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恩怨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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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因为“晓说”有关越南的一集说到越南的历史还有一些观点，跟我以前学的和对越南的认识不一样。正好在城里面看到这篇，留在这里备个案。

中越恩怨两千年 越南使一计使国土扩大4倍(图)
文章来源: 兵器知识 于 2014-05-24 09:17:35
作者：徐焰 少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5/24/3296011.html

中越两国在古代历史上就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有友好相处又有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国内出于维护“同志加兄弟”的外交需要，在出版的史书中避而不谈历史上两国的战争，越南却在讲友好时也在史书中大讲“两千年反对北方侵略史”。结果双方关系一旦出现不正常，中国人因缺乏心理准备而普遍对彼方的“忘恩负义”感到意外且难以理解。许多越南人却多能迅速实现反目成仇的角色转换。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如今的人们在看待中越的历史关系时，既要看到友好的一面，也不可讳言两国间古代的战事，并注重传统基因对今天两国关系的影响。为此，我们特约军事历史学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讲述一下历史上的中越关系中不愉快的一面。

史学界有句名言：“历史没有垃圾箱”。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把不如意的东西当成垃圾扔掉，人类每一段历史不论多么不愉快却都不能抛弃。回顾中国同越南的历史关系，友好相处是主体，不过战争和冲突也不可回避。过去许多中国人总愿意显示一种“天朝”的宽宏态度，不大计较同邻居以往的冲突，对方却常常以一种怨者心态理解历史，以不正常的心理处理相互关系。因此，客观地回顾以往的历史恩怨，以史为镜启迪今人，才有利于促进国家间保持正常关系。

华夏文化开化了山越部落，越人进入中原王朝治下的“郡县时期”

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其自身的国家结构形成、并有准确文字记载算起。例如中国古代有过“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女娲补天”等传说，这只是原始社会中尚无文字时的口头神话描述，严肃的史学家都是从4000年前王朝国家建立的夏代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开端。我国周边有些国家却出于特殊的心理，总希望把自己的历史拉长，于是把民间传说和神话也当成了历史依据。

从文字记载来看，如今越南地区的历史只有2200余年，最早的记载还出于汉朝学者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前，如今五岭以南的“山越”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既无文字也无政权。近代越南编著的史书《大越史记》，却认为越南人祖先为炎神农氏之后裔径阳王，其父帝“明”为炎帝三世之孙。这全系民间神话传说而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就如同中国古代神话“女娲补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将其祖先说成“炎帝三世孙”，又显示出一种认为与北方的“炎黄子孙”有并肩地位的好胜心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华夏地区，随后50万秦军和随军民夫进入五岭以南的山越部落区，顺利地控制当地并建立了郡县政权。后来越南史书上曾描述出有什么“瓯雒国”和“安阳王”进行“抗秦”战斗，这又是后来用于服务政治宣传的神话传说。当时山越地区只是各原始部落散居，既无文字也无政权，哪里有什么 “国”和“王”？当地部落不习惯和不愿归顺外来军队，确实有一些抵抗，不过谈不上是国与国的战争。

统一岭南的秦军将领是河北人赵佗，在秦朝灭亡后才在当地建立了“南越国”并自立为王。不久汉朝建立，他表示臣服中原，此后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在长达 1000多年时间内都成为中原王朝管辖的州、郡、县行政区，汉代称为交趾，在越南史上也被称为“千年郡县时期”。不过越南现代史书将此期间说成“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则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曲解，因为此前岭南山越地区根本没有建立国家，何谈“亡国”？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对统治下的人民自然有压迫、剥削的一面，不过中原文明对边远地区带去的文明开化还是主流。自秦朝、汉朝起，中原王朝控制岭南、交趾一带后，带去汉字和儒学，才使当地有了文化教育。从那时起的一千多年问，当地知识分子一直用汉字，只有不识字的下层百姓才说当地方言--越语，不过也掺杂有大量北方的外来词汇，连现代越南史书也承认其最早的语系是“汉越语系”。越南史学家也承认，正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带来了铁制工具，使交趾地区农耕水平有了一个大发展。可以说，以汉字为代表的文明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南传，才使当地有了最早的文明进步，由原始部落迈入了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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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反对中原王朝统治有过暴动，“二征夫人”被树为典型

从汉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统治确有封建盘剥的一面，激起过当地民众的不满。这种“官逼民反”的现象在中原其实也很普遍，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容易引发自立政权。东汉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苏定实施暴政，引发了当地民众反抗。两个女首领征侧、征式姐妹乘机聚众造反，陆续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据后来的越南史书称：“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说，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早就有独立建国的心思。公元40年3 月，征侧和妹妹征式举兵后，当地许多人纷纷响应，攻打东汉在交趾的统治首府赢偻(令越南河北省顺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也相继爆发了暴动。据称暴动者一度占领了65个县城，征侧被推祟为“征王”，在两年时间自立建国。

岭南地区的暴动，惊动了东汉王朝。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2万南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岭南，征侧、征式于公元43年兵败自杀。

在中国史籍里，马援是“平乱”英雄，可是后来越南史书却把“二征夫人”写成了使“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建国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内的 “二征庙”是重要名胜，从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都到此祭拜。称“二征”是越南的开国之主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鼓动民族情绪，并把“建国史”拉长到汉朝。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动呢？中国古代史籍中将这两人称为“女贼首”，在新中国成立后颂扬反封建王朝起义的史学思潮影响下，又有人将其看成“起义领袖”。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时，曾由留学法国时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游览河内市区，看到许多民众向一个庙进香非常拥挤热闹，便询问是什么地方。身边的那位当年的“革命老大哥”有些为难地说明了这是“二征庙”，然后想回避这一话题，周恩来却说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关系恶化时，越南有人曲解这一举动，说成是为“侵略”道歉。其实周恩来的举动表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一种思潮，只是称赞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者。

“二征”暴动该怎样评价呢？按不同的历史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或说成“反贼”，或称为“起义领袖”，马援平定她们也可冠以“平乱”或“镇压起义”的不同定义。不过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交趾地区毕竟是汉朝的行政管辖区，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军事行动毕竟是处理国内问题，这与越南史书中所说的“侵略” 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在三国的吴国、南北朝和隋朝统治交趾(后称交州)期间，越族人一再发生暴动，唐朝重新平定当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来千年间成为当地称呼。唐末藩镇割据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强曲承裕成为节度使，朝廷实际上对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书又将此人称为“民族独立的奠基人”。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安南节度使曲氏集团也割据当地，不过又一度被立都广州的南汉国控制。不久，安南节度使吴权指挥当地军队在白藤江上打败了南汉国军队。取得这个“白藤江大捷”后，938年，吴权废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

公元968年，吴朝被“大瞿越国”(也称丁朝)取代。丁朝对北方只称万胜王，在内部却已经称皇帝，等于宣告了越南正式独立。

古代越南实行“北守南攻”战略，千年间国土扩大四倍

唐朝灭亡后独立的越国，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国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越国脱离中国版图后，在千年内持续采取了“北守南攻”战略，即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北方“天朝”尽量缓和关系，对南边的占城、真腊(柬埔寨前身)和西边的老挝则是“柿子拣软的捏”，从宋代至清代不断向其征伐拓土，发动战争数十次，扩张的领土面积达到独立时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领土变迁，自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是非标准要求，而现代越南史学家为强调“民族自强精神”，总是宣传所谓“两千年反侵略斗争史”，若按此逻辑，它自己独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学家研究越南史后，称该国为“东方普鲁士”，恰恰说明其自古就有征战扩张传统。

越南独立后，难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两朝都曾想恢复对那里的郡县管辖，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边。蒙元征服亚洲之际和清朝中叶，蒙古军、清军也曾出兵越南。从总体上看，越南因国力比北方强邻要弱得多，难以向北扩展势力，因而多采取守势，以保障其向南扩张时能有后方安全。

从军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难攻。其边境一带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数山口可以通过，易于扼守。山岳丛林地带又便于守军隐蔽部队，伺机实施游击袭扰。南进的军队即便越过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又会遇到数条湍急的河流，再向前还要进入红河平原水田地带，步骑兵都会困难于行进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气候，往往是北方军队的克星。那里异常潮湿，半年是雨季，还有外来人难于抗御的疫病，千年间被中原人称为“瘴疠之地”。在当地进兵作战，一般都要选择旱季(从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会河流泛滥，许多道路会被淹没成为汪洋。从历史上的战事看，北方军队一般只能选择旱季到此作战，如不能速战速决，一旦把战事拖到雨季，往往就会因患病众多、供应困难而被迫撤退。

公元10世纪后期宋朝统一华夏时，灭掉立都广州的南汉国，越国的丁朝国王丁琏也上表称臣，被封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权臣黎桓篡权自立。宋太宗为维护藩属原来的王位而发兵征讨，于981年春以水陆两路进兵安南。宋军深入陌生之地后，在白藤江水战不利，进入山岳地带陷入伏击，前锋被击败，后续部队又供应困难。安南丁朝见战争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愿意称臣。宋朝进军不得，在北方又受辽国、西夏牵制，无奈之下只好封黎桓为交趾郡王。

宋朝曾同越南进行过多次战争，深深领会到那里的作战条件恶劣。来自北方的军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战争～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毕竟国力弱小，也难以持续对抗，挫顿对手后马上又表示愿意进贡和尊奉中原皇帝正朔，甘居于藩属地位以求得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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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也曾大举北犯，遭宋朝反击后又称臣求得息兵

回顾中越之间的古代战争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进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袭击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利用宋朝因王安石变法出现内部不稳，率10万军队分三路大举进攻两广，攻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杀军民数十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杀”。尤其是在进攻邕州(今中国广西南宁)时，由于知州苏缄不愿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杰便在城内“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州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并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纪念。1920年，当地人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 年还被南宁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安南主动进犯的作战和屠杀，显然不是什么“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却一直将主持这些行动的李常杰称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战时南越还有一艘军舰为“李常杰”号。越南民主共和国编写的现代史，虽然也承认是李常杰主动向北进攻，却说什么“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中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像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由李常杰主动、灵活地部署的这次袭击深刻地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自卫，先发制人。”依照这种逻辑，进入别国都可说成“自卫”。

李常杰组织的这次犯边，自然引起宋朝震怒，随后便调集数十万军队和民夫反攻，大败李朝军并进逼升龙(今河内)附近。不过战事进行了三个月拖到雨季之后，宋军半数患病。且因洪水泛滥而粮道中断，李朝军又不断进行袭扰，战局陷入僵持。此时李常杰也明白以本国的力量难以对抗宋朝，认为应乘机议和，“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于是，当李朝仁宗表示愿对宋纳款称臣后，宋军就于1077年撤兵。

经过这一次大战，安南再不敢北犯，在军事上以保守著称的宋朝也不愿南征。安南国见宋朝只求保全面子，便长期采取两面政策。对北方中原王朝自称 “国王”而处在臣服地位，在国内关起门又自称“皇帝”。当时中国邻国的称臣纳贡，对自己也有很大好处，“天朝”的惯例是按贡品的价值“加倍赏赐”以显示恩德。在此后近千年问，越南以楠木和其它土特产按“一年一贡”的方式送到中国的封建王朝，换得绸缎和其它工艺品的赏赐，等于是进行着对己有利的贸易。

