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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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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 19:27: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3-01-25
(福布斯中文网)




  “我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傅苹回忆道。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她只有8岁。“我听到院子里传来吵闹的声音,看到红卫兵闯进来。然后,我听见妈妈哭着说,‘她还这么小’。他们抓住我,我甚至没有机会抱一下妈妈。我被从上海带走了,那是我唯一知道的家。”

  离开父母身边后,傅苹需要照顾自己和年幼的妹妹,在南京劳改队里度过了十年。她在那里接受思想改造,忍饥挨饿,饱受折磨,惨遭轮奸,被迫在工厂里当了一名童工,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

  多年以后,学校开始复课,傅苹重新获得了新生,进入了苏州大学就读。这段时光非常短暂。在毕业前几个月,傅苹发表了一篇毕业论文,讨论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现象,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但她也因此入狱,被判劳教。

  随后,傅苹在美国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当时她独自一人,身无分文,只会说3个英文单词。她通过打零工赚钱上学,最终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从而成为早期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先锋。

  在1997年,傅苹和她的丈夫创办了科技企业杰魔公司(Geomagic),开发3D软件,用于定制产品的制造,包括个性化的鞋履和假肢,以及美国宇航局的飞船维修零件。在2005年,这家公司获得了3,000万美元的营收,傅苹被 《公司》杂志(Inc. magazine)评选为“年度企业家”。

  现在,傅苹任职于奥巴马总统的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在这个月, 她同意把杰魔公司出售给3D打印技术的领先企业3D Systems公司,她将在新公司里担任首席战略官的职位。随着获得更大的平台,3D打印的发展时机成熟,傅苹认为,她终于拥有了“彻底改革美国制造业”的能力。

  傅苹最近出版了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讲述了她从中国劳改队到美国创新企业家的人生历程,重温了那段她称为“恐怖”和“治愈”的经历。她坐下来接受了《福布斯》杂志的采访,讨论了她黑暗的过去,以及这段经历如何把她塑造成为坚韧不拔的商界领袖。

  视频连接

  黑暗的时代培养坚韧品格

  傅苹谈到了她青年时代的中国,她说道,“这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她出生在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傅苹的父母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她带着4岁的妹妹,独自生活在一间宿舍里,听从红卫兵的摆布。她回忆道,“我们被告知自己身份低下——我们的父母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行,我们待在这里替他们赎罪。他们给我们吃泥土和树皮。我们还被拉到现场,亲眼看到我们的老师被杀害。”

  傅苹在10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一群男孩追赶她,把她打昏,强奸了她。她并没有受到开导和安慰,她的同伴反而开始造谣,把她叫做“破鞋”。傅苹说,“有好多天,我都想到,死了比活着更容易。但是我还有妹妹。我不知道,如果我丢掉了性命,或者粗心大意,别人一时疏忽,我的妹妹会出什么事。正是责任感支持我活了下来。”她并没有屈服,而是尽心照顾自己的妹妹,进了工厂工作。面对“破鞋”的嘲讽,她的应对之策也让人感到惊讶:与人为善。对于折磨她的人,她了解到她们的弱点,然后去帮助对方,很快就化敌为友。

  在最黑暗的时刻里,傅苹培养了不屈不挠的个性,为她今后成为努力奋斗的初创企业首席执行官奠定了基础。她说道,“我很善于自我学习,因为我没有去上学。我并不害怕变化。改革的能力、坚韧的品格、自我学习——任何要创办公司的企业家都需要具备这些技能。”

  远走异乡

  在25岁的时候,傅苹获准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离开这个国家。她只身飞往旧金山,口袋里只有80美元,只够买一张抵达阿尔伯克基的机票,她将在那里的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学习英语。但是当她来到机场柜台前的时候,机票价格已经涨了。她回忆说,“我还差5美元,买不到机票。有个美国男人站在我后面,给了我5美元。我学到了一个教训:永远不要低估预算。”

  没有朋友,没有经济来源,傅苹的职业理念派上了用场。

  通过当临时保姆、打扫房间、做女服务生,她赚到了足够的钱支付学费,租住在一间蟑螂出没的公寓里。傅苹在计算机科学上成绩出众——学习这种人工语言,并不依赖于她对英语的理解——她先是在几家初创公司里找到了计算机编程的工作,然后就职于大公司。

  她工作勤奋,成为了明星员工,但是在办公室以外没有个人生活。她说道,“在我最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感到很孤单。我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后来,我成为了一名企业家,发现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也非常孤单。在你身居高位的时候,找不到同伴。”

  后来,她和一位数学教授相恋,傅苹在离他很近的美国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NCSA)找了一份工作。她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逐渐明朗。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指导计算技术的未来发展。

  在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她的工作涉及早期的云计算模型、电脑动画和3D打印技术。她负责管理这个工作团队,其成员包括现在著名的网景公司(Netscape)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是他创造了Mosaic,世界上第一个用户界面友好的网页浏览器。安德森获得的商业成功和不断发展的3D打印功能,让傅苹产生了疯狂的想法:杰魔公司。

  学习成为领导者

  傅苹说,“我把自己称作勉为其难的创业者。当时,我的女儿只有4岁。创办一家企业就像生孩子。一旦你有了孩子,你就不能把她塞回肚子里。”

  即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每个人都在讨论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事宜,她开始专注于定制生产的想法。傅苹并不打算大规模生产一种产品——比如,标准尺寸的网球鞋。她设想大规模生产独具特色的各种产品,每个产品都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制作。杰魔公司开发出了3D打印绘图软件,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作为杰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傅苹擅长向投资者推广项目。她说,遭到红卫兵公开羞辱的经历,让她摆脱了怯场情绪。

  她筹集了650万美元,很快招聘了工作人员。然而,童年时代的思想改造,使她无法摆脱自卑的心理,与众多身材高大的白人男性首席执行官出席商务会议,打击了她的自信心。傅苹曾经从IBM公司挖掘了一位明星经理,自己甘愿降低职位。尽管这位经理很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创业经验,导致这家公司陷入了低谷。傅苹说,“这次是我的生存本能起了作用。”

  在短短几个月里,杰魔公司获得了三份重要合同。不久后,这家公司迅速增长,向海外市场发展,傅苹成为了公司掌门人。“挽救公司建立了我的自信心,我意识到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傅苹表示她本不打算出售杰魔公司,但是机会自动找上门来,这个收购时机也许很合适。她说,“3D打印是下一个大事件”,她补充道,3D Systems公司上市将给她提供更大的平台,来影响这个行业。“这将完全改变设计和制造产品的方式。”这项技术现在已经用于打印量身定制的消费品,比如配饰和鞋履、建筑材料甚至是肉类。她说,一头牛足可以养活整个国家。

  傅苹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想做的事情是,为今天创造就业机会,为经济做贡献,同时也为明天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的梦想是推动进步,应用3D技术造福人类。这个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译  孟洁冰


http://news.10jqka.com.cn/20130125/c5325006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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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 09:17:35 | 显示全部楼层
听说老方盯上付同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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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 09:22:10 | 显示全部楼层
昨夜雨 发表于 2013-2-2 09:17 AM
听说老方盯上付同学了。

所以咱要赶快把福布斯的原著保存起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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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 14:03:23 | 显示全部楼层

求证:猫眼里有1982年上大学的女生吗?

26153 次点击 348 个回复
龙啸寰宇 于 2013-2-1 15:39: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官员查所有女生的月经,强迫她们每月上交卫生巾。有些女生上交了朋友用过的卫生巾,官员们就把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有没有血。】这个故事比她10岁遭红卫兵轮奸更不可思议。既然涉及所有女生,怎么没别人提到这怪事?这个人是不是得了某种受迫害性妄想症

1982年的在校大学生,特别是女生,现在绝大部分都还活着吧?猫眼上有哪个时代的女生吗?如果有,你们有过那样的经历吗?

声明:本人强热反对强制计生政策,从来认为强制计生是反人类的严重罪行,但是,本人还是绝对不信当时的高校会发生骗子傅苹所说的情况。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serid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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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3 11:40:45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的“人生传奇”

方舟子
2013.1.28

近日国内门户网站和微博公知都在传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报道《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http://www.forbeschina.com/news/news.php?id=22981&page=1 ,傅苹被称为“3D打印机的创始人”——其实她和她的前夫创建的杰魔公司(Geomagic)是做3D数据采集、分析和建模的,并非做3D打印机;又被称为“奥巴马团队的人”——其实她只是美国商业部组织的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的二十多个委员之一。福布斯的这篇报道,是为傅苹新书《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造势的众多报道之一,关于她在中国的经历,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

该报道称,傅苹在文革期间,“离开父母身边后,傅苹需要照顾自己和年幼的妹妹,在南京劳改队里度过了十年。她在那里接受思想改造,忍饥挨饿,饱受折磨,惨遭轮奸,被迫在工厂里当了一名童工,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

傅苹出生于1958年,文革期间她还未成年,未成年人和年幼妹妹被送进劳改队的,闻所未闻,不见于其他人回忆文革的任何资料,算是傅苹一个人的独特的残酷经历吧。问题是,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傅苹就考上了苏州大学(苏州大学是1982年才办的,也许她上的是其前身江苏师范学院)。1977年的高考是要政审的,傅苹既然一直在劳改队,怎么通过的政审?1977年的高考竞争极为激烈,录取率不到5%,傅苹既然是在劳改队长大的,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她是怎么考上苏州大学的?天才吗?

福布斯的报道称,傅苹回忆:“我们被告知自己身份低下——我们的父母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行,我们待在这里替他们赎罪。他们给我们吃泥土和树皮。我们还被拉到现场,亲眼看到我们的老师被杀害。”

在2010年傅苹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采访时,说红卫兵为了吓唬他们这些黑帮小孩,在他们面前处决了两名教师,其中一名教师是用四马分尸的方式处死的:身体被绑在四匹马上,马朝四个方向跑,身体被撕裂了。(见:http://thestory.org/archive/the_story_988_Ping_Fu.mp3 从13:30开始)

关于文革虐杀的情形,有很多回忆,有活活打死的,有活埋的,但四马分尸的酷刑,也是闻所未闻,只见于傅苹的口中。问题是,按她的说法,这并非像她被轮奸那样死无对证,劳改队的其他小孩也都被集中起来目睹了,为什么这些小孩没有一个人后来出来说他们见过如此奇特的惨无人道的一幕,难道这些小孩都死绝了?

要把一个大活人用四马分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是要找到四匹训练有素的马就不容易,红卫兵如此大费周章处死一个人,就为了吓唬小孩?中国传统有五马分尸的说法,那是对车裂的通俗说法,车裂时犯人是被绑在马车上的,而不是直接绑在马上,用马车显然更容易操作。而且车裂是酷刑之最,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搞过几次,每次都有记载,五代之后就绝迹了。四马分尸是古代西方的酷刑,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南京被红卫兵复活了,这中国历史上的首个活人被四马分尸,傅苹是唯一的公开的亲历者,不值得酷刑研究者找她好好探讨吗?把受害者和其他目睹者查个清楚吗?

    其实傅苹在文革期间是个红卫兵,有她自己提供给美国媒体的老照片为证:在照片中他们这帮小孩打着“红卫兵团”的旗帜,戴着“红卫兵”袖标,到南京灵谷寺游玩,并笑眯眯地拍照留念。黑帮分子是当不了红卫兵的。http://www.fastcompany.com/30041 ... ship-lessons-res...

福布斯报道说,“在(苏州大学)毕业前几个月,傅苹发表了一篇毕业论文,讨论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现象,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但她也因此入狱,被判劳教。”

2005年傅苹接受《公司》(Inc.)采访时,对这段经历说得更详细:1980年她向教授递交了关于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现象的论文。几个月后,1981年1月,上海最大的报纸(在电台采访中,她说是《文汇报》)报道了她的研究结果。随后《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然后引起了国际舆论谴责,联合国对中国实施制裁。于是在1981年2月,她被关进监狱。http://www.inc.com/magazine/20051201/ping-fu_pagen_3.html

我检索了1981年1~2月的《人民日报》,并没有关于傅苹或有关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报道。实际上有点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人民日报》关于国内的新闻都是歌功颂德的,怎么可能有这种影响中国形象的报道呢?说联合国制裁中国,也是没有常识的说法,联合国怎么可能去制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她不知道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有否决权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中国人知道联合国曾经在1981年制裁中国?傅苹是怎么知道的?

在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傅苹对自己被捕的经历描述非常有戏剧性:她在校园里走,突然被人用黑布套住头,塞进车里带走……这完全就是黑帮电影里的镜头嘛。在1981年,中国公安要在中国大学校园带走一个学生,竟不敢光明正大地来?

据《公司》的报道,傅苹只是被关了三天就放出来了,并没有被判“劳教”,而是判决把她驱逐出境,驱逐去美国留学。两周后她被送往去美国的飞机,到新墨西哥大学学英语,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送去那所大学。

因为写了一篇负面报道的论文,就被驱逐去美国留学,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好事?中国判决驱逐出境只限于对外国人,到90年代才有把异议人士赶到美国的做法,那也只限于非常著名的异议人士。傅苹当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就享受了驱逐到美国留学的待遇,那真是个奇迹。在80年代初要自费去美国留学,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没有特殊的海外关系,根本不可能实现。

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送去新墨西哥大学,但是在其新书《弯而不折》中,她却说她到达美国后,试图和一个姓盛的先生联系,此人是她父亲的学生(她父亲是南航的教师),她去新墨西哥大学是盛先生联系的。

福布斯的报道说:“傅苹在美国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当时她独自一人,身无分文,只会说3个英文单词。”

傅苹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她刚到美国时只会说3个英文单词。但是对哪3个英文单词,她每次的说法却不一样。《公司》说这三个单词是please, thank you, help。其新书的介绍说这三个单词是thank you, hello, help.(http://www.bendnotbreak.com/about.php)她接受NPR采访时,说这三个单词是thank you, help, excuse me。把这三种说法综合起来,都有五个单词了。

据《公司》报道,傅苹去苏州大学时,是想学工程或商业,但是党分配她去学英语,怎么可能只会三个英语单词呢?即使她不是英语专业的,上大学期间总要上英语公共课的,即使没学好,又怎么可能只记得最简单的三个英语单词呢?

所有这些说法,都只能骗骗对中国情况不了解的老外。傅苹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当她面对中国人时,就老实多了。比如她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时,对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的时候,我成长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读过什么书,大多就是下乡、学农、学工那样的经历。”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460383.html

下乡、学农、学工,不就是当时所有中国学生的普通经历吗?有什么稀奇的?怎么一面向美国英文媒体,就换了另外一幅嘴脸?福布斯的报道原本是英文的,她大概也没有想到会被翻译成中文并广为传播吧?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相比于当时的其他中国学生,傅苹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毕竟她有一个在大学当教师的父亲,所以高考一恢复她就能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通过她父亲的关系,到美国语言学校读书,后来去读计算机科学的学位。她说她留学期间是通过当清洁工、在餐馆打工来谋生的,这属于非法打工,且不去管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能在美国留下来,会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一种做法是编造自己在中国受迫害的离奇经历申请政治避难。反正再离奇的经历,美国人也会信以为真的。有的人编着编着,连自己也当真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2e57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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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3 11:44:39 | 显示全部楼层

再说傅苹的“人生传奇”

方舟子
2013.2.1.

由于福布斯的报道《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引起我对美国杰魔公司创始人、“奥巴马团队的人”傅苹在中国经历的注意,我根据她几年来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以及其新书《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的说法,写了一篇质疑文章。很多中国读者纷纷在福布斯网站留言和在亚马逊写书评,指责傅苹是个骗子。傅苹新书在亚马逊的评分一夜之间从5分降到1.5分,有趣的是华人都给它打最低分1分,美国人都给它打最高分5分,并怀疑打低分的华人是被中国政府组织起来的五毛。

福布斯中文网站一度把《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删除,后来把标题改成《从文化大革命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重新登出。但写该报道的记者Jenna Goudreau从众多质疑中挑了三个问题给傅苹,傅苹做了回答,完全是狡辩。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傅苹文革期间,在她8~18岁时,是否在劳改队里呆了十年?傅苹将这归为翻译的问题:

【傅苹告诉我,它直译成中文(即“劳改队”)就成了强制劳动的监狱场所之意,因此有失精准。但她也表示,从8岁开始,她确实曾在政府管理的一所撤空的大学校园内一个单间宿舍中,与妹妹相依为命。她证实,9岁时,她没有去上学,而是被分配到工厂干活。其自传的新闻稿称其曾为“儿童兵”(child soldier)以及“工厂工人”。而中国批评者质疑她是如何小小年纪就得以成为工厂工人的,在那时候,当工人是一种荣誉。对此,傅苹回应称,她当时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所指的“工人”,因为她并没有获得报酬,而是作为正规学校教育的一种替代。】

傅苹的父母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所谓大学校园撤空,指的是文革期间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是1968年10月开始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春起教师们返校,各个高校恢复办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大学校园撤空的时间只有三年,而不是傅苹说的十年。何况据2005年她接受《公司》(Inc.)采访时的说法,1968年她母亲已被允许回校了(http://www.inc.com/magazine/20051201/ping-fu_pagen_6.html ),所以她和她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最多也就几个月。据傅苹的发小Diana Luo的说法,在南航教师下放五七干校期间,教师子女被集中起来管理。这被傅苹说成了她及其妹妹作为黑帮子弟受红卫兵监禁。其实傅苹本人就是红卫兵,有她戴着红卫兵袖章,和其他红卫兵打着“红卫兵团”旗帜在南京灵谷寺游玩的合影为证(http://www.fastcompany.com/30041 ... ship-lessons-res... )。

傅苹说她在文革整整十年都没有上学,而是从9岁起就分配到工厂工作。文革初期中、小学瘫痪,但1967年11月起开始“复课闹革命”,傅苹作为大学教师子女,一直不回校上学,不可思议。贫困家庭子女可能会退学去当童工贴补家用,但是傅苹又说她在工厂的工作没有报酬,这就莫名其妙了,她整个文革期间不上学在工厂里干了十年的义务劳动?

其实对文革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所谓的在工厂不拿报酬工作,以及当“儿童兵”,就是当时的中小学生都经历过的短时间的学工、学军,那是当时正规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并不是惩罚,红卫兵、红小兵也都要学工、学军。她自己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也说了“大多就是下乡、学农、学工那样的经历”。

Goudreau说: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她表示自己是被从中国放逐或驱逐出境的,但实际却不存在相应的官方记录。当我要求其对此给予回应时,她表示,“放逐”一词不对——虽然这是在发往媒体机构的宣传其新书的新闻稿中所使用的措辞。该新闻稿先是写到了“傅苹被驱逐出境(deported)”,随后又重复了一遍称,“傅苹遭到放逐(exiled)”。

“在书的开头,我写了中国政府暗中驱逐了我。”她说。实际上就是该书开篇第一句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字上的演绎。我被要求离开。我的父亲帮我弄到了去美国的签证。我被告知不要谈论此事或者申请政治避难。我对此的理解是,我并非出于自愿而离开了中国……如果有人想说这不算驱逐出境,可以。但这就是我的解读。”那么要求她离开的是谁呢?“警方。”她说。】

原来她所谓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和被放逐,只是她自己的“理解”。但是她此前在接受各种采访和书中,反反复复地说的是中国政府把她驱逐或放逐,其中一个版本甚至说她被硬塞进飞机送到新墨西哥大学(she was bundled on a plane and s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http://www.uiaa.org/illinois/news/illinoisalumni/0707_b.html)。

好吧,我们姑且相信在她写了导致“联合国制裁中国”的论文之后,中国政府不是把她劳教、判刑,而是宽宏大量地要求她去在当时被中国人视为天堂的美国,但是Goudreau发现了在时间上有问题:

【在第一次采访中,傅苹谈到她在大学毕业前夕被警方逮捕,没能毕业,并被要求离开中国。她说,“我被要求离开,而我只有两周时间。”我回溯了她所提供的时间线并发现,在她参加苏州大学入学考试(1977年)并抵达美国(1984年1月)之间存在六至七年的时间。当我要求就这一事实进行确认时,她表示,她到1978年秋才入学,她说这样一来毕业就是1982年,而她与警方发生纠缠是在1983年。我问:这其中不是有一年的时间间隔吗?“的确。问得好。”傅说,“让我回去确认一下。”】

对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点,傅苹居然一时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需要想一想怎么回答。那她是怎么回答的呢?这回是由她的公关人员出面了:

【昨晚,傅苹的公关人员发来电子邮件称,他们“确认傅苹于1978年入学,1982年秋在被政府扣押之后离校。她于1984年1月14日抵达美国。”也就是说,在警方要求她离开中国之前,她在国内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获释数周之后,政府要求她离开,”该公关人员在邮件中写道。“但在当时,要弄到护照,即便说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就算傅苹被要求离开中国,她也不得不等待护照发放下来。”】

这就怪了,护照是在公安局办的,既然公安局命令她2周内离开中国,怎么又在办护照时刁难了她一年呢?这只能说明她其实是按正常程序申请的护照,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要申请因私护照是极为困难的,通常是要有海外关系。按Diana Luo的说法,傅苹的叔叔(或伯伯)在美国,她是通过其叔叔的资助到美国留学的。傅苹到美国一年以后,傅苹的妹妹也到了美国,难道也是被驱逐的?

