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收到周实先生留言，及他写的这个纪念沙叶新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沙叶新先生走了……)

微信朋友圈等各种新媒体发达到了一个娱乐明星刚放了个屁没有前一个响都能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甚至遥远的海外，但沙叶新这样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去世，我竟然没有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忙，这是我一直的借口。生活，也是一直的借口。可是，忙是真的；生活，也是真的。

关于沙叶新先生，我不多说了。诚如他在《我的欢快脚印》里所写到的：”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趋时、不媚俗，不去狭隘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去故意地贬低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形象。”他的经历，他的作品，让我们相信，这就是写的他自己。一种文人风骨的坚持，可以让多少事于投机的所谓知识精英们汗颜啊。

有兴趣的朋友，请读读周实先生这个纪念的文章吧。读了，就会知道沙叶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那些众多的”文化名人”和”大师”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值得我们去尊重、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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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打开手机，看看微信朋友圈，看到傅国涌的话：”早起才知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已于7月26日5时零3分离开这个世界，想起在西湖边席地而坐的那一席夜话，想起几次在他’善作剧楼’的闲聊，时间无情地流逝。自称’少十斤’的他一病之后真的瘦骨嶙峋，但他的剧作《邓丽君》《自由女神》《良心胡耀邦》还是源源涌出，与《幸遇先生蔡》《江青的丈夫们》等无法演出的作品，共同完成了他对这块土地的献祭，当然还有《检讨文化》《腐败文化》这个充满力量的系列。岁月板荡，时代多舛，愿先生安息。”

《书屋》虽然没有发过沙叶新先生的文字，但他是《书屋》的好读者却是确定无疑的，口说无凭，有信为证：

周实先生：
您好！
有一事麻烦您，《书屋》99年第五期我未买到，（第六期已有），不知您那里有没有？若有，能否代买一本，书款五元附上，请收，谢谢！
敬礼
沙叶新99.12.5

我当然给他寄去了，虽然不见那五元钱，他立即又来了信：

周实先生：
您好！谢谢，《书屋》99.5已收到，麻烦您了。五元钱定是装入给另一友人的信中了。他接到后一定会莫名其妙。我真是太粗心，请原谅，现补上，请收，再一次谢谢您！
敬礼
沙叶新99.12.14

我当然不要他这五元钱，不过，他已寄来了，也就只好收下了。不久，他又来了一信：

周实先生：
您好！昨晚在书店见到汪道涵先生，他问我最近有没有读到什么好文章，我向他推荐了《书屋》刊登的林贤治的《五四之魂》。他说他可以让秘书找来。
《书屋》确实办得不错。祝越办越好！
有一事，挺为难。有一文章是写我的，评介我在广东所出版的新书《沙叶新谐趣美文》。责任编辑组织了这篇稿子，作者是广东有声望的老作家，70多岁了。但在广东发书评，据说要付费，责编和作者不愿这么做，所以转来给我。我想起你们，不知可否发表？如不能发，千万别勉强，掷还即可！
敬礼
沙叶新2000.1.4

稿子的作者是司马玉常，真的是一位老先生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杂文选粹》就曾选有他的一卷。稿子的标题也很有趣《笑可笑，非常笑》。《书屋》当然能够发，发在那年的第六期，距今也有十八年了：

“文革”前夕，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的沙叶新，不知天高地厚，或不管天高地厚，写出了”和姚文元商榷”的《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触怒左颜，犯了大忌。从此，这鼻子就常易感冒，不得安宁。”文革”中固然鼻运不佳，被批被斗；”文革”后还时不时因”过敏”而喷嚏连连。但他却总是乐呵呵地笑对人生，确有点宠辱不惊、看穿看透的味道，尤其在读他自谦为”丑文选”的散文集《沙叶新谐趣美文》的时候，常常读得你笑不可遏而又深会于心，体味到平时正二八经时难以体味得到的东西。