三次挫败强悍的蒙古军，受明朝统治后又复国自立

公元13世纪内，蒙古军在狂飚般地横扫亚洲大陆时征服了南宋、南诏，建立了元朝，却在进攻安南时三次受挫。后来明朝虽占领安南一段时间，面对反抗又被迫撤出，表现出当地确实是兵家忌惮之地。

1258年1月，忽必烈率蒙古军首次南征时，用弓箭把交趾李朝的象队射乱，使其反奔践踏而大败，越国皇族逃入海岛，京城升龙(即今天的河内)被占。不过蒙古军进入空空如也的京城驻扎了九天，就因找不到粮食处于困境。加上蒙古军队水土不服，患病和病死者众多，只得迅速撤退，在撤退途中还遇到越国大将陈兴道(此人后来也被越南称为“民族英雄”)伏击，兵员损失不小。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派使臣要越南臣服，陈朝表示愿称臣却不肯接受实际统治。1285年1月元军再伐越南，并想扫荡流亡到当地的南宋遗臣。安南国又实行焦土抗战，清空京都，君臣率军逃入山林。蒙古骑兵在水田无法发挥特长，又陷入游击战困扰，进入雨季的6月后只好撤退。

强悍的蒙古军在越南连连无功而返，元朝统治者也恼羞成怒。1287年，元军从三个方向南征，陆路从广西、云南以步兵和骑兵夫攻，还以一支水军从海路沿着白藤江进犯。2月间元军攻占京城升龙，陈朝君臣逃入山林而采取坚壁清野，并分散兵力于山林中袭击元军，使进攻的蒙古军因战斗和疾病死亡过半。实力弱小的安南连遭进攻也损失不小，在战事拖了一年多之后向元朝称臣纳贡。元军得到面子，也就此撤退，放弃了在安南建省的计划。

明朝建立后，成祖朱棣时兵力最强，曾在越国出现内乱时南征获胜，平定了整个交趾并设立郡县，越南史书将此间称为“亡国”期。不过以黎利为首的反抗军仍退入山林，持续同明军进行游击战。明成祖死后，仁、宣两帝都无法镇压或安抚，明宣宗便同意封黎利为王，将明军撤回。随后越南的后黎朝建立，中原王朝最后一次尝试恢复在交趾的郡县制的努力也就此告终。

1788年清朝曾派兵入越，主要是应黎朝求救派兵去协助镇压反叛的西山军。渚军初战获胜，却在欢庆春节时被西山军偷袭，受挫后退入镇南关。西山军阮氏夺得统治权后，害怕清兵再来报复，又急忙上表称臣并纳贡，清廷也顺势下台阶，承认了阮氏为王。

1802年阮福映登上国王宝座后遣使清朝，请求以“南越”为国名。嘉庆皇帝对此类问题非常敏感，认为南越之名包罗甚广，于是册封该国为“越南”，这一国名也就此沿用至今。

中越历史上和平交往是主线，战争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古代封建王朝内部或相互之间的战争，不能用现代民族国家才形成的“侵略”、“反侵略”一类概念来解释。我国的一些周边邻国歪曲性地渲染这些战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古讽今，煽动民族情绪。以中越之间千年的关系来看，发生过的几次战争其时间相加也不过几十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和平相处，文化、经济交流又是主要内容。由于中原文明处于强势和优越地位，越南及其前身山越部落在交流中受益更多，某些意义上说这促进了其文明进化。

在秦汉之交、东汉末年、晋室南迁以及宋亡、明亡时，无数中国内地人士也涌向越南，为当地文化、经济、土地开发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独立的越南为了形成本民族的特定意识，创造了其“国字”--“字哺”。不过在法国统治越南和实行拼音文字之前，越南从皇室到民间教育仍普遍使用汉字，其服饰、礼义也都模仿中原王朝。如今作为古迹存留的顺化皇宫，也是仿照北京故宫。当然，越南古代一些文化和物质成果，也影响到中原地区。例如明朝修筑北京皇宫(即今天的故宫)时，不仅大量选用安南进贡的楠木，也采用其工艺师的设计。

虽然古代的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是主线，但确实存在不平等的宗藩关系，不过今天的人们也无法苛求古人要有国家间的平等思想。对华处于弱势的越南在千年间向南方采取扩张之势，对中原王朝在臣服的同时又当成防范重点。不过因其实力远不能与北方相比，一般是在显示自身强硬不好对付之后，又要尽快在表面上臣服以取得实际利益。这种历史基因，后来长期传承到越南的上层人物的观念之中，也严重影响了后来的两国关系。

古代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也包括“天朝”要帮助藩属的一面。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时，阮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中国还为此从1884年至 1885年同法国打了一场中法战争。在战争期间，中国付出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沿海还受到不小损失，越南国王却率先屈服，当着法使的面焚烧与中国的藩属文书，甘心投靠法国充当傀儡。虽说这是因为法国势力强大，越南上层对华传统中不良的一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法国统治越南期间，大力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故意大修“二征庙”，把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转移到北方，这又在当地心理上留下了不小的影响。

仔细了解古代越南同中国的恩怨史之后，人们往往会感慨，过去众多中国人看待自己那个南邻往往过于浮浅，关系好时便视为“同志加兄弟”，关系恶化时便简单地骂其“忘恩负义”。历史基因的传承，却使越南人很了解中国，特别是其上层对中国又经常有着两重心理。越南的一些人还认为，入侵过自己的法国、美国都远隔万里，将其驱走后便不足多虑，而永远是邻居的北方强国才需要全力对待。近年来，饱受过美国蹂躏的越南人又欢迎美舰来访，这使许多人感到奇怪，不过若是看看越南的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对华关系史，也就可以理解。

温故知新，鉴古警今。近现代特殊的国情，使许多中国人在研究对外关系时看重美、俄、日等强国，对越南这样的弱邻居却始终缺少深入的研究，遇事便感到意外。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理性化，处理国际关系时要体现出理性，恰恰要注重研究历史。看待现在的中越关系同样要回顾古代的恩恩怨怨，才能使人保持清醒冷静头脑，并以符合现代思维的态度处理好对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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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天在城里面看见这一篇，是有人三年前写的，又被人挖了出来。看了，觉着写的挺好，很有意思，就搬到这里来存个档。从这篇的描述来看，说越南人善战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天朝的军队南征送元明清多半没讨到便宜。但是到了近代，觉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首先是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那么些年，越南人好像没有多少意见；二战中被日本人占领，也没有多少说法。二战后，跟法国人打，那是天朝极力支持的。后来一系列战役乃至最后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都是天朝的顾问指挥，天朝的物资后勤支援帮着打的。再往后抗美援越，天朝更是义不容辞，实际上是代理人战争。其中越共和米军打了几大战役，并不那么成功。当然最后是米国耗不起了，撤军，才有了统一。再往后79年惩越，坊间说天朝损失蛮大的，由此证明了越人善战。但那也是事出有因，以后希望能有机会说到。至于到了80年代中期的两山，越南人虽然一直纠缠，但最后是大量消耗了自己的国力，而天朝几乎不受此战的影响。从这篇可以看出，越南的文明，和西面的暹罗、高棉、缅甸不一样，是直接从天朝传过去的，也就难怪越南一直在用汉字。而暹罗、高棉都有自己的文字。


不好意思，写得太长了，有兴趣的可以读一下
来源: 小落胃 于 2011-10-22 18:01:01
http://bbs.wenxuecity.com/military/788360.html


读史而知新—关于越南问题的领悟

我们华夏文明虽然据称发源于黄河流域，具体点就是渭，伊，洛，汾等黄河支流的上游坡地，但是当时古人的地理知识之丰富，远远超出了这个狭隘的区域。所以我总是怀疑黄河流域不是华夏文明的第一现场。那么第一现场在哪里呢？应该在它的周边四方，由操着古印欧语的西方之戎，操阿尔泰语的北方之狄，操汉藏语的东方之夷，操南亚语的南方之越，辐辏而成。为什么会形成这漩涡般的向心的辐辏呢？这还不简单？黄河变干了，泛滥不再是无法无天了，可控制了。所以说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混血的，所谓华夏可以指地理，心理，文化，但是决不会是血缘。论起血缘来，那么中国之华夏和四方之夷狄都是亲戚，千丝万缕。可不是吗？不就是你消息灵点，腿长点如今成了夏，你大伯我住在深山就成了个夷。承接了四方之血脉的同时，华夏文明也承接了四方的智慧，技术，经验，文化，熔炼于一炉，那么黄河流域即所谓中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最明亮，最优秀的一点，不是很好理解的嘛！

古人对于南方是有无限地眷恋的，因为在历史记忆中那里是老家啊！因此史书上很早就有对南方的记载。尧典够早了吧，中国的书籍早不过尚书的。那么尧典里怎么说？“（尧）抚有南交”，南交在哪里？五岭以南统称岭外交表。你看着史书是不是有点发愣？尧的手那么长嘛？从黄河伸到了珠江？还要伸到红河？那看你怎么理解了。我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尧在南方的广大地区都有亲戚。既然是亲戚，就要不时走动走动，所以接下来的舜，禹都是南巡途中去世的。“舜南巡卒于苍梧”，“禹南巡卒于会稽”真假姑且不论，至少说明华夏和南方的越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个越南人也是承认的，他们的古代史也是从神农开始的，然后尧舜禹周，此后与中华分道扬镳，不再承认华夏是他们的先人。如此说来，先秦的越南人和当时分布在华南广大地区的百越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个在考古上也得到了证实。越南人牛逼哄哄的所谓铜鼓文化的那个铜鼓在湖南，江西，两广均有发现，非独越南特有。另外还有一物件，叫做“羊角钮钟”，此物非同小可，抄一段：

羊角钮钟可不是圆柱、圆锥形状的，如果从中间把它横截开来看，会发现它很像一个橄榄，竖起来看的话，上小下大，顶部有竖长型的穿孔，还有一双羊角形状的钮。研究表明，这种钟只分布在云贵、两广、湖南南部和越南北部，北方是绝对没有的。它流行的时间也不算长，仅仅从春秋时期流行到西汉而已，到了东汉就已经不复见到了。

春秋到西汉，顶多500年，地域也非常的狭隘，说明什么呢？说明这500年里越南之越和岭南之越交流相当的频繁，在血缘上，文化上都有紧密联系。现在的二家当初实为一家。


南方的少数民族无论现在还是当时都是一笔糊涂账。史记索隐说“交跐之越,芈姓，与楚同祖”历史上也统称百越，意思是虽然他们族类各异，但都同出一源。这个是抓住共同点，不去细究的方法。共同点有那么几个：断发文身，种稻食鱼，好为舟楫，手工颇佳，平日辛苦劳作，闲来好娶饮听鼓，高歌忘忧。要说缺点呢，就是贪财，好作乱。喻以利方便过喻以义。大家可以看一看，如今越南人是不是还存有这些优缺点呢？其实广东人也是一样的。到了汉代，总算粗粗地分了几个大类。以地理为准，从东南沿海到贵州内地依次为越，俚，僚，濮。从此越只限于东南方的少数民族，如闽越，瓯越，东海越。俚用于称呼岭南的少数民族，如交跐俚，合浦俚。僚在俚的西边，有时俚僚可以连用，可以互换，说明二者差别不大。如今越南和老挝语言相近，彼此有亲近感就是证明。濮以前的势力可是很大的，你看一下中国地名里有多少个濮字就知道了，但到了汉时它主要在云贵方向，向缅，泰移动。