从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到1984年年初去美国留学这一年多时间内,傅苹也没有闲着。据《中国新闻》报去年的报道:“傅苹在恢复高考后进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到南京大学念比较文学硕士。”(http://epaper.chinanews.com/html/2012-03/14/content_3303.htm )也就是说去美国之前她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如果她惹上了政治麻烦,坐过牢,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她怎么可能被录取上研究生?Goudreau怎么不去问问,那篇给她带来麻烦的关于其论文的《人民日报》报道,究竟登在哪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而且,从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开始,上研究生都要有入学考试的,初试科目都包括英语。如果傅苹只懂三个英语单词,她是怎么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傅苹在1992年加入美国国籍。(http://www.uscis.gov/portal/site ... 919f35e66f614176... )加入美国国籍需要至少有5年的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说她最迟在1987年拿到美国绿卡。当时她是个还没有毕业的计算机系本科生,不可能办技术移民。当时她也还未结婚(1991年结婚),也不可能通过和美国公民结婚办绿卡。她能获得绿卡的唯一途径是申请政治避难。她在中国的恐怖经历应该就是当年为申请政治避难编造出来的。后来发现美国人很轻信,能博得同情心,有助于推销自己,就反复地讲。的确,她去年接受采访时,就说她的故事有助于在做生意时别人了解她(http://www.nctechnology.org/news ... ingfu_techspose.pdf )。当然还能树立起励志的高大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和荣誉。

傅苹在去年被美国移民局授予“杰出归化美国人”(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这是极高的荣誉,一年只有5个人得。移民局介绍她在中国受的苦难与她接受采访时相同,甚至也说她是被中国驱逐出来的(不过换了另一个词,expel),不知是根据她归化时提交的材料,还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授予她这个荣誉的原因很显然是她在中国经受的苦难与她在美国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实现美国梦的典型。可惜这是一个虚假的梦。美国人也喜欢虚假的梦。所以即使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她的苦难故事,即使海外华人对她的质疑一浪高过一浪,也不会影响她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不影响她这几天为了推销新书不停地接受美国各大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在中国的悲惨经历,不影响她的书成为美国畅销的励志书,感动无数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美国媒体愿意相信,即使那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2e5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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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3 12:0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故事永远属于那些有故事的人

滋兰斋主人
01月26日


信息时代,每天要在媒体上读到一些故事,成功人士的事迹催人奋进;偶一的失败让人叹息,但教训也能值得人借鉴。更多的时候,那些人和那些人的故事是我们绝对陌生的,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可评判的了。一旦读到熟悉的人的陌生故事,情形就不一样了。

今天,在我们为了迎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而建立的QQ群中,得知了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了的一位女同学的消息,这位同学的“事迹”或者说“故事”这些天已经成了媒体的热点。而且那故事是从“福布斯中文网”上用双语发布的呢(点击这里来看看)。

这是一个在我们大学同学中年龄算是偏小却故事不断的同学,四年的时间里故事多多。从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但一直没有了消息,如今,一下了成了名人,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团队中的人物了,而且那篇题为“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的文章,还是从“福布斯中文网”上翻译转载过来的呢。真让人吃惊!而读了网友们的评论,更吃惊,也就不得不说一说了。

在群上,我们同学就在努力地搜寻记忆。30年,毕竟还不是太久远,大家还能记得许多的事情。

“在南京劳改队里度过了十年。她在那里接受思想改造,忍饥挨饿,饱受折磨,惨遭轮奸,被迫在工厂里当了一名童工,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文革不过是十年。当年的中国,再黑暗,还不至于将一个女孩关到牢中十年,去做童工的。再说,我们那些同学都是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考取大学的,不要说是在在劳改营中度过了十年,就是曾经被派出所抓过关过的,“政审”就过不了关,怎么有可能被大学录取?就算是侥幸进了大学,四年的时间里,以彼人的性格,也不会不向同学们展示那一段“历史”的。可我们中文系的同学中没有一人,甚至是当年录取我们进校,后来又做了我们的年级辅导员的老师也从没听说过有此事。故事。

“童工”一说,倒还是有些另一种可信的。我们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童工”的概念的。当年能找到一份“童工”去做,算是有关系有后门的人了,我们普通人家的子女是连“童工”也做不到的。还是故事。

“在毕业前几个月,傅苹发表了一篇毕业论文,讨论中国农村溺杀女婴的现象,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但她也因此入狱,被判劳教。”我们同学在群里互相问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在那个时候有过那么一篇文章——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能写些东西的,这是事实,但文学性的小说多,偏又不及另一位高我们半级的范小青同学。更不曾听说当年我们的同学中有哪一位因为文章而被劳教了的。因为我们的同学全是江苏的,没有一个外地人,如果哪一位因为文章而出了事,至少是会有人知道的。可没有一个人知道有此事,甚至三十年同学聚会五六次之多,没有人知道此人在何处。又是故事。

那文章用不着细读,就可看出问题来,“劳改”与“劳教”,我不知道在英语中是不是有什么区别——我甚至不知道在英语中是不是有这两个词汇。“劳教”怎么会有十年之久的?故事啊!

“在美国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当时她独自一人,身无分文,只会说3个英文单词”,那就更是故事了。当年我们中文系1978级两个班,这个人的英语水平算是高的,在快班。就我这个高考英语只考了4分(我们1978年高考英语不算分数,只好将精力集中在算分数的科目上去了),大学里只能在慢班的笨人,也不至少只有四五个单词啊。还是故事。

讲惯了故事的人,有时会连一些真实的事情和经历也弄不清了呢。这位同学2012年“在接受中新社记者访问时说,1977年她在苏州大学学习中文(点击这里查看原文)”,我们这明明是1978年入学的,是在1978年的10下旬才上学的,就连高我们一届的1977级学生,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也是在1978年的3月才入学的,她怎么会跑到1977年去?那时她不还在“做童工”吗?

我们的这位同学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发达了,这是事实,不是故事。我估计。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暴发户续家谱”,那一年高考语文的现代文阅读还曾以此作为材料的呢。现在看来,有些暴发户还会“编”家谱,走的是与老暴发户们不一样的路数,是先将自己往最低处损,以显得自己“奋斗”的光彩!

由此,再回过头来看许多的事迹,许多事迹的评论,冒出一个词“起哄”。至少我知道,在这个人的故事及评论中是有不少不了解情况而起哄的。

突然想到一句话,“牛皮不怕大,就怕当场炸”。故事,永远只属于那些有故事的人。


http://zilanzai.i.sohu.com/blog/view/253678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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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3 15:07: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prilFool 于 2013-2-3 03:35 PM 编辑
SevenStar 发表于 2013-2-2 02:03 PM
26153 次点击 348 个回复
龙啸寰宇 于 2013-2-1 15:39: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官员查所有女生的月经,强迫她们每月上交卫生巾。有些女生上交了朋友用过的卫生巾,官员们就把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有没有血。】这个故事比她10岁遭红卫兵轮奸更不可思议。既然涉及所有女生,怎么没别人提到这怪事?这个人是不是得了某种受迫害性妄想症


耸人听闻!大学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没结婚,至少我们这一级没有结婚的,82年连公开谈恋爱的都没有,哪来的怀孕问题?

另外,82年时卫生巾在中国还很少见(如果已经有售了的话)。我记得83,84年左右才在商店里见到,好象是2毛钱一片,远远高出当时一般人尤其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大学期间我不知道有哪位女同学用过这个,就连同宿舍的两位没有助学金的家境比较好的女生都没有用过卫生巾。

说到卫生巾,有一件好笑的事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大约是在84年,一天在宿舍里,一个家在本市的女同学很神秘地拿出一个小东西给我们看,说是她的上高中的妹妹给她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一片卫生巾。原来,那个小妹妹很好奇商店里远远地放在货架上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买了一片回家来看个究竟,看完了就把它送给了姐姐,然后她姐姐又带到宿舍里来给我们这些穷孩子开眼界。。。

卫生巾在中国真正普及大概是86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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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4 07: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真会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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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4 13:32:31 | 显示全部楼层

Clarifying the Facts in Bend, Not Break

Ping Fu
Author, 'Bend, Not Break'
02/01/2013


An article about my book, Bend, Not Break, which appeared in Forbes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or ForbesChina.com (this link is to a Google English translation), contained several inaccuracies in wording. The posts have since been corrected. Meanwhile, Chinese blogger Fang Zhouzi posted a story in which he questioned my credibility, and John Kennedy reacted to that blog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ough factually corre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Forbes article, both Fang and Kennedy made comments based on inaccurate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on material actually printed in the book.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eir comments, as well as the comments of other critics who have since posted to various websites attacking the authenticity of my story.

Why did you say you were in a labor cam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did not say or write that I was in a labor camp; I stated that I lived for 10 years in a university dormitory on the NUAA campus. Chinese children don't get put in labor camps. I also did not say I was a factory worker. I said Mao wanted us to study and learn from farmers, soldiers and workers.

If you were deprived of an education for those 10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ess than 5 percent of applicants were accepted when universities reopened, how did you get in? Were you a prodigy?

After 1972, school resumed (p. 128). We had few formal classes at my school at the edge of Nanjing in an industrial area. I studied nonstop (pp. 229-231) and was known by my family as "the girl who never turns off her lights." (p. 231)

Suzhou University did not reopen until 1982. How could you go there in 1977?

A: This is a typo in the book (p. 232). I took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s in 1977 and 1978, and was admitted in 1978. When I entered, I believe it was called Jiangsu Teachers College or Jiangsu Teachers University. Its name changed to Suzhou University before I left; it was the same university in the same location.

In a 2010 NPR interview, you say you saw Red Guards execute one teacher by tying each limb to a separate horse and dismembering her by having each horse run simultaneously in a separate outward direc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ismemberment using four horses was unheard of and would have been quite difficult. This was a legend from several hundred years ago.

To this day, in my mind, I think I saw it. That is my emotional memory of it. After reading Fang's post, I think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at his analysis is more rational and accurate than my memory. Those first weeks after having been separated from both my birth parents and my adoptive parents were so traumatic, and I was only eight years old. There is a famous phrase in China for this killing; I had many nightmares about it.

You claim you were brutally gang-raped. Gang rape doesn't happen in China.

A: Rape is a very private matter and this definitely happened. I know this was not a hallucination. I have scars. My body was broken.

In the Forbes piece, you say you wrote your undergrad thesis at Suzhou University on the practice of female infanticide in rural China. Your research received nationwide press coverage at the time, and you were sentenced to exile as a result.

NOTE: The Forbes editorial mistake noting that I "published my thesis" on female infanticide in rural China has been corrected.

I said I was asked to leave quietly. I did not say my research was published; it was never published. I was told that the reason I was arrested was because of my research (book p. 257).

In the 2005 Inc. Magazine article, you explained that your findings on female infanticide were later covered by Shanghai's Wen Hui Bao newspaper and later then by People's Daily, resulting in condemna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N, and you getting tossed into prison. People's Daily archives for the period when your research would've been published have nothing regarding female infanticide in rural China.

I remember reading an editorial in a newspaper in 1982 that called for gender equality. It was not a news article and not written by me, and I didn't know it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my research (pp. 253-255). When writing the book, I did not name the paper, since I wasn't certain. However, I think that is where I read the editorial because it was the most popular and official newspaper. People who have not read my book made assumptions that I submitted the research to the newspaper, or I published the thesis, but that was not how I described it in the book.

Why does nobody else in China know that the UN placed sanctions on China in 1981? And how do you know that?

A: I heard about the sanctions in China while awaiting my passport. I was told that the UN was unhappy about this issue. A quick web search shows that the American-based journalist Steven W. Mosher wrote about female infanticide in China in 1981. His book, called Broken Earth, was published in 1984 -- the same year I was waiting for my passport. Knowing this, it makes sense that I was asked to leave quietly. Anything else would have drawn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According to the Los Angeles Times, Mosher successfully lobbied George W. Bush to cut UN funding for China. His story and the timeline are consistent with my experience.

You say you were walking on campus when a black bag was suddenly thrown over your head and you were stuffed into a car before being arrested?

Yes, this is how it happened. I never returned to classes and I did not graduate. My classmates were told that I had a mental breakdown. After my release, I did what I was told and laid low at home (book, p. 255, pp. 258-259). I originally had been planning to go to graduate school to stud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Nanjing, but that could not happen due to the circumstances.

You said you were held three days and narrowly avoided being sentenced to reform through labor when authorities decided instead to send you into exile.

A: I was asked to leave quietly and never come back again (book p. 258).

Why would you, an unknown, be deported/expelled to study in the U.S., a treatment reserved for very prominent dissidents?

As I describe in the book (pp. 257-261), I was told that I had to leave China, but not given a specific destination. I got a student visa, which was secured through a family friend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On pages 258-259, I detail my application process to live abroad and how I ended up in America.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many ways of being able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ose was to fabricate bizarre tales of having faced persecution in China and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It didn't matter how fantastic you made your experiences, Americans would still believe them to be true.

I didn't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I was explicitly told not to attract attention.

According to Inc., you arrived at Suzhou University wanting to study engineering or business, but the Party assigned you to study English.

When the acceptance letter came in the fall of 1978 (this is a typo in the book, where it reads 1977 on p 232), it said that I had been assigned to study literature at Suzhou University. Inc.magazine made an editorial error on my major in China; I major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not in English literature. (p. 99)

Forbes said you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knowing only three words of English, yet there are different sets of those first three words: Inc.: Please, thank you, help; Bend, Not Break: Thank you, hello, help; NPR: Thank you, help, excuse me.

In college,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were offered, but not required. I did not study English ever. I had "level zero" English, just like most Americans know a few words of Spanish or French. I tried to learn more English when I knew I was going to the U.S., but when I arrived, I only remembered a few.

In the Fast Company story image, you and other kids are wearing Red Guard armbands under the Red Guard flag, yet you claim you were not a Red Guard.

If you zoom into that picture, you only need to look closely to see I have no red band on my arm. The image was taken in front of a Red Guard flag at the school that I attended in the late 70s. I wrote in the book that the situation got better after 1972. Still, I was never a Red Guard.

One of my classmates also responded to Fang's article on his blog. What he says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I wrote in the book, so he must be a classmate. He made comments based on Fang, assuming that what Fang said was in the book, however it was not.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You weren't in a labor camp.

A: True, I did not say I was in a labor camp in the book, or ever.

You did not go to college in 1977.

True, I went in 1978; that is a typo in the book.

How can the labor camp be 10 years long for you?

He asked this question based on Mr. Fang Zhouzi's blog, which was an incorrect choice of words. I never said that I was at a labor camp. Forbes corrected this error.

You did not publish your research and it was never published.

Correct; I did not publish my research and it was never published. I left school; my mother and I went to the school and declared I had a mental breakdown so I would not be sent to remote China (page 258). You just didn't know the true reason I left.

I want to say that I respect Mr. Fang Zhouzi, Forbes, and the classmate (sorry, I do not know the name since he used a pen name). Democracy means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Criticism is not a form of defamation; it is a form of speaking or seeking truth. I welcom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pi ... eak_b_2603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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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4 13:39:00 | 显示全部楼层

谎话连篇的傅苹“澄清”声明

方舟子
2013.2.2.
  

傅苹今天在其博客上针对我的批评,贴了一篇澄清声明:http://www.huffingtonpost.com/pi ... reak_b_2603405.html

傅苹声称,虽然我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是根据福布斯不准确的报道,而不是根据她新出的书,福布斯的报道后来更正了(意思是我的批评成了无的放矢)。

事实上,看过我对她的批评文章的就知道,虽然福布斯的报道引发了我的批评,但是我的批评并非仅仅针对福布斯的报道,而是针对自2005年以来美国媒体对傅苹的各种报道、傅苹的电台和视频访谈。我也看了傅苹新书放在googlebook上供试读的前面两章。它们的内容都相当的一致。如果说福布斯的报道有错的话,那么此前美国媒体的其他报道、傅苹接受电台和视频访谈亲口说的话,也全都错了。怪罪到福布斯上面是无济于事的。

傅苹声称,“我没有说过或写过我是在劳改营;我说的是我在南航校园的一个大学宿舍里生活了10年。中国儿童不被送去劳改营。我也没有说我是一个工厂工人。我说毛要我们向农民、战士和工人学习。”(我的翻译)

就在10天前,傅苹接受谷歌的视频访谈时,还说整个文革十年她都生活在隔离区(ghetto)(http://www.youtube.com/watch?v=s4vRtvswO8s大约7分15秒开始)。NPR采访她时,说她十岁时被送到劳改农场(correctionalfarm)达10年之久,她有声有色地讲述如何从劳改农场带东西回来喂她妹妹的故事(http://thestory.org/archive/the_story_988_Ping_Fu.mp315:50开始)。她好意思怪美国记者理解错了她的意思?

在此前她接受美国英文媒体的所有采访中,她从来说的是从9岁起她被迫在工厂工作,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受过教育,何时说过她在工厂的工作指的是“毛要我们向农民、战士和工人学习”?(只在中文媒体上这么说过)那不就是当时每个中国学生都经历过的学工、学农、学军吗?那不就是正常教育的一部分吗?怎么就成了她个人的苦难了?是不是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学生都可以向她学习,声称自己在十年间都在工厂工作,没有受过学校教育?

傅苹声称,自1972年开始学校复课,她从此不知疲倦地学习。

文革期间的学校复课是从1968年就开始的。我们姑且相信南京学校比较特殊,迟至1972年才复课吧。但是此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全说她整整10年没有上过学,例如《公司》的报道(http://www.inc.com/magazine/20051201/ping-fu.html),WeNews的报道(http://womensenews.org/story/wom ... ch-firmament?page=0,1#.UQzHxqVkw1I),NPR甚至说她十年间没进过教室(http://www.npr.org/2006/03/18/52 ... -all-its-dimensions)。《伊利诺校友杂志》则说她被关了10年,18岁时才被释放。(http://www.uiaa.org/illinois/news/illinoisalumni/0707_b.html

为什么所有这些采访过她的美国媒体全都搞错了?都认为她和其他中国学生不一样,没受过任何正常教育?

傅苹声称,到现在她还记得她目睹了教师被红卫兵四马分尸。但是在看了我的分析后,她承认我的分析比她的记忆靠谱。她说中国对这种虐杀有一种说法,而她为此做了很多噩梦。

这意思是她承认把噩梦当成了现实。中国的说法是“五马分尸”,而不是四马分尸。四马分尸是西方的酷刑。她小时候要做噩梦也应该梦的是五马分尸,而不是四马分尸。更可能的是,她根据西方人的口味来编造四马分尸的故事。

傅苹承认她关于一胎化政策导致溺婴的论文从未发表过,也从未被《人民日报》报道过。但是她说她记得在1982年读过《人民日报》一篇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

此前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不是一直在说她的论文一度引起了轰动,《文汇报》《人民日报》都不点名地报道了其研究结果了吗?甚至连邓小平都对她的论文感兴趣吗?(听她亲口在NPR说:http://thestory.org/archive/the_story_988_Ping_Fu.mp318:00)既然她的论文从未发表过,报纸怎么知道她的研究成果?就算报纸有秘密通道知道其研究,所谓的报道居然就是一篇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当时中国报纸呼吁男女平等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她有什么理由相信那和她的论文有关?在其声明中她甚至不敢明确地说《人民日报》的社论与她的论文有关。

傅苹声称,所谓联合国因为其论文而制裁中国的说法是她在等护照时听人说的。

原来这么重大而离奇的事件,最多只是她的道听途说,然后就在美国媒体上到处宣讲?