回顾他演《围城》里的曹元朗时，导演问他”第一次上镜头何以如此松弛自然？”他答以”不是专业演员”，演砸了也”不会评个三级职称”；”和漂亮的女演员演谈情说爱戏”，”绝对开心”；”结婚那段戏”"没有床上镜头，老婆不会有意见，我紧张什么？”既真诚又幽默，无庄严之道貌，有平易之亲切。篇末写妻子看了海报上漂亮的结婚剧照，对他说：”叶新，我们也去拍一张结婚照，好吗？”他”连忙说：’好！好！好！’”就更是隽永耐思，余韵袅袅。

且听听他对自己那些似乎”没有主旋律的笑话”的看法。他举了他的话剧《寻找男子汉》里男主角江毅向女主角舒欣的自白：因为身材较矮，”不合标准”，所以至今还没有对象。”舒欣：你为此苦恼？/江毅：不。贝多芬一米六三，康德一米五二，拿破仑也是矮子。/舒：那你自豪？/江：我自豪我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当时胡耀邦是党中央书记，邓小平也还健在，两位都身材较矮，导演认为”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坚持删掉。戏上演二百场后，他建议恢复，恢复后得到满堂掌声，成为全剧效果最为强烈的地方。他说：”在大家不再狂呼’万岁’，不再高歌’救星’，不再把公仆造成’神’的今天，”"一句轻松的趣语，不是更显得公仆和主人之间在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吗？”

从这些笑，可以体味得到：笑里有情。如果你再读他的《更十年，再为四老寿》《我以笑声悼阿朱》，你将感到，他的笑里不但有情，而且还有泪——为老艺术家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而泪，为”一生都希望给剧场里的观众和生活里的观众带来欢乐”的戏剧演员阿朱夫妻双双先后被哮喘夺去艺术生命和生理生命而泪。颇不一般的是，他的泪是用笑包裹起来的，甚至可以让你笑得弯腰捧腹而泪。他”悼阿朱”的那或有若干艺术加工的笑话，读者诸君读了”想不笑都几难”。他写阿朱和庄老二新婚之夜，新娘把一个痰盂给套到新郎头上而又拔不下来，只好紧急求医，仍不解决问题，最后请花匠用大剪刀剪开痰盂，才把新郎解救出来的故事，细节丰富，铺陈有致，绘声绘形，活灵活现。惯于常规的人或许会问，这是在悼念亡友么？

一点也不错，沙叶新这样看问题：”用亲昵的笑话来纪念逝去的友人，也许暗合乐感文化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所谓”红白喜事”，正体现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旷达一面。庄子夫人死了，他不哭，反倒”鼓盆而歌”，曹操祭桥玄、苏轼怀念亡友文与可，都写下逝者”畴昔戏笑之言”，以见”亲厚无间”；有的农家出殡，不吹奏哀乐，反而吹奏欢快的《真是乐死人》。

紧接着的一段文字，我以为最能体现沙叶新为文的特色和思想的深度。他写道：

“尤可喜者，这一新风已发扬光大，如今不论有什么天灾人祸，人们再也不垂头丧气，而是视灾难为考验，以牺牲为光荣；灾难过后，各地也都能不失时机地召开庆功会、表彰会，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化悲痛为力量，将白事当红事，以昭示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既是正话正说，也有余味可吟。尤其结尾两句：”即便明年再有天灾人祸，中国人民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透露出对脱离了”红白喜事”准确原意的某些事物施以恨铁不钢的鞭挞，呈现出严肃的不是笑谈的笑谈形态，思想内涵自然而然地延伸开去，”审美的鼻子”审出了比悼念亡友更多更深的东西。要是加以简单的概括，不妨叫做”笑可笑，非常笑”吧。