说了这半天的民族分布到底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先秦的时候，越南土著和广东，广西土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地理上，心理上，文化上，血缘上都是一家。交跐这个名词在先秦，两汉都是指岭南俚人占据的地盘，即现在的广东中西部，广西的东南沿海，越南的红河平原。这位说了，其他我不管，这地理上显然不是连在一起的，你看从广西去越南要穿越十万大山走南宁，崇左，凭祥，同登，凉山，道路艰难，怎么可能地理上相接呢？说得对。所谓地理相接指的是从合浦（今广西合浦）到龙编（大致算是现在的河内吧，不过真正的龙编城要到东汉建安末年才建成，在此之前，原址上一定有老城，是交跐州，交跐郡的治所，狭义的交跐指的就是那个城）海路。唐以前从来没有到交跐走陆路的记载，都是在合浦上船，龙编下船。两个港口形同姐妹港。马援持重，不愿像别人那样直接乘船开进去，而是沿着广西的海岸寻路前进，根本就没路，要凿开山岭，大队才能通行。而二征就没料到马援会出现在东北方向，结果在仙游山（今河内东北）仓促与马援陆战，一战而败，一败涂地。这个例子说明交跐的对外交通只能是海路。而航海对岭南俚人来说是家常便饭。 “汉人善车，越人善舟“，以前广州市中心曾出土过南越赵佗的海船。合浦的俚人从广西的深山老林里伐出几十围的巨木，挖空造成巨大的独木舟。到赵佗时已经可以造50吨的海船，穿梭于北部湾各港口之间，还北上福建，浙江。“交跐七郡贡赋皆从涨海出入”，北部湾竟成了大交跐地区的内海。两汉魏晋，会稽闽南，要到交跐唯有渡海一途。古人书信里留下了很多渡海的艰辛。不过再艰辛，还是不断地来往交织，汉人不畏航海。2000年后再来说这句，不禁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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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身在交跐城，北望是大山，西北，西，西南都是大山，绵延不知所至，只有东边的大海才是出路，南边虽然也可以出去，但是由于地形的缘故，一道道江河都是东西走向的，断阻交通，江河之间都是沼泽莽林，野人出没，陆上走，远不如海上出去方便，安全。所以当时的交跐即使南行也要从东出海，再向南航行，找到某条江河的出海口，沿河上朔。这样一来，交跐就是一个封闭的平原，龙编城就是它的闸口，锁住了闸口，交跐是完全可以自成天地的。这个闸口秦以后千年，没有锁住，从五代十国的开始锁了起来。为什么呢？那就要从头说起了。

秦开拓岭南，在古交跐地上设立了三个郡，南海郡，大致相当于广东省，治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桂林郡，大致相当于现在全州南下至桂林再到海边；象郡的位置最难确定，一般含混地说在今越南北部是不会错的。可是到底其南部边界在哪里，各有说法。有必要搞清楚吗？本来没有什么必要，不过越南人现在胡搅蛮缠，有说象郡在湖南的。所以还是不得不搞一下。水经注是一部奇书，历史，地理什么都有。书里明确说了，寿冷水边有古象林县，是秦象郡的最南边界。那么寿冷水又在哪里呢？后汉书林邑传也不知哪里有这么一条记录，林邑王上书汉帝不愿与交跐以寿冷水分界，愿以横山为界。而当时的形势是林邑取攻势，占上风，他提出的修改边界自然有利于他，那么寿冷水就应该在横山以南。那么这个横山又在哪里呢？嘿嘿，现成就有，在中部的广治省，山南不远就是广治河。那就好了，不用多说，寿冷水就是广治河，象郡一下就切掉了越南现在一半的国土。怎么刚才还在湖南呢，怎么一转眼间就到了广治了呢？同志呀，没有自己民族的历史就是没有了自己民族的灵魂，你们的历史哪里去了？越南人正式撰史从13世纪开始，之前怎么办？照抄中国古史。你们的灵魂哪里去了？灵魂留在了中国，那个时候的交跐人民是和祖国-中国同命运共呼吸的。当然有吵架，有打得头破血流，这个以后再说。现在关于这个边界问题么，做人要厚道，看在同文同种的份上，指一条生路给他们。广治河一说是有点欺负人，哪里会跑那么远？秦才几年？就能从湖南拱到广治？这么说吧，确定象郡的南部边界要注意当时的交通方式。上面说了，当时岭外交表，就是大交跐地区的交通绝少旱路，都是水路，你看那些平越的将军都是什么名就知道了，“伏波” “楼船“。 而具体到那个小交跐更是只有海路一条。从合浦上船，沿海岸航行，望见第一个大江口就进去，等江口一收拢就登岸，此地正是上游几条来水交汇盘旋之处，于是建城，号为龙编（颜师古疑原为龙渊，避讳成了龙编）。就是一个殖民地，秦时的规模千把人有没有都不能肯定。建一个城没法回去交差呀，于是再出海，沿海岸线南行，不久望见了第二个大江口，九真水，现在是清化旁边的马江。这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第二个口子一定是马江？这个跟越南北部海岸线的特点有关，它虽长但是陡直，没有什么港口，只有一条条西来的江河东流入海，大江的口子很容易发现的，于是进去，到地方筑城再来一个殖民点，汉代叫做九真，今清化附近。同样模式翻一下版，第三条大河口就是寿冷水，沿寿冷水上朔建立的殖民地，汉代叫做日南，说到日南古人都要加一句：故秦象郡也。汉代交跐三郡，交跐，九真，日南。三城也，别无其它。所以寿冷水很好找，马江再向南第一个大江口就是。这就到了荣（容）市边的蓝江。一看地图我就知道就是它了。为什么？蓝江越语叫做 song lam。Song 是河的意思，lam就是蓝。这不就是寿冷的音吗？根据水经注，寿冷水和卢容水相汇然后在会浦入海，这里有个荣（容）市，出海口叫做会河口。更妙的是这里还有一条叫做郎究水的与寿冷水汇合。究也是音译，giang 江的意思，郎江或者郎河是也，我一看还真有条叫做song la 的小河流入蓝江。这不就齐了，象郡在哪里？就在荣市附近，以蓝江为界，至于横山嘛，也不是大的问题，荣市北边也有一条大山脉横贯东西，现在不叫横山，古时未必不是横山。这下好了，越南同志们不要激动，我们是入室了，还没登堂。

秦这三个郡，以南海郡总领，治在番禺，就是说全部大交跐地区的中心在广州。以后赵佗也是以此为都统治他的南越国的。汉灭南越，分其地为七郡。广东为南海郡，秦桂林郡一分为二，内地为郁林郡，沿海为合浦郡，海南岛为琼崖郡，交跐三城照例三郡，由北而南，交跐，九真，日南。到了此时，三郡已经开始扩展， 下面设个很多县，交跐最多，日南最少。以后的日子里，朝廷对交跐的控制也最牢固，日南最松弛，差的时候郡县就是个名目，官吏都不能倒任。这个也是和汉化的情况相匹配的，交跐汉化的最好，日南最差，九真居中。到了东汉日南南边出了个林邑国，不断侵犯交跐，日南之郡有名无实。再到了南朝，林邑王的名字都带上了印度教的味道，写给中国的国书用金箔叶，上书番文。再来看北边，交跐郡治在龙编，州治，县治俱在此，什么？州治？对了，汉代大交跐地区的首府在龙编，不复在番禺，因为番禺城在战火中焚毁了。这样龙编就成为大交跐地区的第一大城。而且交跐郡的北部边界也扩展到如今广西沿海，交跐和合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地理，心理，经济，文化，政治。据个例子，二征造反，合浦俚也是响应的，这要给越南人说起来就是中国人民也总奋起，支援越南人民反对中国侵略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二征造反150年后，交阯、合浦的俚人又合起来反了，乌浒，俚也。

为什么笔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交跐地区的一体化？因为你越南北部，尤其是河内那块本来和两广没有差别，一定要说有，那只能说比两广更好！首府在那里，出产也最丰富，稻再熟，有金矿，红河类似黄河，夹带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汉人对这种土地最有办法。明显的例证，汉末三国，中原大乱，士人们纷纷避往交跐，为什么不去广州？航海艰难，死者十有三，四。那为什么不停在广州？少点风险？原因很简单，交跐更富，有粮，可以养士。交跐的文化教育水平也远高过广州。“牟子理惑论“说得就是牟子自以为贯通了佛，道，儒和来交州避难的士人交流，辩论的事。那么现在要是也避难了，三个地方由你选，广州，香港，河内，你选哪个？那些所谓的爱国者在背诵了胡伯伯“没有比独立更可贵的”名言之后，再看看广州，河内，抚今追昔，没有一点感触吗？

文明最初就是一点亮光，它亮在哪里完全是偶然的。由于人性的弱点，最初高举起文明的薪火的民族总是以优越的姿态看待，对待周围承接亮光的其他民族，这个全世界皆然，不独中国。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荒谬的。民族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有勤劳懒惰之别，文明的薪火永远在最勤劳的民族间传递。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在东方，中华文明的薪火一直在中国人手里，没有什么人可以从我们手中接过着文明的火炬。这说明了什么？难道周围的少数民族都不行？考古发现多次指出少数民族在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要高过汉族，至少不比你差。南越赵佗的王宫就造得不比长安差。我们现在称之为少数民族的各族当时在人口上统总起来也要比我们汉人多，我们汉人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可是我们汉人包容性强，2000年来硬是将不同的其他民族一点点包容进了汉族，血缘上，文化上，技术上，所以所谓汉人其实就是各民族文明部分的共同称谓，苗人，黎人，泰人，侗人，壮人这些称谓是留给较慢接受文明的，居住在深山里的人们的，他们和汉人只有文化上的小区别，没有血缘上的，文化上的根本区别。为什么我们汉人包容性如此之强？因为追朔到汉人产生的源头，那个华夏族就是四面八方的民族混合而成了，带着各族的基因，因此很容易和周边各族产生亲近和认同。这个本事是天生的，娘胎里带出来的。别人学不来。换句话说，在东方，我们不像西方那样采取文明传承制，我们使用的文明分享的办法，比较地不那么激烈，伤害相对小点。

