he say anything during 64?
No, did not see him say anything publicly about 64, 82/28, 911, 75 and all the stuff. Did he have to?

>Was he respectable to 胡适？
That you have to ask Hu Shi hims ...
longspeak 发表于 2009-7-13 03:33 PM

gators

陈寅恪suffered greatly under CGP. I don't think 季羨林 said of anything
of his suffering.

路人甲

Really?!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That you have to ask Hu Shi himself. But he was respectful to Hu Shi though. :-)
longspeak 发表于 2009-7-13 03:33 PM

gators

His interpret ion of 　适之先生's attitude toward ccp was just disgusting.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Really?!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 ...
路人甲 发表于 2009-7-13 04:37 PM

路人甲

如果你看他写的《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那更disgusting

差点忘了你上不了闲地. 把俺在那里写的也贴在这儿.

"季口里说是"辞大师", 但到处都摆着个大师的架子. 而且后来还提出了个"大国学"的概念. 指的是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学. 估计是想把他所学的印度学, 敦煌学, 西域学弄进去. 他晚年后基本就没啥东西, 除了不务正业帮人写写序之外.

季还是个没骨头的家伙. 晚年下写了不少给共党文过饰非的东西, 季到处宣扬陈寅恪是他的老师, 但对陈在文革里受的罪避而不谈. 反而故意给陈套个"爱国主义者"的帽子, 还强调陈不反"共产主义", TNND, 什么东西. "

His interpret ion of 适之先生's attitude toward ccp was just disgusting.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 ...
gators 发表于 2009-7-13 05:31 PM

星光

ZT: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 ...
无疆行者 发表于 2009-7-13 03:34 PM

无疆行者

谢谢你的转贴。

从中我看到了一份浓浓的朋友情谊和博大的胸怀。

能做《胡适全集》的主编，把胡适的学术著作留给后人，对于季羡林，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星光

ZT:季羨林在他的《病榻雜記》中力辭這三頂“桂冠”：

“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无疆行者 发表于 2009-7-13 03:49 PM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他本是个学问人，让他身后留下的这些学术著作代他说话吧！

gators

I just want to vomit. No wonder 陈寅恪 didn't let him go to Tsinghua.

星光， why don't you post some of his good work that you are so proud of?



zt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①(1)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6月09日00:00 新浪读书

…………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５６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他本是个学问人，让他身后留下的这些学术著作代他说话吧！
星光 发表于 2009-7-13 08:49 PM

gators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①(2)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6月09日00:00 新浪读书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出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１９２９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５０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４５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

星光

《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长平：资深媒体人，时评作者。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http://news.163.com/09/0713/08/5E3CHOUQ00012Q9L.html

星光

鳄鱼

我承认他是个学问人，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认认真真做学问。摆脱这些个政治漩涡啊？

想想我们的父母，从那个疯狂的年代走过，你以为他们想天天政治学习，站队表态啊？

要谴责的是那个社会，是老毛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和这些老人为难？

gators

俺对共党称大师的一概持怀疑态度。 季让温宝宝看了好几回，是好人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俺， 64可不是政治漩涡。 64是试金石。

您难道赞成他对胡的评价？ 您不是住在自由之城？

鳄鱼

我承认他是个学问人，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认认真真做学问。摆脱这些个政治漩涡啊？

想想我们的父母，从那个疯狂的年代走过，你以为他们想天天政治学习，站队表态啊？

要谴责的是那个社会，是老毛这样的人。为什 ...
星光 发表于 2009-7-13 10:20 PM

无疆行者

无疆行者

谢谢你的转贴。

从中我看到了一份浓浓的朋友情谊和博大的胸怀。

能做《胡适全集》的主编，把胡适的学术著作留给后人，对于季羡林，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
星光 发表于 2009-7-13 08:42 PM

星光, 再ZT一篇...

唐师曾：第一次见季老，最后一次见季老

年届90的季老先生，老僧入定般呆坐未名湖畔已近4个小时，可他那只心爱的小白猫仍端坐树端，丝毫没有下树回家的意思。老年白内障、顽固的耳疾使东方哲人耳不聪目不明，但这绝不妨碍他认真护卫树顶上嬉戏的小生命。“土猫能活十几岁，洋猫也能活七、八岁，就是得严加看管，现在人心不古，有人吃猫，也有人以贩猫为业，猫贼太多。”

    整整30年前,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学兄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棒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学兄对老者千恩万谢，庆幸自己吉人天象，头一次出远门，就碰上好人。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学兄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学兄再次差点吓死过去。