傅苹提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Steven W.Mosher在1981年发表中国溺婴的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有关著作,并称那一年她正在等护照。她并提到《洛杉矶时报》曾报道说Mosher成功游说小布什政府不向联合国提供用于中国的资金。她认为这与她在国内的经历一致。

1984年1月傅苹已经到美国了,为了跟Mosher扯上关系,怎么又改口说成那一年她还在等护照?小布什政府因为反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而不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资金,那是小布什政府制裁联合国,和联合国制裁中国有什么关系?而且小布什是2001年上台的,那时候傅苹已在美国生活17年了,和她所谓被迫离开中国,又怎么能扯上关系?

Mosher在1980年左右曾在中国做人口学研究,他关于中国强迫人工流产的文章1981年在台湾发表后,惹怒了中国政府,斯坦福大学于1983年以其违背研究伦理、从事非法活动为由将他开除。他起诉斯坦福大学。这个案件在1984年——也就是傅苹到美国那一年——非常有名,但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了。傅苹突然提起她刚到美国时很著名而现在已鲜为人知的这个案子,让我不得不怀疑她当年正是根据Mosher的案子来捏造她的论文故事,以此申请政治避难的。

傅苹声称,因为其论文政府要求她离开中国,但政府没有给特定期限。她通过在新墨西哥大学的一个家庭朋友获得了学生签证。

在此前她接受采访时,全都说是她被中国政府要求在两周内离开中国。直到前天她还在对福布斯记者这么说。最离谱的是她10天前接受谷歌的采访,这是她亲口说的:她的论文引起了国际轰动,联合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她被投入监狱关了三天,因为邓小平问写论文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她才被放出来,两周后警方交给她护照要她离开中国。(http://www.youtube.com/watch?v=s4vRtvswO8s从10:30开始)她的案子连邓小平都被惊动了,她两周就得到护照了——没错,这是她十天前对着镜头亲口说的。仅仅过了十天,她就改口说因为办护照极其困难,她被释放后等了一年多才拿到护照。这不是撒谎、骗人,是什么?

傅苹声称,在她上大学时英语是选修课,不是必修课,她从未学过英语,她的英语水平是零,在抵达美国时只记得几个英语单词。

不再说只懂三个英语单词了?但是这仍是谎言。第一、从恢复高考开始,英语就是大学的必修课,她不可能没上过英语课。第二、她的大学同班同学滋兰斋主人(傅苹承认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在批评傅苹的文章中说:“当年我们中文系1978级两个班,这个人的英语水平算是高的,在快班。”第三、傅苹承认自己考上了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专业的研究生,只是因故没有去上。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英语。

顺便说一下,傅苹声称其大学同班同学滋兰斋主人的文章是对我的回应,和她的说法一致,这也是谎言,是欺骗不懂中文的美国读者。事实上,滋兰斋主人的文章是在揭露她的谎言的:http://zilanzai.i.sohu.com/blog/view/253678027.htm

傅苹声称,在那张红卫兵合影照片中,如果放大的画可以看出她没有戴红卫兵袖章,那是他们在她读书的学校的红卫兵旗帜前照的。

实际上,在那张照片中,每个人的左手臂都戴着红卫兵袖章,包括傅苹。那张照片并非是在学校照的,而是在南京灵谷寺照的,是他们打着“红卫兵团”旗帜去那里游玩时的合影。

傅苹声称,她没有申请政治避难。

但是《星岛日报》去年2月份关于她参加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局举办的首届移民企业家峰会,并获得美国移民局授予“杰出归化美国人”称号的报道明确说她是通过政治避难获得绿卡的:“坐在主讲台上的四位移民企业家都有各自的故事,杰魔公司华裔董事长傅苹出生在中国大陆,成长于文革时期,1983年来美国后申请了难民庇护得到身分,之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http://oversea.stnn.cc/NY/201202/t20120224_1707578.html)如果傅苹不是通过政治避难获得美国绿卡,她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在1987年之前获得绿卡的?其他途径都更不适合她。

傅苹声称批评不是诽谤,而是讲述或寻找真相的方式,她欢迎建设性的批评。

她一直在说假话,讲了很多年,现在发现谎言圆不了了,就用新的谎言掩盖,这如何建设得起来?揭露一个说谎的人说谎,揭露一个骗人的人骗人,那不叫诽谤,那只是指出事实真相。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78-473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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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4 20: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就是, 同意方舟子, 反共可以, 但是请不要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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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4 23:06:46 | 显示全部楼层
嚯嚯,这不是俺家大院里的事么?怎么没有印象哩?

记得那时候一个人被留在家有那么几次。一次是九大,全民上街游行,俺被留在家中睡觉;再就是林彪一号命令,全民下乡,俺被全托;然后就是抓516,全院教工集中办学习班。但每一次时间都不长,没有十年的说法。但是他们家要是住在学生宿舍里,那倒是可能的。

有好些说法太玄乎,得去找当事人问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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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5 12:39:30 | 显示全部楼层
除了4马分尸,可能还有不少也是做梦做到的,时间长了,就以为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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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5 12: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漫人 发表于 2013-2-4 11:06 PM
嚯嚯,这不是俺家大院里的事么?怎么没有印象哩?

记得那时候一个人被留在家有那么几次。一次是九 ...

一号命令,不是就大官才疏散码。还是整个军内都疏散,包括南航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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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5 13:31:3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维 发表于 2013-2-5 12:41 PM
一号命令,不是就大官才疏散码。还是整个军内都疏散,包括南航的教师? ...

南航是教职员工全部下乡,只有很少的人留守,也许是跟南航属三基部有关。而且是连夜走,很急,后来说谁谁边走边打瞌睡。不过其实也不远,就是过了长江在浦口什么地方,在今天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但在当年,可是真的住在农民兄弟的家里。后来逢年过节,乡下的XDJM还到城里面来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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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5 14:55:21 | 显示全部楼层
漫人 发表于 2013-2-5 01:31 PM
南航是教职员工全部下乡,只有很少的人留守,也许是跟南航属三基部有关。而且是连夜走,很急,后来说谁谁 ...

原来漫人家是南航的呀。

我们家离开北京好象就是因为林彪的这个“一号命令”,但当时走得好象没有那么急,不需要连夜走,尤其是家属,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打包搬家,我妈还在离开北京前带我回了一趟东北老家,因为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容易了。那是我第一次去东北,再次回老家时已经是十多年以后了。

另外,当时好象家属也可以选择留在北京不走,我爸爸的一个同事的老婆孩子就都留在了北京,但那样一家人就得长期两地分居,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全家一起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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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6 01:02:14 | 显示全部楼层

习惯性说谎者傅苹

方舟子
2013.2.5.


傅苹除了捏造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经历,也捏造她在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见闻,因为她很清楚,计划生育是除了文革之外,最容易触动美国人神经的另一个中国丑闻,不管如何地夸大其词,美国人也会信以为真。她那一批留学生中,不少人就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遭到迫害为由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

傅苹上个月接受美国电台WNYC的The Leonard Lopate Show采访时,说她在做大学本科论文时,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被杀死,有的是刚生下来就被扔水里淹死。(http://www.wnyc.org/shows/lopate ... reak-china-america/ 12:15)

傅苹一直说,她之所以会去调查杀婴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政策始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傅苹毕业于1982年6月,据她的说法,在她毕业之前经历了其论文内容被国内报纸广泛报道、国际舆论谴责、她被监禁等重大事件,这些都是在其论文完成后发生的。这样算来,傅苹做调查、写论文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年多(实际上本科生一般都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写毕业论文的,我们姑且相信傅苹很早就准备毕业论文),她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被杀死,也就意味着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她面前杀死女婴。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溺杀女婴的陋习,但是自1949年以后这已被当成犯罪,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是很罕见的地下行为。就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一胎化政策(其实某些地区的农村实行的是一个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后刺激了杀女婴,那也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当着傅苹的面堂而皇之地杀婴?所谓溺杀女婴,指的是“旧社会”的一种做法,婴儿刚生下来时发现是女孩就把她淹死,然后谎称生下死胎。在医院生产显然不可能再这么做,在家中生产倒不排除这种可能,难道那些产妇临盆时都会通知傅苹上她们家去看如何把女婴杀死吗?

请问这是不是傅苹又出现了把想像当现实的“回忆错误”了?

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官员查所有女生的月经,强迫她们每月上交卫生巾。有些女生上交了朋友用过的卫生巾,官员们就把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有没有血。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在当时卫生巾还没有引进到中国。傅苹也许会狡辩说她用“卫生巾”的说法只是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理解。即便如此,这种每月检查月经,还要手插入阴道的做法,在当时中国大学校园绝对不可能发生。需知当时的中国在性方面还是极为保守的,当时的女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没有任何性经验,怎么可能允许让官员对身体进行这种侵犯?不要说有实质的实施,即使有此规定,也要舆论大哗了。全校女生那么多,月经又并非都同时发生,那么是不是天天都要有一大批官员忙着检查女生有没有来月经?所有女生都要查,而不是针对个别女生的,那就是一个全校学生都知道,因而在社会上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怎么没有第二个江苏师范学院的女生反映曾经发生过如此不可思议的怪事?

请问这是不是傅苹又出现了把想像当现实的“回忆错误”了?这个人是不是得了某种受迫害性妄想症?

对一个已习惯于张口就说假话的人来说,把她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个事件的说法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其前后矛盾之处。例如,2010年1月,傅苹在演讲中说她在文革十年(1966~1976)实际上没上过学,而是去农村种水稻。(Fast forward 10 years,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the year I was supposed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I actually never went to school during the 10 years. I went to countryside planting rice fields.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q55Z9O3bc 10:40) 上个月她接受PBS采访,却说她因为太小没被送去农村劳动,而是去工厂生产收音机和计速表。(I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a factory. Some of the older kids gets to send to the countryside. But I was too young to do that. So I went to the factory to build radios and speedometers. http://video.pbs.org/video/2330983908/ 7:22) 现在她又“澄清”说自1972年起学校复课,她就认真读书。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都是她亲口说的,她要我们相信哪个?

傅苹在其“澄清”中实际上都已推翻了此前她在访谈中的所有惊人的说法,只坚持两点:她10岁时被红卫兵轮奸,她大学毕业前夕被秘密囚禁3天。她的共同作者Meimei Fox的嫂子、宾州州立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副教授Erica Brindley说,这是很个人的经历,你们没法推翻它。这也许就是傅苹至今仍一口咬定它们发生过的原因。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她有关这两件事的具体说法,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们先来看她所谓在10岁时遭到红卫兵轮奸一事。在所有采访中,她都淡定地谈论此事,说是在她十岁那年,她妹妹被红卫兵扔进河里,她跳下去救出妹妹,激怒了红卫兵,10~12名红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她,她醒来的时候,人在医疗室里。更令她伤心的是,这件事发生后,她被人叫做“破鞋”。

我们认为傅苹说的这事不可信,并非如她说的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轮奸这种事”。中国当然也会发生轮奸这种暴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见过因轮奸被判死刑的判决。但是在所有其他人有关文革暴行的回忆中,从没有过红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女孩的叙述,更何况是十几个人参与的轮奸,更何况是十几个人轮奸/幼女。文革期间当然可能发生强奸,但是在一个极其重视女性“贞洁”的国家,即使在文革期间,强奸/幼女也是严重的犯罪。十几个人公然轮奸/幼女,而且广为人知(傅苹说她因此被称为“破鞋”),在当时也会被判死刑,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可能吗?

有人也许会说,因为傅苹是黑帮分子的子女,所以再怎么折磨她都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傅苹虽然在各种采访中都声称自己是黑帮子女,其实她父母是南航的普通教师,连“地、富、反、坏、右”都算不上,根本不是黑帮。即使是黑帮子女,在文革期间被打死了也许没人管,但是被十几个人轮奸则肯定是不会被放过的。十几个人轮奸/幼女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记录发生过,傅苹是中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轮奸案的唯一受害者,还是撒了个弥天大谎?为什么当时南航的其他教师子弟没有听说过傅苹曾经被轮奸?

我们再来看傅苹毕业前夕囚禁了三天一事。傅苹在PBS接受采访时说,在她的论文被中国报纸报道的那一年,碰巧美国人Steven Mosher也出了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Broken Earth一书,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违反人权的谴责,所以她就被抓了。

在我没能找到中国报纸对她的论文的报道后,傅苹现在“澄清”,她的论文从未被中国报纸报道,等于自打了一嘴巴。Steven Mosher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强迫人工流产(不是溺婴)的研究的确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注意,但是Broken Earth一书是1983年9月出版的(http://bookmooch.com/detail/0029217008 ),成为畅销书并引起舆论注意是1984年(1984年9月开始出平装本)。而傅苹自称是在毕业前夕被抓,即1982年,那显然发生在Broken Earth书出版之前,与它无论如何都扯不上关系。

傅苹声称,她被抓后,担心自己会被判死刑,但是由于邓小平过问了一下“那个写论文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她被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并被命令离开中国。(她接受谷歌的采访,http://www.youtube.com/watch?v=s4vRtvswO8s 从10:30开始)

居然连邓小平都知道她,还亲自过问?她据称是被关在南京,邓小平的随口一句话是怎么得到如此快速的传达和执行的?她是怎么知道邓小平过问的?又是某个匿名人士告诉她的,还是仅仅是她的想像?如果连邓小平都知道她,保护她,谁还敢动她,她还用得着被迫离开中国?

我们也许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推翻傅苹在10岁被轮奸和毕业前夕被秘密关押3天这种“个人的经历”,但是在能够核实的其他问题上都已证明了傅苹说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她独独在这两条没有证据的惊人事情上说了真话?


http://fangzhouzi.blog.hexun.com/83128598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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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6 13:4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同志语录


I’m lucky that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de a better life, and many people over there did not. And they may be angry.”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 ... chinese-atta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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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6 16:34:0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AprilFool 的帖子

南京线上的秘密,你不要到处大声嚷啊。

其实你要是看了我的那些有关灰机的东西,也会知道我的背景。

一号命令真的来得很急,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全托了,父母全都被赶到了乡下,也记不清过了多久解除了命令才让他们回来。

后来南航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到大三线,我们家邻居就被选中,不过那是71年秋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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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6 16:40:58 | 显示全部楼层
SevenStar 发表于 2013-2-6 01:02 AM
方舟子
2013.2.5.

跟过去的同学/邻居证实了,傅苹是在南航大院长大的。但在文革中,我在大院里绝对没有听到过红卫兵轮奸10岁小女孩的说法。批斗教工有的,抄家有的,小孩子有被工宣队拉去办学习班的,但是没有红卫兵轮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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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7 09:35:53 | 显示全部楼层
漫人 发表于 2013-2-6 04:40 PM
跟过去的同学/邻居证实了,傅苹是在南航大院长大的。但在文革中,我在大院里绝对没有听到过红卫兵轮奸10 ...

南航大院俺倒是去过。一位苗老师,胖胖的,是蹲老太爷的朋友。老爹很少带我见他的朋友,所以俺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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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7 10:04:19 | 显示全部楼层
budcaudill 发表于 2013-2-7 09:35 AM
南航大院俺倒是去过。一位苗老师,胖胖的,是蹲老太爷的朋友。老爹很少带我见他的朋友,所以俺记忆深刻。 ...

南航后来来了好多新人,包括原来哈军工的。开头就那么两三栋教授楼,谁谁都认识,后来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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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7 16: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Ping Fu's fantasy childhood life in communist Shanghai

by xgz
Thu Feb 07, 2013


In Ping Fu's book Bend, not Break: A Life in Two Worlds, the description of her life in Shanghai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es not seem like an average family's life in Shanghai at all. It was even better than an upper middle class American family. Her Shanghai papa and mama had a three-story house, a front yard and a back yard, all enclosed with a gate, and the house was not far from the business district, Nanjing Road. For a family of two adults and six children, their evening meals would have four appertizers, one soup, and eight main dishes. This was less than four years after a nation wide famine that killed thirty million people, in a communist society where Mao himself declared that he would only have four dishes and a soup for each meal. How could this be possible?

Let me try to figure this one out.

.
Ping Fu said that her Shanghai papa ran a factory that made threads. Reading from the description in the book, her Shanghai mama was probably a housewife. There were six children including Ping. They lived in a house described in the book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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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amily house was peaceful rather than showy, a three-story and three-section villa connecting to a courtyard with a front gate that opened onto the main street of our neighborhood. Surrounding the complex, a stone wall decorated with an ornate iron fence shielded the serene interior from the unpredictable outside world.

Curved, handcrafted iron and stone balconies adorned the south facade, letting in warm light on sunny days and offering a panoramic view. Standing there, you could glean something of our lives in the early 1960s: the imposing headquarters of the Soviet Friendship Society looming large amid the boutiques and businesses that lined the city's famous Nanjing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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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a huge house by Chinese standard. Her Shanghai family must have been very, very wealthy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fact, such a luxurious life might be too rosy a picture of bourgeoisie life under communist rule in Shanghai. Yet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missing in this picture. Where were the servants? There were no mention of any servant in the Shanghai part of the book. The most likely place that servants would have appeared, the scene was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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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y older siblings were off at school, I would spend afternoons with Shanghai Mama in the kitchen. She said that food must appeal to all five senses: aroma, color, texture, taste, and love. I'd hang on to her legs amid the sizzle and steam and chopping sounds as she prepared the traditional dinners we enjoyed each night: four appetizers, one soup, and eight main courses.

~~~~~~~~~~~~~~~~~~~~~~~~~~~~~~~~~~~~~~~~~~~~~~~~~~~~~~~~~~~~~~~~~~~~~~~~~~

We will address the problem with the food later. But note here that Shanghai mama cooked a huge meal everyday, without any help. And she managed to keep a three-story, three-section house clean everyday without any help.

But in China during the 1960's, for a family who lived in such a huge house, it would be unlikely not to have any servants. This wa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of the wealthy in Shanghai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eng Nien's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Not many private people in Shanghai lived as we did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took over China. In this city of ten million, perhaps only a dozen or so families managed to preserve their old lifestyle, maintaining their original homes and employing a staff of servants. The Party did not decree how the people should live. In fact,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 army entered Shanghai, we were forbidden to discharge our domestic staff lest we aggravate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But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periodically convulsed the country rendered many formerly wealthy people poor. When they became victims, they were forced to pay large fines or had their income drastically reduced. And many industrialists were relocated inland with their families when their factories were removed from Shanghai. I did not voluntarily change my way of life, not only because I had the means to maintain my standard of living, but also because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treated me with courtesy and consideration through its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

You see, in communist Shanghai, if you were a capitalist, you were forced to keep your servants. It might be that because of some unknown reasons Ping Fu's family really did not have any servants, despite they clearly needed some and they could afford them. It was more likely that because she never lived there, she simply assumed that since it was communist China, even her aunt's family did not have servants.

Later I will provide solid proof that she did not live in Shanghai during her childhood. But before that let me offer another absurdity in her book, the food in Shanghai. Let's go back to the text I cited earlier:

~~~~~~~~~~~~~~~~~~~~~~~~~~~~~~~~~~~~~~~~~~~~~~~~~~~~~~~~~~~~~~~~~~~~~~~~~~

While my older siblings were off at school, I would spend afternoons with Shanghai Mama in the kitchen. She said that food must appeal to all five senses: aroma, color, texture, taste, and love. I'd hang on to her legs amid the sizzle and steam and chopping sounds as she prepared the traditional dinners we enjoyed each night: four appetizers, one soup, and eight main courses. My favorite dish was crabmeat with ginkgo nuts in mint mango sauce.

~~~~~~~~~~~~~~~~~~~~~~~~~~~~~~~~~~~~~~~~~~~~~~~~~~~~~~~~~~~~~~~~~~~~~~~~~~

Ping Fu was born in 1958 in Nanjing. The above scene should have occurred before she started school. In Shanghai,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reach age of seven which would be 1965 or 1966. The scene above should have happened after she could remember things but before she started school. That puts the scene between 1961 and 1965. What happened in China during that time? A great famine in which 3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is period. Food ration was imposed everywhere in China, including Shanghai, and continued until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With severe shortage of food, people were lucky to have one dish on their table. Even the number one capitalist family in all of China, the Rong family, who also lived in Shanghai and whose son Rong Yiren later became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in the 1990's), was only having one dish (soy braised pork) for their meal and it was considered a luxury. Yet here we have an unknown, relatively wealthy merchant family enjoying "four appetizers, one soup, and eight main courses" each night! Not only it was so soon after the greatest famine in China's history, it was supposedly under a ruthless communist rule. Would you believe this story?

Her favorite dish was "crabmeat with ginkgo nuts in mint mango sauce". Many critics have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is. Mango sauce was never heard of in China in the 1960's. If Ping Fu's family were able to get it, they must have bought it from overseas and somehow slipped it through the tight customs control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 have no idea how plausible that was. But it certainly sounded like an 1001 nights tale.

Finally, the real proof that Ping Fu never lived in Shanghai. When Ping Fu described that she had never flown in an airplane before leaving for the US, she said:

~~~~~~~~~~~~~~~~~~~~~~~~~~~~~~~~~~~~~~~~~~~~~~~~~~~~~~~~~~~~~~~~~~~~~~~~~~

As I settled into my seat aboard the aircraft, the vent blasted warm air at my forehead. It occurred to me that this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of temperature-controlled air. I had never flown in an airplane, though I had spent most of my childhood sliding down aircraft wings at an abandoned airfield and dreaming of becoming an astronaut. I had never traveled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The farthest I had been from Nanjing, the city of my birth, was Suzhou University, where I had studied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

There are two big clues in this paragraph that tell us where she really lived during her childhood.