但是伤害总是存在的。文明的传播，民族的融合远不是欢天喜地的，轻歌曼舞的。有流血，有伤痕，有屈辱。可是难道就应该为此而停止文明的传播吗？这里不谈文明到底好不好的问题。让我们假设文明是好的，进步是正面的，那么转播文明难道不是我们汉人的义务和责任吗？至于在输出文明的同时，也给少数民族带来了痛苦，流血，屈辱，那么我们只能深表遗憾。好的东西总是和坏的东西一起来的，也将一起走。你想把二者截然分开，吃掉糖衣，吐出炮弹？那是你自己贪婪了，这是你的问题。至于由于人性的弱点，我们的先人们给少数民族加重了苦难，这里，那里，史书上比比皆是，“武陵蛮反，大破之，斩级一万五千。”我们要为先人向少数民族道歉。反过来，同样由于人性的弱点，少数民族的先人，攻略郡县，抢劫商旅，阻断道路，反对文明的进程，拒绝进步，他们是不是也要为他们的先人检讨一下？这个在现今中国都能做到心平气和地探讨，但是在越南却做不到。到底为什么呢？到底中国人在越南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让越南人如此仇恨中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在越南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南方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区别，总的来说文明的亮光一点点地照耀到各种各族身上，另一方面，压迫的痛苦也一点点临加到他们头上。因为痛苦而反抗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从天下往下看，这种反抗是不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呢？把这种反动的反抗单独挑出来大肆宣扬，抓住一点，不管其它，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比如二征夫人在越南现在是享有崇高地位的，她们打响了越南人民反抗中国侵略的第一枪。可是越南政府从来不向人民讲清楚，二征为什么要打这一枪，打对了还是打错了？二征在越南人民的文明进程中到底代表了进步还是反动。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不管这些的，抓住一点，煽起仇恨，就达到了目的。长远而言，对越南人民是利是弊？是福是祸？有人关心吗？

漫人

【续前】

交跐土著，史上除了称做交跐俚外，还给了个特殊的称呼“洛越”。“越”好理解，为什么是“洛”呢？史书上称他们在坡上种田，其田随潮水涨落而高低移动。这个在中国称为“洛”。中国在去此时3000年前也是这样耕种的。所以才有洛水的名称嘛！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越南农业比中国落后3000年。大禹之后，我们都不这么玩了。我们下到了黄河边，筑堤挖渠，开沟排水，变沼泽为良田。红河的情况和黄河非常相似，也是大量沼泽淤泥，土著根本开发不了。因此我们在山下，洛越在山上，两不相扰，互通有无，安静太平。因此西汉史书里在赵佗之后就没有什么交跐的记录。这一百多年的太平无事让越南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非常不舒服，我们越南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是有光荣传统的嘛！是有公式的嘛！怎么该公式在西汉不灵了呢？总算到了东汉来了场二征，而且一来就是大的，不但全交跐地区轰然响应，而且还发展到了合浦。为什么？这和东汉初期的政策有关。西汉，没有向交跐收过一分钱的税，要说供奉也不是没有，无非是珍奇异兽啦，香料啦。正式的税收没有过。赵佗有没有不知道，反正秦也是不可能有的。那么一个政府不能250年的不断投入，不产出吧？东汉初大概是缺钱的紧，打起了向交跐收税的主意，汉人要收，洛越也要收。可是人家洛越一直住山上，没享受到你的投资呀，怎么要交税？东汉政府注意到了这点，决定先行教化，日南是不指望了，至少交跐和九真可以试一下的嘛！于是派出二个太守，一个叫任延，一个叫锡光，分别任交跐，九真太守。官家出铁，铸成农具，引民下山，教以耕种。又教以婚娉之礼，提倡一夫一妻，大搞集体婚礼，一天凑合二千对，娉礼官府来出。于是土著始稍知礼仪，父始知子，子始知父，“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为子取姓任”。多好的一幅文明传播的图画啊！

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给了田，立了户，接下来就要交税了嘛，到了交钱的时候，土著脸色难看起来了。此事在建武初，到了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二征反了。二征造反是有个人原因的，这个不足为怪。每个社会每天都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个人原因挺而走险。奇怪的是二征振臂一呼，交跐全境群起响应，这不十年前还载歌载舞，感谢政府教化文明嘛，如今儿子都没长大，就要反吗？所以二征造反其实上是向汉人政府表明了洛越的态度：文明的成果我们是愿意享受的，它的代价我们不想承担。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马援其实是个经营者，不能算是个纯粹的武人。你看他在交跐不光是杀人，还修缮城池，筑建海堤，开凿运河，挖渠灌溉，最主要的是这句“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只要一切如旧制，越人就可以不反，那旧制无非是不缴税或者少缴税。洛越人民献出了他们优秀的二位女儿换来了税收上的特权，这个特权他们保持了上千年，直到唐时还“旧制，俚户输半课。”不过你要真以为俚户缴汉户的一半就傻了。俚户在山下的，有田有籍，慢慢地融在汉人里面了，当汉户算。在山上的，官府是永远也搞不清出他们到底有多少户，多少田的，所谓俚户输半课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它的意义就是俚户可以据此少缴税，而且大大地少缴。这公平吗？官府的公共安全产品俚户也是同样享受的，那么以后俚户被杀，被抢，按律减等一半行吗？不公平嘛！所以到了唐时又有过一次汉俚一体缴税的尝试，结果如何“上下皆怨，欲谋将反”。不过这种叛乱平定起来也快得很，无非再次申明旧制罢了。有时候干脆是军队一边开进一边发钱，一圈下来全部搞定。所以汉属时期的越南人对“没有什么比独立更可贵的”这句话还理解不深，他们反而对“没有什么比钱更可贵的”理解很深并身体力行之。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中国统治者还是仁慈的，不是光会杀人，主要的还是靠软的一手。我孤陋寡闻，不知越南独立之后，他的丁，黎，李，陈各朝还有没有俚户输半课这个规矩，俚户们是否还奋起用生命捍卫维持千年的特权。我只知道宋史陈尧叟传里记载，“恒（黎恒）贵赋敛于民，往往断其手及脚跐。”；我还知道他们的民族英雄李常杰带着他们攻打广西的时候，有一家八口，除了一个老病不能动外，全部从军，此事见之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我想一家如此，自然家家如此，史上也说李常杰倾国而来。这样的政权恐怕是不会再有俚户输半课的政策了。当越南人民，献上全部的收入，搭上全家的人口被迫跟随野心家，冒险家，窃国贼们进行军事冒险的时候，是否有人想起过去“俚户输半课”的好日子？这时再来上一个画外音：没有什么比独立更可贵的了，就能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东汉社会，是迅速走向豪强大族事实封建的社会，交跐也不例外。不过终东汉一朝，交跐七郡的官吏任命权始终掌握在朝廷手里。直到东汉末年，交跐才出现了强人统治，有士燮者，当地豪强也，为交跐刺史，交跐七郡的政权都在他兄弟手里，威震交跐。这个对孙权的威胁比较大。好在这个士燮比较谦和柔软，又接纳了很多士人，能礼贤下士，名声很好，再加上年级也大了，所以孙权就忍了。等士燮以90高龄去世之后。孙权迅速行动起来，将大交跐地区一分为二，大陆这边为广州，交跐那边为交州，从此广交分离，无复唇齿。不过交州还是拥有合浦郡，这样从地理上，心理上给交州留了条通往中国的出路。此时士燮家已经坐大，不奉诏令，新刺史是带兵打进去的。以后这个规律也就一直保持了下来。交州刺史要么由当地豪强大族担任,而且一经任命，一定会传给子孙，要么朝廷派兵夺回。到了唐，交州改称安南，中唐以后，史书上只记载安南都护，经略史的任命，经略使以下的官职任命无复出现在史书上，我想这时的安南大概已经是地方大族和中央共治了吧。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出来，这个交州在政治上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的确有些不同。

交州太南了，在当时社会意识里面，交州之远如同今天的西藏一样。到交州去的官一般都不是正常任命。比如今天组织部找你谈话，要你去西藏，你不会欢天喜地吧。所以交跐太守，交跐刺史或后来的交州刺史如果不从当地人中任命而要从中央派出的话，那无非是二种情况：新官，贬官。这些个官心思都不会在交跐的政务上，不会关心交跐人民的福祉。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尽快调回去。而调回去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些官们在聚敛上一般都是不择手段，鲜廉寡耻的。三国志薛综传里记载了一篇薛综给吴主的奏折，以在交多年的切身经历劝告朝廷交州官吏的任命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得人。文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都是官们的丑行，读之目瞪口呆，摇头叹息而已。按薛综的观点，交州实在是个特殊的地方，治交之人连中人都不能胜任，一定要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有才有德。我估计皇帝看了他的报告只能苦笑，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就算找到，从中央到地方哪里不是急着要用他，还轮得到交州？所以秦汉二晋，南朝隋唐，治交有名的人物就这么几个，史书上都给于很大的篇幅颂扬。但是这些人如果是中央派出的，一般都是三，四年调回，救火队嘛，本来也是交州出事了才调过去的，事平即返，再去救其他的场子。如果是当地豪强出身，那一般都是死于任上。不死休想换他，死后其子其孙一般都要拥兵自立对抗朝廷的新刺史，将国产视为私产，而这些人一般也能得到交州人民的拥护，因为上面派来的贪官实在是看得太多了，不如交人治交，怎么也比上面派来的强。也有的，比如吴晋之际的陶璜，本来是外来的，平定交州后治理数年，大得人心，等要调回的时候，老百姓拦着不让走，只好呆下去， 一呆三十年，晋也代了吴，他还是做他的交州刺史，从此落户交州，成为大族，子子孙孙如今也是越南人了。“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陶璜以后的一段蛮有意思的，兹抄录如下：

“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会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西晋由盛而衰，交州官吏均由州人自立，朝廷不能禁。此其一；其二，交州似乎出现了大族共和的局面，州人的势力非常大。刺史需要和大族分享政权，一般刺史出自此族，长史必定出自彼族，而都督又别有一族。这个交州政治的特点延续到了越南独立后，越南的宰相，或者统军将领总能擅权，废立皇帝，甚至到了今天越南的党，政，军都不能做到如中国般三位一体，必需南，北，中分别出人担任。

这样看来，交州这个地方的确有离心的倾向。这个倾向温和一点呢，就表现为自治，服从中央，但是政归地方，类似民国初年的“湘人治相，粤人治粤”。激烈起来那就是独立了，称王称帝，割据称雄。不管那样，总都是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里面活动，决不会超出这个认知。没有说湘人治湘了，湖南民族就独立了；或者某人造反，立国号为大楚，湖南人民就解放了。湖南人民再怎么认为自己和江西人民不同也不会因此相信自己是个单独的民族。所谓交州的离心倾向也应该做如是观。比如越南史书上的第一个皇帝，李南帝就是个北人，越南李，陈二朝的开国皇帝都是中国福建人。“安石曰‘交跐所任，及多是闽人，必其土人无足依仗故’。”如此说来，河内街头耸立的那个类似秦始皇的塑像越南大帝李公蕴竟是个福建人，不但如此，他的朝廷也是个福建人的朝廷，朝上君臣叽里咕噜的竟全是闽南话，或者客家话。越南人中有讲理的，也承认李，陈都是福建人，但是守住底线，只承认先祖。要我说，这未必。熙宁九年，宋攻打交跐的时候，有诏书到福建，要求有亲戚在交跐朝中任事的赶去交跐劝降。此时离公蕴立国已七十余年，福建尚有亲戚。先祖之说靠不住，公蕴一代，二代移民也。 可见当时福建人在交跐者不少，仗着文化先进，一人得道，群起附庸，把持国柄。其实就是窃了国嘛！窃国也没有关系，窃国之后再攻打自己的祖国，就比较操蛋！这是拿交跐做根据地，榨取交跐人民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嘛！上面举家出征，倾国来寇是一条，这里再来一条“交跐重赋中下之家，岁输逾百缗，供官十之四，余皆入酋领。”这是熙宁之战刚结束时宋方的情报。“俚户输半课”呀，这些过去的好日子还会再来吗？这就是越南如今大吹大擂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样的一帮异族吸血鬼，冒险家领导的民族解放也只有越南人才会相信。