    许多年后，季老对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他说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不亚于以身相许，是对我的极端信任。对信任，得认真对待。

    季老对事认真，对人认真，对学问更认真，事事讲资料、讲考据。一日我与人民出版社、中央电视台两位校友到季老先生家闲坐，一学兄说起张中行应算季老同学，季老侧首思索半天，认真答道，张中行年龄比我大，上学比我早，毕业比我晚，应称校友，不是同学。该学兄又问钱钟书学问如何，季老再次侧首思索半天，说虽是同学，但隔行，从未研究过。对未研究过的东西，无法评论。这种刻板的认真，也许是季先生早年留德的印记。季羡林现在能操8种语言,印度梵文、小乘巴利文、隋唐古土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德文、中文。问其哪种外语最最擅长，答曰应该是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羡林在德国住了十年，身上的语言功夫，大多是当年在德国奠定。

   1911年8月，季羡林先生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五代赤贫之家。”按季老的说法，山东是西边穷东边富，临清在山东的西边。临清是西边穷东边富，季老家所在的村子在临清的西边。村子里的住户是西边穷东边富，季老家住在村子的西边。季老的父亲、叔叔都是孤儿，靠在枣树林里“捡落枣”长大。幼年的季羡林跟叔叔流浪到济南，千辛万苦才读完小学、中学，再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大、清华。1935年，季羡林考取政府官费留学生，留学德国歌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南亚古语，获博士学位。说到留学动机，季老戏言是为了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我说梁溟明、鲁迅没有博士学位也在北大当教授。季老笑道，鲁迅是盖世奇才，可以不读博士。可他季羡林不是，普通人想在一流学府当教授，非如此不可。

   季羡林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回国，立即被北大校长胡适、傅斯年聘为教授。在北大前一代大学问家陈寅恪影响下，季羡林走上印欧古典语言的治学之路。以后历任东语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人常讲机遇，佛家叫‘因缘’，我的一生全然由于因缘。”至于选中梵文“全因偶然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梵文课”。一直到现在，每说到恩师陈寅恪都免不了珠泪潸然。“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燕园教学生涯里，季老在东西比较文学、原始佛教语言学、印度中世纪语言学、吐火罗语义学、梵语文学诸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奠定了泰斗地位。

    几十年来，季老每天凌晨4时准时工作，直到晚10点，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作为总编之一他参与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100多卷的《传世藏书》，目前正领衔主编1000多卷的《四库全书存目》、编辑数十卷的《季羡林文集》。紧张工作之中，季老对国内外来信，每信必复，透着贯穿一生的严肃认真。

   对学问如此，对生活亦如此。季羡林将文化大革命中在北大蹲牛棚的血泪经历仔细回忆，认真撰写后，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命名《牛棚杂忆》，意在教育国人。他坦率道出北大知识分子,受文革社交运动“派毒"之深,用自己双手造出牛棚这一阿鼻地狱。季羡林认为文革中最可怕的就是“派性”，在伟大口号下，人们分成不同的革命派，互相争斗。“派性”就像一条大蛇，谁被缠上都无法脱身。他说，弄不清这是什么社会心理，在革命的旗号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朋友成仇……季老扪心自责，说自己也有派性。本来政治运动的浪头早已越过他，他本身也没有政治问题，大可以做逍遥派，可偏偏不甘寂寞，看不惯学校里掌权者的“老佛爷”作风，自己跳出来说话，才落得蹲牛棚的难，不能怨别人，只能怪自己。为此，季羡林呼吁，希望当年斗过人、打过人的人能自己站出来，写些反省内心的真实文章，说说自己当时的心态。反省文革，反省自己。

    季老认为，我国各种运动很多，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学费，可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吗？他引用圣严法师的话“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他衷心希望中国能朝提升人口素质的方向走。

(待续)

无疆行者

(续前)

    《牛棚杂忆》是先生颇为用心的一本书，为自己的“记实之作”颇为得意，我多次见他将此书签名送人，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睿智、冷静和良知。1968年被打成黑帮之后，劳苦致病，甚至不能行走，自己爬行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事事认真的季羡林尊从革命指示，主动自报家门“是黑帮身份”。不料原本满怀阶级感情的军医闻言立即变了脸，由春风般的温暖转变到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一脸的革命人道主义,更不用说治病救人了。当今像季老这样著作等身的学者肯定不少，但自省人生写《牛棚杂忆》的却不多。如果说记者是人类的眼睛，那学者就是社会的良心。