First, there was an abandoned airfield not far from her home, because she had spent "most of my childhood sliding down aircraft wings." This was not once, twice, occasionally, or for a year or two. This was "most of my childhood." If Ping Fu spent most of her childhood in Shanghai, then where was this abandoned airfield in Shanghai? Historically, there had been a total of four airports built in Shanghai. Three are still in use today: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Shanghai Longhua Airport. These are certainly not abandoned and had not been abadoned in the past either. One old airport, Jiangwan Airport, was still in use until 1994. None of these airports was abandoned during the 1960's.

Where was this abandoned airfield then? The answer is the Ming Palace Airport in Nanjing. Ming Palace Airport was the first civilian airport in Nanjing and was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Nanjing. It was abandoned in 1956. It was only a few blocks from th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where Ping Fu's father was a professor. The time matches - it was recently abandoned and new constructions had not been built. The location matches - it was close to her home, but only if she lived in Nanjing. From this description in her book, it is clear that Ping Fu spent her childhood in Nanjing, not in Shanghai. The whole story in Shanghai was fabricated.

The second big clue I already mentioned in a previous diary. She stated that the farthest she went before leaving for the US was Suzhou University. But if the book was correct, she spent first half of her childhood in Shanghai and second half in Nanjing. Suzhou is midway between Shanghai and Nangjing. This could not be possible. The only logical conclusion is that she was in Nanjing throughout her childhood. The Shanghai childhood was just a fantasy.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 ... communist-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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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7 16:10:35 | 显示全部楼层
漫人,离南航不远处,是有个废弃的“明宫机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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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7 20: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SevenStar 发表于 2013-2-7 04:10 PM
漫人,离南航不远处,是有个废弃的“明宫机场”吧?

什么不远处,就在我们家门口。俺老爹说他以前就看着飞机起飞降落。俺的小学,就是建在飞机场的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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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7 20: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SevenStar 发表于 2013-2-7 04:10 PM
漫人,离南航不远处,是有个废弃的“明宫机场”吧?

这才看到你问话的意思。

明故宫飞机场1956弃用,飞机场搬到了郊外。但是飞机场弃用了,那里并没有弃用的飞机。飞机是在南航大院里面,当年叫南京航空学院,呵呵,航空学院没有飞机还成么,我们小时候都爬在飞机上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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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7 20:13:22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跟另一位同学加邻居证实了,在南航没听说过傅苹被强奸的故事,并且这位同学的姐姐,据称跟傅苹还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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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9 17: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读报:华裔精英傅苹自传遭方舟子质疑

刘罡
2013/02/05


白宫顾问机构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美国杰出企业高管傅苹最近出版的自传遭到方舟子等人质疑,称该书所述的傅苹在华经历有许多不实之处,傅苹撰文为自己做了辩护。

英国《卫报》2月4日的报道说,傅苹的故事是一个战胜人生厄运获得事业成功的不可思议传奇,她少年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折磨,后来又因曝光了杀死女婴的事而被迫流亡美国,此后她成为美国一家主要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但包括中国知名博客作者方舟子在内的质疑者却认为,傅苹在其自传《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所述的在华生活经历许多都不真实。

傅苹现在承认,她所说的曾亲眼看见一名教师文革期间被四马“车裂”的话是“情绪性记忆”,可能有误。也有怀疑者对她说自己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话提出质疑,傅苹说她在《弯而不折》一书的手稿中并未使用“驱逐”一词,这个词是该书编辑们为“吸引读者”而加上去的。报道援引《弯而不折》一书出版机构负责人Adrian Zackheim的话说,他绝对相信傅苹和她的传记,试图给该传记挑刺的行动是政治攻击。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2月1日刊登了傅苹撰写的博文,为她2012年12月31日出版的自传《弯而不折》辩护。文章说,对于那些正在对我个人及自传的名声进行污损的行为,我感到震惊、心碎和深深的悲哀。傅苹在文章中说,中国知名博客作者方舟子对这本书的攻击掀起了一股针对该书的强烈的批评风暴。作者说,我生活在美国,我在这里有权自由地与人分享我的故事,此次遭攻击事件使我更加欣赏自由和民主。

傅苹在博文中说,我认识到不能用我童年的经历来给中国下定义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但这个过程早就完成了。我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大多数中国人是仁慈的,但此次针对我的抹黑行动揭示了中国的阴暗一面。那些说我在书中所述经历不真实的人,他们证明自己愿意用愤怒和谩骂而不是爱和同情对待其他人。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http://cn.wsj.com/gb/20130205/BRF102405.asp?source=Up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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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9 17:06:48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媒:傅苹承认自传内容可能有错

2013年2月5日


星期二(2月5日), 英国《卫报》刊登文章称,旅美华裔商人傅苹承认其自传《弯而不折》的内容可能有误。

傅苹在《弯而不折》中谈到了年幼在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进劳改营被轮奸的经历,和读大学时因为一篇妇女杀婴问题的论文被中国“驱逐出境”。

相关新闻话题艺术, 文化, 中美关系, 美国, 中国不过,有“中国著名打假斗士”之称的博客方舟子与其他中国网民群起指控傅苹谎话连篇、伪造历史、夸大其词。

按键 英文《中国日报》中文网站上周也发表评论文章称:“作者傅苹很会讲故事,她善于适当(或者过分)地夸大其词。”

“这样的书也可以很畅销,很有影响。毕竟,不少美国人喜欢看这样的书。他们不爱看中国的好,需要有人跳出来对中国指指点点,心里才会舒服些。”

傅苹对《卫报》说:“对于人们说的这些东西,我感到很震惊与难过。这让我非常受伤,因为这就好像把我送回去八岁时的光景。”

傅苹其人现年54岁的傅苹是美国科技企业杰摩软件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其三维技术软件广为好莱坞制片厂与汽车生产商采用。

傅苹在《弯而不折》中说,她在南京出生,父亲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母亲是一名会计。

但是,傅苹离开了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在上海生活。

1966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傅苹离开上海,回到南京。按照傅苹的故事,当时,红卫兵闯进她家,强行把她带走,送回原籍。

那时,她在南京的亲生父母已经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傅苹称,她被强行送进劳改营,年仅10岁就遭到轮奸。

《弯而不折》写道,傅苹后来成为了文革结束后中国首批大学生,考入苏州大学,其间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中国妇女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杀害女婴的行为,引发官方媒体巨大回响。

她声称,一份上海报章发表社论呼吁尽快结束此“荒诞”局面,并最终为《人民日报》所转载。

1983年,25岁的傅苹从中国来到美国,毫无英语能力的她先修读英语课程,后来考进新墨西哥州大学修读电脑科学硕士,其间依靠充当保姆、清洁工人和服务员供养自己。

据傅苹的说法,就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的修业期将满之际,她决定转到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重读学士学位,并同时开始给一家科技公司的总裁沙尔曼打工。

傅苹毕业后到伊利诺伊州大学工作,认识了丈夫爱德尔斯布朗纳,并一同创办了杰摩公司。两人在2008年离婚。

傅苹由此从不懂英语的中国移民攀上社会阶梯成为商业翘楚,并在2010年晋身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

此外,傅苹于2010年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称,她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威逼观看一名老师被“四马分尸”处决的情景。

傅苹的这些说法引来了方舟子等人的造假指控。其中,方舟子称他无法找到傅苹所称的上海报章社论。

此外,傅苹声称被中国驱逐出境的说法也受到了质疑。批评者说,只有活跃异议人士才有在事先安排下被流亡国外。

《弯而不折》的有关段落写道:“我25岁的时候被中国政府静悄悄的递解出境。”

“记忆有误”《卫报》文章说,傅苹现在承认她在接受NPR采访时说的话可能只是她的“情感记忆”,在事实上有误。

傅苹对《卫报》说:“小时候听过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在做恶梦时不断重演。那是我强行被带走后深受创伤的时候。”

她说:“我记忆中以为我都见过这些事情,现在我还真不肯定我的记忆是否准确。也许这是我看电影时看见的。我承认这是个问题。”

对于她是在什么背景之下离开中国,傅苹对《卫报》称,她在初稿中没有使用“递解”这个字眼,但是出版社的编辑兼合著作者建议她如此修改,以“吸引读者”。

但她对《卫报》说,按照字典的定义,说她被中国递解出境是正确的:“如果你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要求离开自己的国家,那就是递解出境。”

至于那篇导致她被驱逐的社论,傅苹在 按键 《赫芬顿邮报》的专栏中回应称:“我记得在1982年读过一篇谈性别平等的社论。那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我写的,更不知道那跟我的研究有什么关系。”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点名是哪份报纸,因为我不肯定。”

世界著名出版商企鹅麾下的商业作品分公司Portfolio Books负责人扎克赫姆说,他全力支持《弯而不折》一书。

扎克赫姆说:“这是一个女人的回忆录,而不是发表新闻采访。书本里面有没有谬误?我说不准,但有的话也只是记忆有误。”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 ... _fu_biograph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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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9 18: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撒谎:“极力妖魔化文革”的傅苹在美国成功的唯一秘诀

来源:独家网
作者:高分子怪物

译者“高分子怪物”注:本文是一篇亚马逊网站上对傅苹女士新书的读者评论,全文翻译,无删节无本人观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和她有着类似的家庭、教育背景,我们都在童年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我认为她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在中国的经历是伪造的、想象的,过度夸大和故意误导。

       如果一个人只看了媒体对她书的报道,也许会认为媒体不过选取了书里轰动性的部分并再夸张一点,好帮助她卖书。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她整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撒谎,即使是那些细小的细节也不例外。我很惊奇她有胆量在如此受公众瞩目的书里撒这么明显的谎言。

       这里是一些那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1. 在传统中国儒家社会里,孩子被认为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孩子有着绝对的权利,包括虐待和卖孩子的权利。自从毛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父母不能卖孩子了,但是其他的权利仍然被尊重,包括养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如果过程合法且文件完整)。文革没有改变这些。

       在文革期间,很多政府官员、高校老师、教授们和知识分子被迫害和受监禁。我的父母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就像傅苹父母一样(如果她说的是真的话)。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父母都处于监禁中,但他们安排亲朋好友照顾我,我有的时候也住在一个寄宿学校。我的很多亲戚和很多处境类似者的孩子同我都有差不多的经历。我从未听说过哪家孩子被政府带走,这简直匪夷所思。没人,包括政府可以把别人的孩子带走。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机构能干这活或者收容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机构必然要花钱,中国那时候很穷,孩子们是个负担。

       红卫兵是“革命家”,他们忙着批判和迫害像我父母(或者傅苹女士父母)这样的人,或者忙着内斗。他们不在乎小孩,更没兴趣照顾小孩。像我们这样的小孩无人过问,虽然在学校和社会上常受歧视。文革之后,很多中国人写文章回忆文革中的经历,大多数故事多多少少和我的差不多,我从未听说过傅苹女士书中所说的儿童集中营。傅苹女士作为一个儿童的经历听上去不可能,和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也对不上。

       2. 中国的性文化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在性方面非常保守。年轻人在遇到要结婚的对象之前对性非常无知,一般也没什么性经验。人民甚至也不谈论或者拿性话题开玩笑。年轻人的强奸事件非常少见,特别是在城市里,几十年前强奸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年轻人强奸或者性侵犯儿童更为罕见。集团轮奸闻所未闻。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唯一一次听说的轮奸时间是八十年代外国人干的。

       红卫兵是“革命者”,不是街头混混或者强奸犯,他们也许会打人、迫害人,但是他们不会强奸。在媒体采访里,她说她10岁的时候被一群年轻的红卫兵轮奸(在书里她说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大学校园里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因为她试图去救她的小妹妹,这简直无法想象。如此有违于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不符合红卫兵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3. 大多数地方的学校在1968年重新开门,即使是对我这种父母被迫害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免费的。南京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我实在想象不出傅苹为什么无法去学校。而且在七十年代,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必须被“上山下乡”,留在城市很难。七十年代工厂的工作被认为是很好的工作很难得到。很多人得行贿或者利用关系才能给他们的孩子找到一份工厂里的工作。工厂不接受未毕业的孩子做工。学校倒是可能会组织孩子去工厂实习积累经验,我初中就做过。

       傅苹“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里因为在工厂做工而不能去学校”的故事完全不可能是真的。

       4. 中国的大学在1966年和1976年之间没有招收任何高中毕业生。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在1977年。任何一个在1966年1976年之间毕业的高中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为了那几个有限的大学席位的竞争可以说是白热化的。八十年代早期后,只有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高考,只有4%的考生才能进高校。所以你可以想象1977年高考的竞争有多激烈,复习材料和书籍非常稀缺,既没被父母抚养也没上过学的傅苹女士能在1977年考进大学,她真的是一个超人。

       5. 所有的中国大学生得上四年大学英语,超人傅苹女士在毕业之后一年到美国的时候只会说三个词:谢谢,你好,帮忙。饶了我吧。

       6.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晚些时候才正式开始。那年傅苹女士不过是大三学生。作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居然想起来要把一个因为政府刚刚实施的政策而导致在乡村杀死女婴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听起来不大可能。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强迫堕胎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在文革之后,中国政府也不大因为政治原因逮捕人了,除了一些个例。八十年代早期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做了些更有影响和更不能为政府接受的事情,也不过有些麻烦,并没有被逮捕或者监禁。

       八十年代中国仍然很穷。超声波是很少见、很昂贵的医疗仪器。即使在北京或者上海最好的医院里,超声波检查也不是孕妇常做的检查。人们也不知道超声波检查可以鉴别胎儿性别。我不知道傅苹女士如何能在1980至1981年发现农村里存在预知胎儿性别、强迫堕胎女婴的现象的。

       而且八十年代初期中美还处于蜜月中。那时候中国可不像今天这么被批评和被妖魔化。中美两国实际上有某种联盟共同对抗苏联。直到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也不大驱逐异见人士。即使要驱逐,两国政府往往先进行紧张的谈判。美国可不接受什么无名之辈,美国只接受著名的异见人士。傅苹女士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也没人听说过她。

       她1982年春天从大学毕业,1983年来美(有的报道说1982年)。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她的毕业论文登在媒体上,被国内外所关注(我当时就在中国,我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她被中国政府监禁,被驱逐到美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政府都没这么高效率。中国媒体在八十年代初更无什么自由来报道这种新闻,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整个因为毕业论文被监禁、驱逐到美国的故事与那个时代的一切因素相抵触。

       7. 儿童士兵。我不知道傅苹所在的这个“儿童士兵”是什么。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儿童士兵”。文革期间,军队士兵拥有最高的社会等级,收入也相对较高。即使是高中生参军也很难。唯一我所知道的“儿童士兵”是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比如说唱歌,跳舞,演奏乐器或者表演。他们是作为文艺兵参军的,他们在部队文艺部门里学习,被培训。那些孩子被认为极其幸运,人人都羡慕他们。

       如果我们能从这本书里学习到任何东西,那就是一个人竟能如此明目张胆地撒谎。也许这是她在美国成功的唯一秘诀。无辜的美国民众被迫通过这些谎言来了解中国、文革和中国人民实在是太糟糕了。

      (原载于亚马逊书评,作者lin,观察者网校)

       补充说明

       1. 我最初的读者评论写于1月22日,在我听了NPR的新闻之后。评论基于她的维基页面、NPR和其他媒体对她书的报道和一些读者在亚马逊上对她书的评价。我上个星期读了她的书,在我写了最初的评论之后。

       2. 我附近的图书馆里有这本书。附近一家巴诺(Barnes and Noble)书店把它放在显著的位置(我一毛钱也不会花在她书上),看起来这本书马上就要成为最畅销书的样子。

       今天我打电话给巴诺书店建议他们把该书撤出书架。他们不应当把彻头彻底的谎言以27.95美元卖给不明的顾客。我敦促大家都采取同样的行动。

       3. 傅苹本人在我的读者评论上留言希望和我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对话。她认为她可以回答大多数我的问题。我对傅苹女士的建议是:她应当对大众回答这些问题,要么在亚马逊的作者领域或通过其他办法。和我私下交流毫无意义。

       4. 这本书对我而言读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每页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以下三个大谎,是傅苹的“原创”,仅见于她的书中:

       在书的一开始,她声称1966年的一天,红卫兵到她父母上海的家中命令她的兄弟们和他们走。她的兄弟们被“上山下乡”(她的原话)。任何知道那段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把年轻人送去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开始,而不是1966年,是毛在1968年12月份鼓励年轻人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年轻人是因此去农村的,根本不是什么红卫兵把人从家里带出来打发到农村去。

       她声称,1982年在宣布“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她学校的官员强迫所有女学生每月上交卫生护垫以检查她们的月经期;当一些女孩把她们朋友用过的卫生护垫充作自己的交出去之后,官员用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是否有出血。(是的,她用了“我们”一词)。我不禁想,什么人有这么变态的心理来编造这样离谱的谣言。并且她也许忘了1982年的时候市场上可没有卫生护垫卖,城市里的妇女使用卫生纸来对付月经。

       她说1982年秋季她在校园里漫步,为毕业做准备(她忘记了77年高考的人应当82年春天就毕业了,78年高考的人才是82年秋季毕业)。一个人偷偷接近她,拿一个黑头套套在她头上,把她带到未知的场所将她逮捕。政府为啥要这么秘密地逮捕她?呃?