漫人

【续前】

唐在交跐的统治，有些面目不清。宋人谈起交跐的分离，总要追朔到中唐，但是从史书上却看不出来中唐已经失去了对交跐的统治。感觉上唐时的交跐很纷乱，没有南朝是安静，溪峒蛮夷这个词开始出现，而且人多势众，局面颇不安定。中唐以后，发生了二件大事，我认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在交跐的统治。一件是南诏攻打交跐，二陷交跐城。另一件是海平面的下降。

九世纪是南诏兴盛的世纪，这和交跐有什么关系呢？它俩共有一条红河，交跐还屈居下游。四百里红河几乎笔直落下，从西北高原飞出，直向平原而来，南诏的大军就西北压下来了。这种来自西北方向，居高临下的危险在交跐还是第一次碰到，而唐在交跐的统治又是那样的腐败，自然一触即溃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再怎么摇摇欲坠，收复个交跐还是不在话下的。名将高骈击溃南诏，收复交跐。但是高骈收复的是个空壳交跐，龙编城被南诏焚毁了。这个问题不大，高骈在原址东南另起炉灶，别造一城，这就是现在的河内。城造好了得有人住呀，这个比较麻烦，原来龙编城里的居民被南诏掳走了！史书上说，南诏二次破城，总共掳走人口十五万，这个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整个安南的人口绝不会超过一百万。就算十五万这个数字未必可信，几万总是有的。龙编是千年古城，是交跐的首府，全交跐的精华都在这里了。而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龙编是我们对交跐统治的支撑点，千年的移民，民族融合，其精英大族俱在龙编。南方有没有？有，不过越向南，汉家的影响力越弱，越向南，非我族类的感觉越强，越向南，中国认同越差。所以南诏这么来一下子，是抽去了我们在交跐的根基啊！新城在五代十国的时候终于建好了，新城建好之时便是越南独立之日，从此南方，特别是清化地区的豪强对越南政局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当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几万中国人进入云南，和历次战败被掳的中国人一起开发云南，增强了云南地区的中国认同感。结果也不错，失了越南，得了云南。

前面说过，只要红河平原的沃土都被开发成良田，只要龙编这个海口能关住，交跐这个地方是可以封闭起来的。这个有点像四川盆地，进去的路不是没有，只是很不容易走。交跐还更差一点，因为半年雨季，道路根本不能通行。所以进出交跐从来是海路，交跐历代豪强要对抗中央，也是一招制敌，扼守海口。那厢边中央派兵镇压也只有这一招：大海船从海口冲进去，胜负再说。一般而言，胜多败少。要不怎么维持对交跐千年的统治？所以南朝的几次有名的战役都是在龙编附近打的：陈霸先直入苏历江，杜慧度“出南津，登高舰”水陆夹江，大破卢遁。这些战例告诉我们，二汉南朝，龙编就在海边，海口收拢后再航行一段大江即到龙编南津，此江既深又阔，大型海船通行无碍。可是我们看看现在的越南地图， 不对呀，河内在内陆很深的地方呀！这个就要说到海平面了。人类历史五千年里面，海平面是一直上下涨落的，所以海岸线也是上下移动的。以广州为例，赵佗时广州的海岸线在如今中山路一带，有海船出土，有水闸出土，有海堤出土为证。可是水闸南边又发现了东汉的城墙，再南，到了南沙区又发现了相当于商代的原始部落的遗址。说明海平面自商代开始一直在上升，到了西汉达到最高，东汉以后又开始下降，降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你量一下珠江口到广州的距离大致就等于下龙湾到河内的距离，说明西汉时龙编必定在海边。海上洋面宽阔，二军相斗，胜负不定，所以龙编这个闸口是关不起来的。可是到了中唐，情况就不一样了，史书上开始记载海口多礁石，诸塞航道，影响漕运。以前从来没有海航去交跐容易触礁的记载，海路的风险只在遇风。这种礁害的情况至今还在。下龙湾，海上桂林，风景如画，但是不利航运。中唐之后，历代安南经略使的任务之一就是凿通海道，不然贡赋出不去，援兵也进不来，费尽力气进来了也没用，粮食进不来。到了高骈，因为要打仗，急了，民工，部队一起上，终于凿通出一条生路，名之曰天威径。即使如此也只能涨潮时小心出入，退潮时万万走不得。那么打仗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作为进攻方，必定驾海船而来，大海船又要小心驾驶，又要对付江里的小船，又要对付岸上的火箭？还要密切注意潮汐的涨落，是不是胜算不高呢？不是不高，是非常的低。

白藤江，古无此名。十世纪时开始出现在史书上，是为海上入交跐的必经之道。它的位置现在在哪里？已经茫然不可考。这难道不奇怪吗？第一次白藤江大捷，是越南的立国之战，又在下龙湾附近，怎么也要立块碑吧，看完海上桂林后也把客人带到此处， 让大家重温一下，英雄的越南人民是怎么战胜中国侵略者的。不好吗？愣是没有。想来现在已经沉到下龙湾海底了，938年吴权在此打败南汉军，从此关上了交跐的东大门。以后在白藤江，中越军队多次激战，中国总是败多胜少。同样，交跐的水军出白藤江去进攻广西廉州（合浦）也比较麻烦，这样渐渐地双方都忘却这条曾经是交跐生命线的海上通道，专注陆路。水军还是存在的，但多是装个样子，偏师罢了。

陆路中唐以前就没听说过，要么指马援故道，就是贴着海岸走。这种走法在海上还能够通行的情况下没人会去走。那么你就会有疑问了。秦时就建了桂林郡，治所在桂林。还修了灵渠以通相漓。桂林到凭祥有多少路，1000年的时间还不能通？秦不是一下子就占了整个的岭南吗？此何其快，而彼何其慢也？这个就和中华民族的融合方式有关系了。秦汉一下子就撑起了中国的版图，用的是缘水而进的方法。沿着江走，在要道上筑城修路，设立郡县，移民开荒，建立驿站。你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到的比如长沙郡，豫章郡，它们所辖并非是那一大片的如今湖南，江西的地区，它们只是沿湘水，赣水的一长条的区域。所以中华文明在南方的转播是豹斑状扩展的。对于豹斑之外的山区，文明进去的速度就非常地慢。这种缓慢到你无法想象的渗透，有的要延续2000年。 沈从文的“边城”在湘西。这不是中华内地吗？怎么会是边城？王化之边也。即使是现在谁又能保证大凉山深处的彝族同胞接受了汉化？这种缓慢的渗透对双方都有巨大的好处，对汉人来说成本最低，对蛮夷来说痛苦最小。所以2000年后的今天，无论汉夷大家都还能称得上是一家人。具体到桂林郡，虽然它前214年就设立了，但是文明的下一站，宁浦郡，即现在南宁地区，要到三国的时候才设立，相差四百年。而南宁往下就再也没法设立郡县了，为什么呢？碰上了十万大山，那个地方是壮人的天下。宋时南宁叫做邕州，这是交跐边境过来的第一大州，边境那边200里就是升龙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内，夹在这二大豹斑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各姓壮族山寨，洞主。他们时而附交跐，时而附宋，时而互相争斗，一条陆路就从寨洞之间穿过连接交跐和邕州。这样一条路，不要说走，看都看得很辛苦。

海口关闭后，要入交呲唯有此道。当然还有一条便捷之路，就是沿着红河从云南顺流而下。这条水路要到元明才能走，而且意义不大，因为红河上游的云南也是未开发地区，没有多少物质，人员可以大量进入交跐，它本身和内地也是远隔千山万水。这样一来，中国对交跐的用兵，邕州就是最靠前的补给站，邕州以下再没有大型城池可以用来囤积粮草的了。所有军用物资一概都用民夫陆运进入越南。那么这样的一条山路，这样的一个长度，到底能支持多少军队对越作战呢？最多不超过十万。越南的史书动辄说我们三，五十万地被他们消灭，我们要是真能调动五十万大军进入交跐，现在还有什么越南国存在？拿宋交熙宁之战为例，进去十万人，但是能战之兵只有49506人，马4690匹。背后支持的民夫共二十万人，你从天上看下去，有二十多万民夫蚂蚁般地在邕州到升龙城的大道上不停地奔波，仅能供应红河北岸的十万人，而到了列阵打仗的这一天，真正出来列队的五万人都没有。据史书，郭逵是熙宁九年七月在南宁建立前线指挥部的，十月兵进邕州，就这短短的四个月里上报伤病减员五千多人。所以十二月十二日进入交跐，二十一日到达升龙城北富良江北岸列队战斗的不会超过四万挂零。即便如此，到了熙宁十年二月便“九军乏粮”不得不退了。以后元明清，可战之兵进入越南的从来没有超过五，六万。那么越南军队的兵力也是五，六万人，李常杰倾国而来，不过六万兵。 从宋到明，越南北方的人口大致就在100万-150万之间，所有青壮不过十万。所以我们在兵力上不占优势。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总在越南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那里特殊的气候。一年只能当半年用，每年十一月进兵，到第二年的三，四月无论如何要退兵了。不然雨季一来，路上的泥泞可以淹到小腿，轮子根本转不动，要是这个时候你还在越南呆着，连战死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饿死。所以宋元清历次对交跐用兵都是半年结束，从来不敢拖过半年的。明的情况特殊点。

可是你利速战，对方就利持久啊，这个道理，越南人门清。所以对中国的战争是有固定模式的：顶头先在红河打一仗，首都保卫战嘛，不支立马就撤，越南人抛弃首都就像丢个鞋子那样随便，而且升龙城似乎有城无郭，没有城墙，他们从来没有据城死守过，我们攻下来也没法守。占了升龙城后的中国军队立马失去了锐气，在那里养伤，躲雨，等粮。转眼二个月就过去了，越南兵慢慢地又聚集起来，围攻升龙城，这时的中国军队，伤，病，饿全无斗志，想斗也没法斗，没有城墙。再说雨季就要来了，于是撤退。不请旨就退兵是越南战场上中国统帅的传统剧目，宋元明清莫不如此。只有到了这时，才是越南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史书上哄哄的牛逼都来自这个阶段。越南人在深山老林中的行军速度快得惊人，顶头伏击，中腰骚扰，狠咬尾巴，收拾孤军都是这个阶段的出彩节目。所谓历次战胜中国侵略者就是这么回事。当然，强调了客观原因后，不得不夸一下越南人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毕竟战斗力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要是越南人没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其他客观理由都不能成其为理由。宋朝人论及交跐军力，以为不在西夏之下，而其狡诈机巧过于西夏。越南人也是深谙中国兵法的，一般不会和我们对堂堂之阵，对阵厮杀他们从来没赢过，但是伏击，偷袭，我们一般都打不过他们，因为地形就是那样，高山峡谷，雾江深涧，在他们选好的地形，他们选好的时间上打仗， 我们只有输的份。偶然的几次胜仗也转化不成战略优势。再有就是他们的组织能力相当厉害，你占了他的首都，把他的皇帝，宰相，一干大臣都赶到了大海里，但是他乡间的组织你破坏不了，靠着这些乡间的组织，他们可以散而复聚，打不垮，拖不烂，到了最后你就“不能持久”退兵了事。