    2000年，海湾紧张，我自费第五次去伊拉克。当时纪律不许，我年轻无知属于私下行为，回来写了一本《重返巴格达》。我当时只想请先生给我题个书名，不料先生给我写了一篇极长的序，让李玉洁老师转给我，对我的冒险鼓吹再三，世界知识出版社一版一印了15万册。

    97年前我大病，后住院……认真而慈悲的季老几次向我在北大历史系教书的大嫂转达关心，祝我康复，其认真宛若对待他自己一只生病的猫。98年，江泽民访问北大，我去拍照，季老见状连称生命宝贵，三次劝我尽快回医院去，其认真如是。1998年11月7日，人民出版社在北大勺园举办《世界文明史》发行式，我因迟到而缩在门口，不想神目如电，还是被季老发现。他让助手李玉洁教授两次过来，问我是不是唐老鸭，怎么病得忽胖忽瘦七十二变，都快认不出来了。我埋怨“都是住院住的。”

    季先生肯定也不喜欢住院，再高级的病房，除了上卫生间，整天暴露在你出我进视线里，像浴缸里的金鱼，失去老派知识分子的冥思环境。为此季老几次说要回北大，我还答应他用大吉普把他偷出去，可担心他龙体，更怕自己破坏纪律，事到临头打了退堂鼓。

    平时来找季老题字的人很多，写字是件很累人的事。除非秘书肯挺身挡驾，否则成年累月，群雄环伺，病房正中一张大床，老人家足不良于行，想躲也没处可逃。季老太好说话，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一律童叟无欺，照单全收。90多岁的风烛残年，抖抖地写字，令人心痛。受身体和情绪影响，睿智的大脑只能在用什么笔上动动学问：铅笔、圆珠笔、签字笔、钢笔、马克笔、自来水毛笔……真正蘸墨汁挥毫的传统毛笔。

    有客人来，季老总是正襟危坐，极认真的回答来宾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有个别不懂事的闲人，得寸进尺，拍先生肩，上先生床，提些四六不着的要求，让人摸不着头脑，先生也不以为忤。有一次，一位爷硬逼着季老回答：香港是饶宗仪厉害，还是金庸厉害。我在一边早已面露愠色，按剑而立，而先生还在那里认真恭候。实在累极了，就回话渐少，直至点头不语，最终双目微合，仿佛老僧入定，让自己的灵魂暂时逃离苦海。要是谈话投机，一定侃侃不止，满面春风，对答如流，灵光一现的偈语不断。

    我陪四姐去见季老，请教季老如何把皮肤保养得那么好。答，不保养。季老要送她一本签名的《牛棚杂忆》，四姐不受，说家里买了，下次在我买的书上签。四姐是军医出身，担心老人体弱，会交叉感染。说话总离季老两米多远，担心季老耳背听不清，问，我给您买个助听器吧？季老说，不用，没到那个程度，你的话听得很清楚。季老要给四姐写字，四姐让岳姐去拿老花镜。季老说用不着，能写！结果写了很漂亮的“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次用的是粗号的油溶签字笔。

    我自己不好意思请先生费神，但心怀鬼胎，总被先生看出来。其中一次，2000年，先生主动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用了极高的赞美。当时我出差南极，无法来取，季老还让李玉洁老师把文稿快递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任幼强编辑处。先生给我写字，每次都是毛笔宣纸，题款有时还写上“敬题”，称我“老弟”……现在想来都是罪过。怪自己年轻无知，无端浪费先生那么多宝贵时间。

    1979年，我在北大国政系上一年级，社科院一位前辈托我给季老家带东西，推开朗润园北面某某公寓一扇木门，第一次看到季老先生正坐在重叠如千山万壑的书堆中用功。堆在桌上的各种参考书比我还高，书中夹着纸条、卡片、种种索引，一副做大学问的认真样子，令我肃然起敬。我冒失地往沙发上一靠，竟压着一堆睡觉的猫咪。季老是中国的国宝，猫咪是季老的家宝。

    20年弹指过去，季老还是当年那身蓝布中山装“我很保守，到哪都这么穿”。30年来，季老的猫或死或丢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他撒在未名湖后湖朗润园一带的莲子已是一片残荷。日月荏苒，可季老侍弄小动物、接人待物、研究学问依旧认真如故。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吧，季先生过生日，我记得在北大二教（？）。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来祝寿，说：“我是搞数学的，对季先生学问不太懂，为此，我就不胡说了。季先生在北大一辈子，对他的人品，你们各位比我还熟，对此，我也不说什么了。”

    季先生是时下罕见的清醒、冷静、智慧的知识分子，祝他老人家脚踏莲花，往生净土。

(ZT, 完)

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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