他以”乌里乌里、哈罗哈八、加加加、嗄嗄嗄……”这样的”抽象发言”，在”当代华文戏剧国际研讨会”的大雅之堂上，批判”后现代主义”那些走极端的理论，诸如”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你欣赏一朵花，只要觉得它美，就无需要弄懂它是什么意思”，舞台语言”可以不要逻辑，不要句子，不要词汇；只要表现一种特定的情绪、特定的感觉、特定的印象就可以了”之类，他作了让与会代表们”面面相觑、惊诧莫名”的”抽象发言”，并说自己用的是”极为独特、极为个性化的抽象语言”，建议本次会议大家都用这种语言来”沟通”——可想而知，如然，那结果将是怎样的一塌糊涂，从而雄辩地证明了极端理论只能走进自造的死胡同。

之后，他为文作了进一步的剖析，也极具沙氏风格。他把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和政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列为”二十世纪的两大’幽灵’”，赞扬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曾树起造反大旗，冲决罗网，揭竿而起，革故鼎新、涤瑕荡秽”的革命精神；指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出现了很多派别，都从萌生、发展、鼎盛到今日落入低谷。幸而中国共产党审时适变，”将人类改造社会，建立文明的共同经验纳入自己的改革开放中，而不再画地为牢”，”这才有了已见转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如果仍旧一味的极端、偏狭、反叛、破坏，”不与悠久的艺术传统对话，不和人类的共同经验携手，那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笑，那里面正有着一颗冷峻而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

鲁迅先生在《坟》的后记里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做的难度不言而喻。沙叶新继承了严肃的前辈思想者这种自省的精神，解剖别人时固然并不将自己排除在外，便是在直接解剖自己时，也是相当真诚而且无情。

“四人帮”垮台后，好些人请他去介绍”怎样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经验，他一次也没去，反而在《沙叶新，何许人？》里，坦陈自己”当时没有顶住高压”，出于”怕株连”家人等等顾虑，打消了”准备顽抗到底”的决心，”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稿”，改写假检讨，还是”说了假话”，因而”心中有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秀才遇见偷》里，开掘出隐含在内心深处本来无人知晓，甚至连自己一时之间也未意识到的似乎无意识的意识，加以挞伐，谴责自己”感觉到我没有以前那么勇敢了”，因为十七年前他曾在火车售票窗口，毫不迟疑地勇抓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小偷；而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他眼看小偷和追小偷的被盗者从自己面前跑过而”一声不响”，但在回家路上由于”不满意自己”，折回去找见似乎是小偷的人，又怕万一认错，仍不能当堂抓获，最后只好向长宁分局刑侦科报了案，而”心里仍不平静”。十七年后的没”那么勇敢”，自然有着人所共知的社会因素，但沙叶新却着重解剖自己的灵魂深处，确又很需要一点勇气。

何燕屏在《开心的泪滴》里，状沙氏的”为人为文，往往三言两语，淡写轻描，就令你笑得前合后仰”，喻之为”开心果”。同时也体味到这”‘开心果’掰开，滴出来的液汁是泪珠”，这泪来自沙氏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所以沙氏称”一切有价值的文艺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情书”。（《我的欢快脚印》）在同文里，他宣称他的”情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趋时、不媚俗，不去狭隘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去故意地贬低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形象”。这就极有助于理解他在写出以”几句’不严肃’之词，点破很严肃主题”（魏明伦语）的好些鞭挞丑恶的作品，同时，又写出饱含崇敬之深情的《陈毅市长》的原因。我个人极为赞赏这种公允求实、光明磊落的态度。但这态度常常两边不讨好，右眼看你”刺儿太多”，左眼看你”前卫不前，先锋不先”——仿佛人是必须选择一个极端走去才行似的。所以沙氏感到”经常有一种形而上的寂寞”（《出售”鼻子”》）了。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我想，我辈凡夫俗子，只要良知未泯，有时也会让寂寞在心里跑马的。于是，我觉得我有些理解沙氏的感叹了——他说，”其实，地上本来有路，折腾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门前那条路》）

自然，似乎没有路的地方，人们还是会走出一条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