漫人

【续前】

就这样，越南从此独立了。这个是天意。想当初纵横广大南方地区的百越，如今也就留下了越南这点血脉，占块地，立个国，情有可原。春秋之义，不绝人祀，如今他们也立了个雄王庙，当作祖先来祭祀，这个很好。我哪天去越南，也要去拜祭一下雄王，因为我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古越人的血，雄王也是我的祖先。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南方人和越南人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我们血液里，汉的成份多一点，越的成份少一点，他们倒过来。同志加兄弟，同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常打架，兄弟一定是的。想一想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吧。

中国西北高东南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越南也一样；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由西向东入海，夹带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养育了华夏族，越南也一样；中国在东亚这块地方背山面海，其实是个封闭的地域，越南也一样。一样的山水孕育一样的文化。那个俄罗斯的汉学家叫什么来着？他说身在越南的茶舍里，喝的仍然是中国茶。又有越南人听了不舒服了，举出例子来证明越南有其独特性，“我们语言里独特的部分，汉语里是没有的。”这些人真是很烦人的，你们不会到广州去住上几年？广东地方文化里有的是独特的东西，不还是中华文化吗！地方文化的特征哪里都有还不独广东。你的那些个独特性无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亚种罢了。中越二国过一样的节日，拜一样的祖先，以前还写一样的文字，读一样的圣贤之书，都以自己是礼仪之邦而自豪。甚至我还注意到越南人家里的那个光荣退休的奖状都和中国的一样，也是放镜框里挂墙上。

表面上的衣食住行相同外，深处的文化心理也是相同的。引述一段吧：

“朕有天下，率土皆臣，诸藩奉贡。傥犹存福妄自尊大，建国僭号，骚扰边氓。朕龚行天讨，师广源，俘存福等五人，尽平其地，遂皆斩之于都市。”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中国皇帝发火了嘛。嘿嘿，这是越南皇帝的诏书。原来他们使用的是和我们一样的天人秩序观，一样的夷夏观，一样的道德观。说到底他们就是在南天别建一中华也。这个我们欢迎，中华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华，也是世界的中华，随便那里要按照中国的文明模式建立一个小中华，我们都一体欢迎。问题是你这个小中华靠在我大中华的边上，产生了一个麻烦。天子只能有一个，如果天子有二个，那怎么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二个王宾哪个呢。这个是统治理论问题，必须解决的。一个办法就是南北划界，你是北天子，我是南天子，李常杰诗：”南国山河南帝据”就是表达了这种思想。不过这个比较粗糙，与经无据，再说细究起来会反过来伤害自己。比如你的管辖范围里也出了一位“雄王”要和你平分天下做第三个天子怎么办？所以后来越南人走出了一条“内帝外皇”的路子来。具体说就是承认中国皇帝的天子地位，请求封王。这样小系统就融合在了大系统里面，又是天下一家了。可是对内仍然坚持二分法，北疆之封王摇身变为南疆之天子，恭行天讨。目己为汉，指人为夷，所以你在越南皇帝的诏书里看见有“汉”这个称谓的，不要以为是说我们，他指的是越南的京族。越南皇帝的统治理论就是这样解决的。所以他们打赢以后还是要来卑词请封，并非全然出于利益考虑，也有理论上的需要。早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越是强调越南的独立性的朝代，就越是全面学习中国。李，黎莫不如此。比如明成祖时，越南陈朝的官名还是学宋朝的，20年后到了黎朝就已经全部是明朝的了。现在也是这样的，武志功是部长会议主席，下一任武文杰就成了总理了。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严格地复制天朝体制，“内帝”才有更多的依据和合法性。

这种统治理论有点像做‘二房东’。但是你从来也没有和大房东商量过，我们也没有授权委托过，因此这种修正主义在理论上仍然摆不平。其实越南人自己也觉得别扭，国王和皇帝的角色怎么协调呢? 越南人有办法，就是换名字，皇帝是这个名字，报到北京去请封的国王往往换个名字，这样他们在心理上就舒服许多了。反正越南皇帝从来不去北京，中国人也搞不清谁是谁。只有那个越南民族大英雄阮惠，是个例外，这个人的确是个人物，可与汉高祖，明太祖并驾齐驱。可贵的是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开国皇帝并不拘泥成见，眼界，思路开阔豁达，居然能够亲自到北京面见乾隆，不容易呀！要知道以前的越南皇帝就是逃到海上也不愿意去北京的。一个宁可山河破碎也死不进京，一个为了国家太平，毅然赴京，结果发展了和中国皇帝的私人感情，造就了古代中越历史上最亲近友好的一段佳话。二下相比，云泥之别。可惜阮惠早死，儿子不顶事，二世而亡。不过像阮惠这样的在越南人里面是少而又少，不是吗？在周围官吏的糊弄下，阮惠还不是变成了阮光平。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这难倒是阮惠的本意吗？更有甚者，至今越南史书上还流传着去北京的那个其实不是阮惠，是阮惠的哥哥，冒名顶替的。是出于什么心理一定要造这个谣，再强迫自己相信呢？所以我说越南人中间有明白人，但是很少。

说到这里，大家慢慢地可以看出来了，越南人和中国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比如大家都是接受儒家教育的，越南人处世为人的表现就比较硬。儒家其实是很柔软的。比如上面的诏书，就起草的比较硬，一副主动出击的样子，要是轮到中国人来起草，就会加上诸如“朕替天行道，不敢不讨”之类的句子，显得比较被动，比较软。中华文明是个柔和的文明，因其柔和所以长久，有韧性，有无穷的耐力，滴水穿石，无坚不摧。这个越南人没有学到。这是指其深度而言。就其广度而言，我们中国人中的精英其心胸，眼界，历史观和世界观那更是越南人学不到的。具体就不多说了，一扯开来就是一大摞抱怨的话。喋喋不休地说邻居的不好，也没什么意思。甚无谓也！非大国所为。

人各有命，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也一样。命运的种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所以往往成是萧何，败也是萧何。越南为什么能够立国，延续至今？勾践，赵佗就不行？因为它离开文明的中心太远，它进入历史太晚。宋元明600年是中华文明最衰弱，最危险的时候，此时越南正好兴起，朝气蓬勃，老太龙钟的我们压不住它。来得晚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越南史书上说雄王建国四千年，胡扯！四千年前我们还在伊洛的山上当洛民呢，看看四千年后我们的版图。以越南人扩张的劲头，真要是上天赐给它四千年的时间，那还不得将整个中南半岛全部吞下？何至于今天只占个金边？早了，立不了国；晚了可以立国，但是就错过时间之窗了。作为世界众多独立民族中晚来的小弟弟，越南总是错过机会。中南半岛上还是一片荒蛮的时候吧，越南是个保守，柔和的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总是挨林邑，占城的打。等到独立了，自主了，可以放开来打人家了吧，泰人也兴起了，朕有天下，率土皆臣就只能是一个梦想了。好容易复制了中华文明的一切吧，她又很快被西方文明盖过了头，越南辛辛苦苦复制了个“落后”的文明。好歹法国人来了，将越南拖进了现代文明里面，这次总算是赶上班车了吧，法国忽然败了。近代越南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站在二战的胜利者的一边。维希法国和日本的统治并没有引起全体越南人民的激烈反抗。站在今天的角度向后看，当时只要越南人拿出以后打美国人那样的牺牲精神来和日本侵略军作战，战后越南的地位就会完全不一样，看看南斯拉夫的铁托就明白了。当时的越南人恐怕还指望着和日本人合作赶走法国人呢，毕竟当时的日本看起来像个胜利者。直到日本战败，越南人才忽然惊醒，展开了大规模的独立反抗运动，此时为时已晚！早二年动手就能和美国合作，作为二战的胜利方参加战后国际秩序的排队，如铁托那样。现在动手算什么呢？算是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可是不动手又不行，民族解放这趟末班车，再不挤上去，就全完了。于是一动就站到了国际共运的队伍里去了，这是一支失败的队伍，虽然当时看不出来，就像当年的日本。艰苦卓绝啊，抗美斗争，此时别人在干什么？四周的邻居们都已经取得了独立，正在努力发展经济呢。怎么人家那么容易的事情，越南要做就这么难？75年总算赢得了统一。该发展经济，修养生息了吧，又和柬普寨干上了，还得罪了中国。中美苏三国选来选去，选中了个Loser， 十几年后就要亡国的Loser，虽然当时还是看不出来。那蒋介石怎么就能看出日本要亡，毛泽东也能看出苏联要亡？你不是学习的中华文明吗？还没满师就想拳打老师傅了？日后，陈文基们回忆起来非常沉痛：78年拒绝和美国建交，我们痛失了良机。拜托，其实78年的时候，你们自以为抓住了良机。不是吗？美国焦头烂额了，心灰意懒了“给他糖果都不会再来了”（范文同语）中国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苏联是你们的盟友，在扩展越南民族生存空间的道路上还会有谁来阻止你们？多么难得的时间之窗呀！错过了，就是对民族的犯罪！哪怕老百姓没饭吃，哪怕二百万经济人才出逃。十年一梦啊，一觉醒来，试看天地翻覆。为什么呢？为什么站错队的总是越南？站队有那么难吗？

这就要追朔到越南民族的诞生之时。交跐弹丸之地，用作安逸享乐则有余，用来实现“兼有天下，龚行天讨”的野心则不足。一个小躯体里装上了一颗伟大的心脏，就是越南民族天生的缺陷。这个就是越南的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越南向何处去？越南精英们也在探讨。从他们的动作中也能看出来，这次他们是小心了，几张牌同时玩，脚踏多只船。再也不会“一边倒”了。

在我看来，他们这次恐怕又站错了队。为什么呢？因为拜“先进”的西方文明之赐，小国的处境比以前更悲惨了。它们都基本丧失了自卫能力，大国为刀俎，小国为鱼肉。就是说越南天生的那个缺陷在现代高科技环境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心脏相对强壮，但是身体却越来越弱。比如以前可以利用的地形，气候在高科技条件下不能用了。以前拿手的伏击，偷袭现在也不能用了。如今越南的利益扩展到了海上，他怎么来保卫自己的海上利益呢？他根本无力保卫。大国争霸，争得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小国夹在中间，明哲保身都已经不易了，还要左右逢源，两边各咬一口。怎么可能？妄想而已。怎么又做起梦来了？归根到底，还是心脏太强。夹缝中的小国要生存，要么彻底中立，终生不嫁，要么跟定一人，厮守终生。 除此别无他途，越南如今的四面媚眼，八方欢笑，是个什么称呼？这样的国家政策，无事大家揩你油，有事走得精光。政治智慧还不如菲律宾。人家印度怎么可以这样玩，印度好歹是个大国！你自身定位又迷失了。