       5. 很多回应我的评论的人给我发了一张她年轻时照片的链接,链接来自于推销她和她的公司的网页。

       在那张照片里,傅苹和一群小孩戴着红卫兵袖章站在红卫兵旗帜下(意味着他们都是红卫兵)。但傅苹声称他们是“文革期间被迫生活在政府宿舍里的小孩”。

       6. 亚马逊的顾客Z. Li回应了我的读者评论,提供了一个傅苹2010接受NPR采访的链接。在那个采访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几乎每句关于中国的话都是离谱的谎言。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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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2 14:53:18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的自傳顛覆了我對文革的認知

helanjiejie27
2013-02-09
      

這幾天,在亞馬遜購書網上越来越多傅苹自傳里的细节被海外翻译党翻译成中文,美、加、英等各地的華人聞風上去留言揭傅苹的謊言,好不熱鬧,他們絕大部份是文革的親歷者,全部無需去查證,一眼就看出是謊言。

最新的一段描述她早年在上海的奢华生活(据她小时候玩伴说她从未在上海呆过),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不久的时候。她說:“小时候在上海姨妈家享受着每天晚上顿顿八菜一汤四小菜的生活,其中她最喜爱的一道上海菜是薄荷芒果酱抄银杏蟹肉(crabmeat with ginkgo nuts in mint mango sauce)。

據我所知,三年大饑荒后中國正府派發“購糧簿”給城鎮居民,凡購買食品、生活用品一律憑證、憑票購買。當時每人每月配給二兩食油,每晚煮八個菜的話,那來這么多油煮呢?我真搞不懂傅苹家為什么可以每晚吃八菜一湯?她家從那里購來食物?會不會上海跟廣東不同?

傅苹說:“8岁在上海的生日还有square正方形的生日奶油蛋糕呢,奶油花是周边绿格纹镶边,面上覆满黄玫瑰的”。

傅苹是58年出生的,58年-61年是全國大饑荒,她說她是66年被紅衛兵從家里捉走的,也就是說,她的吃生日蛋糕應是62年-65年之間。

關于這個生日蛋糕我也同樣搞不明白,我生活在廣州,接近香港,五姑爺是南洋歸僑,我家一堆海外親戚,定時定候寄僑匯票回來,五姑娘帶我去廣州海珠廣場的“華僑大廈”的商場買食品的,我從來沒有見過生日蛋糕,不要說見過,根本不知道生日有生日蛋糕吃的,只知有紅雞蛋。

因為當年視西方國家為死敵的,凡是西方人吃的、用的、看的一律被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律封鎖不讓我們愚民知道的。我是八十年代看香港電視才知道原來洋人生日是吃蛋糕、吹臘燭的。 傅苹是58年大饑荒那年出生的,到她懂事也該是62年吧,難道那時上海有西式生日蛋糕賣?有上海的博友嗎?請說明一下,我是很有興趣知道當年的事情的。

傅苹還說:“小时候在上海时,她的哥哥们(养母的亲儿子们)是穿着 一位香港裁缝师傅量身定制的西装上学的”。

但據我所知在那个时代最好的裁缝师傅是上海师傅,在香港做西服出名的師傅全是上海人,他们全部是49年之前逃去香港的

下面是一位亞馬遜網民看完傅苹的自傳后寫的:

1.0 out of 5 stars Is there a parallel universe?, February 7, 2013 By Otto "Anna" (Arctic circle) - See all my reviews This review is from: Bend, Not Break: A Life in Two Worlds (Hardcover)

2. On page 42, she describes "A smell of rot from the Red Guards' heavy boots triggered my first onset of a migraine headache, which would continue to plague me for life." Red Guards in heavy boots? I never saw one. She forgot that Red Guards couldn't afford boots, not to mention heavy boots.  

傅苹在书里说:“红卫兵长筒靴的腐败味道刺激她得了偏头痛,这一疾病从此持续她一生”。

據我所知,红卫兵是向解放軍學習,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所以他們的的打扮以解放军為標準的,穿的是綠色的解放鞋,還有一些高干子弟模仿他們的父輩穿草鞋的。當時的宣傳是以艱苦樸素為榮的,衣服越多補丁就說明越革命,可以的話連鞋也不想穿的。再說,江南地方會長筒靴嗎?

皮靴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紅衛兵可能穿嗎?唔,我真是想不通, 傅苹顛覆了我對文革的認知。老博友們,知道的請來告知。


http://helanjiejie27.blog.163.co ... 22502013198325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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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7 20:46:31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事件中美国媒体的傲慢、偏见与造假

方舟子


傅苹自传造假一事,对美国社会来说,有没有新闻价值呢?当然有。傅苹并不是普通的美籍华人,而是美国公众人物。她是奥巴马政府商业部下一个国家咨询委员的委员,算是“奥巴马智囊”,去年刚被国土安全部移民局授予“杰出归化美国人”称号,其新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她频频接受各大媒体访谈推销自己和书,所有这一切,都与其中美两重天的“人生传奇”分不开。现在其在中国的“人生传奇”被众多华人指出是捏造、虚构的,该公众人物的诚信遭到质疑,不值得报道出来让美国公众知道吗?

但是我给十来个曾经采访过我的美国记者写信让他们关注一下此事,只有一个回复说会留意一下。他们未必觉得此事没有新闻价值,很可能是觉得报道它属于政治“不正确”,有替中国说话之嫌——设想一下,如果是一本美化中国的畅销书被发现充斥谎言,美国媒体恐怕早就一哄而上了。倒是有欧洲和澳洲的媒体主动来联系我要做有关报道。英国两家主要报纸《卫报》和《每日电讯报》已较为中立地报道此事。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家美国英文媒体——和《新闻周刊》(Newsweek)同属一家公司的新闻网站《野兽日报》(The Daily Beast)在2月4日报道了傅苹自传遭到质疑一事。但是这完全就是傅苹及其出版商的公关稿(傅苹自传的代笔人Meimei Fox曾在facebook上说过找媒体反击对傅苹的攻击),从其标题就可看出:《傅苹反击网上中国人对其〈宁弯不折〉回忆录的攻击》(Ping Fu Defends ‘Bend, Not Break’ Memoir Against Online Chinese Attack),通篇报道只有傅苹一方的一面之词,并巧妙地裁剪材料甚至断章取义来为之作证。

傅苹新书原来在亚马逊得到的书评都是最高的5星评分,在我揭露其造假后,几百名华人都跑去给它打最低1星的评分,使其平均分很快降到不到2星。傅苹团队(包括《野兽日报》)把原因归结为两点:

一、一个“著名中国学者”(指我)和其他互联网用户根据《福布斯》错误的报道指责傅苹造假,虽然《福布斯》和傅苹后来做了澄清,但仍然未能平息事态,给傅苹自传负面评价的人都没有看过她的书,而是受到蛊惑。这是个谎言。我此前已经说过,虽然《福布斯》的报道引起了我对傅苹造假的注意,但是我从第一篇批评文章起,就不只是根据《福布斯》的报道,而是根据傅苹此前接受的各种采访和其新书供免费阅读的前两章。所以即便《福布斯》报道有误,也不妨碍我对傅苹的批评。虽然批评傅苹的人中很多并没有看过其回忆录,但是写出最有份量的英文书评的lin和xgz都是看过的。而且我们并不仅指针对她书中的谎言,还针对她在书出版前后接受各种访谈中的谎言,以及美国移民局关于其事迹的错误介绍。

二、中国政府雇佣的有组织的抹黑傅苹的行动。这也是一个谎言。虽然负面评价是突然之间大量出现的,但是那是读者在看了我的揭露文章后自发去贴的,并没有人组织。说是中国政府雇佣,更可笑。在亚马逊写英文书评的人大部分是在美国的华人(英文亚马逊网站与中文亚马逊网站的账户并不通用),有很多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中国政府指挥得了吗?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费劲针对傅苹搞一场抹黑行动?说是因为傅苹回忆录中对文革惨状的描写有损中国形象。亚马逊上关于文革惨状的回忆多了,比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扬,怎么就没有华人去攻击她撒谎?人们不满的不是傅苹写了文革惨状,不满的是她捏造事实。

亚马逊上三百多篇一星书评中,有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有的则难免用了情绪化语言,《野兽日报》报道故意只摘录那些情绪化的评论。写负面书评的人英文程度有高有低,有的写一手漂亮的英文,有的则有很多语法错误。《野兽日报》故意摘录那些充斥语法错误的书评。如此精心裁剪,都是为了给读者这么个印象:这是中国政府组织一批在中国的人搞的抹黑行动。难怪有美国人惊呼,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做到亚马逊上面来了。

《野兽日报》记者Katie Baker为了抹黑批评傅苹的人,还故意断章取义:

“的确,傅苹的批评者有很多看来是反感于该书向非中国读者宣扬中国丑事——即文革的创伤。其他的批评者看来是忌恨傅苹逃离中国在美国重新安置并过上了成功的生活。正如一个博客作者写道,‘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激怒中国人的是傅苹……过上了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Indeed, many of Ping’s critics seem to take offense at the book’s airing of China’s dirty laundry—namely, of the trauma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o non-Chinese readers. Others seem to resent Ping for having escaped China to resettle into a successful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ne blogger wrot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hat outrages Chinese is that Ping … lived a better-than-average life.”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 ... chinese-attack.html

《野兽日报》引用的是Normad在福布斯网站的留言:

http://www.forbes.com/sites/russ ... mment/958-5217-6375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hat outrages Chinese is that Ping was not prosecuted in China. She lived a better than average life.

She was a member of the Red Guard that prosecuted others. She did not get chased out of China because of her imaginary senior project. On the contrary, she received a college education, which only a fraction of percentage of Chinese students were privileged enough to receive at that time, and which definitely required “red” family, three generations of firm followers of the Party.

很显然,Normad说的是傅苹在中国的生活比普通中国人过得好,并未受迫害,却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这才激怒了中国人。而Katie Baker却割裂上下文关系,甚至删掉句子中间的话,拼凑出一句引言来作为中国人嫉妒傅苹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而抹黑她的证据。这种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引用,是违反新闻基本道德的。我向《野兽日报》主编写信反映其记者Katie Baker这一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做法,却既没有回音也不见其更正,说明《野兽日报》根本不在乎什么新闻道德。The Daily Beast, you are the sham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2013.2.8.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d=24&id=89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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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7 20:52:08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的回忆录是一部蒙骗美国读者的拙劣小说

方舟子

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傅苹在接受采访以及她在其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关于其在中国的经历的描述中存在的一系列荒唐可笑之处:她在文革10年没有上过学而是被劳动改造、她目睹老师被红卫兵四马分尸、她在10岁时被10~12个红卫兵轮奸、在她在苏州上大学期间全体女生被学校官员每月用手指检查月经、她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杀死、她关于溺婴的毕业论文被《人民日报》报道、联合国因其论文制裁中国、她入狱三天在邓小平过问下被释放、她被驱逐出境去美国学习、她刚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等等。

傅苹写了一篇“澄清”,把这些问题归为美国媒体乱报道、翻译错误或记忆错误。我已写了两篇文章指出她的所谓“澄清”乃是狡辩和继续撒谎。我再举两个新发现的例子:

在被人指出文革期间在工厂上班是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不是惩罚后,傅苹“澄清”说她从小在工厂劳动没领工资,不是正式工作。但是其新书的宣传视频却出示了她的工作证(http://www.amazon.com/gp/mpd/permalink/m30Y16VFDBM89J ),表明她是正式上班,而且工作证的照片上她已成年。据其发小说,她中学毕业时上山下乡政策变了,家中第一个子女可以留城,她父母通过关系帮她当了工人。她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好得多。

傅苹的“澄清”承认《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过她关于中国溺婴的研究,但是她在1982年读过《人民日报》一篇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暗示这是因为她的研究而发的。中国报纸刊发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并不是奇怪的事,但是我很想看看《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能跟她的研究扯上关系的。于是我查阅了《人民日报》1982年的报纸(电子版全文),却没能找到有任何关于男女平等的社论、评论或报道。傅苹号称当年是因为《人民日报》的报道而被捕的,对如此重大的人生转折点,她总不至于记错吧,那么请问《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在哪里?难道像“四马分尸”一样,她又把做噩梦当现实了?

傅苹指责别人不看她的回忆录就做批评,其实我们批评她胡编的那些故事,在其回忆录中也都能找到。她的所谓回忆录,应该被归为虚构小说,而且是虚构得非常拙劣、蒙骗美国读者的小说。这部小说中与中国历史事实、社会常识相违背的荒唐可笑之处,比比皆是,我下面再举一些例子。

傅苹声称,她在南京出生没多久(1958年),就被父母送给在上海的姨妈抚养,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她被红卫兵赶回南京,过着地狱般的悲惨生活。傅苹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既非穷人,又非不要孩子(傅苹还有个妹妹),为何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子女送人,而且送给已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姨妈,令人不解。据傅苹的发小说,傅苹其实一直生活在南京,并没有在上海生活。从书中某些细节看,她似乎从小在南京长大。例如她在书中称自己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一个废弃的机场玩,梦想着当宇航员。在当时(60年代)上海并没有废弃的机场(何况她说她在上海是住在南京路一带),南航附近倒是有一个,即南京的明故宫机场。又如,她在书中说,她去苏州上大学,这是她去过的离南京最远的地方。她如果从小寄养上海而且像她说的因此经常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跑,就应该知道苏州只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站,不会比上海还远。

为了证明自己小时候在上海过着幸福生活,书中出示了一张她的“上海老家”的照片,是一幢很气派的有大门、有花园的三层洋楼。但是这张照片看上去是从某本老建筑资料书里找来的,而不是来自家庭相册。那个年代照相是很奢侈的事,如果要向人显摆自己住的豪宅,也是在豪宅前合影,而不是单独给豪宅来一张。傅苹却没有出示自己在这幢豪宅生活的生活照。她与其“上海妈妈”、“上海哥哥”的合影,都看不出豪宅的影子,而且衣着打扮并不豪华。

傅苹的书写道:1958~1965年她寄养在上海姨妈家,每天晚上,在纱厂上班的姨父下班回家,到门口高喊“甜心,我回家了!”,姨妈跑出来迎接他,两个人拥抱、亲吻,然后手拉手走进门……估计连美国人看到这儿都要感叹那时候的上海老夫老妻真浪漫真有爱哦。但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夫妇会过着如此肉麻的生活,已生了5个小孩还天天在小孩面前拥抱、亲吻、手拉手。

傅苹说她小时候在上海姨妈家享受着每天晚上顿顿八菜一汤四前菜的生活,其中她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蟹肉白果浇薄荷芒果酱。这些菜都是姨妈亲手做的,傅苹那时候还没去上学,在家里看着姨妈做菜。那么这一幕应该发生在1959~1964年间。那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正是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她家却能过着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是非常奢华的生活,这回做的该是美梦吧?她最喜欢的那道菜怎么看也不像是中国菜,因为用了薄荷芒果酱;也不像西餐,因为用了白果。

傅苹的书中说,1966年文革爆发,在她被赶回南京之前,她的“上海哥哥们”先被红卫兵强迫去上山下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是1968年12月开始的,而且上山下乡并不由红卫兵负责,恰恰相反,红卫兵自己就是上山下乡的对象。

傅苹称,1966年夏天,上海红卫兵把她赶回南京,开着军用面包车送她去上海西站,将她一个人扔上火车,火车到南京后,又有两个南京的红卫兵等在火车站直接奔她所在的车厢接她,开着轿车送她去南航。在她看来,红卫兵好像比公安局还要组织严密、资源丰富,上海、南京的红卫兵密切配合,大费周章就为了把一个8岁小孩赶回家去。其实红卫兵不过是个松散的中学生组织,自己就是一群小孩,他们没有能力、精力和心思去组织这么一次送人回老家的行动。难道上海红卫兵还要打电话、发电报通知南京红卫兵去哪次列车哪个车厢接哪个小孩?发电报肯定来不及,只能打长途电话,美国读者知不知道当时打长途电话多么困难、昂贵?长途电话必须去长途电话局打,而且往往要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接通,而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运行时间据她说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红卫兵的工作效率该有多高?还开着车接送?美国读者知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坐轿车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这是接黑帮小孩,还是接大领导?红卫兵只是一群中学生,有谁会或敢在城市街道上开车?她以为那是美国?

傅苹称,红卫兵把她从火车站接来,扔在南航门口,正碰上南航全体教师被送去接受劳动教育,她的父母只在卡车上对她喊了一句“照顾妹妹”就被带走了。文革期间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是1968年10月开始的,比傅苹声称被赶回南京的时间至少晚了两年多,所以她描述的一到南京就与亲身父母生离死别的这一幕,也只是她的噩梦。

傅苹的书中说,1966年夏天,红卫兵穿着长筒靴来抓她。在南京她被红卫兵挂牌子、坐“喷气式”批斗(第一次听说小孩也被这么批),红卫兵长筒靴的腐败味道刺激她得了偏头痛,这一疾病从此持续她一生。上海、南京是南方城市,当时那里的人不可能穿长筒靴,在夏天更不可能穿,即使想穿也很少有人买得起。红卫兵的服装是解放军装,穿的是胶鞋(所谓解放鞋)。傅苹描述的把穿长筒靴当制服的红卫兵更像是纳粹党卫军。她显然是根据纳粹大屠杀的故事来编造其文革悲惨经历的。

傅苹回忆录书名叫《弯而不折》,据称这是她的姨父教她的竹子的品德。这也是骗美国人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做事宁弯不折,如墙头草随风摆动,但那会遭人鄙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品德是“宁折不弯”(这是成语),以竹子为喻,即郑板桥所说:“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君子之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傅苹如此歪曲事实,美国媒体却仍然如此捧她,倒也算得上“弯而不折”。

2013.2.13.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d=24&id=898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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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7 20:56:41 | 显示全部楼层

再说傅苹的谎言和狡辩

方舟子


英国《卫报》在2013年2月13日发的第二篇关于傅苹回忆录引起的争议的报道很下功夫,不仅把我们已发现的问题拿去询问专家和让傅苹解释,而且还新发现了两处此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一处是傅苹在书中声称孙中山“将我的爷爷和叔公像亲生儿子一样养大”,在研究孙中山生平的专家质疑这一说法后,傅苹对记者改口说,孙中山是照顾他们,而不是实际收养他们。报道发表后,傅苹在加拿大人John Kennedy的博客下面留言,称她的曾祖父是民国烈士傅慈祥,并奇怪专家为何要否认其存在。http://www.scmp.com/comment/blog ... s?page=all#comments

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过傅慈祥这个人,专家否认的是孙中山与傅家存在收养关系。傅苹有可能是傅慈祥的曾孙女并靠这层关系去美国留学,那么傅家与孙中山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呢?

傅慈祥是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的成员,1900年与唐才常成立自立军, 准备在武汉三镇起事,被张之洞发觉而遇害,史称“自立军起义”或“庚子起事”。傅慈祥留有两个儿子:傅光培(也叫傅养荪)、傅光植(也叫傅芸荪)。小儿子傅光植默默无闻,大儿子傅光培则是武汉名流,写过多篇回忆文章,在《缅怀先父傅慈祥——纪念庚子汉口起事八十周年》一文中他写道:

“1912年四月,孙中山先生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后,莅临首义之区视察,那时我才十二岁(方舟子按:应是十六岁)。先父同学刘道仁引我去见孙先生,我问刘怎称呼?刘叫我称大总统。我向孙先生鞠躬称大总统。刘向孙先生介绍:‘这是傅慈祥的儿子。’孙先生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不要叫我什么总统,叫我伯伯好了。’孙先生问了我的年龄后,嘱我好好读书,继承父志。”

在傅慈祥牺牲11年后,孙中山才首次见到傅荣祥的儿子,而且连年龄都不知道,其陌生可知,怎么可能存在收养或近乎收养的关系?孙中山只是客气地要傅光培叫他伯伯,就被傅光培大书特书,传为佳话(一些文献都提及此事),如果对傅家子弟有实质性的照顾,例如接济、提携,那更要大肆宣扬了。但是傅光培却只字不提,说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就仅限于这一面,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更没有被收养。傅光培一直在武汉工作、生活,有一女儿,傅苹的祖父很可能是傅光植,如果那样的话,他甚至连孙中山的面都没见过。

另一处是傅苹声称在1979年邓小平读了她发表在学生刊物上的文章,她因此遭到校方的关押、批评。她在书里声称,1979年10所高校文学社的代表计划在北京聚会,会议在最后一分钟被政府禁止,改由邓小平私下接见与会代表。接见时代表们人人手里拿着一册傅苹编的《红枫》杂志,邓小平问大家最近在读什么,一个代表就把《红枫》给了邓小平,然后邓小平就看到了登在上面的大胆文章。

1979年7月,由武汉大学张桦发起,10所大学文学社团代表在北京聚会。张桦近年来写过回忆文章,接受过采访,对事情的经过叙述甚详(http://blog.voc.com.cn/blog.php? ... g&itemid=538323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会议在张桦家举行,官方并无干预,后来他们还去见了文艺界领导陈荒煤。与会代表并无傅苹所在的江苏师院的人,邓小平也没有接见与会代表。傅苹说邓小平接见是她听人说的,问题是除了她,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没有别人这么说过。邓小平接见并阅读她的文章更可能也是她做的美梦。

这次会议后,这十所高校的文学社以及后来加入的南开大学、杭州师大、贵州大学文学社共13所文学社联合出版了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创刊号就被官方叫停。傅苹声称《这一代》登了她的文章。但是查《这一代》的目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403821.html ),里面并无傅苹说的文章。实际上,《这一代》激怒高层的,是里面的两首诗:王家新《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与傅苹或其文学社没有关系。

傅苹声称她主编的《红枫》杂志很出名,但是和她同时在同一个系读书并且也有自己的文学社团的程映虹教授却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傅苹辩解说是因为那是一份地下杂志,所以别人不知道。但是她又说其他学校的文学社代表人手一册这份“地下杂志”,难道只是在本校地下,到校外就跑地上了?

