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日，在北京西单出现了一张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作者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它曾经被传抄、翻印，流传到全国，“美国之音”也曾做过报道。

大字报贴出几天以后，这张大字报的几位作者就被关进了监狱……

这颗小小的流星仅仅闪烁了一瞬间，就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而大字报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们却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燃烧了自己，却没有照亮世界。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关心地问：文化大革命中这张著名大字报的作者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

迟到的学位

波多马克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蜿蜒地流过华盛顿特区的西南端。它是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把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分开。华盛顿特区的标志就是那屹立在市中心广场的华盛顿纪念碑。登上纪念碑顶部向四面望去，这座城市的雄姿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的东面是国会大厦，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北面是白宫。

广场上的这三位伟人为建立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生前人们的颂扬，而在于历史的评价和后人的理解。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殖民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他以身作则，建立了国家总统的任期轮换制度，杰弗逊是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之一，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一种永恒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和基本的人权理念，直到今天，这部宪法仍然是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依据和经典，是美国高中英语课本的重要一课。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农奴制度，向着种族平等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像这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流芳千古，与日争辉。正是这三位伟人所奠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和活力，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美国出了二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造就了像贝尔、福特、比尔·盖兹、Jobs这一代代风云人物。为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春天又来了，华盛顿的5月是多么迷人，鲜花似锦，绿草如茵，连泥土也洋溢着春意，空气也弥散着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ongton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白宫和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举行。这一天是我们到美国后最“风光”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长亲授绶带。这场面本来就够壮观的，再加上这一年学校请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为客座讲演人，许多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属老早就赶到这里，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她讲演的题目是“家庭价值和教育（Family Value 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辩的口才，清晰，严谨而有吸引力的讲演激起广场上一阵阵欢呼。

周平与丈夫杨恒祥同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作为新移民，我深深体会到家庭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段开场白：

“八年前当我刚刚来到这块新大陆，我听到一句著名的格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这是美国宪法的灵魂，也是美国社会成功的秘诀之一。

“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国梦就是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并为我的孩子们提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机会。我坚信教育是新移民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光明之路。

“我选择了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了人类现代的文明，在科学面前，没有虚伪和权势，在科学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科学代表了真理，进步和光明。

“我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她为我们这个来自东方的贫困家庭两代四口人提供了奖学金，帮助我们完成学业。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和学习了八年，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学习了科学，而且学习了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教育给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获得在这个社会竞争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教育给了我的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一年，我已49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龄最大的毕业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确实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最大的夫妻档。看着这欢腾的人群，坐在身边的祥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到exciting，我觉得我们只是得到了老早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的，这个学位是我们早就应该得到的，它来得太迟了。

但不是由于我们不聪明，也不是由于我们不勤奋，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科学史上的断层。作为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出像李远哲、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大师，这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也许，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人，会认为很傻，也很迂腐。是的，我们受过欺骗，我们犯过许多错误，做过许多愚蠢的事情，我们承受了历史的苦难，经历过人生的艰辛。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我们曾经思考过，曾经努力追寻过。我们这一代人将逐渐走出历史，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使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聪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经历。

从“天之骄子”到“现行反革命”

1964年8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

考进中科大时的作者学生证上的照片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听说伊林、涤西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和他们深刻的思想与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真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想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581，文革中改名为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644）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我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后来在“雄师”（注：“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师生组织的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1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

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注：“雄师”的两篇大字报内容详见《记忆》总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元月5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有点像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我们那时真是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做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

当时有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和亲友都私下告诫我们，“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经验教训。”我那时哪里听得进这些逆耳忠言，觉得他们是老迂腐，没有认清大形势，胆小怕事。我还对劝我们的人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右派时的形势不同，言论自由，谁都可以批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数学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一定的答案。后来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和后果，更没有想到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栋培（581，文革中改名为朱军），冯正永（644）和我，还有江明德（626，文革中改名为江晓东）、黄小光（634）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狱中纪实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还不明白，我还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当软骨头。我想的是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进来以后，我慢慢了解到，这里关押有许多名人，而且我不是最年轻的。和我曾经关过一个牢房的囚犯我记得有联动头目，八一中学的兰小兵，骆小峰，她们当时都是高中学生，因为是高干子女，非常傲，谁也不放在眼里，连女看守都得让她们三分。当她们听说我是“雄师”的“头目”，马上和我近乎起来，说我们“有种”，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条线上的。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码事。闲极无聊，她们经常夸耀似地讲高干子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