要我说，最符合越南民族利益的就是跟定一人。风险自然是有的，不过利大风险大嘛！ 脚踏几只船风险小，利益也小嘛。至于跟谁，嘿嘿，自己去想吧。不至于去跟印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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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顶后读

漫人

【按】这一篇，是2011年登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但这些年一直在网子上转来转去。搬到这里，也留个底。

越南：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马晓旭 杨雯 贺文婷 梅兰
发自：越南谅山、河内、胡志明市 最后更新：2011-08-19 16:43:18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315

"在越南有一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这有着互相矛盾的两层意思——中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中国本身就是天堂。对于这两层意思，越南人选择同样相信，并将两者奇迹般地统一在了一起。"


河内街头，社会主义宣传画林立。但意识形态的接近，并不能降低越南人对中国感情的复杂和纠结程度。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011年8月14日，越南首都河内，在中国大使馆前，一场反华游行正在进行，抗议人群呼喊口号，挥舞标语，声称“中国侵犯其南海主权”。

游行队伍人潮涌动，越南国旗和标语汇成一条红色的河流。示威者大多是这个国家的新生代，父辈都见证过中越悠久的革命情谊。现在，他们将昔日的盟友兼老师形容为“海盗”和“侵略者”。

这是河内近10周来举行的第十次反华游行。

在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让位于利益博弈的今天，半个世纪前“同志加兄弟”的共产主义情谊似乎失去了感召力。繁荣背后暗战潜藏，自上世纪下半叶南海被勘探出储量惊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后，围绕海域和岛屿的主权争议让这里一跃成为亚洲最具潜在危险的冲突区域之一。

越南一直是环南海诸国中最积极的利益均沾者。自1975年出兵抢占第一个岛屿起，南沙群岛共有29个岛礁升起了越南国旗并被编入行政序列，每年攫取的能源可以支撑其国内近30%的GDP。

表面上来看，中越关系始终在南海问题的阴影下经历阶段性的寒冬并在今夏逼近冰点。而示威队伍所经之处，“2010中越友好年”的标识尚未拆除。


8 月14 日，河内中国使馆前，6月以来第十次 反华游行正在进行。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警惕北方”

在7月17日的游行中，纵使口号震天，23岁的阮氏姿仍能感觉到对手的强大，它不动声色地附着在每个角落——抗议者身上的衣服、鞋子、手机、自行车甚至是扩音器，都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产物。一路上，这个近似黑色幽默的现实让她有些沮丧。

阮氏姿是一名爱国者，也是一名美国留学生。每次回越南，她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渗透的步伐——堆满中国货的法式士多看似中国某个社区小卖部，著名的河内同春市场则越来越像一个门类齐全的义乌商贸城。中国商品成了越南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她赴美次年的2010年，中越两国贸易额达到270亿美元，20年增长716倍。

巨量的中国货品大多从北方进入。在两国1347公里漫长的边境线上，12个国家级口岸和25个贸易互市点繁荣异常。“中国人生产了我们需要的一切。”谅山新清口岸服装商人黎文辉说。

阮氏姿的专业是化工机械。2010年暑假她回国实习，在海防一个工业区，她仿佛成了外国人，到处是川菜馆、饺子店和按摩店，中国工人穿梭其中，神情自若得好像在自己的村庄。

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大举进入的伴生效应。如今汉语已经成为越南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学做中国菜是个不错的出路；连风水先生、老中医等都水涨船高地提升了身价。

尽管2010年GDP历史性地突破千亿美元，越南的经济总量仍比不上中国深圳一市。经济规模的悬殊带来失衡的经济依存。对中国来说，中越双边贸易额仅占其对外总贸易额的0.4%左右。“也就是说，在贸易方面，越南对中国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越南问题专家潘金娥说，“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由于过分依赖进口，越南对华一直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外流资金反过来帮助中国扩大对越投资，同时还带来了中国工人。

越南媒体曾曝光过一个让人不安的现实——共有3.5万名中国劳工在越南。宿舍区是他们的王国，他们建立村舍，用家乡的名字命名道路，大声喝酒和随地吐痰。“他们抢走了我们的饭碗，还毫无顾忌地复制中国生活模式。”海防市一个越籍电工说。

媒体报道，2009年，海防市一个中国工人喝醉后和一个越南店主的摩擦，竟引发了两百多人的群殴。

越南计划投资部高级顾问、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黎登营忧心忡忡地提醒他的同行——“中国经济对越南的（入侵）远比人们意识到的要根深、触及得更深远、进展得更快。”

相比经济层面的责难和惊觉，“北方威胁论”在越南历史里则拥有更深的渊源。“北方”在这里指代中国，它甚至被写进教科书，描述成一个贪婪的扩张者。

一直以来，中越关系的复杂和微妙远远超越其他邻国。自秦朝后一千年间，越南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北宋初年独立后，围绕领土的恢复和反抗成为两国关系长期的主题。为激发民族意志，越南统治者将中国军队形容成为凶残无度的侵略者，这种印象被各种传说和英雄故事所深化，最终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达到极致。

在越南，船佬是对中国人的蔑称，传说最早到越南的中国人是一群摇着船且长相凶狠的渔民。他们觊觎这片土地并带来战争。

“对中国，越南人始终心存芥蒂。”一位华裔越南学者说。

漫人

【续前】


河内商场外墙上悬挂大幅中国品牌广告。中国制造深入了普通越南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无法抵制的中国

进入8月，河内的愤怒仍在继续。在Facebook等网站，大量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链式散播并吸引了大量响应者。他们大多是青年学生、白领和自由职业者。

像往年周期性的局势震荡一样，新一轮南海争端依然源于船只摩擦。5月26日，由越南首先发难的“中国巡逻艇破坏越南探油船”充当了风暴里蝴蝶的翅膀。局势在6月后迅速变得紧张——菲越中相继军演，美国高调介入，各国剑拔弩张。

中越两国互联网也成了虚拟的火药桶。6月初，一篇名为《爱国日记》的匿名网帖获得惊人的浏览量，作者用忧愤的笔调表达了一个越南青年在国家“内忧外患”下的心声，最后他号召说：“敌人正在用你买牙膏和收音机的钱来造子弹，所有有血性的越南人都应联合起来抵制中国货。”

阮氏姿觉得这句话为她每个毛孔都注入力量，当晚她就锐减了周末的购物计划，而且还取消了一场期待已久的中餐聚会。没过几天，街上很多商店都打出“越南制造”的招牌，以证明他们的生意足够爱国。

效果很明显。游行仅半个月后，越南媒体报道中国商品开始滞销，其中水果的进口量较年初大减30%，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是越南民众罢买中国货所致。

但中国货并不只是牙膏和收音机，它还有更广阔的含义——既来自中国的造船厂，也来自乡镇企业；既来自中国的炼油车间，也来自网游公司。它们无处不在，从极巨到极细推动着世界经济链条的运转。

“真正的抵制（中国货）是不可能的。”面对危机，河内服装商人陈光勇聪明地把带有中文标识的标牌换掉，轻松消除了所有生意上的影响。“中越贸易不是一双袜子两双皮鞋的问题，它的庞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支持他这一说法的证据是越南海关总局7月份的统计报表——过去半年中越贸易额仍强劲增长了30.5%。

在今天的越南，一个彻底的华货抵制者肯定会寸步难行，他甚至无法使用烤箱、手机、淋浴器或更多的东西。他想驾驶摩托车，油箱里装的是中国的汽油；他想用电脑，发现连电也是购自中国的。他感到愤懑，想拨通朋友的电话来倾诉，无意中又享受了中国承建的基站信号，如果要彻底抵制，他甚至无法开口抱怨——现代越语中有约70%的词汇来源于汉语。

越南到处充满中国的身影，甚至缺少后者她就无法完成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两千多年来，越南从中国引入了农历、科举、中医、文官制度和酷似故宫的紫禁城。在这里，孔子同样被膜拜，春节也是最重要的节日，城隍庙也香火兴旺，就连首都河内的旧称也非常中国——升龙，而龙，则也被越南人视为本民族的祖先。

越南语虽然被拉丁化了一个多世纪，但至今仍遗留强烈的汉文化痕迹。时至今日，它仍然要借助汉语来充实词汇，如“公安”和“社会主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拥有大量读者，而越南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金云翘月》，其故事蓝本则出自中国清代同名小说。

19世纪法国殖民统治让越南与母文化分离了一个多世纪。到了近代，民族解放独立的共同诉求将两者再次联结。在革命蜜月期，中国人饿着肚子帮助越南战胜了法国和美国。毛泽东成了越南人民的先驱和导师，邓小平则是越南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的偶像。

“从‘思想解放’、‘摸着石头过河’到‘一国两制’，他的智慧和理论都让我赞赏。”有“越南吴敬琏”之称、越南市场化革新的设计师之一的黎登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代改革者所塑造的新越南确实带有强烈的中国气息，被西方称作“中国的好学生”。

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越南人，他仍有无数的途径感受中国。来自后者的电影和电视剧几乎霸占了老百姓的电视机，流行音乐则永不停歇地震动年轻人的耳膜。

“我喜欢陈坤和赵薇。”河内文庙导购小姐阿蓉说。出生于1988年的她已经看不懂孔子像两旁的对联，更说不清82块进士碑的来历。但她坚称看过所有中国名导演的作品和能准确唱出50多首中文歌，“我了解中国。”她说。


一家汉语俱乐部正在讨论中国的“整容问题”。这样的俱乐部在河内共有三个，但推广学习汉语在越南却是一个敏感争议的话题。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在中国和美国的夹缝中

从广西边境友谊关出发，穿过苍苍莽莽的越北丛林、战争年代血流成河的扣马山岭和蜿蜒绵长的奇穷河，即可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便捷舒适地抵达越北门户谅山。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炮火曾把这里夷为平地。

老兵黎德雄已经56岁了，现在是一名摩托车司机。他参加过上世纪越南最大的两场战争——美越战争和中越战争，两块弹片留在了他体内，一下雨左腿就抖个不停。

“历史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他以缓慢的口吻说，“我只能相信我的国家。”

现在，黎德雄的家庭以新的方式与昔日对手继续产生联系——儿子在一家美资公司，女儿则在中国南宁留学。像很多普通的越南家庭，黎德雄一家分享了国际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利益。现在，他还和一个做边境运输的中国人成了朋友，经常一起下象棋和抽手卷烟，他们可以毫不忌讳地谈论战争，而且都不强求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 “放下仇恨，但不意味着可以失去戒心。”迎着奇穷河呼啸的大风，黎德雄说，“历史给过我们教训。”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是一个南北纵向狭长型国家，由于扼守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历史上多次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除了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越南在19世纪被法国统治，二战中被日本占领，接着，美国人又来了。军事强权带来文化殖民，同时刺激了民族性。

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并立，正是当下越南国家性格中最显著的特征。一方面，它有助于在大国的夹缝中保持柔性，另一方面则暗藏扩张的欲望。1978年入侵柬埔寨和蚕食南海海域都是其具体体现。“实质都是增加战略纵深。”一位军事学者说，“越南的国土很窄，让她充满危机感。”