现在已发现的傅苹回忆录的虚假不实之处已有十几处,其回忆录出版商声称这些只是小错误,以后要改正。实际上这些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的错误,如果真的都要改正的话,她那部回忆录得全盘重写,而且将变得没有那么励志。一个习惯性说谎的人,是事无巨细都忍不住要说假话的,其书中的虚假不实之处绝不止这些,也不限于只是其国内的经历造假,其在美国的经历也同样造假,以后我还会一一指出。

2013.2.15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d=24&id=898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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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8 23:08:06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的“美国传奇”

方舟子


傅苹回忆录不仅讲了她在中国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生传奇,也讲了她在美国的人生传奇,但是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离奇得经不起推敲,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撒谎的习惯性说谎者的信口开河。

我们先来看看她刚到美国的情形。其回忆录一开头就说,1984年1月14日,她从上海飞往旧金山,飞了14个小时(2005年她接受《公司》采访说是12个小时),也就是说,她坐的是上海飞往旧金山的直达航班。飞机上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当空姐,她因为只会说3个英语单词,连吃喝都不敢要,只靠打手势要了一叠餐巾纸来写东西。也就是说,她坐的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公司》采访更明确说是坐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

但是在80年代美国航空公司没有中国到美国的直飞航班,需要在东京转机。第一个由美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中美直达航班是1996年5月1日西北航空从北京到底特律的航班,第一个上海到旧金山的美国航空公司直达航班则迟至2000年4月才由联合航空公司开通。(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 ... s_Republic_of_China

所以傅苹应该和当时的留学生一样,坐的是国航的直达航班。国航是中国人当空姐,不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她为了捏造其不懂英语的窘迫,给改成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

傅苹接着说,她抵达旧金山后,去柜台购买飞往目的地Albuquerque的机票(她要去那里的新墨西哥大学上学)。她身上带着一张80美元的旅行支票,那是她在上海查到的从旧金山到Albuquerque的票价。但是柜台工作人员不卖给她票,经过一个懂汉语的工作人员的翻译,她才知道票价涨了5美元,而她身上没有带多余的钱。这时排在她身后的一个陌生美国人替她交了5美元让她买票,也让她首次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温暖。

这个讨好美国人的小故事漏洞百出。

第一,她既然能够在上海查到去Albuquerque的票价,为什么不直接买联票,而要在转机时再补买?那样票价更贵,而且冒着买不到票的风险,完全不合情理。

第二,美国机票票价的确是浮动的,买得越晚越贵,如果是当天现买最贵,而且1984年1月14日是星期六,票价比平时更贵。按我在90年代初的经验,像她这样一张机票(从旧金山到Albuquerque要飞两个半小时),在星期六现买的话要花几百美元,1984年的情况不会差别太大(80年代出国的老留学生确认了这一点),怎么可能85美元就搞定了呢?而且美国票价和中国票价不一样,一般不会是整数,她怎么会在上海打听到票价刚好是80美元?即使编个79美元也更合理。

第三,她为什么带的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而且旅行支票是为了避免携带大宗现金才会去换的(银行通常也有一个最低金额要求,比如至少换200美元),比现金安全(需要签名,可以挂失),但不方便使用。她只有80美元,完全可以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带现金,为什么特地去换成旅行支票?《公司》的采访说,她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政府官员给了她一张去旧金山的机票和80美元的旅行支票让她去Albuquerque留学——如果旅行支票是政府送给她的,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现在不好意思再胡说是政府把她驱逐出境的,而之前旅行支票的说法却延用下来,显得莫名其妙。

第四,一个人出国,怎么可能只带正好的票钱,却不带任何零花钱?难道她或她的家人不会考虑到她途中可能要花钱吃饭、打电话、乘坐公共交通?当时的留学生虽然穷,美元兑换也控制得很严,但是最惨的也会身上带几十美元的零花钱。当时出国留学可以在银行以极低的官方汇率兑换几十美元的零花钱,还有黑市可兑换。像她这样身上除了票钱一分钱不带从而要靠陌生人救济的,闻所未闻,也不合生活常识。她又不是孤儿,全家人都到上海给她送行,临行前吃大餐(有照片为证),凄凄惨惨送到机场,她的姨妈还塞给她一盒鸭肉让她在飞机上吃,家里又有钱,怎么就不给她零花钱呢?如果像《公司》报道说的那样,她是被塞进飞机驱逐出境的,政府官员没给她零花钱,那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现在不敢再那么说了,这个谎就圆不了了。

傅苹接着说,她抵达Albuquerque后,在机场给盛先生打对方付费电话,但是盛先生没有接电话。盛先生是傅苹父亲的学生,是他安排傅苹到新墨西哥大学留学的。后来傅苹知道当时盛先生已毕业,外出旅游了。

当时在美国打对方付费电话要这么打:拿起公共电话拨0,这时会有接线员问你要干什么,你说要打对方付费电话,告诉接线员对方号码、姓名和自己的姓名,再由接线员拨通对方电话。傅苹自称只会三个单词“Hello, Thank you, Help”,而且也听不懂英语,怎么跟接线员交谈?难道她是用汉语拨的电话,而且碰巧碰上了一个会讲汉语的接线员?如果是这样的巧合,岂不更该在书里大书特书?

傅苹接着说,她拿了一大箱行李坐在机场外面不知所措,这时来了一辆车,一个越南华人用口音很重的汉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她说要去新墨西哥大学,越南华人就提出送她过去。途中越南华人说要在家门口停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让傅苹进去花一分钟跟孩子们打声招呼。傅苹一点都不怀疑地下车跟他进门。一进门,越南华人给她一盒饼干,结结巴巴地说:“我老婆离开我了。我要去上班,你帮我照看小孩几个小时。”然后他冲到屋外,用挂锁反锁住门跑了。屋里有两个三、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女婴,一起对着傅苹叫“妈妈”。这是一座美国政府给难民住的补贴公寓,里面没有电话,窗户很高而且有铁栏杆,从里面爬不出去,让傅苹想起中国的监狱。孩子他爸一直没有再出现。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饼干,只在空空的屋内找到一盒通心粉和奶酪,吃了以后就开始饿肚子了。于是傅苹和孩子们对着窗户大喊“Help!”没人听到。第二天继续喊,还没人听到。第三天再喊,有邻居听到了报警,警察把他们带到市中心的警察局,警察想让傅苹起诉那个越南华人绑架罪,傅苹不愿意,警察就把她送去了新墨西哥大学。傅苹人生的最后一场苦难就此结束,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这个故事的漏洞更是多得像筛子了

第一,越南华人老婆跑了,上班前就去机场绑架一个陌生女人来给小孩当保姆,他可真有创意,真放心啊,就不怕陌生人拿小孩出气?如果这个越南华人不顾自己小孩死活,又何必去绑架一个保姆?

第二,越南华人走前留了一盒饼干,可见还考虑到吃饭问题,不想把他们饿死。但是一盒饼干和一盒通心粉也不够四个人吃一顿啊(就算他没料到会一去不回),他真不想饿死自己的小孩,总该多留点食物吧。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啊?实际上,美国穷人什么都缺,就不会缺吃的,因为政府会给穷人食物券,尤其是家有小孩的,食物券多得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可见编这个故事的人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穷人的生活,是按中国穷人思路来编的。

第三,哪有三、四岁的小孩见了陌生女人就叫“妈妈”的?

第四,美国住宅的窗户通常不会有防盗栏杆,即使个别有防盗栏杆的,也很容易从里面打开,这是为了火灾时逃生的需要。像那种监狱式的铁栏杆窗口虽然在中国住宅很常见,在美国住宅是不可能有的,在政府的补贴公寓更不可能有,因为那是违反消防条例的。这又是按中国的思路来编。

第五,四个人一起对着窗户高喊“救命”,连续喊了三天才有邻居听到,这政府的补贴公寓的隔音效果也太好了吧?实际上美国房子的隔音都是非常差的。

第六、越南华人说要送傅苹去学校,她那一大箱行李应该被带上车了。傅苹跟着越南华人进屋时,行李应该还留在车上,因为越南华人只说进去一分钟打声招呼,如果拿行李就会让傅苹起疑。傅苹一进屋,越南华人就反锁门开车跑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傅苹的行李一直在越南华人的车上。这个越南华人后来消失了,故事讲完时都没有再出现,那么傅苹后来是怎么拿回她的行李的?编故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漏洞吧?

第七,这个越南华人绑架和虐待儿童的罪行很明显,警方不需要傅苹的配合也可以通缉、起诉他。如果去当地调查应该可以找到诉讼记录,即使因为抓不到人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那么也应该有当时出警、审讯傅苹的记录。不过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本来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

如果说傅苹的中国传奇需要有一定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知识才能看穿,美国人受骗上当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傅苹的美国传奇却是根据美国生活常识就可以看穿的,却也把美国读者骗得团团转,好评如潮,这一怪现象,的确够“传奇”的。
  

2013.2.17.

http://fangzhouzi.blog.hexun.com/83198109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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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0 11:34:16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外伤痕文学与“高大全”

蒙克

BBC中文网
2013年2月20日


美国成功的华裔商人傅苹出自传中诉说幼年在中国的悲惨经历受到众多质疑。如果能抛开争议不说,这本取名为《弯而不折》(Bent not Break)如果能畅销,应该会激励更多读者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

本来《弯而不折》或许能成为一本励志的书籍,也能成为批判集权制度下人民遭受苦难,赞扬美国社会提供追求和实现梦想机会的作品。但是这部《自传》由于其真实性受到读者质疑,被一些人比作“传奇小说”。

忆苦思甜

为傅苹出版自传的出版商的推销宣传中,大多是类似“忆苦思甜”式的评论:“集权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到美国获得了新生,甚至成为财富500家企业的总裁”。

还有评论说“傅苹的自传无与伦比,是2012年出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许多述评作者赞叹傅苹“这位女性从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渡过艰辛童年,后来奋斗成为美国高技术行业的顶层高管的经历,说她体现了美国梦想。”

还有其他美国成功人士说,“百折不挠是如今商界和生活的最重要的素质,傅苹的故事对此作了最佳诠释,她还体现了优雅及其他优秀品质。还有评论把傅苹自传的主题拔高到体现了人性的顽强和乐观。”

一位书评作者赞叹道:“傅苹的经历可以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内容媲美”。

但是恰恰由于这种“传奇性”,傅苹的经历受到来自许多人的质疑,包括她在中国和美国的同学,也包括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

撒谎与诚信

方舟子指美国商人傅苹取名为《弯而不折》的自传“漏洞百出”。方舟子说,傅苹回忆录不仅讲了她在中国文革期间和以后的经历,也讲了她在美国的传奇经历。他通过对书中大量细节的分析,认为这前后两部分经历都离奇得经不起推敲,并且指傅苹是个“事无巨细的习惯性说谎者”。

傅苹在其自传中谈到年幼在中国被送进劳改营并且被轮奸,还说自己在大学就读期间因发表关于妇女杀婴的论文被中国“驱逐出境”。傅苹在2010年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她在文革期间在红卫兵的威逼下亲眼目睹了一名老师被“四马分尸”处死。

在亚马逊售书网站上,有一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磨难的人评论说,傅苹的所谓“经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是来自“编造、想象、过度夸张甚至故意误导”。

还有在美华人读者评论说,“毫无疑问,傅苹绝对聪明、有足够高的情商能够蒙骗美国移民局和吹捧她的福布斯杂志和其他媒体,但她最大的错误是试图去中国欺骗中国人。”

批判者说,揭露傅苹未必是为文革或毛泽东辩护,而是因为傅苹触及做人的底线。他们认为撒谎者不该受到如此嘉奖,诚信也不该如此受到摧残。还有评论说傅苹为个人利益而编造苦难经历是对那些真正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侮辱。

"伤痕文学"

假若能抛开内容真伪的争议,或许可以把傅苹的书当作海外“伤痕文学”看。自70年代西方出版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后,许多离开中国去西方的作者在西方也陆续发布过类似的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控诉作品。

中国70年代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所谓“伤痕文学”主要描写人们在文革中受到肉体和精神伤痛,附带对文革时期的反思。在政治上,在所谓“拨乱反正”年代这种特有的文学现象还起到了树立新正统,否定“极左”时期旧正统的意义。

有人说伤痕文学使文学人物摆脱了“三突出”(即强调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和“假、大、空”等程式化的说教。伤痕文学的确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过去“三突出”和“高大全”脸谱化文艺的反感,反映了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真实感受。

从发布在亚马逊网站的众多书评和其他评论中可以看出,《弯而不折》受到的评判和抗议主要来自出身中国大陆的读者和华裔读者。这部海外“伤痕文学”起码没有引起文革时期亲历者的共鸣。作者似乎为迎合美国和西方读者,有意无意地走到了当初的“伤痕文学”的反面,即通过“蓝阴暗”(或“矮小缺”)来弱化和仇化敌对方面以突出“伟光正”(或“高大全”)。

在大批声讨和抗议声中,在亚马逊网站上有评论似乎很冷静地提醒大家:“这些批评毫无疑问令傅苹的信誉无可挽回地受到损害,但是在这场争执中最大的赢家是中共政权”。评论说,由于傅苹低劣地描写严肃历史,激怒了中国人,使他们看到西方媒体无视事实,认为西方的政治宣传并不比中共的宣传机器逊色。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 ... g_controvers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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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0 11:38:17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媒:傅苹自传引发更多中外学者质疑

2013年2月13日


英国《卫报》周三继续就美国华裔商人傅苹出版的自传《弯而不折》引发更多争议做出报道。

该报驻北京和驻纽约的两名记者合作报道称,傅苹有关中国文革经历的自传引发更多质疑,而专家们对其故事的关键内容提出疑问,包括孙中山和她家庭的关系。

批评者们承认文革时期的恐怖状态,但质疑傅苹的描述。

傅苹于2010年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称,她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威逼观看一名老师被“四马分尸”处决的情景。

她说:“我记忆中以为我都见过这些事情,现在我还真不肯定我的记忆是否准确。也许这是我看电影时看见的。我承认这是个问题。”

《卫报》的报道说,仔细检查傅苹的小说和有关采访后,可以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而专家们对《卫报》说,她的故事的多个部分不合情理。

涉及孙中山

54岁的傅苹说这些批评给她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伤害,并说:“不知这后面是什么人,但肯定有人。”

傅苹说法中最有争议的一点包括现代中国的国父孙中山“把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长大”。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孙中山研究专家黄宇和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孙中山做过这样的监护人。

傅苹就此对《卫报》表示:“这是我离开中国前我家里人告诉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妈说,历史书里有记载。”她又补充表示,孙中山很关心他们,而不是领养了他们。

傅苹在其书中说,文革时她被迫在工厂工作,每周6天,每天6小时,她对一位采访记者说,10年没有上学。

但专家们说,文革中1968年或1969年学校都陆续重新开放,而去工厂的学生也并不是被当作劳工。

傅苹提供给媒体的一张照片显示拿着毛主席语录和戴着红袖章。一些专家学者说,这就说明当时她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被打成“黑五类”。

“成功人士”

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文学专家林培瑞(Perry Link)、当时毕业于苏州大学的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等均质疑傅苹所说的她在苏州大学撰写了一份受到邓小平注意的学生校刊文章等内容。

伦敦大学学院中国计划生育问题专家特雷莎·赫斯凯斯教授质疑傅苹公开在广播采访中说:“目睹数百名女婴被杀”等言辞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故事。(在中国)的确有杀婴的事情,但并不常见和普遍……可以肯定说,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也不是能公开做的事情,否则抓到可能意味着犯下杀人罪行。”

1983年,25岁的傅苹从中国来到美国,毫无英语能力的她先修读英语课程,后来考进新墨西哥州大学修读电脑科学硕士,其间依靠充当保姆、清洁工人和服务员供养自己。

傅苹毕业后到伊利诺伊州大学工作,认识了丈夫爱德尔斯布朗纳,并一同创办了美国科技企业杰摩公司。两人在2008年离婚。报道称,傅苹为杰摩软件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其三维技术软件广为好莱坞制片厂与汽车生产商采用。

傅苹从不懂英语的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商业成功人士,并在2010年晋入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

但在美国畅销的傅苹自传引来了包括中国“打假斗士方舟子”等大批中外人士的质疑和造假指控。

世界著名出版商企鹅麾下的商业作品分公司Portfolio Books负责人扎克赫姆说,他全力支持《弯而不折》一书。

扎克赫姆说:“这是一个女人的回忆录,而不是发表新闻采访。书本里面有没有谬误?我说不准,但有的话也只是记忆有误。”


网友反馈


什么记忆有误,整个就是胡编骗钱的。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新奇事。一直就有这这种骗钱的下三滥。以前就有冒充是某位著名领袖的私生女,写过一本自传,并煞有介事地附上照片。在海外也闹腾过一时。当有些记者追问时,她居然躲到台湾,然后放出话说自己写的是小说性的。言下之意就是是编的。可她要是真以小说来发表,又有谁看呀。那就是一部趣味低下的黄色小说。发表都困难。这位傅女士和那位女士就是一路货。可叹的是这东西有市场,屡屡能得手。对作者而言,书的内容真假不管,钱到手了。她们也就当上“成功人士”了。

DLC,


文革无疑是疯狂和反人道的,像付苹那个年纪的人,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的,我没有看过她的自传,不敢妄加评论,为了哗众取宠编些故事肯定是不可取和对反思文革的灾难毫价值的。

陈南, 缅甸仰光


"这是一个女人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真实性与性别有何干系?

”书中有无谬误?我说不准,但有的话只是记忆有误。”

你不是当事人,怎知道就不是故意有误?

watch dog, auckland


我跟她同龄,也是文革亲历者.别的不说,10年没学上绝不可能.文革初期1966-1967年有一阵子"停课闹革命",后来开学复课了,我就是在文革期间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后,于文革末期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知青.傅苹利用民主社会对受迫害的人的同情信任来编故事,骗取同情信任..... 起码要编得象真的吧!


我和这个“傅苹”是同一年生人,从我的经历-也是比较典型的我这一代人的经历看,这个女人很多事实都是胡说八道,一点不真实。为了拔高她自己,她竟然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她的这个回忆录再过五十年发表,等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她的这些胡说可能会哄骗一些人。矫情虚伪的女人!不值一驳!鄙视这个不诚实的女人!!

ldl, 中国


诚信是人的不可缺价值,对著名人士更为重要,她的自传存在臆造事实质疑,只有以诚信的心坦然接受公众,才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不该自辩与回避。

tony,


傅苹让我联想到,我导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仍那么拥戴毛泽东,我再解释也没有用。他是受Jung Chang的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的毒害。

现在又出来个傅苹。

她们的特点是都很现实,需要嫁洋人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放她们那五亩三分地,该编造谎言时就编造谎言。



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可以肯定:她就是一个以谎言蒙蔽西方,而获得信任的小人。

圣悟空, ITALY prato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 ... pingfu_doubt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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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1 00:23:56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绿卡系通过第一次婚姻得到 许多错误源自代笔有误

2013/2/21
国际先驱论坛报


傅苹;一个著名的美籍华裔商人以及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弯曲,但不断裂》的作者;是否编造了她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可怕经历,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们(指傅苹的故事)帮助她申请政治庇护成为美国人吗?

