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帆布篷的大卡车停在我们院子前。两个红卫兵跳下车,然后父亲从车上下来。三个多月没见到他,本来不胖的他又瘦了一圈,洗得发白的蓝制服在他身上显得逛了逛当的。他的左胸部缝着一块白布条,布条上用墨笔写着“黑帮分子XXX”。那段时间,这种场景在北京街道天天能见到,今天轮到我家了。 黑帮本来是对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特有称呼。后来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了。父亲算什么当权派?他只是个行政二十四级的副股长。他若在机关里应该是“二十四级管四级”(戚本禹语)的基层群众。父亲的不幸就在于他是那个生产小单位的一把手,还有他的富农出身。 母亲被告知马上收拾东西,次日全家遣返父亲的原籍。当即要办是是去派出所转出户口。母亲对所发生的状况似乎早有准备,家里大部分的东西都打了包。母亲试图把我和大弟弟的户口留在北京,但是被拒绝了。 晚上,邻居五叔过来提醒父亲,“黑帮份子”太扎眼,容易引起群众重视。五叔建议父亲向押送的红卫兵请求换个“富农份子”胸牌。两个红卫兵一商量,地富反坏,走子派都是黑五类,叫什么干系不大。一转眼,我就从“黑帮”的儿子变成了“富农”的儿子了。 我的祖籍在河北,离北京不到三百里路。可是麻烦的是根本没有路。一道上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很厉害。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上交。有一个物件,妈妈珍视没交,让我抱着,放在车上那里都不放心。那是一个紫竹的笔筒,姥爷的遗物。笔筒大约有四寸粗,六寸高,通体棕紫色。筒体上用隶书镌刻着三排字:“生成傲骨难随世,养就良心敢对天。 遵子滨大人嘱书”。字都是繁体字。我也不知道子滨大人就是姥爷,还是姥爷听了子滨大人话把字刻在了笔筒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个颠簸,笔筒里的铜镇尺蹿起老高,然后以每秒每秒9.8米的加速度落下,以F=Mg 的力量直接穿透笔筒底。姥爷的遗物就这么残了。 傍晚下起了雨。汽车轮最终还是卡在泥坑,打滑搁浅了。一行人,押送的,被押送的,试图推车都弄了一身泥。无果,只好到邻近的村子里去投宿。到达村子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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