当老兵黎德雄疾驰在边境线上时，往南700多公里外的岘港渔民张水永正试图平复复杂的心情——他看见仙沙港的美国军舰上升起了星条旗。1965年2月，3500名美军在这里登陆，越战开始。在被美军燃烧弹夺去两名亲人后，他拿起了反抗的步枪。

但年轻人们似乎不那么计较，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拿着可口可乐，穿着夸张的棒球服和耐克鞋，朝上岸的美国兵吹口哨和招手，还送上鲜花。离他们不太远的橙剂救助中心里，一百多名畸形儿童正在忍受与生俱来的痛苦，他们是越战期间美军化学武器的产物。

“历史的旧债需要解决。”张水永说，“但不应该是我现在看到的方式。”

7月15日，美越联合军演，像释放一枚信号弹，试探着已经发生微妙倾斜的中美越三方关系。“越南想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说。

越南对美国的示好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与最大贸易逆差国中国相反，美国则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09年达84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是一台巨型输钞机。

滚滚美元让越南淡化战争记忆，与宿敌握手言和，结成新的同盟。而美式生活在越南年轻人中不但不被仇视，而且越发向往。在河内西湖旁的酒吧街，入夜后霓虹绚烂，姑娘衣着性感，迈着暧昧的舞步，以结识西方人为荣。

而越南的知识界也在为新的外交思维提供理论支持，学者们认为：越战只是意识形态之争，但中国人却为了领土和利益。

“远华亲美”，这正是现实中中越关系上一层难言的色彩。

漫人

胡志明市郊的中国美的电器厂区里，工人正在午休。进入中国企业，对普通越南人来说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在“去中国化”的同时“去中国”

2010年，一个制作宏大的越南题材电视剧在本土遭遇了巨大的不公：中越合资530万美元，由众多越南一线演员领衔的大型史诗型电视剧《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被禁播，理由是“太中国化”。

这部原定为河内建都1000周年献礼的作品讲述越南太祖皇帝的成长历程，拍摄点在中国横店。越南影视审查方看后非常不满，说把越南太祖皇帝拍成了中国皇帝。

一个言论温和的越南学者也不太走运。同年底，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接受一家中国媒体的采访，表达了“中越文化同源”的观点，结果遭到口诛笔伐。反对者认为这无非等同承认越南文化出自中国文化，“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民族的冒犯”。最后，阮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是在非正式场合受到了诱导式访问。

失去献礼剧的河内千年大庆依然热烈，只是“中国因素”被媒体最大限度地回避。仅仅在一个多世纪前，越南还是一个典型的华文国家，法国殖民者到来后设计了一套拼音文字，在1945年左右基本取代汉字。此后随着中越关系的起伏和民族主义的抬头，越南教科书淡化了两国的历史交集和文化渊源，搁置中文名著，还一度取消了中小学的汉语课。

教育者们希望以塑造独立、自生的越南文化来提升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这从情感上并不难实现，但“去中国化”者们的困难却更多地来自历史的逻辑和现实。

“只要对越南历史追问得足够彻底，总绕不开中国。”河内国家大学历史专业学生阿春说，“没有能单独剥离于主干的枝条。”

而中医专业的阿龙则抱怨薄弱的中文基础让他对一些知识要点如堕云雾，“中医的精髓都藏在那些珍贵的古籍里，它们无一例外用中文。”就连学习越南教育史，也无法避开供奉在文庙的2313位科举进士。

今天的中国在越南一头冷，一头热。一方面，官方努力切除与中国的文化脐带造成大众认知空白；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正在散发出无穷魅力。像世界大部分地方一样，“中国热”在越南也兴起，唯一不同的是，它更多地是基于实用角度而非文化认同。

阿春和阿龙现在正在主持着一个汉语俱乐部。在河内，这样的团体一共有3个，接纳着数以百计的汉语爱好者，他们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工作需要而走在一起，当然，多少还有些出于时髦。

前些年，十多位知名的越南专家联名向教育部上书，要求恢复中小学阶段的汉语必修制度。一些歌星，也热衷取一个听起来很中国的艺名来增加时尚感。

中国是一个大金矿。越来越多越南人认可这一点并付诸行动。10万名越南学生正在中国一百多所大学里学习，是赴美越南学生数的10倍；规模更庞大的淘金者则分布在中国每个角落，赚取双倍甚至多倍于国内的薪酬；而更多的越南黑工通过非法渠道来到中国，女性更容易留下来，她们就是中国剩男圈里著名的“越南新娘”。

“我会继续待在中国，”在广州从事服装运输的越南人梁崇帮说，“直至我赚到足够的钱。”

爱中国，恨中国

中国和越南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但交流却从来不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甚至想不到理由去了解这个并不遥远的邻国，以致在21世纪的今天，越南在中国的形象仍然是丛林、草棚和斗笠。一个在对越商界流传的笑话是：2008年，一个中国企业高管在获知将被调派到胡志明市后，还偷偷前来考察“是否适合人类居住”。

在越南，出于战时宣传而遭到扭曲的中国人形象仍然深入人心。在这一代社会中坚的童年连环画里，中国人被勾勒成肥胖、愚蠢且贪得无厌的暴力狂。现在则成了以造假为乐、唯利是图的奸诈商人。

政治上的龃龉，文化上的误解，都让这对昔日的兄弟之邦渐行渐远。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互利能否成为破冰的钥匙？答案可能是肯定的——风雨飘摇的2008年（越南金融危机），万物萧条，唯有两国贸易热烈依旧，逆势增长了28%。

“越南现在就像一个经历发烧的孩子。”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会长汪浩说，“烧的时候温度很高，但退烧好了就会发现又长高了一截。她在震荡中成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她依然保持信心的原因。”

目前，华人在越南拥有最多的企业。他们帮助当地增加就业、改善乡村面貌，并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获得迥异于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形象。管理者们制定符合当地工人习惯的管理制度，还增加福利和娱乐设施。

“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美的制冷设备（越南）有限公司空调制造部经理胡建国说，“企业也要入乡随俗。”赞成这一点的还有越南前江省龙江工业园总经理余索，“（中国企业）必须和当地经济融为一体才能找到发展之路。”

纵使经济领域的交流已如此紧密且前景乐观，但缘于政治和偏见的反弹仍不时泛起。2009年4月，越南总理阮晋勇收到3000名知识分子的联名信，要求停止由中铝国际参与承包的西原铝土矿项目建设。反对者们担心由中国企业带来的工人会开辟“中国城镇”和“军事基地”，危害国家安全。

“中国人即使运来武器也不是什么难事。”信中甚至说。

此时距离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问北京还不足一年。2008年5月，时值越南金融危机最危急的时候，农德孟来到中国，向中国领导层强调中越“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好关系，称这是“胡志明主席、毛泽东主席亲自缔造，两党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培育，是越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无价之宝”。言论之恳切是其历次访华的首次。

农德孟此举被外界广泛理解为向北京求援。随后，中国连同东盟及日韩出资800亿美元筹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向越南提供援助。

“在防范与亲近中寻找平衡。”这是西方对当下越南对华心态的定义。一方面，她不断努力摆脱中国的影子，甚至认为在某些方面已经可以成为后者的“老师”；另一方面，她不敢得罪或失去这个强大的邻国，因为会危及生存。

中国和越南这对奇异的组合磕磕碰碰地走进新世纪初最复杂的时期，变化已不可避免。昔日的战场告别焦土，商贾云集；湄公河被繁忙的船笛驱散暧昧；大教堂里钟声悠扬，野外稻浪千里，斗笠下的脸孔也渐渐变得国际和现代。

同样是在大国之南，19世纪墨西哥人的谚语是：墨西哥的不幸，在于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而21世纪越南人的格言则是：天堂太远，中国很近。按照越南人的解释，这句话有着互相矛盾的两层意思——中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中国本身就是天堂。而对于这两层意思，越南人选择了都相信，并将两者奇迹般地统一在了一起。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漫人

【按】这一篇是环球网的，也是在网上转来转去，姑且也转到这里。

越南人：中国比越南大那么多 为何与我们争南海

2014-06-11 10:11:00 来源：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刘昆 作者：刘畅

http://mil.huanqiu.com/history/2014-06/5017006.html

　　【环球军事报道】在中国的历史记述中，越南这片土地被贴上过很多标签，如“南方疆土”、“藩属国”、“法国殖民地”，当然也有“同志加兄弟”般的“友好邻邦”。不过，越南的历史文本则是一部满满的抗击北方强邻的“民族英雄传”，它激励着越南人团结，并保持对中国的警惕。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三郡，象郡即囊括今天广西东南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土地。当时那里存在一些处于青铜时代的原始部落，并无独立政权，但在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学生阮荣媛的课本上，这是中国占领越南的开始。

　　5月下旬，跟随阮荣媛的脚步，记者穿过河内的法式街区，走进“二征夫人庙”。当时三三两两的外国游客漫步于此，庙宇不大，核心景观是一尊“二征夫人”塑像。公元40年，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反抗东汉统治，三年落败。雕塑中两人双膝半屈，手臂高举空中。阮荣媛说，这是征氏姐妹坚贞不屈、投江自尽的情景，“此后900年间，越南民族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但在中国《后汉书》里，二征战败被俘，“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

　　出“二征夫人庙”往北，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设在一幢法国殖民时期语言学校的双层建筑内。一层展厅陈列着一排高大的尖头木桩，牌子上写着：公元938年在下龙湾附近的白腾江一战，大将吴权利用这些插入江底的木桩，借潮起潮落搁浅南汉战船，后聚而歼之。吴权一战击败南汉，开启了越南国家独立的进程。

　　在此后中越保持“宗藩关系”的900多年里，越南涌现抗华英雄无数。这些人和故事被载于越南历史文献和教科书中，被展示在博物馆里，被雕成塑像、起作街名，好让后世不忘。在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沙盘重现11世纪越将李常杰大战宋军的场面，但对李攻入北宋邕州屠杀数万平民只字未提;河内博物馆详尽描述1288年陈兴道在白腾江大败元军，“粉碎了蒙古人占领世界的图谋”;统一宫外事厅的背景墙是一面由40块金色拼图构成的漆画，描绘“1428年民族英雄黎利击败明军，凯旋称帝”。在越南的大部分城市，总有一条主街叫“黎利大道”，总有一处滨河地标起名“白腾江”。

　　记者不解：“印度支那半岛持续千年的族群之战涌现众多‘民族英雄’，但在越南只有抗华英雄名垂千史。”阮荣媛点头称，他们这一代越战后出生的青年，从小听着抗华故事长大。“中越在国土面积和实力上明显不对等，可是邻居不能选择”。在阮荣媛和她的同学们看来，对中国保持敏感和警惕是越南的不二选择。

　　记者还发现，面对北方邻居，越南的心态在高大自尊的民族意识和以小国自居的务实主义之间，进行快速转换。在河内军事博物馆，一名操熟练汉语的越南导游认为中国“对越反击战”最终陷于越南英雄儿女的汪洋大海，狼狈撤退。谈及南海之争，他却说：“越南那么小，怎么可能主动侵占中国岛礁，中国比越南大那么多，为什么要和我们争？”(文中越南人物皆为化名)

【环球时报赴越南特派记者 刘 畅】

fanghua

我只觉得工作上碰到越南人就常常。

慢慢看这历史是怎么回事！

王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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