这是她的批评者,许多和傅苹一样也是美籍华裔所问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一指控可以成立。最近,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声称遭受迫害孵化了一种移民业务。涉及的律师为客户作出虚假的政治庇护移民申请。

正如我在这一周“本人发自中国的信”中所说,傅女士被指责在她的回忆录中制造了很多的东西。她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美国政府授予她,软件公司Geomagic的创始人(该公司正在被3D系统收购),“2012年杰出美国选择奖”。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网站,傅女士是白宫国家咨询委员会,创新与创业板的顾问,妇女技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傅女士否认这一指控。虽然她在回忆录中辩解:自己因为大学期间报道杀害女婴,在1984年被“悄悄地驱逐”到美国,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解释:她如何成为了美国公民。

在“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她说(显然是第一次提及此事):保持沉默的原因是试图保护她的第一任丈夫,一个美国人。此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她说: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她所住的加州。

“我有第一次婚姻,这就是我如何得到了绿卡,”她在电话中说。她1986年9月1日结婚,三年后离婚。到现在为止,她只能保持沉默,因为对她的网上“抹黑”活动,主要是由那些中国老乡所做。他们指责她说谎,并发展到在生活中对她进行骚扰。她说:“他们抹黑我的名字,试图在互联网上得到我的女儿名字,并派人到上海包围我的家人,到南京来骚扰我的邻居。”她说她不明白指控者们原告愤怒的原因。这些人和美国移民当局接触,质问她的获奖以及她的公民身份;他们还联系3D系统的股东,警告他们(傅苹)是“骗子”,不要购买Geomagic。她的第二任丈夫,赫伯特•Edelsbrunner(她已经和他离婚),也收到了众多“充满仇恨的电子邮件”。“我只是不想伤害无辜的人。”,她说。

如果说“第一次未公开的婚姻”说法有助于平息争议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说法(解释傅苹故事中的矛盾)。傅苹说:其中有些是她的代笔,洛杉矶的MEIMEI福克斯,夸张或者和她本人沟通不清晰的结果。

在采访中,她主动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例子:(她的书中?)一个广受诟病的说法是“经期警察”。当局在实行一胎化政策初期,检查妇女的月经周期,在以确保她没有怀孕。为了阻止妇女使用他人的卫生巾,他们有时需要使用自己的手指,检查经血。这其实是福克斯女士的误解,傅女士解释,描绘成使用其他人的手指 - 当然是对一个女人的身体的侵犯。

福克斯女士“写错了,”她说:“我纠正了三次,但并没有得到纠正。妇女是用自己的手指来显示经血。没办法,错误已经打印出来了。”在一般情况下,福克斯女士“可能只做了一些可能导致错误的互联网搜索”,傅女士说。“错误主要涉及一些用词:‘所有,绝不,任何',这些词很难让人接受,”傅女士说:“她(指福克思)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在她的回忆录的开头,傅女士写道:她刚到美国就碰上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她在新墨西哥州被一个越南裔美国人绑架,并反锁在他的公寓里,被迫照顾他非常年幼且失去母亲的儿童。阿尔伯克基(被指控绑架事件发生地)警察局的纪录办事处一位女发言人说: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当被问及此事,傅女士重复说,她没有报案,因为刚从中国来,害怕所有的警察,“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保持记录,如果没有任何犯罪指控和记录的话。”

在给我的一个电子邮件中,她承认了一个错误。她在1979年大学(当时江苏师范学院,后来它更名为苏州大学)期间帮助编辑的一个杂志不叫《吴钩》,或“无钩”,而是《我们这一代》。该杂志被带到北京参加会议,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每个人的记忆都有错误。”。

但来自中国和美国华裔社会的大规模网上愤怒存在更大的问题。 “二十多年了,我真的不了解(现在的)中国。我没想到自己写的东西会产生这么大的愤怒,”她说。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了,民族主义观点变得更强大了,”她说,靠“民间的对话”解决分歧显然更加困难。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33235-gb2312.html




  True or False? The Tussle Over Ping Fu’s Memoir

  Did Ping Fu, a prominent Chinese-American businesswoman and author of a recent memoir, “Bend, not Break,” make up her horrible experiences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gain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Did they help her become an American by claiming political asylum?

  That’s what her critics, many of them fellow Chinese-Americans, say. It’s an accusation that can stick. As a recent New York Times investigation showed, claiming persecution has spawned an immigration industry involving lawyers prepping clients to make false asylum claims.

  As I write in my Letter from China this week, Ms. Fu is being accused of making up a lot of things in her memoir. She’s also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the U.S. government honored Ms. Fu, the founder of the software company Geomagic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sold to 3D Systems), with a “2012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 award.

  Ms. Fu is on the board of the White House’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Women i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Web site of the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Ms. Fu, who says in her memoir she was “quietly deported” to the U.S. in 1984 for writing about female infanticide whil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denies the accusations. But until now she hadn’t explained in public how she became an American.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he said, apparentl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ason she kept quiet was she was trying to protect her first husband, an American, whom she does not mention in her memoir. The marriage took place while she was living in California, she said.

  “I had a first marriage and that’s how I got my green card,” she said by telephone. She married on Sept. 1, 1986 and divorced three years later. Until now she had kept silent because of a “smear” campaign against her online, mostly by fellow Chinese who accuse her of lying, which extended to real-life harassment, she said: “They smear my name, they try to get my daughter’s name on the Internet, they sent people to Shanghai to surround my family and to Nanjing to harass my neighbors.” She said the accusers, who are “angry” for reasons she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contacted U.S.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to challenge her award and her citizenship, as well as shareholders of 3D Systems to warn them she was a “liar,” and not to buy Geomagic. Her second husband, Herbert Edelsbrunner, whom she has since divorced, received many “hate e-mails,” she said. “I just don’t want to hurt innocent people.”

  If a first, unpublicized marriage might lay to rest one contentious issue, there are others. Some were the result of exaggeration or unclear communication with her ghostwriter, MeiMei Fox of Los Angeles, she said.

  In the interview, she volunteered an example of an error: a widely criticized account of the ‘‘period police,’’ the authorities who checked a woman’s menstrual cycle to ensure she wasn’t pregna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To stop women substituting others’ sanitary pads for inspection, they were sometimes required to use their own finger to show blood. Through a misunderstanding with Ms. Fox, Ms. Fu said this was portrayed as the use of other people’s fingers — an invasion of the woman’s body.

  Ms. Fox “wrote it wrong,’’ she said. ‘‘I corrected it three times but it didn’t get corrected.’’ Women used their own finger to show blood, she said, but the mistake went into print anyway.

  In general, Ms. Fox may have ‘‘just made some searches on the Internet that maybe weren’t correct,’’ Ms. Fu said.

  Chiefly the errors involved use of the words ‘‘all, never, any,’’ that generalized unacceptably, Ms. Fu said. And, ‘‘She doesn’t know China’s geography,’’ she said.

  At the beginning of her memoir, Ms. Fu writes of being kidnapped by a Vietnamese-American on arrival in the U.S. state of New Mexico and locked in his apartment to care for his very young children, whose mother had left, in a bizarre incident. A spokeswoman at the Albuquerque Police Department’s Records Office, where the alleged kidnapping took place, said she could not locate such an incident in their records. Asked about it, Ms. Fu repeated that she did not press charges as, fresh from China, she was terrified of all police, “So I don’t know how they keep records, if there is no criminal charges or record.”

  And in an e-mail to me, she admitted she made mistakes about a magazine she said she helped edit, called Wugou, or “No Hook,” produced in 1979 by students at her college, then called the Jiangsu Teacher’s College (later it changed its name to Suzhou University, she said.) It was not that magazine but another one, This Generation, that was taken to a meeting in Beijing of student magazine writer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she wrote in the e-mail. “A good case that shows everyone’s memory can be wrong,” she wrote.

  But bigger questions about the scale of the online vitriol from parts of the Chinese and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remain. “I really haven’t known China for 20-something years, and it didn’t occur to me that what I wrote would generate so much anger,” she said. In the last years, “as China got stronger, nationalistic views got stronger,” she said, making a “civil conversation” about disagreements apparently harder.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Cindy Hao in 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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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3 12:54: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英国著名新闻人的堕落

方舟子


哈洛尔德·伊万斯(Harold Evans)是英国著名的新闻人,著名到什么程度呢?2000年他被国际新闻协会评为50年来50名世界新闻自由英雄之一。2004年他因为在新闻领域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英国著名的调查记者,首先报道过多起著名事件,因为正义敢言而名噪一时。后来移居美国,担任过《大西洋月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杂志的主编,目前为路透社的非在编编辑(editor-at-large)。其妻子是美国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新闻周刊》和《野兽日报》的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

就是这么一位西方新闻界大佬,最近在《野兽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傅苹的迫害》(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 ... ion-of-ping-fu.html ),把世界华人对傅苹回忆录的批评称为是对傅苹的迫害。伊万斯的妻子布朗是傅苹的重要支持者,曾在美国公共电台推荐傅苹回忆录,其主办的《野兽日报》也力推过傅苹回忆录,并在傅苹受到批评时最先发表报道,违反新闻道德,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对傅苹的批评称为有组织的抹黑行动。伊万斯本人曾代表路透社采访过傅苹,对傅苹的“传奇故事”毫不怀疑。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出来继续为傅苹站台,并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在其站台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拙劣的文风和低下的新闻素养,与其新闻界大佬的形象完全不符。

伊万斯主要针对的是亚马逊网站上傅苹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后面的大量的1星(最低)书评。傅苹回忆录原先在那里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撰写的5星(最高)书评,在上个月月底开始出现了几百条由华人撰写的负面书评,把它的平均分拉到了不到2星。这个看上去不寻常的现象本来有一个很寻常的解释:因为我在上个月月底开始批评傅苹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广大读者对这本书的注意。我的读者群这么大,有几百个亚马逊用户因此去发表负面书评,根本就不足为奇。但是伊万斯不这么认为。他在文章中故意对我只字不提(为什么说是故意呢?因为此前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包括《野兽日报》自己的报道以及傅苹的回应全都点名或不点名地提到我的作用,他不可能不知道),把大量负面书评的出现归为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水军发的。伊万斯声称,在亚马逊发书评只要有一个电子信箱即可,一个人可以用多个信箱注册多个帐号,冒充两个人、20个人、100个人发书评。他对亚马逊的这种“公开性”很不满,而且抱怨亚马逊处理投诉不力。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伊万斯甚至懒得去查一下在亚马逊发书评的基本要求。要在亚马逊发书评,并非只要有电子信箱即可,还必须曾经在亚马逊购买过东西(不一定是购买要评论的书),必然在亚马逊留有真实姓名和地址。虽然在亚马逊可以用化名发书评,但是评论者的身份都是真实的,一个用户很难同时在亚马逊上有两个帐号发评论,更不要说一百个帐号。

lin是最早在亚马逊对傅苹回忆录发表负面书评的,并不断补充,成为最为详尽的、讨论最多、也最受好评的书评,一直被自动置顶,也就遭到伊万斯特别关照,攻击说这个lin不知道是“男人、女人还是两性人”,虽然lin自己在书评里说了是女人,并可由亚马逊作证。伊万斯还说lin的书评虽然是负面的,却冒充5星书评。虽然有的负面书评故意打5星进行讽刺,但lin的书评在被删除前一直就是打的1星,可见伊万斯调查工作之马虎。在傅苹团队的不断投诉下,lin的书评被亚马逊以“扰乱视觉”为由删除。lin新发的书评才改给了讽刺性的5星,但那是伊万斯文章发表之后的事了。

二、在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或中国政府组织的“憎恨运动”。伊万斯并引用了一大段资料来证明中国存在拿钱发贴的五毛。网上当然有五毛,这并非秘密。但是你不能像国内微博上的“公知”那样把批评者一概当成五毛。想要证明傅苹的批评者是五毛,至少要能够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费心费力组织这么场跨国运动?傅苹并非中国政府的敌人,恰恰相反,近年来她频繁到中国访问、做报告(例如2009年7月10号在南京大学做报告),其创办的杰魔软件公司在上海有分公司,中国媒体此前多次发表过吹捧她的报道(例如:《莫愁·智慧女性》2009年10期《美国新富傅苹:我靠中国智慧成功》,《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24日《美籍华人女企业家傅苹获“杰出美国人”称号》,《中国新闻报》2012年3月14日《华裔女企业家傅苹演绎精彩人生》)。傅苹回忆录虽然讲了自己在国内时的悲惨遭遇,但是那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亚马逊上描写中国黑暗面的书籍比它更出名的、更悲惨的还有的是,为什么就没有哪一本享受了这样的待遇?所以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要对傅苹或对她的回忆录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中国政府莫名其妙地要抹黑傅苹,它又如何组织得起来?在亚马逊网站上写负面书评的基本上都是海外华人,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因为那是在美国的网站,必须买过东西才能写书评,而且必须用英文写。只要抽查几篇负面书评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大多数是由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写的,才有那样的英文写作水平。中国政府怎么指挥得动这么多的海外华人,其中很多已加入美国国籍?而且华人不分政治派别一面倒地给予傅苹回忆录负面评价,斥责傅苹说谎,几乎找不到有华人支持傅苹的(一两个“方舟子反对的我就支持”、借此攻击我的方黑忽略不计),中国政府何时有了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何况质疑傅苹回忆录真实性的还有非华人学者(见《卫报》的报道),难道中国政府连他们都指挥得动?也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网站号召大家去写负面书评。相反地,倒是见到傅苹及其团队的人在号召支持者去写正面书评和向亚马逊投诉。

伊万斯控诉说,宾州(州立)大学亚洲历史学家Erica Brindley因为在亚马逊支持傅苹,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伊万斯没有告诉读者的是“人肉搜索”的结果:Erica Brindley是傅苹回忆录代笔者MeiMei Fox的嫂子。Erica Brindley是以“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汉学专家”的身份站出来力挺傅苹的,因为她的发言内容与她的身份不符,人们才怀疑她是否与书的作者存在利益关系,搜索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种“人肉搜索”完全是正当的,这就好比伊万斯当年为反应停的受害者维权时,如果有人跳出来剧烈地为反应停厂家辩护,他肯定也会想到要去查查此人是否与厂家有着利益关系。伊万斯还控诉说,有一个叫Van Harris的人因为替傅苹说话,就遭到了人身攻击。首先对傅苹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恰恰是Van Harris自己(我也受到其人身攻击,虽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而且他还威胁傅苹的批评者。此人是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自由图像设计师,有可能与位于该州的傅苹的公司有合作关系。

伊万斯说,回忆录难免有错误,指出记忆错误应该受欢迎。他难以忍受的是批评者试图让傅苹丧失信用,乃至破坏她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并不认为傅苹回忆录中大量的关键性错误是回忆错误,而是有意说谎。那么,对于一个靠撒谎来获得名声和利益的人,难道不该让她丧失信用,破坏她的生活吗?

伊万斯如此没有专业精神地力挺一个撒谎者,不像一个合格的新闻人,更不要说是一个新闻界的英雄。如此大失水准,是因为对中国的无知、对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对华人的偏见。试想,如果换另一个族群,例如犹太人揭露那些捏造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悲惨故事的人(这种事曾发生过),伊万斯敢毫无根据地说这些批评者是在拿钱搞抹黑行动吗?显然不敢。为什么对华人就敢?还不是种族主义偏见在作怪,似乎华人天生就没有正义感,没有独立性,只会听从政府指挥,拿钱替人办事。不管你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不管你是否已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在伊万斯这些人看来,你仍然是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随时准备效忠中国政府——伊万斯等人这么做,才是抹黑行动。

2013.2.21.


http://fangzhouzi.blog.hexun.com/83287157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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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4 10:44:52 | 显示全部楼层

傅大妈原著:1988年三十岁时才在米国初尝罗曼丝

Posted on Feb 22, 2013 9:33:12 AM PST

H. Zhang says:

Forget about Culture Revolution and China. Did you read this one? It was about what happened in US.
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 ... er-ping-fus-memoir/

It is hard for a native born American to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in in China. But how about a woman intentionally hid a marriage from her memoir, a marriage registered in US with American man. Should this memoir still be considered a true reflection of her life? Should it qualify as a memoir at all?

Not only did Ping Fu fail to give a single hint of her first marriage in her book (or in any interviews prior to Feb. 20th, 2013), she also tried to mislead readers to believe her second marriage was her first serious relationship in America.

If you have read the book, then following sentences should be familiar to you.

(Page 95) "I was almost thirty years old and had no personal life. It had been more than 5 years since I'd lan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I still wondered, what was an American life exactly? I had much to learn and to experience if I wanted to make this country my home"
(Page 96) "what finally transformed my personal life was not a class I took or a book I read. It was something totally unplanned and unrelated to these well-intentioned, purposeful efforts to make myself "fit in": a romance."

Do a simple math, she was born in 1958, so when she was almost thirty years old, it was the year of 1988. At that time she was still married to this, most likely native born, American, yet she decided she 'had no personal life", did not feel this country her home, and needed a romance with an Austria born, German educated computer scientist to help her "fit in". What a joke!

(PS: Although this American ex-husband failed to make her feel this country her home, nevertheless she got Green card from this marriage. She was married in Sep. 1st, 1986, according to her book, she had decided to leave California in Mar., 1988 while the moving happened in the summer of 1988. Apparently left her American husband behind, she quickly started a romance with a richer man from Europe in Illinois. A native born American might not know, a marriage based Green Card required the couple live together for at least 2 years. Do the math, you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this is a sham marriage for Green Card by definition.)


http://www.amazon.com/review/R3H ... text#wasThis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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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4 18:37:42 | 显示全部楼层

傅大妈语录


It’s my story. I have a right to tell my story my way. I’m not writing a history book, I’m not 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I’m not a scholar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ttp://www.newsobserver.com/2013 ... k=cpy#storylink=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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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5 13: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SevenStar 发表于 2013-2-24 07:37 PM
It’s my story. I have a right to tell my story my way. I’m not writing a history book, I’m not  ...

加入这群组,就是看见这段话不忿。有人撒谎到这种地步,我头一回见。居然还堂而皇之地诡称“I have  a right to tell my story my way”。

俺和傅苹是同龄人,正好小时候也住个学校院里。校长自缢前,怕吓着陪床的孩子,把毛裤套在自己头上。教授从家里窗子跳下来,当场死了。上到弯腰挂牌的老头老太、下到被人踢飞脚踢坏下颚的(父母挨整)的小孩,俺都见过,但从来没听说过和傅苹经历有半点相似的事情。红卫兵,是一群蒙昧残忍、而自以为追随毛泽东的青少年,我从没听说过红卫兵强奸。

再说编造有司查怀孕的情节,也太可笑了。卫生带不及时洗,会有气味的。中国人骨子里有很多旧习气,诸如男人不穿女人穿过的衣裤,怕倒运,诸如《家春秋》里的瑞珏小产,得搬出去住,怕血光之灾。就算破了四旧,也不会有人收集秽物当佐证。还扪私。编成这样,倒真是前无古人。

奥巴马夫妇不察所以,和这种人热情地合影,让我觉得他们太跌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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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6 14:40: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说傅苹的谎言和狡辩以及西方记者的政治正确性

方舟子

《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记者Didi Kirsten Tatlow写了两篇关于傅苹事件的文章,一篇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www.nytimes.com/2013/02/21/world/asia/21iht-letter21.html ),一篇登在该报的博客上(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 ... er-ping-fus-memoir/ )。对比这两篇文章,几乎就像是两个人写的。在博客文章中,Tatlow做了一些调查,让我们得以听到傅苹是如何再次改变说辞进行狡辩的,然而在报纸文章中,Tatlow却自己为傅苹狡辩起来,采纳了傅苹团队所谓记忆错误的说法,以中国信息不公开为由声称无法证明傅苹是不是在说假话。难怪傅苹自传的共同作者MeiMei Fox在推特上推荐这篇报纸文章却无视那篇博客文章,在傅苹团队的人看来,即便傅苹回忆录充满了错误,只要不能证明傅苹是有意说谎,就是胜利。

在《傅苹的“美国传奇”》一文中,我表示希望有人能去Albuquerque警察局查查有没有傅苹被越南华人绑架的记录,而且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所谓在机场被越南华人绑架去当了三天保姆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Tatlow博客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她去向Albuquerque警察局查了,而且如我所料,Albuquerque警察局并没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傅苹的狡辩是,她当时没有要求起诉那个越南华人,“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似乎她不要求起诉警察局就不会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只要有点美国社会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首先,绑架是重罪,即使傅苹作为受害者不与警方合作,警方也不会因此就不立案。其次,即使不立案,也会有报警、出警、审讯的记录,而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三个被遗弃的小孩,警方需要找社会服务机构处理,更会涉及到一大堆文书,必然会有很多记录。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说明这个案子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完全是傅苹捏造出来的。

傅苹对自己在采访、回忆录中的错误,除了归咎于记忆错误,还怪罪给美国记者误解了她的意思而乱写。我曾指出傅苹接下来会把共同作者MeiMei Fox当替罪羊。果不其然,傅苹将其回忆录中的一些错误怪罪给Fox与她交流不善、用词夸张、不懂中国地理和只是在互联网上找不正确的资料来用——无意中透露了这本所谓回忆录并非完全根据傅苹的回忆,而是从网上找资料拼凑而成。傅苹甚至埋怨Fox不按她的要求进行改正。我在《习惯性说谎者傅苹》中举了一个傅苹回忆录胡编乱造的例子: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的全体女生每个月都要被大学官员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现在傅苹改口说,她本来说的是大学官员要求女生自己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Fox写错了,她改正了三次都没有改过来。

就算傅苹本来的意思是官员让女生自己查经血让他们看,这个故事就可信吗?并不。第一,苏州大学当时应该有上千名女生,却从来没有哪个出来说曾经发生过这么离奇的事情,反而有当时在苏州大学读书的女生出来说从未发生过这种污辱人的事。第二,计划生育政策针对的是已婚妇女,当时在校女生几乎都是未婚,根本就不会在她们身上执行计划生育。如果要查未婚怀孕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未婚怀孕的女生会因为不道德而不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处罚。第三,真的要查女生是否未婚怀孕的话,查月经是费力而不准确的做法。因为有那么多的女生,而她们的月经并不同步,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女生都查一遍。即使某个女生当月没来月经,也不能说明她就是怀孕,因为月经不规则是常有的是。学校查女生怀孕的目的不是为了尽早做孕期保健,而是为了强迫人流,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女生是否怀孕干什么呢?完全可以等到有了大肚子等明显怀孕特征后再采取行动。相信这么个普查月经(不管是自查还是他查)的人智力该有多么低下,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人心理该有多么变态?

在《卫报》报道当时与傅苹同校同系的程映虹教授从未听说过傅苹主编的学生刊物《红枫》后,傅苹现在改口说,她记错了,她大学时参与编辑的学生刊物叫做《吴钩》(Tatlow错误地把它翻译成"No Hook"——《无钩》)。傅苹在书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她如何在大学期间组织一个叫红枫的学生社团(还附了一张社团成员合影),主编(现在改口是“参与编辑”)一份叫《红枫》的学生刊物,这份刊物当时如何在校内外闻名,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人手一册《红枫》,拿着它去见邓小平,被邓小平拿去看,上面一篇反党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主编傅苹因此遭殃……现在傅苹告诉我们她记错了这份著名刊物的名字。傅苹声称这是一个“任何人记忆都会出错”的例子,但我不相信会有人连自己在大学时代主编的刊物的名称都会记错。何况《吴钩》和《红枫》不论是读音还是意思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怎么会把《吴钩》记成了不存在的《红枫》?

傅苹也改口说,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拿的不是《红枫》,而是《这一代》。我不得不要指出,傅苹又“记错”了。《这一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出版的联合刊物,而且是由武汉大学出的,与傅苹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江苏师范学院并无代表去参加会议。《这一代》只出了一期就被停刊,停刊的原因是里面的两首诗,而不是傅苹说的那篇“反党”文章,《这一代》上面也没有那篇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自首》的文章。

《星岛日报》在去年报道傅苹被评为“杰出归化美国人”时曾说她是靠申请政治避难获得的绿卡,因此人们怀疑她编造如何在中国受迫害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申请政治避难。现在傅苹说,她是靠和美国公民结婚获得的绿卡:在1986年9月1日她在加州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三年后离婚。她说她此前之所以对这次婚姻只字不提是为了保护这个美国人。她在保护这个美国人什么呢?难道她已预见到她的回忆录会受到批评、揭露?她在所有的履历、采访和回忆录中隐瞒这段婚姻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那么光彩。搜索婚姻登记记录可以知道在1986年9月10日有一个叫Ping Fu的人和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但不是在加州,而是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那里是结婚和离婚的天堂,手续极其简便,在美国影视、文学作品中,跑到拉斯维加斯结婚往往被当成结婚不严肃的表现。傅苹这段她才到美国两年多就结上的婚姻对她来说就像几乎不存在一样,这是她在回忆录里自己表露出来的:

“我几乎30岁了,却没有个人生活。自从我抵达美国5年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在疑惑,究竟什么是美国生活?如果我要把这个国家当家的话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体验的。……最终转变我的个人生活的,不是我上的某门课程或我读过的某本书。而是某种完全没有计划的,与有意让我自己‘融入’无关的东西:一次罗曼史。”

傅苹30岁的时候已与美国人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了两年,她却还在抱怨自己没有个人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美国生活,还在等着来一次罗曼史,与一个奥地利人(她的第二任丈夫)的罗曼史才让她融入了美国社会。这说明她与Richard Lynn Ewald的婚姻名存实亡,与爱情无关,而与绿卡有关。为了防止靠与美国人假结婚骗取绿卡,美国移民法规定与美国人结婚后一开始只能获得临时绿卡,结婚两年后才能申请转为正式绿卡,等正式绿卡批下来又要过几个月,拿到正式绿卡就可以离婚了,所以这种绿卡婚姻往往只持续三年。

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Tatlow文章说傅苹的某些经历虽然听上去很怪异,但是有可能是真的。它举了傅苹说她由于其研究杀婴的大学毕业论文激怒了政府,被公安绑架囚禁了三天一事。Tatlow给出了两条“证据”:

一个“证据”是傅苹出示了她的一个同学在1982年5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傅苹突然没有毕业就离校,校方说是傅苹由于失恋而精神失常。傅苹声称,那是一个政治掩盖行为,实际上她由于写了一篇关于一胎化政策导致农村普遍杀溺婴的论文,被报纸报道后,国际舆论大哗,给她带来了麻烦。

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首先是时间对不上。这封信是1982年5月写的,而傅苹在其自传中声称她由于论文遭到关押是1982年秋天的事,本月初傅苹的公关人员答复《福布斯》记者的采访时也“确认”傅苹“1982年秋在被政府扣押”。所以5月份信里提到的她突然离校不可能指的是她被关押。其次,傅苹自传中也提到了“因精神失常不毕业就离校”一事,但是是她妈和她为了避免毕业被分配到外地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而不是校方的政治掩盖行为。

Tatlow给的另一个“证据”是,《纽约时报》在1983年4月11日报道说,1983年3月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当前残杀、溺杀、遗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Tatlow会把这当成证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是1983年3月3日,距离傅苹说她被监禁的时间1982年秋晚了半年。该报道标题是《全国妇联负责同志就安徽十五名妇女来信发表谈话 呼吁社会各方面与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是对2月23日该报刊登的一封反映生女孩的母亲在农村遭到歧视的读者来信《我们要求第二次解放》的回应,来信中并没有涉及溺杀女婴的内容,该报道也只是顺便提了一句“近两年来,全国妇联曾不断收到各地寄来的材料和群众来信,反映当前溺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的原文并没有“残杀”一词,那是《纽约时报》擅加的)。所以该报道的时间、内容无论如何与傅苹的所谓论文扯不上关系。

傅苹声称,她的毕业论文是中国首次报道中国由于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由于引起了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才怪罪到她头上。

实际上,在傅苹声称其完成论文的时间(1982年)之前,中国报刊都已正式报道过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而且被美国媒体转载:1981年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s报道说,中国《人口研究》季刊和《南方日报》都报道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这一犯罪行为 (EIR Volume 8, Number 12, March 24, 1981, page 49, Volume 8, Number 13, March 31, 1981, page 54, and EIR Volume 8, Number 21, May 26, 1981, page 50)。中国政府要怪,怎么也怪不到傅苹。既然在傅苹论文完成的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报刊都在报道杀女婴的事,可见这并非敏感话题,怎么可能因此去抓傅苹并把她驱逐出境?

Tatlow声称,在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前,没法知道傅苹说的是不是事实。

美国档案够开放了吧?公开辩论也是允许的吧?但是Albuquerque警方找不到傅苹被绑架的记录,傅苹一句“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不也让Tatlow不敢说她说谎?虽然Tatlow应该很清楚Albuquerque警方该不该有记录。

事实上,傅苹的中国传奇故事根本不涉及国家机密,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就可以认定傅苹说谎,哪里用得着去等遥遥无期的“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你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不开放、不自由,虽然那样做很政治正确。更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就无视眼前的基本事实,虽然某些西方记者习惯这么做。

退一步说,就算傅苹所说的陈年往事的真实性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那么看看傅苹对刚刚发生的事是如何造谣、说假话的,也可以认定这是个没有信用的习惯性说谎者。她前几天才向《卫报》说她不应该把对她的批评称为抹黑行动,现在又对Tatlow控诉起她是如何遭到了抹黑了,但谎话连篇:“他们试图从网上得到我女儿的名字”——其实她女儿的名字在其自传的第一页上就有;“他们派人到上海包围我的家庭,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我在网上转了傅苹声称是其上海老家的豪宅照片,请人去找找看那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豪宅,虽然有多名网友去找过,到现在也还没找着,怎么去包围?的确有人问了傅苹在南京的邻居关于傅苹的事,但是邻居并不觉得是被骚扰,反而作证说傅苹在说谎;她说她的第二任离异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许多“憎恨信件”——我看到的是,批评傅苹的人如果提到Edelsbrunner都是同情他的,觉得他的功劳被傅苹霸占了,谁会去给他寄“憎恨信件”?难道是傅苹的支持者寄的?

傅苹近日接受其公司所在地一家媒体News & Observer的公关采访(http://www.newsobserver.com/2013 ... r-ping-fu-says.html ),继续造谣,说她遭到了互联网恐怖主义攻击,说对她的抹黑行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黑客部队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其实只要稍微查一下就知道《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是后来的;说我发动了抹黑行动,说我在第二或第三篇文章里说“我才不在乎她成为(抹黑行动的)受害者,我的目标是西方媒体”——我在哪篇文章里这么说过?

Tatlow,你认为要傅苹在这些刚刚发生的事情上撒谎,也需要政治正确地等到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后吗?

傅苹1996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她本人一个人写的自传《漂流瓶——旅美散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中文自传里,傅苹叙述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生活,与她现在在英文回忆录里所说的,截然相反,更证明了我们对她的质疑是对的:这是个骗子。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就把傅苹的中文自传和英文回忆录做个对比。我也希望Tatlow能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把《漂流瓶——旅美散记》借来读读(Tatlow说她能读、写中文),写一篇追踪报道——这本书是公开可借的,不用留待将来。

2013.2.25


http://fangzhouzi.blog.hexun.com/83367022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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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7 22:06:21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在两个世界的两本回忆录

方舟子

傅苹在去年年底出的英文回忆录《弯而不折》其实是她的第二本书。在1996年她已出过一本中文回忆录,不过是在国内出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漂流瓶——旅美散记》。这两本回忆录描述的傅苹生活截然不同。在把它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漂流瓶》的体裁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回忆散文:书的副标题叫“旅美散记”,书前的内容提要称“这部散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旅美经历”,书中附有很多张傅苹及其家人、朋友的照片以证明其所写都是真人真事,后记还交代了文中提到的真人真事的现状,傅苹在今年1月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说她在中国出的这本书是介绍她在美国的生活(http://www.wnyc.org/shows/lopate ... reak-china-america/ )。

虽然这本回忆散文主要内容是关于傅苹的美国生活的,但是也时不时地会提及其在中国的生活。从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其英文回忆录完全不同的傅苹:

一、傅苹从小在南京长大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从小就寄养在上海姨妈家里,把姨父、姨妈当爸爸、妈妈,直到8岁时文革爆发被红卫兵赶回南京,才知道南京有其亲身父母,而且与亲身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内心还是把姨父、姨妈当成“上海爸爸”、“上海妈妈”。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没有一个字提到上海姨妈、姨父,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小时候在上海生活。相反地,她说:“我是在大学校园长大的,校外那条有名的南京御道街是古代皇帝经过的道路,所以才叫御道街。”(p.15)“这是午朝门,离我家很近,我小时候常在这儿玩呢。”(p.88)

近日傅苹接受《博讯》采访时声称:“自己的亲爷爷在傅苹出生前到了台湾,傅光培是她曾祖父傅慈祥的长子,因此傅光培是她的‘户口’意义上的祖父。”并附了一张她几岁时傅光培抱着她在宿舍楼照相的照片。如果傅苹是被上海姨妈、姨父收养的,由于姨妈、姨父都与傅光培无血缘关系,在当时在任何意义上傅光培都不是其祖父。

二、傅苹从小在父母身边生活,并和其他小孩一起受教育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在1966年被赶回南京后,她的父母都被送去改造,她和妹妹单独生活了5年,到1971年时她母亲才回家,而她父亲则等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回家,在文革期间她父亲一直在东北伐木。在十年间傅苹没有在学校受教育,而是在工厂制作收音机和计速仪,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6小时,每天学习2小时毛主席语录。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一直就在父母身边长大。请看她回忆的一段小时候趣事:“记得小时候,老师最喜欢给我们出的作文题就是《我的理想》。当然啦,做作文的时候必须正儿八经地咬文嚼字,写得文采飞扬。所以,文章中的理想总是写得很崇高的。在家里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我忽然对爸爸妈妈宣称,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开三轮车的司机。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干大事业,有出息,所谓望子成龙嘛。这种小三轮车是很多个体户跑单帮用的,行动起来不但蹦蹦蹦地吵声不断,屁股后面还冒着黑烟,我们叫它‘放屁虫’。”(p.15)接下来她提到这种三轮车是开在南京御道街上的。

《我的理想》这种作文通常是小学生写的,长大想当三轮车司机这种不懂事的理想也是幼儿园或小学生才会有的。所以这里说的“小时候”应指的是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说,傅苹受过和同时代人一样的小学教育,写过相似的作文,而且当时爸爸妈妈都在身边听她讲述理想。

三、傅苹从小没有吃过苦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童年描写得悲惨无比,受到红卫兵的虐待,10岁时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轮奸、毒打,在工厂当童工。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写自己为赚钱去给一个美国家庭打扫卫生,擦地板很辛苦,受了雇主的气,按理说这和她上述的悲惨童年比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她却说:“我在我的国家也是教授的女儿,被父母宠爱,何曾吃过这般苦,可是苦又算得了什么,气才真正受不了呢。”(p.11)这说明傅苹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教授女儿,何曾吃过什么苦?

四、傅苹没有被越南华人绑架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刚到美国,抵达目的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时,在机场被一个越南华人绑架去给他的子女当“妈妈”,被关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才被警察救出。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在美国遭到的最大苦头就是打工,最大的奇遇就是谈三角恋爱和在高速公路开车爆胎,遇见的最悲惨的事是同屋的中国留学生摔断了腿却住不起医院,但对这段被绑架历险记只字不提,相反地,还说她到阿尔伯克基市第三天,就去和一个在南京时的邻居凯利约会去了,并抱怨说:“我来了三天,他才迟迟地与我联系,似乎有点过于冷淡。”(p.38)即使她记错了时间,把第四天记成了第三天,那么她那三天里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凯利想要联系她也联系不上,她怎么会去怪他过于冷淡呢?可见她到阿尔伯克基市就一直处于别人能联系上她的正常状态,所谓被绑架,是胡编的。

五、傅苹刚到美国时英语口语相当不错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刚到美国时只懂三个英语单词,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做任何交流,连飞机上的饭都不敢向美国空姐要。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两次提到她在国内时背过英语九百句,而且背熟了,一到美国就全派上了用场(p.2, p.7)。她去语言学校报到时,能用英语介绍自己“你好,我的名字叫傅苹”,能对叫简爱的老师说比较复杂的英语:“简爱,这名字真好,我很喜欢那本文学名著。”能用国内学的英语应付分班考试:“在国内学的一点点英文似乎可以应付一大半的考试题,我暗自得意起来。”(p.2)根据考试的结果,她被分到了中级班。(p.4)

那么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在中文回忆录的前言中,傅苹说她父母亲帮助校对誊抄,即该书关于其国内的生活部分的真实性是经过她父母认可的。其对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对她在美国学习、打工的介绍,与其他人的经历相似,没有离奇之处(关于她在美国的经历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不算太离谱)。所以很显然,她的中文回忆录要比英文回忆录可信得多。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要在中国出版,所以不敢直写悲惨故事呢?她在英文回忆录里的那些离奇故事,父母文革期间受迫害,自己和妹妹相依为命,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在美国遭到绑架等,都不是什么敏感、犯忌的内容,没有必要回避。如果真的发生过,并写下来的话,不影响其出版,只会增加该书的可读性。

所以傅苹自己也很清楚,她胡编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很难骗过中国人,用中文写作时,就要老实得多。她当时在学校工作,没有经商、没有名气,也就还没有编造自己的人生传奇的动机。但是等到她创建了公司,有了名气,面对美国人时,就可以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的想像信口开河编造自己的励志故事了,在这种时候美国人、美国媒体很容易骗。她没有料到的是她在英文世界的这些信口开河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她17年前在中文世界出的回忆录还会被挖出来,两个世界的回忆录放在了一起,明明白白地揭示了一个骗子的真面目。
  
2013.2.27.

http://fangzhouzi.blog.hexun.com/83408202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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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7 22: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在两个世界的两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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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1 14: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精英们捍卫傅大妈指南


路过阿姨语录:“比浮萍道德差的人比沙子还多,一个个地谴责过去,还不得累死?只揪住她不放,有什么意义?”

鱼政委语录:“韩寒啦,浮萍啦什么的,与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关系呢?不过是提供给大家一些谈资罢了。当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科学和真理的大是大非,因此红着眼地互掐,那就是二百五。”

阿兔主席语录:“这个关于每人有不同的记忆,是有定论的。因为一切取决于perception,好像照相的角度。每个人的个性、遭遇使其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降E政委语录:“为了一本书,就要置她于死地。除了爱国者们对她摸黑祖国的满腔愤怒,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这让我想起了拉十迪,和伊斯兰革命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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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 15:39: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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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妹你应该和鳄鱼合开一个进出口公司,鳄鱼搞出口,把这里的东西往林子里搬;你管进口,把林子的东东搬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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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 13:53:34 | 显示全部楼层
漫人 发表于 2013-3-1 03: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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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妹你应该和鳄鱼合开一个进出口公司,鳄鱼搞出口,把这里的东西往林子里搬;你管 ...

出口进口,各司其职,很好嘛。

咱只记得鳄鱼曾经把咱在西草地写的一篇文章出口到林子里。小站的谁的哪篇被鳄鱼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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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4 16:35:41 | 显示全部楼层

傅苹同志语录


Fu: Yeah, I was doing my graduation thesis research and I heard that there were baby girls being killed in the countryside due to one-child policy. I went to research that and I saw hundreds of baby girls being killed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I saw girls being tossed into the river when their embryonic cord still fresh.

http://www.debunkingbendnotbreak.com/search/label/Meimei%20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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